李約瑟難題是一個對於中國歷史發展提出的問題，最早由英國學者李約瑟在1930年代開始研究中國科技史時提出，1976年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思·博爾丁正式將這個歷史問題稱為「李約瑟難題」（英語：Needham's Grand Question）。其主題是「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很多人把李約瑟難題進一步推廣，出現「中國近代科學為什麼落後」、「中國為什麼在近代落後了」等問題，對其爭論一直非常熱烈。「為何科學發生在西方社會？」則是李約瑟問題的反面。
 | 此條目可能包含原創研究。 (2011年11月10日) |
李約瑟難題的實質內容第一段是「為什麼在公元前一世紀到公元16世紀之間，古代中國人在科學和技術方面的發達程度遠遠超過同時期的歐洲？同時社會制度上，中國的政教分離現象、文官選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諸子百家流派為何沒有在同期的歐洲產生？」第二段是「為什麼近代科學沒有產生在中國，而是在十七世紀的西方，特別是文藝復興之後的歐洲？」其討論點在於：中國古代以東方的經驗科學漸進式發展的技術，得以領先世界一千年左右；但為何中國沒有產生近代以多樣化實驗為基礎的創新型科學。事實上，這是關於兩種科學研究範式（Paradigm）的起源問題。
李約瑟之前的觀點
早在李約瑟之前，就有很多人提出與李約瑟難題類似的問題。中國學者中最有名的是任鴻雋在中國最早的科學雜誌《科學》第1卷第1期（1915年）發表《說中國無科學之原因》一文提出了類似的問題。
而西方作品的部份，魏特夫在1931年的一篇文章《為何中國沒有產生自然科學？》開啟了李約瑟對中國的科技史的研究興趣。若如很多不深入理解者所以為「為何中國沒有產生科學」這句話就是李約瑟問題的全部內容，那麼不亦是說：李約瑟是被「李約瑟難題」所吸引，進而研究它，然後再把它給提出來──這麼說顯然是不準確的。
李約瑟在經過他畢生的鑽研後總結說：魏特夫的看法是太過膚淺的並且是歐洲人本位的。在這一個部份，李約瑟已經在西方獲得「中國科技史」的權威研究者評價，但李約瑟卻也必須承認中國這四、五百年來的科學落後仍是不爭的事實，所以魏特夫的提問仍然沒有解決，而李約瑟不願意武斷地結論中國人的民族性較西方人次等。正是因為李約瑟拒絕像他所批評的魏特夫一樣用民族性差異做為這個問題的解答，因此陷入了難題。
難題
李約瑟難題無疑是李氏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的中心論題。他個人見解是中國長久沒有發展如腓尼基人和希臘人早期的城邦和現代城市和要為生存而互相競爭的環境。中國實現首次統一後（可能指的是秦朝的統一），他所謂的「封建官僚制度」的政府實行中央指導性政策。所謂「封建」是指中央集權，所謂「官僚」是指皇帝直接管理官員，地方行政只對朝廷負責。官僚思想深刻地滲透到整個中國人的複雜思想中。甚至在民間傳說中，也充滿了這種思想。科舉制度也鼓吹這種「封建官僚制度」。
這種制度產生了兩種效應。正面效應加上科舉制度的選拔，可以使中國非常有效地集中了大批聰明的、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他們的管理使得中國井然有序，並使中國發展了以整體理論，實用化研究方法的科技。比如中國古代天文學取得了很大成就，其數據至今仍有借鑑價值，再比如大運河的修建等。
但這種「封建官僚制度」的負面效應是，使得新觀念很難被社會接受，新技術開發領域幾乎沒有競爭。在中國，商業階級從未獲得歐洲商人所獲得的那種權利。中國有許多短語，如「重農輕商」等，和中國歷代的「重農抑商」政策表明了在那些年代的官僚政府的指導性政策。比如明朝末期的宋應星在參加科舉失敗後撰寫《天工開物》，但他認為不會有官員讀這本書。
在西方，發展了以還原論系統化研究方法的科技。此種科技的興起與商業階級的興起相聯繫，鼓勵較強的技術開發競爭。在中國，反對此種科技的發展的阻力太大。西方式的科技發展卻能衝破這些阻力，取得現在的成就。比如歐洲國家之間的競爭使得歐洲在中國火藥的基礎上發明並改良火藥武器。在這方面，自秦朝以後的中國不但比不上相同時期的歐洲，甚至比不上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
另外他補充到：中國所處的地理環境也互相影響了政府的態度。中國獨有的水利問題（尤其是黃河）令中國人從很早的時候起就得去修建水利網。而且必須從整體集中資源治理，才能有希望解決水患問題。水利網超出了任何一個封建領主的領地，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在中國，封建主義讓位給中國官僚式的文明。
最後他做出結論：「如果中國人有歐美的具體環境，而不是處於一個廣大的、北面被沙漠切斷，西面是寒冷的雪山，南面是叢林，東面是寬廣的海洋的這樣一個地區，那情況將會完全不同。那將是中國人、而不是歐洲人發明科學技術和資本主義。歷史上偉大人物的名字將是中國人的名字，而不是伽利略、牛頓和哈維等人的名字。」李約瑟甚至說，如果那樣，將是歐洲人學習中國的象形文字，以便學習科學技術，而不是中國人學習西方的按字母順序排列的語言。
其實李約瑟一直強調其問題是把雙刃的劍，李約瑟難題還有另外一個表述方式：為什麼在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16世紀之間，在將人類的自然知識應用於實用目的方面，中國較之西方更為有效？或者，為什麼近代科學，關於自然界假說的數學化學及其相關的先進技術，只是輝煌而短暫地興起於伽利略時代的歐洲？
部分人對問題的質疑與解答
 | 此條目論述以部分區域為主，未必有普世通用的觀點。 (2012年7月8日) |
學者錢兆華對李約瑟難題的前提提出疑問，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可能並未高於西方，指儘管中國人有不少發明創造，但中國可能仍然落後於西方，因為中國以實用技術為主，缺乏科學論證與抽象化的理論研究；「無論是李約瑟還是我們中國學者在討論有關問題時，通常都習慣把『科學』和『技術』這兩個詞合在一起使用，這是導致產生誤解的一個重要原因。」[1]
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並不能成為科學和工業革命出現在某地某時發生的充分條件。實際上科學的產生及其思維方式根源於其所屬文化（主要是受希臘思想影響的地區包括文藝復興後的歐洲）及社會背景，實際上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地區也未能在同時代獨立產生嚴格意義上的科學。而工業革命與社會生產和時代需要的關係更大，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很難孕育產生機器化大生產的需要。「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另一方面，即使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高於西方，也不能推出科學和工業革命就一定會在中國發生。實際上，即使是曾經奠定西方科學文化基石的希臘和伊斯蘭世界也陷於落後、而沒有產生進一步的科學乃至工業革命，可見兩者不具必然聯繫。
鳳凰衛視資深評論員石齊平認為，兩個原因使中國的科技先盛後衰：漢朝以下的「獨尊儒術」與隋唐以下的「科舉取士」結合，使中國古代幾乎所有讀書人「一輩子皓首窮經，再也無暇鑽研天下其他學問」；1905年清廷廢除科舉，1919年五四運動重新認識科學，中國原本的「科技力」獲得釋放，中華民國大陸時期大師輩出，改革開放以來科技領域頻放異彩[2]。
爭議
關於李約瑟難題的爭論和見解一直都比較多，直到現在仍然沒有等到一個完整的答案。[3]
參見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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