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陝綏寧四省邊區剿匪總指揮部，是1936年5月在太原設立的圍剿陝北紅軍的軍事組織。總指揮陳誠。郭懺任參謀長，楊愛源為前敵總指揮、孫楚為前敵副總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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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1934年9月24日，蔣介石急電閻錫山，催晉軍入贛：「近日各地赤匪分派多數小股，到處突竄，後方空虛，亟盼派隊早日開拔。兄預定派何師？能否於下月刪日以前集中南昌……」9月26日，閻復電蔣介石：「傾已令第72師李師長生達所部6團、及獨立第2旅周原健部2團，積極準備。惟該兩部現在霍縣、寧武一帶築路，須於下月微日（5日）前後可在太原集中，約於庚日（8日）可開始出發，刪日（15日）前後可輸送完畢。」1934年10月，72師師長李生達率領晉軍8個團抵達南昌，李生達所部6個團開抵吉安、萬安，接替北自仁和圩，沿贛江南至綿津（今萬安縣五豐鎮棉津村）的防線；周原健部兩個團開抵吉安，負責守備贛江西岸北起仁和圩，南經峽江、吉安至泰和城東的防務，防堵中央紅軍渡江突圍。因中央紅軍開始長征，晉軍守備區域改由其他部隊接防，並未參加戰鬥。蔣介石一面升李生達為第19軍軍長兼第72師師長，一面任命其為徐（州）海（州）警備司令，擔任津浦路北自利國驛，南至浦口、隴海路西自黃口，東至海州防務。
1934年陝北紅軍日漸壯大，勢力擴展到黃河西岸。1935年春，蔣介石以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名義要求閻錫山出兵陝北「協剿」紅軍。閻派遣第71師之第206旅（方克猷）從河防一線撤下來，集結在離石，從軍渡先期渡河入陝，在吳堡、綏德等無定河以東地區駐防，清剿綏德東區和葭吳根據地的陝北紅軍（第三次「圍剿」與反「圍剿」）：
方部駐防期間，屢遭紅軍重創。至1935年8月5日，章拯宇團第二、三營均被紅軍包圍，後方補給線被切斷。蔡文成團第3營第7連在吳堡縣西北一個寨子中被紅軍圍殲，連長張武亭陣亡。方旅深陷危機，向閻錫山求援。吳堡紅軍派慕生忠帶17人去山西呂梁打游擊。
1935年7月，閻錫山借「協剿」陝北紅軍之機將李生達部調回山西，任命「正太護路軍」司令孫楚為「陝北剿匪前敵總指揮」（陝北剿匪第三防守區司令），第19軍軍長兼第72師師長李生達為副總指揮（未到任，陳長捷代理副總指揮），率領閻軍12個團由軍渡渡河入陝，進駐吳堡及綏德東區：[1]
- 孫楚的前敵總指揮部進駐離石柳林鎮
- 第71師第206旅（方克猷）：先期入陝
- 蔡文成411團
- 章拯宇412團
- 第72師(李生達)第208旅（陳長捷）所屬
- 梁春溥415團
- 張樹楨416團
- 正太護路軍（孫楚）第1旅（孟憲吉）
- 曲有誠第1團
- 郎春生第2團
- 正太護路軍第2旅（陶振武）
- 閻應禧第3團
- 徐學孟第4團
- 正太護路軍第3旅（馬延守）：隨總部駐紮柳林，作為機動部隊，隨時過河策應
- 陳光斗第5團
- 吉文蔚第6團
- 騎兵師（趙承綬）騎兵第4旅（孫長勝）
- 李根東第7團
- 劉應凱第8團
- 授權指揮第84師（陝北軍閥高桂滋）
8月8日（農曆七月十日），劉志丹率領紅二十六軍、紅二十七軍千餘人，穿插到宋家坡一帶，8月9日凌晨，以圍堡打援戰術，紅二十六軍第三團（團長王世泰）強攻慕家塬（今吳堡縣寇家塬鎮慕家塬村）守敵1個連，殲北、西、南三路增援之敵1個營2個連，共計消滅方旅第411團（蔡文成）600餘人，繳獲長短槍600餘支，即「第二次慕家塬戰鬥」。 [2]
方旅的章拯宇412團的史澍恩營，被紅軍游擊隊、少先隊圍困在定仙墕已久，彈盡糧絕。劉志丹指揮紅軍圍點打援：
- 紅二十六軍二團主力在王家新莊東北構築工事，抗擊增援之敵，阻止他們與定仙墕守敵會合；
- 抗日義勇軍與紅二十六軍三團在老舍窟疙台一帶待命，看信號出擊；
- 紅二十七軍一、二團隱蔽在馬家墕、井兒墕、劉家窪、寨溝一帶，見信號出擊；
- 第二、五縱隊和五支隊向棗林坪方向偵察警戒。
護路軍第3旅馬延守所部吉文蔚第6團從宋家川沿河西岸向南進發，宿營於棗林坪，直撲定仙墕以解方旅史澍恩之圍。1935年8月24日10時，行進到定仙墕附近石墕疙台山腰時，被紅二十六軍二團以火力堵住去路，各伏擊部隊當即遵照作戰方案猛撲敵陣，紅二十七軍一團派一連堵截敵退路，令預先編好的突擊隊以及由紅二十七軍二團團長路文昌、政委李宗貴挑選的40多人組成的敢死隊，插入敵團部指揮所，以破壞其指揮體系。三面衝殺下，閻軍被逼到距山下不到5公里的絕路上。激戰到14時，戰鬥結束，全殲該敵，斃、傷敵副團長齊梅英等200餘人，俘敵1800餘人；繳獲八二迫擊炮6門，重機槍12挺，長短槍1500多支；騾馬80多匹及其他軍用物資。團長吉文蔚化裝成士兵乘夜逃回，旅長馬延守跟在隊後見勢不妙率特務排渡河逃回山西。此戰開創了陝北紅軍在一次戰鬥中殲敵一個整團以上兵力的紀錄。 這次戰鬥時間短、傷亡小、繳獲軍用物資多、俘虜的敵官兵多。此仗使閻軍一部分龜縮到黃河東岸，部分回宋家川、棗林坪、石堆山、綏德縣的三十里舖等堡壘中。鞏固了紅軍根據地，對紅軍下一步在南線殲滅東北軍創造了有利條件，是粉碎第二次「圍剿」中最大的一仗，最後的一仗。從1935年5月1日到8月下旬，紅軍殲滅正規軍5000餘人，民團3000餘人，繳獲各種槍8000多支，輕重機槍300餘挺，迫擊炮14門，子彈數十萬發。紅軍主力由第二次反「圍剿」初的2100多人發展到約9000人；游擊隊由1500多人增加到4000餘人；解放了6座縣城，開闢了東西八百里的根據地。方克猷見馬旅被殲，親率第411團、412團1營前往王家溝定仙墕解圍。
1935年10月開始了對陝北蘇區的第三次圍剿。以東北軍張學良為主力，以陝北蘇區為重點，以南線為主攻方向。採用了南進北堵、東西夾擊的打法。投入兵力十多萬人。部署為：
- 東面是孫楚指揮的閻軍12個團。
- 北面是高桂滋第八十四師和高雙成第八十六師
- 西南面是馬鴻賓部第三十五師冶成章第一O五旅、東北軍五十七軍董英斌部的一O六師、一O八師、一O九師、一一一師、一一七師和騎兵第二軍何柱國部的騎三師、騎六師、騎十團；
- 西北面是十五路軍馬鴻逵的騎兵團；
- 南面是東北軍六十七軍王以哲部的一O七師、一一O師和一二九師。
1935年10月間，駐紮吳堡縣郭家窯碉堡線上的孟憲吉旅的曲有誠第1團，偵悉有數百紅軍在慕家塬附近活動。曲有誠立即命令第3營營長秦駒率隊出發，迂迴掃蕩約70里的蘇區，嚮慕家塬前進，曲有誠則和中校團副楊明軒率領第2營兩個連和團部直屬炮連直接進攻慕家塬，企圖包剿紅軍。不料秦營迂迴途中遭到沿途紅軍的阻擊和圍困，傷亡慘重，難以脫身。曲有誠抵達慕家塬附近時，沒有等到預定的秦營，反被紅軍和民兵包圍，所率隊伍大部被殲繳械。戰鬥中，曲有誠鑽入一間窯洞拼命抵抗，被擊斃。繳獲迫擊炮1門、機槍數挺、衝鋒鎗12支，長短槍100多支，十多匹騾馬彈藥。[3]
經過兩次慘敗，孫楚放棄了與紅軍硬拼的打算，轉而採取深溝高壘圍困紅軍的辦法，在東面以黃河為依託，沿吳堡、米脂、綏德、葭縣一線依地勢築起土城，隔一段築一碉堡，內駐兵力一至二班，重點處則駐一排或一連，甚至配給機關槍或迫擊炮，兩碉堡之間火力可以交叉。碉堡內修築掩體、囤積糧彈，碉堡外深挖戰壕、架設鐵絲網。碉堡線前配以一至三米寬、深約三米之外壕。交通要隘之處則架設鐵絲網、鹿砦，以增強抵抗力。兩堡相距以火力得以相互交叉為準，堡內構築掩體與多層射擊設備，頂端築有瞭望台。加上充足的彈藥、糧食貯備，試圖以靜制動。
1935年冬，閻錫山把主要力量全部集中在河防上。孫楚負責督修沿黃河碉堡工程，以阻止紅軍東渡黃河。為防止紅軍東渡，閻錫山命令把沿河樹木全部砍光，渡口崖畔削成陡壁，所有船隻全部扣留東岸，並在南北縱長千餘里的岸上構築防禦工事。數月之內修起明碉暗堡千餘個。每碉派住一個班，重要渡口兩個排，並附以機關槍、迫擊炮等重武器。不僅如此，還在晉西搞起了三線六區的防禦總部署。佈防嚴密的河防工事，有三線六區的縱深配合。
1936年2月20日，中國工農紅軍抗日先鋒軍突擊隊由距山西中陽縣屬三交鎮二十里之黃河對岸的王家坪渡口東渡，突破孫楚苦心經營的碉堡封鎖線，直插三交鎮。5日內便擊潰了閻軍的5個團，俘虜閻軍1200多人。其時孫楚正在南京參加策劃圍剿紅軍的軍事會議，閻錫山急電返防，遂乘專機星夜回省。隨即奉命以「剿共」副總指揮名義，代總指揮楊愛源擔負前線指揮全責，統一指揮原所屬五個旅及第六十六師楊效歐部、第七十二師李生達部、第六十八師李服膺部之李俊功旅、第六十九師楊澄源部。2月25日，孫楚督飭馬延守、孟憲吉各旅向石樓、中陽等地進發，實行堵截。同時以第六十六師楊效歐部、第七十二師李生達部（缺陳長捷旅和第四一八團）附第六十八師李服膺部之李啟功旅集結孝義、汾陽一帶；以第六十九師楊澄源部集結臨汾一帶。1936年3月5日，孫楚以「剿共」前敵總指揮名義下達總攻擊命令，3月6日拂曉向紅軍發起全面總攻。3月10日，孫楚指揮所部向集結在中陽、關上之紅軍主力進攻，當日中午佔領關上(兌九峪戰鬥)。 關上、蓬門之戰，閻軍連續失利，紅軍接連擊潰了晉軍在呂梁山區設置的「中間阻礙地帶」，取得了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戰略地位，紅軍兩大主力在大麥郊地區會師。為遏止紅軍大舉東進的勢頭，閻錫山急調兩個縱隊共8個旅的兵力，集結於汾陽、孝義、隰縣地區，準備在孝義以西的兌九峪地區與紅軍主力決戰。同時又嚴令同蒲路沿線晉軍加強防守，日夜巡邏，將東征紅軍圍堵於同蒲路以西的呂梁山區。但兌九峪戰鬥殲敵二個半團；大石頭戰鬥中殲滅晉軍一個整團，團長郭登瀛也成了紅軍的俘虜。湯恩伯、商震、劉峙等部帶十二個師火速開進三晉大地。紅軍為避免內戰再次發生，1936年5月5日，朱德、毛澤東發表「五五通電」—《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當日紅軍全部西渡黃河，回師陝北。蔣軍仍留山西河東道，並於5月22日在太原成立了晉陝綏寧四省邊區剿匪總指揮部，以陳誠為總指揮[4]，郭懺任參謀長，楊愛源為前敵總指揮、孫楚為副總指揮，與紅軍進行作戰。 蔣介石隨即派出關麟征指揮五個師開入山西。對閻錫山在山西的統治構成威脅。蔣介石還拉攏正在廬山受訓的晉綏軍高級將領。閻錫山深感蔣的威脅加深，曾憤恨地對其表侄梁化之稱：[5]
我不亡於共，亦要亡於蔣。
1936年5月，晉陝綏寧四省邊區剿匪總指揮部乘紅軍西征之機，調集6個師的兵力，企圖西渡黃河進犯陝北蘇區。閻紅彥接中央「十萬火急」電令，率紅三十軍進駐宋家川，堵擊國軍西犯。6月下旬，國軍湯恩伯部第十三軍所轄89師、21師、4師，晉軍陳長捷第72師、原駐陝北的高桂滋第84師、高雙成第86師，總計32個正規團3萬餘兵力，採用步步為營的碉堡戰術，向葭、吳、綏、米、清5縣發動了空前規模的第四次大圍剿。國軍湯部所轄李仙洲、王仲廉、王萬齡3個師部均駐紮在宋家川。不到兩月，吳堡到處是碉堡群，臨時白帆布帳篷佈滿山頭。8月，吳堡蘇區淪陷，吳堡縣軍事部長霍明昌、副部長宋武勝首先叛變，繼任軍事部長王正明不久亦叛變。[3]國民黨吳堡縣黨部成立了肅反會，農村保甲制度進一步強化，並組織了鏟共義勇隊。未突圍的紅軍戰士及縣、區、鄉幹部，黨團員計2900多人被迫自首[3]。建立清鄉善後委員會，接收自首人員，組織感化。鄉蘇維埃政府主席、鄉支書、部隊排長以上人員都送「感化院」。有的送綏德「感化院」，直接受李仙洲部訓練。紅軍結束西征後，對陝北的第四次軍事圍剿被打破，中央軍、晉軍先後撤退到河東。
隨後，兩廣事變、綏遠抗戰和西安事變相繼爆發，駐山西的中央軍一部開駐綏遠，其餘撤到潼關圍攻張學良、楊虎城，抗戰前蔣介石分化晉綏軍的計劃未能實現。晉陝綏寧四省邊區剿匪總指揮部無疾而終。[6]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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