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
《公羊》成書年代不詳，戴宏在《公羊序》中說：「子夏傳於公羊高，高傳於其子平，平傳於其子地，地傳於其子敢，敢傳於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公羊傳》的思想直承《春秋》，側重於從《春秋》尊王思想延伸而成的「大一統」、「撥亂反正」觀點，哀公十四年說：「君子曷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春秋》。」「誅心」是《公羊傳》的一大特色，誅心要通過對歷史事件的「譏」或「貶」等來表達。西漢初年，為了取得正統地位，儒生必須以聖賢之言為依歸，由此以尊王為主的春秋公羊思想開始興盛。
評論
鄭玄在《六藝論》中有所批評：「《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何休在《春秋公羊解詁》稱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
東晉范甯評論《春秋》三傳的特色說：「《左氏》艷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1]《公羊傳》的成就在於發揮《春秋》的褒貶，從而找出「微言大義」和「非常異義可怪之論」（皆東漢何休語）。
孫復在《春秋尊王發微》直稱《春秋》有貶有褒，是司空城旦書。[來源請求]
鍾繇不喜《公羊傳》，他稱《左傳》為「太官」（掌管帝王膳食的官員，是少府的屬官），而稱《公羊》為「賣餅家」，意為《公羊》市井鄙俗，不能登大雅之堂。同時代的蜀漢官員孟光則相反[2]。
流派
而在公羊學獲立為官學之後，公羊學派的勢力大漲。後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好言「天人感應」與「陰陽災異」，「讖緯」學大為流行，漢朝知識份子籠罩在迷信與神秘的氛圍之下。漢代主要有嚴彭祖、顏安樂二家春秋博士學，皆傳自董仲舒，董仲舒對《公羊傳》的概括是：「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患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3]。樊宏之子樊儵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氏學[4]。張霸又刪樊儵《嚴氏春秋》減定為二十萬言，更名張氏學[5]。到了東漢晚期，以何邵公最為出名。《鹽鐵論》編纂者桓寬亦為公羊家。
東漢以後，很多人對讖緯學進行了批判，公羊學自此逐漸走向沒落。公羊學派自東漢以後幾乎消聲匿跡，六朝時期，何邵公曾被立為官學。唐代的經學日趨式微，研習公羊者為少數。
清代考據學興盛，學者們陸續對公羊傳進行研究，公羊學思想又有一次復興。清朝公羊學大盛，有名的公羊學家有十數人，這是因為乾嘉以後的清代中葉社會矛盾激化所致，「光緒中葉，海內風尚《公羊》之學」。[6]常州公羊學派在晚清具有重要地位，武進莊存與是當時學術中的主流，他們企圖從公羊學的「微言大義」中尋求解脫社會危機的出路。清代學者如：孔廣森、莊存與、劉逢祿、龔自珍、魏源、康有為、戊戌六君子等，皆屬於清代公羊學者中的重要人物。劉逢祿發揮公羊思想中的「大一統」思想，「欲攘蠻夷，光正諸夏；欲正諸夏，先正京師；欲正士庶，先正大夫。」[7]龔自珍則拋棄莊存與、劉逢祿的隱喻的手法，大膽的對現實進行批判，他的公羊學深刻影響了晚清社會。影響所至，而有晚清戊戌變法的改革事蹟，康有為利用「三統」、「三世」說，為變法維新提供理論依據，都是引用公羊學的「微言大義」。學者楊向奎曾說：「清代從莊存與到陳立這一批公羊學者中，可以稱作思想家者當推龔自珍。」[8]但是龔自珍的公羊之學也有缺陷，龔本人發揮最多仍是「三世」說，鮮能建立自己的思想體係。梁啓超就說「自珍所學，病在不深入。所有思想，僅引其緒而止」。[9]
日本
公羊學很早傳入日本。德川家康立朱子學為官學，任用儒者林羅山傳授儒家思想。林羅山、林鵝峰父子為《公羊傳》加上訓讀讀音和順序符號，1688年林鵞峰出版林羅山評點過的《公谷白文》。
參考文獻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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