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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寬（1914年2月6日—2005年9月1日），字寬正[1]，江蘇青浦（今上海市青浦區）人，中國歷史學家。其治學涉及墨子、古史傳說、西周史、戰國史、科技史和制度史等諸多領域[2][3][4]。被稱為「古史辨殿軍」，被認為是「古史辨派」的重要人物[5]。
1914年農曆正月，楊寬出生於青浦縣白鶴江鎮，其父楊公衡為中醫。1919年秋進入鶴溪小學讀書[4]。1926年夏考入省立蘇州中學，1932年考入上海光華大學（今華東師範大學）國文學系，1936年畢業，期間曾師從呂思勉、蔣維喬、錢基博等學者[1]。
1936年參與上海市立博物館籌建工作，不久與陳荷靜成婚[1][4][6]。30年代後期抗戰開始，為此楊寬辭去廣東省勷勤大學教職，1940年4月與化學史家黃素封赴蘇北江蘇文化社從事抗日宣傳工作，於當年12月回上海。1941年2月與童書業去蘇北，並從事戰國史工作。1942年1月，楊寬與其師呂思勉、其友童書業各自回到家鄉隱居避難，期間利用近3年研究和撰寫《戰國史料編年輯證》。1945年後，楊寬作為上海市博物館復館辦事處主任，經努力將抗戰時期關閉的博物館重新恢復，並被任命為館長[4]。1946年為光華大學歷史系教授[1][6]。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楊寬仍擔任重建後的上海博物館館長，兼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秘書長。1953年1月，兼任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講「春秋戰國史」與「先秦史料學」，1959年調任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副所長，1970年又調回復旦大學歷史系工作[1][4]。期間經歷一系列的政治風波，如鎮壓反革命運動、三反五反運動、1954年「胡適思想批判」運動、1955年「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1957年反右運動、1963年四清運動等[4]。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楊寬因先前對姚文元批判吳晗的觀點提出過意見，一開始就成為了批鬥的對象，被關入「牛棚」改造、下五七幹校勞動，1967年其父去世，楊寬受影響而無法回鄉，但仍在鬥爭間隙進行學術研究工作。1972年1月，專案小組對楊寬審查，結論是「反動學術權威，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因其早年著述《商鞅變法》和《秦始皇》中的觀點符合上層領導者「革命鬥爭」的需要，楊寬獲得讚揚。受其影響，1974年7月至8月，他被指名赴京參加「法家著作註釋工作會議」，1975年1月他又作為全國人大代表赴京參加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4]。文革期間，楊寬曾與郭沫若進行過一次學術討論[5]。據楊寬的自傳所述，文革期間及結束不久後，楊寬的藏書和存摺等曾被其長子與次子盜走，又被其小兒子與兒媳「造反」，其家門被多次從外面釘死，其中一次將楊寬80多歲的岳父關了12天。楊寬遂宣佈與三子斷絕父子關係[6]。
1984年，楊寬因患有慢性病，向復旦大學申請退休，並於同年5月赴美國邁阿密定居[6]。2005年9月1日逝世[7]。2012年12月，其妻陳荷靜亦在美國去世[8]。
楊寬被譽為「古史辨殿軍」，被認為是「古史辨派」的重要人物[4][5]。但他否認自己是疑古派、古史辨派，認為「無論疑古、信古，講得對就可以採納」[5]。其早年出入於「史料派」，後又受「史觀派」的影響，在晚年對「史觀派」的弊病做出反省後，終臻於中正切實[9]。
楊寬少年時即有志於學，其高中時代專注於墨學研究及先秦史料的考辨[1]。楊寬16歲時將其第一篇學術論文《墨經校勘研究》投寄到《燕京學報》上，得到主編容庚的讚許[4]。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疑古派」興起。期間有三次關於古史的大辯論影響較大，即「古史傳說的真偽」、「井田制度的有無」、「中國古代社會性質的問題」。楊寬受其觸動，其學術研究方向開始轉入中國上古史領域[4]。
楊寬曾說[10]：
| “ | 由於史學工作者採用不同的觀點和方法來從事各種重要問題的探索，逐漸形成不同的新學派，特別通過上述三次大辯論之後，新興學派有着進一步的發展，紛紛創辦新刊物，推動學術研究的進展。正當我開始從事學術研究之際，不僅受到三次大辯論的啟示，而且受到三個新學派興起的巨大影響。我一向主張兼采並納，擷長去短，從而充實和提高自己的研究能力。 | ” |
從1933年起，他分別以中國上古傳說中的人物為中心，對其神話來源及其分合演變進行整理，陸續寫成系列論文。1937年撰成《中國上古史課程講義》，後修訂成《中國上古史導論》一書，被認為是中國上古史研究領域的開創性著作之一。其中他提出的「神話分化學說」，被認為是對顧頡剛「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的發展和補充，並得到顧本人的肯定，成為顧頡剛開創的「古史辨派」的重要後繼者。史學家童書業稱楊寬為：「顧頡剛先生以後，集『疑古』的古史學大成的人。」日本歷史學家貝冢茂樹評價：「從疑古派中出現了像楊寬先生這樣的人物，在充分攝取釋古派的方法和成果的同時，正積極開拓一個可以推動現代古史研究前進途徑，可以稱為『新釋古派』的新境地。」[1][4]
後其學術興趣又由上古史轉向戰國史，潛居故鄉青浦撰寫《戰國史料編年輯證》，為日後鑄就《戰國史》奠定了基礎。20世紀50年代，楊寬開始探索中國古代冶鐵技術發展史、西周的社會結構和禮制，著有《西周史》《古史新探》；80年代應日本學界邀請講學，完成《中國古代陵寢制度史研究》《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楊寬共出版專著十餘部，發表論文360餘篇[1][4]。此外，他還參與了修訂《辭海》古代史條目、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先秦部分、標點《宋史》等工作[1]。
楊寬被認為是中國博物館事業的先驅。他參與籌建了上海市博物館，並長期擔任上海市博物館館長；在保護國寶毛公鼎與阻止山西渾源李峪村出土銅器的盜運等方面作出了貢獻[1]。
1970年，楊寬從五七幹校調離。調任後，因教工早就認識他，稱他為「楊先生」，但工宣隊長聽後當眾宣佈楊寬這類「被改造對象」不配稱「先生」，只能叫「老楊」。這使得楊寬本人一直耿耿於懷：「從此，有些人就不敢招呼我，或稱我『老楊』而不再稱『先生』了。」[11]
楊寬的著作有《戰國史》、《中國冶鐵技術發展史》、《中國古代陵寢制度史研究》、《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西周史》、《中國上古史導論》、《戰國史料編年輯證》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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