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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克俠（1900年10月7日—1984年7月7日），原名張樹棠，又名雙印、大偉、慕義、子華，男，直隸（今河北）獻縣人，中國軍事人物、政治人物，西北軍將領，中國共產黨黨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林業部副部長。
張克俠是直隸省（今河北省）獻縣東村鄉侯陵屯村人。青少年時期，張克俠在北京匯文小學、北京匯文中學學習。民國4年（1915年），為抗議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張克俠放棄考大學，投筆從戎，考入北京清河陸軍軍官預備學校[1]。張母患病雙目失明，無人照料，為張克俠與通縣農村姑娘李德璞（後改名李英）定親，1918年結婚。李德璞的姐姐李德全後與馮玉祥結婚（馮玉祥前妻劉德貞1923年病逝，1924年2月9日馮玉祥續娶李德全），張克俠與西北軍領袖馮玉祥成為連襟[2]。1921年秋張克俠升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1923年成績優異畢業，主動請求加入馮玉祥部，與董振堂、邊章五、何基灃等一起入馮部，張克俠在宋哲元的第25混成旅任見習軍官。
1924年1月抵達廣州參加國民革命，先後在孫中山大本營軍政部任少校科員兼大本營陸軍講武學校（黃埔軍校前身之一）教育副官及隊長。其間接觸了許多中國共產黨黨員，受到共產主義思想啟蒙，並致信馮玉祥宣傳革命道理。1925年，國民革命軍組建，以陸軍講武學校畢業學員為骨幹編成兩個營，張克俠任第一營營長[1][3]。1926年9月，馮玉祥的西北軍五原誓師響應北伐，張克俠到張家口任西北軍學兵團團副[1][2]。身在蘇聯的李德全帶回一封信，希望妹夫張克俠去蘇聯學習。張克俠通過時任張學良衛隊團長的王以哲辦了一張東北軍護照，1927年春張克俠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提出入黨請求。但中國國民黨清黨，馮玉祥公開支持蔣介石，張克俠不但未能入黨還與其他國民黨派來的學生及非黨員學生被要求離開中山大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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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秋畢業回到西北軍，並同張存實保持聯繫、匯報。1929年7月張存實密信通知張克俠赴上海在靜安寺教堂與董健吾牧師接頭。張克俠在上海經張存實、李翔梧（中央軍委副秘書長，也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時任中央組織部長兼中央軍事部長周恩來指示，張克俠被單線領導，不與地方黨組織發生橫向關係，任務是在西北軍中秘密從事黨的工作，黨內書信聯絡名字張光遠，假如發生意外也不要承認黨員身份[1][4]。
張克俠身為正宗「保定系」、「黃埔系」、西北軍、馮玉祥連襟，人脈網絡廣闊。1930年任第29軍張自忠第38師參謀長。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考入南京陸軍大學。1933年再次與張存實接上了組織關係。1933年5月，馮玉祥與中國共產黨合作，在張家口組織察綏民眾抗日同盟軍，張克俠利用陸軍大學放暑假的機會來到張家口，任同盟軍高級參謀、幹部學校校長。後來抗日同盟軍失敗後，張克俠回到南京陸軍大學[1][3]。1935年底，張克俠從陸軍大學畢業回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三十八師任師長。1936年，調任二十九軍副參謀長兼張自忠三十八師參謀長。其間他與王世英、南漢宸、彭雪楓、楊秀峰、劉清揚、蕭明等中共黨員聯繫或合作[2][1]。張克俠按照中共中央要二十九軍不要妥協、積極對日作戰、發動群眾、支援抗戰的指示精神，提出了一個集結兵力、主動攻擊的作戰方案，計劃在日軍增援前，以二十九軍優勢兵力一舉消滅駐華北地區的2萬日軍。張克俠將該作戰計劃交蕭明報送中共領導，劉少奇親自批示同意了該作戰計劃。但後來該計劃未能實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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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七七事變爆發後，中共中央發出《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要求宋哲元動員全部二十九軍開赴前線應敵。但當時宋哲元正在山東樂陵家鄉休養，二十九軍各部仍舊分駐各地，形勢急迫。鄧哲熙、趙登禹、張克俠乘飛機緊急接宋哲元回北平主持大計。張克俠報告何應欽請宋哲元回北平備戰，但宋哲元猶豫不決。張克俠勸說宋哲元並擬出一份作戰計劃，與上次給中共黨組織的計劃大致相同。[2]。
宋哲元回到北平後，同日本代表談判交涉，同時暫停軍事準備。但日軍趁機不斷向華北增兵。張克俠多次建議宋哲元把南苑的二十九軍軍部及部隊移往便於指揮的地方。然而宋哲元擔心引起日本懷疑，不同意調動軍隊和轉移軍部。7月27日傍晚，日軍逼近南苑即將發動進攻，宋哲元匆忙下令二十九軍軍部移往北平城內的中南海懷仁堂，命趙登禹到南苑指揮部隊。當晚，張克俠向趙登禹介紹了南苑部隊情況，隨後張克俠撤至北平城內。二十九軍在南苑因準備不足、倉促應戰而損失慘重，佟麟閣、趙登禹陣亡[2]。日軍佔領北平前夕，張克俠得知日軍即將不戰入城的情報後，及時通知劉清揚、張友漁、楊秀峰等人，使一批抗日骨幹安全轉移[1]。
1937年7月29日，江朝宗主持的「北平地方維持會」成立。張自忠躲進東交民巷使館區，後逃到天津乘船赴山東。張克俠先在北平隱蔽，其間得知八一三淞滬抗戰消息後，盼望南下到前線殺敵。張克俠托在天津經商的表弟房兆梁想辦法，房兆梁寄來許多做生意的證明，8月21日，張克俠和李連山乘火車赴天津，在天津站正逢日方搜查，房兆梁將張克俠送到天津英租界一位親戚家裏。數日後，他們乘英國輪船到煙臺，轉赴濟南[2]。
此後，張克俠輾轉尋找到馮玉祥，歷任馮玉祥的第六戰區司令部高級參謀、副參謀長等職。1938年隨馮玉祥到武漢。在武漢期間，與八路軍駐漢口辦事處取得聯繫，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宣俠父、羅炳輝、張愛萍、張經武等中共領導多次拜訪馮玉祥，與張克俠接觸。組織確定由葉劍英直接聯繫領導張克俠。1938年，張克俠任國民革命軍第五十九軍參謀長，葉劍英邀請董必武、羅炳輝、邊章五、時任長江局書記王明及其夫人在「普海春」飯店設宴餞行。1933年張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團軍成立，任參謀長。1944年任第33集團軍中將副總司令，轉戰山東、河南、湖北。其間創辦了自忠中學，宣傳抗日思想[1][2][3]。在台兒莊戰役中，張克俠協助張自忠指揮五十九軍痛擊日軍板垣師團，聲名鵲起。抗日戰爭勝利後，蔣介石頒發一批佩劍，稱「中正劍」，張克俠獲贈一柄，故之後人稱張克俠為「佩劍將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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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初第三十三集團軍改為第三綏靖區，張克俠任中將副司令長官。張克俠在第三十三集團軍上層人士中開展策反活動，並在1946年1月7日到台兒莊與郝鵬舉談話，促進了郝部投向中共。1946年夏，在蔣介石催逼下，馮玉祥被迫出國「考察」，張克俠藉機到南京送行，經聯繫後受到周恩來接見，張克俠表示「……只要黨下令，我可以保證隨時起義」[1]。在第三綏靖區中將副司令長官任內，他還獲取了徐州剿總各類機密情報，派人密送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野戰軍司令部[2]。
1948年10月中旬，在淮海戰役（國軍稱徐蚌會戰）中，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野戰軍派代表到徐州，向張克俠傳達陳毅等首長的指示，定於11月8日解放軍發起進攻時，爭取國軍兩個軍投向中共。但就在起事前夕，第三綏靖區司令長官馮治安對張克俠產生懷疑，指令張克俠住在徐州，禁止他去第三綏靖區總部所在地賈汪。11月2日，張克俠在徐州打電話給賈汪的何基灃：「第59軍軍長劉振三以看病為由去上海」獲得了馮治安批准。劉振三出走前，在團以上幹部會議上說：「部隊有事要聽孟（紹濂）副軍長的」。11月3日，第37師師長李寶善命令駐韓莊的第111團撤回南岸到利國驛師部待命以防突變。何、張決定密告第111團團長張兆芙把秘密黨員王世江的第三營留在運河以北，必要時可帶頭起事。11月5日，楊斯德把華野規定的起事時間（11月8日）通知何基灃。11月5日，留在韓莊運河北岸的第77軍第37師111團3營接觸到解放軍尖兵，營長王世江面見華野十縱司令員宋時輪、政委劉培善，然後率先起事。11月7日晚，張克俠參加第三綏靖區參謀長、軍統特務陳繼淹主持的會議，11月8日零時散會。11月8日凌晨4時，張克俠與司機何悌修驅車離開徐州，先到了第132師師部，同師長過家芳見了面，打電話告知賈汪何基灃已脫離虎口。11月8日上午8時，張克俠到賈汪，給徐州的馮治安打電話，請馮來賈汪坐鎮指揮。11月8日上午10時，提前2個小時，正式率國軍五十九軍兩個師、七十七軍一個師和第111團，共23,000多名官兵，在賈汪、台兒莊一帶防地發動賈汪起事，從而開放了台兒莊運河上的通道，使徐州東北門敞開，解放軍得以直取徐州，並切斷黃百韜部退路，對取得淮海戰役的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毛澤東主席在給淮海戰役總前委的電報中指出：「北線何張起義是第一個大勝利。」[1]。11月10日拂曉，起事各部隊先後到達運河以北指定地點。11月12日，魯南軍區司令員張光中、政委高克亭接待起事部隊。11月28日，起事將領聯名通電全國。
起事部隊稱「一一八部隊」，轄兩個軍：
- 第59軍：軍長張克俠，副軍長孟紹濂，轄原59軍2個師
- 第77軍：軍長何基灃，副軍長過家芳，轄三綏靖區機關、直屬隊、劉自珍干訓團、132師、第37師111團等部。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戰役結束，起事部隊開赴靈璧、來安整編。1949年2月16日與華東野戰軍渤海縱隊合併，組成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十三軍，張克俠任軍長，韓念龍任軍政委，第一副軍長張震球，第二副軍長孟紹濂，政治部主任歐陽平。1949年4月21日參加了渡江戰役，在無為縣泥汊鎮、外灘渡江，推進到南陵縣戰家橋一帶。4月24日，第九兵團命令33軍「在浙江長興、吳興切斷寧杭公路」，經4天急行軍到達指定位置，實現郎廣戰役閉合包圍圈，消滅了敵第66軍和第99軍大部1.49萬人，其中俘1.45萬人，繳獲槍5,280支，炮153門。隨後參加上海戰役的月浦爭奪戰和攻打楊行。5月26日，98師攻克吳淞炮台；5月29日99師攻佔金山。十天戰鬥殲滅敵軍4,300餘人。中共佔領上海後，7月20日張克俠兼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淞滬警備司令部參謀長，任內在上海的軍事接管、警備區域劃分、收集國軍散兵，「剿匪鎮反」、攻佔沿海島嶼、應對上海封鎖與空襲，恢復上海社會治安等方面做了許多工作[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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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3月7日，中共中央組織部作出《關於張克俠黨籍問題的決定》，決定稱：「我們認為張克俠同志雖長期在國民黨軍隊工作，但1929年入黨以來一直與黨保有聯繫，設法為黨工作，並有成績，故其全部黨籍應予承認。」[2]1950年3月，張克俠提出轉業到地方工作。
1950年6月，張克俠轉業到地方。歷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農林部部長，華東行政委員會森林工業管理局局長。1954年調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林業部副部長、黨組成員，後兼任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院長、分黨組書記等職，在開展大規模植樹造林，有計劃採伐和節約木材，建立健全林業科研體系和發展科研事業等方面作出了貢獻。1955年獲授一級解放勳章。他是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1][3]。文化大革命期間，張克俠遭到迫害，身心受嚴重摧殘，其親屬子女也受牽連。文革初期，在全國全面奪權的風潮中，張克俠堅持沒有中央指示絕不簽字交權。粉碎四人幫後，張克俠擁護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儘管身體虛弱仍然積極工作，撰寫革命回憶錄。他多次囑咐家屬，並留有遺囑：身後不開追悼會，不留骨灰[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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