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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改造或奧斯曼工程（法語：travaux haussmanniens）是指19世紀時期法國塞納省省長喬治-歐仁·奧斯曼和拿破崙三世在位時所規劃的法國規模最大的都市規劃事業。主要進行於1850年代至1870年代，包括了拆除擁擠的髒亂的中世紀街區、修建寬敞的街道、林蔭道、大的公園和廣場、新的下水道，噴泉和建設水渠以及向巴黎周圍郊區拓展等涵蓋了巴黎各方面的巨大工程。這場改造使得巴黎被認為是現代都市的模範，也極大的改變巴黎的城市格局。
雖然這項工程在當時遭到激烈反對，奧斯曼本人也在1870年被拿破崙三世撤職，但改造工程還是按計劃開展並一直持續到了1927年。如今巴黎的街道規劃及呈現的特色，很大程度上應歸功於奧斯曼的整修。[1]
19世紀中期的巴黎市中心擁擠不堪、不透光、危險而又髒亂。在1845年，法國的社會改革家維克多·孔西德朗（Victor Considerant）為此寫道：「巴黎就像一座大型的工廠，而內部已朽爛不堪。那裏人世間的疾苦、害蟲和疾病橫行四方，那裏連光和空氣都難以穿通。巴黎是一個討厭至極的地方，植物不是枯萎就是死亡。還有那裏的七個幼兒中，一年內就死去了四個。」[2]城島上的交通規劃、在羅浮宮與巴黎市政廳之間被稱作quarter des Arcis的街區自中世紀以來幾乎沒有改變。在這些舊的街區人口密度非常高，在巴黎的香榭麗舍街區每186平方米有一戶居民；阿爾西和聖阿維耶街區（今巴黎第三區的部分）每3平方米有一戶居民。[3]1840年，一位醫生描述了在城島的一棟建築物內的一間5平米的單人間擠着23個人，都是成年人和小孩。[4]在這種環境下疾病飛速傳播，霍亂在1832和1848年席捲巴黎。1848年霍亂蔓延期間，quarter des Arcis街區和城島的人有百分之五的人口死亡。[2]。福樓拜的朋友作家兼攝影師的馬克西姆·迪康（Maxime Du Camp）也曾在他的著作中如此描述當時（1848）的巴黎「越來越不適合居住。人口不斷增加，鐵路又在不斷地運送來移民……那些腐臭的、狹窄的、錯綜複雜的小街巷禁錮着人們，令人窒息。衛生、安全、交通便捷和公共道德，所有這些都被其阻礙[5]。」
交通也是當時巴黎的另一個主要問題。這兩個街區中最寬的街道有5米寬，最窄的只有1至2米。[4]四輪、二輪的運貨馬車、載人馬車在街道難以通行。[6]
此時的巴黎市中心是革命孕育的搖籃，1830年至1848年間有7次武裝起義和暴動在巴黎市中心展開，特別是在位於市中心的巴黎市政廳附近和在塞納河左岸聖女日南斐法山的附近。這些地方的街區的人民已採取了用石頭鋪路、在狹窄的街道設置路障，但最後還是被軍隊所拆除。[7]
巴黎城市出現的問題在18世紀被人們察覺。伏爾泰就曾抱怨「集市修建於狹窄的街道上，市場的不潔毫無保留的顯現出來，那裏傳染病傳播，那裏的混亂也不休止。」他也曾寫道羅浮宮的外觀令人稱讚，但它卻被只和哥特人和汪達爾人相稱的建築所掩埋」。他批評政府把資金投入到非公共建設工程事項的毫無意義地方上。就如伏爾泰在1739年寫給普魯士君主信中所言：「我看見他們在這種城市管理方式下燃放煙火，有煙火之前還不如建造一個市政廳、美麗的廣場、漂亮的噴泉宏偉而又方便的市場。」[8]
18世紀，法國建築學理論家、史學工作者伽特赫梅赫·德·甘西曾計劃過修建或者拓寬每個街區的廣場、拓寬拓展巴黎聖母院前的廣場以及修建連接羅浮宮和巴黎市政廳間的道路。他在1791到1792間將聖-日芮維埃芙教堂改造為了陵墓的先賢祠[9]。一位來名叫莫羅的巴黎首席建築師曾建議發揮塞納河河堤另外的作用，鋪設路面。他也建議修建大的廣場、在地標建築前騰出足夠空間、切割新的道路。1794年法國大革命期間，「藝術家委員會」這一組織草擬了一格規模宏大的的計劃，修建寬的大道，包括一條民族廣場和羅浮宮之間的筆直街道、修建向四周不同方向延伸出道路的廣場、極大地利用在革命期間從教堂那裏沒收來的土地。但這些計劃最終卻成為一紙空文[10]。
1840年法國建築師薩塞爾·達利（César Daly，1811-1894）針對巴黎城市建設問題創辦了《建築與公共工程綜合雜誌》（Revue générale de l'architecture et des travaux publics，1840-1888），也是法國史上第一本城市規劃雜誌，在雜誌中他對巴黎城市規劃上的問題予以了深刻而尖銳的抨擊。
拿破崙·波拿巴也曾雄心勃勃地計劃重建巴黎。他從運河修建開始，使之為這座城市提供淡水。接着他又開始延伸里沃利街的工程，從協和廣場開始延伸，但在他下台前只延伸到了羅浮宮。在拿破崙被流放至聖赫勒拿島的途中，他如此寫道「要是上天賜予了我二十多年多年的統治時間，再加上有些微的空餘時間的話那該多好。到那時，如果有人去尋覓那已成過去的巴黎，他便會發現此舉是徒勞無功的，他能尋得的也只是遺蹟。」[11]
路易-菲利普一世（1830年至1848年）在位即法國王政復古期間，自中世紀以來巴黎城市的核心部分以及巴黎的建設方案幾乎沒有改變。那時就如同巴爾扎克的小說以及在維克多·雨果的《悲慘世界》中發生在1832年的著名起義里所描述得那樣，就是以有着狹窄蜿蜒的街道以及許多污水池的巴黎為舞台展開的。菲利普一世時期擔任塞納省省長的克洛德·菲利貝爾·巴爾特洛，朗比托伯爵（Claude-Philibert Barthelot, comte de Rambuteau）為塞納省的衛生設施和道路的通暢度的改善做出一定的貢獻。他建設了新的但最終還是直排到了塞納河的城市下水道、構建了更好的城市供水系統、鋪設了一條180千米長的道路（位於第四區）、修建了跨越塞納河的一座新橋、為巴黎市政廳前清理出了空間。在城島上，他新鋪設了一條跟城島一樣長的道路，以及三條穿過它的路：阿爾科萊路、城島路和君士坦丁路（君士坦丁路在1880年易名為今天的盧泰茜婭路，Rue de Lutèce）。他之後又鋪設了一條前往巴黎中央市場（Les Halles）的新路，從馬勒賽布大道開工，這條新路也就是今天的朗比托街（Rue Rambuteau）。在塞納河的左岸，朗比托伯爵將先賢祠的四周清理出空間，並新鋪設了一條連接先賢祠的道路，以最初修先賢祠之人命名此路，即今天的索弗洛街（Rue Soufflot）。[12]
朗比托伯爵雖然想着要大幹一番，但工程的預算以及他擁有的權力受到了限制。他也沒有輕易徵用土地的大權來鋪設新的道路。而且在當時關於巴黎住宅建築最低衛生標準的法律並沒有通過，此法直到在1850年4月拿破崙三世執政時期才通過[13]。
1848年法國二月革命後國王路易-菲利普一世的統治被推翻。同年的12月10日，法國舉行了首次直接總統選舉，拿破崙的侄子路易-拿破崙·波拿巴在這次選舉中獲得74.2%的選票而擔任總統。雖然他的成功當選可能是他那響亮的名稱（拿破崙），但也可能歸功於他在選舉前做出消除國內的貧窮和提高普通國民的生活水平的承諾[14]。路易-拿破崙·波拿巴雖然是在巴黎出生，但他很少待在那個城市，自七歲起就長期離家甚至流亡在外，他到過意大利、瑞士、英國和美國，他也曾因試圖推翻路易-菲利普一世的統治而被關入監獄。在英國時，他對倫敦寬闊的道路、廣場和大型的公共公園留下了深刻印象。1852年路易-拿破崙·波拿巴向公眾演講中發表宣言「巴黎乃法國之心臟，來用我們的努力建設一座偉大的城市吧！來讓我們為她開闢新的道路吧！來讓我們將沒有光照和新鮮空氣的工人階級的住所變得更加衛生宜居吧！並讓充滿生機的光穿透各位內心的牆，讓這光到達各個地方[15]！」路易-拿破崙·波拿巴就任總統不久後就支持了為巴黎工人們建立住房補貼的項目，這個項目付諸了實際，即拿破崙城（Cité Napoléon），其修建在今巴黎第九區羅什舒阿爾街。在路易-拿破崙·波拿巴的提議下他重新啟動了之前拿破崙未完成的舊業，這個工程把在拿破崙手裏延伸到了羅浮宮的里沃利街最終延伸到巴黎市政廳。也是在這一時期，路易-拿破崙·波拿巴以位於英國的海德公園為效仿的對象，在巴黎市西郊興建起比其更大型的布洛涅森林公園。拿破崙三世希望這兩項工程能在他任職期結束前（1852年）竣工，但因時任塞納省省長讓-雅克·貝吉（Jean-Jacques Berger）緩慢的工程進展，路易-拿破崙·波拿巴的願望落空。省長沒能將里沃利街快速的向前延伸，而布洛涅森林公園最初的修建計劃也差點毀了這個公園。布洛涅森林公園最初的設計草圖主要由建築師雅克`伊納斯·希托夫繪製，他曾設計了巴黎的協和廣場。在路易-拿破崙·波拿巴的指示下效仿海德公園的設計，公園內有兩座人工湖，彼此之間由溪流連接。但設計師們忽視了兩座人工湖的高差，如果按最初的設計方案位置較高的人工湖水會經溪流自動流入位置較低的人工湖[16]。
1851年末，在路易-拿破崙·波拿巴任期結束將至時，里沃利街延伸工程和公園的建設距離完成遙遙無期。路易-拿破崙·波拿巴想在明年的選舉中連任，但1848年憲法並沒有賦予他連任的權力。1851年7月國民議會上關於總統連任的修憲的投票決議未超過三分之二，因而遭到否決。1851年12月2日路易-拿破崙·波拿巴成功發動政變，之後他將他的政敵或逮捕或流放、驅逐處理。次年1852年路易-拿破崙·波拿巴稱帝，號稱拿破崙三世，並制訂了新的憲法即1852年憲法[17]。
拿破崙三世解僱了讓-雅克·貝吉，開始尋找一位幹事高效率的理事。時任內政部長的維克多·德·佩西尼（Victor de Persigny）曾會談過幾位有意當選之人，最終他向拿破崙三世推薦了喬治-歐仁·奧斯曼。在維克多·德·佩西尼印象里，奧斯曼勇敢直率、精力充沛，幹勁十足、有膽識、有着能迎接並戰勝挑戰，避開險阻障礙的能力。奧斯曼於1853年6月22日就任塞納省省長，並在29日那天開啟了他的工作，以及得到拿破崙三世的指令，給巴黎更多開拓的空間，讓市內空氣流通，將巴黎市內各個分散的部分聚合起來，以及讓巴黎變得更美[18]。
奧斯曼立刻就開始動工執行拿破崙三世第一階段吩咐的要求，通過修建東西向的里沃利街和聖安托萬路，南北向新建的塞瓦斯托波爾大道和斯特拉斯堡大道，形成了便於巴黎市內交通的大十字路。大十字路的構建早在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國民公會上就提及了，並由拿破崙首次動工建設，拿破崙三世也下決心使之成為現實。1853年，里沃利街的工程被更早的提上日程，因為拿破崙三世想要它在1855年將在巴黎舉辦的世博會前竣工，同時他也想讓大型的羅浮宮百貨公司落戶這條道路，同時也用它來接待參觀世博會的外國來賓.[19]。
在拿破崙三世的統治下，奧斯曼掌握的權力超過一切前任的省長。1851年2月法國參議院上簡化了徵收土地的法令，並給予了奧斯曼徵用任意一條新的街道兩邊土地的特權，且只須要向皇帝報告，無須向議會報告。這時期的法國議會由拿破崙三世操控，他通過議會為奧斯曼撥了五千萬法郎，但還是不夠。於是拿破崙三世向創辦了屬於投資類的動產信貸銀行（Crédit mobilier）的佩雷爾兄弟（Frères Pereire）（艾米爾和伊薩克）求助。佩雷爾兄弟以獲得經營街道沿線不動產權為條件，向奧斯曼的街道建設資助了兩千四百萬法郎。這也成為了日後奧斯曼所有工程建設的標準模式[20]。
為了趕在最後期限前完成，建設中的里沃利街上的三千多位工人熱火朝天、夜以繼日地工作着，並最終建成，羅浮宮百貨公司也於1855年3月開業，及時地接待了世博會的各國來賓。除此之外，里沃利街和聖安托萬路間也有了交匯點，卡魯索廣場也改變了模樣，在羅浮宮迴廊前有了一座新廣場：聖日耳曼奧賽爾廣場。其它的還有清理了巴黎市政廳和夏特雷廣場前的空間[21]。奧斯曼還加寬了連接巴黎市政廳和巴士底廣場間的聖安托萬路，在這一過程中他慎重的保留下了旭麗府邸和瑪耶訥府邸（Hôtel de Mayenne）兩座建築，但加寬過程中也毀掉了不少中世紀或是近代的建築物，以及一些老舊的、狹窄幽暗的街道也消失在地圖上了[22]。
1855年奧斯曼開始向南北向的道路進軍，以塞瓦斯托波爾大道和斯特拉斯堡大道建成為開端，切過巴黎市區內一些最擁堵和最不衛生的街區，街區內聖馬丁街和聖但尼街間的地方也曾爆發過嚴重的霍亂。之後奧斯曼在他的回憶錄中滿意的寫到「這些地方是老舊巴黎的"內臟"，是一個接一個不再存在的的會爆發暴亂的街區和阻塞道路的街區的"內臟"[23]。」塞瓦斯托波爾大道終點為夏特雷廣場，並通過新建設的兌換橋左岸的城島上一條新鋪設的道路相接。左岸的南北向的聖米歇爾大道是奧斯曼南北向道路南延下一工程，開工於1855年並最終於1859年完工，這條路起於聖米歇爾廣場止於天文台路[24]。
在南北向大道建設完畢後夏特雷廣場成為了奧斯曼巴黎建設的中心地帶，奧斯曼還將建於拿破崙一世時期的紀念戰爭勝利的噴泉搬到了夏特雷廣場正中。之後奧斯曼又在廣場兩邊建起了夏特雷劇院和城市劇院[25]。
在第一階段中奧斯曼共新建成了9,467米長的大道，並共計花費了兩億七千八百萬法郎。在1859年議會正式報告上，稱經調查發現奧斯曼的第一階段工程「為巴黎帶來了新鮮空氣、光與衛生，並使曾經經常擁堵、難以前行似迷宮般的巴黎變得更易通行與運轉，一掃了人們心中曾經狹窄、昏暗、污濁的街道印象[26]。」第一階段的工程僱傭了上千名工人，大多數巴黎市民滿意於這一成果。1858年在得到拿破崙三世以及議會的批准後，奧斯曼雄心勃勃的第二階段工程於1859年開工。奧斯曼打算建成網狀化的大道，與建設於路易十八波旁復辟時期巴黎市內部宏達的環形道路相連接，並與在拿破崙三世心中是真正城市大門的火車站相接。奧斯曼規劃了26,294米長的新大道，預計花費一億八千萬法郎[27]。具體項目如下：
在右岸：
在左岸：
城島上：
奧斯曼在城島上動了「大手術」，對島上的大部分老舊街區和道路進行了大清除。奧斯曼在島上建起了巴黎警察局和巴黎商業法庭兩個政府機構大樓，這兩政府機構也佔據了島上許多土地。有兩條大道在島上建起。聖米歇爾橋和兌換橋連同附近的河流的堤岸進行了重建，形成了現在的模樣。建築師約瑟夫-路易·德約克（Joseph-Louis Duc）和奧諾雷·多梅里里外外地改造了巴黎司法宮。除此之外太子廣場及周邊建築群也接受了大修大建。在一系列改造過程中，奧斯曼將找到的珠寶保存起來，並盡力做到了物歸原主。巴黎聖母院前的廣場進行了拓寬，聖母院的塔尖也在這時修復。奧斯曼保留了巴黎古監獄和聖禮拜堂，這座禮拜堂和古監獄是前法國君主在城島宮殿的殘存部分[29]。
奧斯曼的這第二階段工程廣受好評，但也招致了一些批評。批判主要集中於佔用盧森堡公園的大片土地來修建今天的拉斯帕伊大道以及這條道路與聖米歇爾大道的交匯點。在修建美第奇街時，奧斯曼不得不將原坐落於此的美第奇噴泉搬到了盧森堡公園內[30]。工程建設日益增加的費用也是批判的焦點之一，最初估計造價一億八千萬法郎的26,290米長的大道，最終卻投入了近四億多法郎。那些被徵用了房產的財產所有者在法庭上勝訴獲得了不少賠償，同時有不少精明的財產所有者通過編造不符實際的經濟損失的謊言以提高他們房產的價值來騙取法庭更多的賠款，因而致使道路的造價不斷攀升[31]。
1859年6月16日議會通過了擴展行政區的法令，11月3日法令開始生效。1860年1月，拿破崙三世正式宣佈將圍繞巴黎的環城道路外側的城郊的11個市鎮併入巴黎行政區內，以及一部分偏遠的城鎮：Auteuil、Batignolles-Monceau、Montmartre、La Chapelle、Passy、La Villette、Belleville、Charonne、Bercy、Grenelle、Vaugirard,[32]。這些地方的居民是很不高興的，因為等待他們的是將繳納更高的稅款和獨立自主性的剝奪。拿破崙三世倒是能如願的實現他想法，但這些被合併地區的居民是無可奈何的只有被迫接受。就這樣，巴黎的行政區擴大到了現在二十個，巴黎的規模也由三千三百多公頃擴大到了七千一百多公頃，巴黎人口更是由原先的四十萬人增加到了一百六十多萬人[33]。土地面積的擴大便為奧斯曼未來的工程建設提供了更為廣闊的舞台，在未來會有新的大道連接市區與這些郊區。於是奧斯曼為連接市區西南的奧圖市鎮和帕西市鎮，他建起了米歇爾-安熱大道、莫利托大道和米拉波大道。他在西北部的拉普蘭-蒙所街區修建了馬勒塞爾布大道、瓦格蘭大街和維利耶大街。在西北部的地區他又建起了連接城區的馬真塔大道和納諾大道，並一直延伸到了巴黎城門小教堂門[34]。
城市革新的第三步於1867年提出並於1869年得到批准，但與前兩次不同的這一次受到了更為激烈的反對。大環境下自1860年起，拿破崙三世開始推動他的帝國民主與自由化，賦予了議會與反對派更多發聲的機會。拿破崙三世在巴黎並不像國家的其他地方那樣受歡迎，在議會的反對派共和黨員們把攻擊的矛頭也指向了奧斯曼。但奧斯曼視那些反對意見於無物，專心於他的第三階段的工程建設。他規劃了總共28千米長的新道路，預計投入兩億八千萬法郎[27]。
在右岸:
在左岸:
奧斯曼身後的危機驟然浮出水面，不久他便身陷到來自反對拿破崙三世者的強烈抨擊之中，他不能再繼續幹下去了。
時間來到1867年，議會裏拿破崙三世的反對派領袖之一的茹費里借當時有名的輕歌劇《霍夫曼的故事》（"Les Contes d'Hoffman"）之名抨擊奧斯曼工程預算為「奧斯曼的難以置信的賬目（Les Comptes fantastiques d'Haussmann）[36]」。雖然在1869年5月的立法選舉中第二帝國政體得以延續，但反對派也贏得了總票數的近45%。而在巴黎，波拿巴主義者的候選人得到了77,000票遠遜於贏得234,000票的共和派候選人，共和派並取得了巴黎立法委員會九個席位的八個[37]。此外拿破崙三世病情日趨嚴重，並身陷於這場將導致戰爭爆發的政治危機中。1869年12月27日，反對派以及猛烈批判奧斯曼的埃米勒·奧利維耶被拿破崙三世指派擔任新一任總理，1870年1月拿破崙三世屈服於反對派的意見要求奧斯曼辭職，但奧斯曼拒絕了這個請求，最終非常不情願的奧斯曼在1月5日下台。而另一方，普法戰爭，法國戰敗，拿破崙三世被俘，帝國覆滅。
在日後的《回憶錄》中奧斯曼寫道「在那些喜歡慣常事物，但又不適一成不變的巴黎人的眼中，我確實是犯了兩個錯。第一：在我接手改造的這七年時間裏，我可把巴黎狠狠地'折騰'了一番，這無疑就打擾了巴黎市民的日常生活。第二：這些被打擾的巴黎市民每次來市政廳時面對的都是同一個省長[38]。」
後來的塞納省長讓-夏爾·阿爾方（Jean-Charles Alphand，1817-1891）接手了未完成的改造工程，他也是奧斯曼改造巴黎時公園和綠化部的部長。阿爾方對奧斯曼的改造計劃的核心持有敬意。儘管新成立的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領導人們在第二帝國時期對拿破崙三世和奧斯曼進行了無情地批判，他們還是把拿破崙三世和奧斯曼未完成的事業進行到了底：
在巴黎改造之前，在市區範圍內的杜樂麗花園、盧森堡公園、巴黎皇家宮殿，再算上屬前法王路易-菲利普一世家族財產的蒙索公園和歷史悠久的巴黎植物園，就是這座城市所有的公共綠地了。開建大型城市綠地布洛涅森林的構想自拿破崙三世掌權以來就付諸於了行動，他還為讓巴黎市民更好地休閒娛樂而計劃修建更多的公園，特別是建設在伴隨城市擴張中誕生的新城區內[40]。像海德公園這些在倫敦的這些公園深深地吸引了拿破崙三世，他想在巴黎也有這種綠地，且還要更大規模的。奧斯曼在日後的《回憶錄》中用到了「蔥鬱空間」一詞即「散步和植栽的場所」來稱呼這項為城市提供呼吸系統的工程。他將綠色空間分為了城市周邊的公園、城市內部封閉公共空間和開敞的、園林化的散步場所，而城市內部的公共空間又劃分為：經過改造的私家園林、全新建設的公園、小巧簡樸但是數量眾多的公共小花園[41]。
1853年受奧斯曼之邀，來自進修於巴黎綜合理工學院和國立橋路學校的建築學專家讓-夏爾·阿爾方加入了這次巴黎改造工程團隊。一同來的還有園藝家和景觀設計師的讓-皮埃爾·巴里埃-德尚（Jean-Pierre Barillet-Deschamps），隨後在覆蓋巴黎市區核心範圍的造園計劃出台，東南西北「四大公園」：城市西翼的8.46平方千米的布洛涅森林（1852–1858），東翼的9.95平方千米的文森森林（1860–1865），城北的肖蒙山丘公園（1865–1867），城南的蒙蘇里公園（1865–1878）。作為四大公園的補充，奧斯曼與阿爾方還重新設計改造了蒙索公園與盧森堡公園。就這樣，在十七年間內，在城市兩千多公頃的公園綠地上栽下了近六十多萬株樹，這在巴黎歷史上是前所未有之事[42]。
《回憶錄》中奧斯曼提到，拿破崙三世曾吩咐「在巴黎各區內爭分奪秒搞綠地建設，人有多大膽，公園就有多大產。我們是要為巴黎市民服務。在倫敦，不分富貴貧窮的家庭，都已實現能在公園裏安心休息[43]。」一聲令下，奧斯曼開闢了24個新的廣場，其中有17個分佈在老市區內，並為城市增加了十五萬平方米的綠地。阿爾方將這些小的公園稱作「有綠幽幽、鮮花盛的沙龍」。奧斯曼夢想着能在八個區都開闢一個公園，那樣到一個公園步行時間便不會超過十分鐘。毋庸置疑，綠地的開闢之效立竿見影，讓巴黎市民看得見青山綠水，享受到了實在的發展成果[44]。
在拿破崙三世以及奧斯曼的委派下，巴黎室內誕生出了各式各樣的建築物。其中不乏傳統樣式的，也有如以鋼筋玻璃大棚而知名的巴黎大堂為代表的缺標新立異的一類，亦有由受拿破崙三世安排，查爾斯·加尼葉設計，直到1875年才竣工的巴黎歌劇院這一類難以歸類的建築。林林總總的那些市政大廳、劇院、公園長椅還是便亭，在其背後都是經由加布里埃爾·戴維之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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