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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學入學考試—高考取消，大學停止招生；1970年起大學開始按推薦制招生，這些錄取的學生後來遂稱為「工農兵大學生」或「工農兵學員」[1][2][3][4]。1970年到1976年間，全國共招生94萬人[1][2]。錄取的學員包括工人、農民、解放軍士兵（簡稱工農兵），以及一些青年幹部、知青和相當比例的幹部子弟，多數人只有初中甚至小學文化程度，造成當時各大學的教學內容和教學秩序混亂[2][5][6][7][8]。文化大革命結束後該制度被取消，1977年「撥亂反正」期間，高考恢復[2][7]。
這期間經推薦入學的學員學歷後來稱作「大學普通班」，簡稱「大普」[9][10][11]，學制為二至三年。雖然大學普通班學歷也被承認作「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不同於當時設立的學制二年以內的推薦制進修班、培訓班[12]，但它與大學專科或授予學士學位的本科有實質區別[13]。這些學員畢業後的工資待遇比照專科畢業生，在專業職稱評審中有時可充作本科學歷。不過選拔幹部，很多地方都有限制使用工農兵大學生的規定。[14]1990年代，曾有學校為這批畢業生重新開具學歷證明或換發畢業證書，但後來被宣告無效。[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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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7月21日的毛澤東《七·二一指示》指出：「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裏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2][4][17] 1968年9月，為了貫徹《七·二一指示》，上海機床廠創辦了「七二一工人大學」，規定學制為兩年，學員畢業後仍回廠工作[4]。
維基文庫中的相關原始文獻：中共中央關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招生（試點）請示報告的批示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關於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決定「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覆審相結合的辦法」，從有實踐經驗的工農兵及上山下鄉知青中招生，先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試點[2]。規定招收「政治思想好，身體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實踐經驗，年齡在20歲左右，有相當於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貧下中農、解放軍戰士和青年幹部」、「有豐富實踐經驗的工人、貧下中農，不受年齡和文化程度的限制」、「注意招收上山下鄉和回鄉知識青年」[18]。當時，工農兵大學生的任務是：「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6][8] 學習期滿後（學制2至3年），原則上返回原單位、原地區工作，特殊需要的由國家統一分配[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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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通過了《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明令廢除高考文化課考試，提出了「十六字」招生辦法及「兩個估計」，全國高等院校開始大規模招收工農兵學員[20][21]。1972年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招生試點經驗在全國高校全面推廣[4]。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22]。鄧小平復出後，經努力，1973年4月國務院批准國務院科教組《關於高等學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見》，修訂1971年開始實行的推薦和選拔工農兵上大學的規定，增加「文化考試」的內容[2]。其後由於張鐵生寫信事件，文化考試結果作廢，張鐵生當時被封為「白卷英雄」、「反潮流英雄」[2][23][24][25]。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報》轉載了張鐵生的信，另加編者按語：「這封信提出了教育戰線上兩條路線、兩種思想鬥爭的一個重要問題，確實發人深思。」《紅旗》雜誌也轉載並發表評論，認為搞文化考試是「舊高考制度的復辟」、「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反撲」[2][25]。張鐵生獲得「四人幫」的支持，該事件也嚴重阻礙了鄧小平對招生制度改革的努力[2][24][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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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在北京被捕，文化大革命結束，工農兵學員制度也隨着文化大革命的結束而消亡。1977年，鄧小平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第三次復出政壇，同年決定恢復高考[7][32]。從1966年高考取消到1977年恢復高考的10年間，全國高等院校共招收94萬基於推薦制的大學生[1][2]。最後一屆工農兵學員於1976年入學[3]。
199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人事部、國家教委聯合下發教學廳字[1993]4號文件，其中規定，對於1970-1976年進入普通高等學校的大學生，學習期滿畢業時已由學校頒發了畢業證書，國家承認其學歷為大學普通班畢業；該時期進入高等專科學校的則為專科畢業[2][33]。
弊端一、由於「領導批准」在工農兵學員的推薦和錄取中具有決定性作用，為「走後門」打開了方便之門，也導致了工農兵學員中的幹部子弟比例較高[8][34][35]。
弊端二、工農兵學員的任務是上大學、管大學、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工農兵學員的文化基礎、年齡都存在較大差別，文化程度高的是「文革」前夕畢業的高中生，低的是「文革」前初中一年級；年齡大的是四十年代中期生人，小的是五十年代初期生人。這樣一群學生共為同窗，再加上「上、管、改」的特殊身份和使命，學校、老師如何施教確實有不少難題。後來學校採取了分大班小班、快班慢班等措施分頭進行教學，但從來不公開評價學生的學習成績。好在那時基本不考試，一般是當一門課程結束時按等級考核一次，這減輕了一些同學的壓力。當時課堂教學老師很避諱一言堂、滿堂灌，儘量採取啟發式、討論式等教學形式，使課堂氣氛顯得比較民主、輕鬆。
弊端三、由於廢除了招生考試，學員的文化程度差別很大，生源質量堪憂，造成了教學秩序的混亂，降低了教學水平和質量，使大學教育嚴重地形式化、政治化[2][5][6][8][36]。具體而言，工農兵學員的錄取，文化程度只需要初中文化程度及以上即可，工人、農民中有豐富實踐經驗的不受年齡和文化程度的限制，意味着小學甚至半文盲也可接受[2][6][8]。譬如，1970年，北京大學共招生2665人，其文化程度為：高中171人，初中2142人，小學79人（不包括短訓班）[5][6]。1971年，北京市7所院校所招學生中，高中文化程度佔21%，初中佔78%，高小佔0.6%；武漢大學招收的新生中，文科有45名是初小程度，理科有30%是高小程度，甚至有學員連加減乘除也不認得[2]。1972年5月8日，國務院科教組轉發《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科教組關於高等學校試辦補習班的報告》，指出北京市11所高等學校招收的工農兵學員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佔20％，初中文化程度的佔60％，相當於小學程度的佔20％[5][8]。
據當年的武漢大學教授查全性回憶：文化大革命結束後，1977年8月4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主持了召開了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來自科學院系統和高等院校的33位專家學者參加，至8日結束[7]。會上，當清華大學黨委負責人談到清華大學的新生文化素質太差，許多學生只有小學水平，還得補習中學課程時，鄧小平插話說：「那就乾脆叫『清華中學』、『清華小學』，還叫什麼大學！」[7][36]鄧小平插話令查全性大膽直言，他痛陳「現行（推薦工農兵上大學的）招生制度的弊端首先是埋沒人才，一些熱愛科學、熱愛文化、有前途的青年選不上來，一些不想讀書、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反而佔據了招生名額。」鄧小平當即鼓勵查全性繼續說。查全性痛陳當時的招生制度有四大弊端：一是埋沒了人才；二是卡了工農兵子弟；三是助長了不正之風；四是嚴重影響了中小學學生和教師的積極性。「今年的招生工作還沒有開始，就已經有人在請客、送禮，走後門。甚至小學生都知道，如今上大學不需要學文化，只要有個好爸爸。」[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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