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里·米哈伊洛維奇·洛特曼（俄語：Ю́р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Ло́тман，愛沙尼亞語：Juri Lotman；1922年2月28日—1993年10月28日）是一名文學家，符號學家和文化史家。他在塔爾圖大學工作。他是愛沙尼亞科學院成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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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符號學和結構領域最有影響力的作品是《符號學影院》、《藝術文本的結構》和《詩文本分析》。1984年，洛特曼創造了符號域術語。1991年，他獲得語言學金獎。對於語言學家來說，這個是語言學中的最高獎項。[1][2]
生平
尤里·洛特曼出生在一個俄羅斯彼得格勒的一個猶太精英家庭，他的父親米哈伊爾·洛特曼是一位律師，母親是受過索邦教育的牙醫亞歷山德拉·洛特曼。他的姐姐Inna Obraztsova畢業於列寧格勒音樂學院，成為一名作曲家和音樂理論的講師。他的一位妹妹維多利亞·洛特曼是一位著名心臟病專家，而另一位利迪婭·洛特曼是19世紀下半葉俄羅斯文學的學者。
1939年，洛特曼以優異的成績從中學畢業，並免試進入列寧格勒州立大學。在那裏，他以語言學作為主要學習專業，這是受了他的妹妹利迪婭·洛特曼的大學朋友的影響而做出的選擇（實際上，他還在中學時就參加過大學裏關於語言學方面的講座）。在他讀大學期間，他的教授是著名的講師和學者 - Gukovsky，Azadovsky，Tomashevsky和Propp。他於1940年應徵入伍，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擔任炮兵的無線電操作員。1946年，他從軍隊復員，然後於1950年回到大學學習，並獲得了他的文憑。他最早發表的研究論文主要集中於18世紀和19世紀的俄羅斯文學和社會思想。
由於19世紀反猶太主義盛行，洛特曼無法在列寧格勒找到學術職位（他無法申請博士課程），所以他於1950年前往愛沙尼亞，並於1954年開始擔任塔爾圖大學俄語語言文學系的講師，後來成為該系的負責人。
1960年代早期，洛特曼與來自莫斯科的一些結構主義語言學家建立了學術聯繫，並邀請他們參加1964年8月19日至29日在Kääriku舉辦的第一個二級建模系統暑期學校。這就是塔爾圖—莫斯科學派（Tartu-Moscow School）的開端。洛特曼建議在塔爾圖大學正式出版「符號系統的結構研究」討論會會議材料，自那時(一九六四年)起，開始出版著名的《符號系統著作》，迄今共出十八輯，十九、二十輯正在印刷中。在一九六〇——一九六一學年中，洛特曼開設了結構主義詩學的課程，這門課程以後保留下來，並於一九六四年出版了《結構主義詩學講義》一書(一九六二年付排)，成為《符號系統著作》的第一輯。與此同時，他還主持舉行了一系列會議。雅各布森參加了一九六六年的會議，並對此作出高度評價，認為會議氣氛融洽，發言和討論協調自然，仿佛沒有經過任何人為的組織。他讚嘆地說：「然而在這一切後面有着洛特曼的鐵手，他引導着會議的進程，他是傑出的、無可比擬的組織者！」這樣，塔爾圖—莫斯科學派終於衝破重重阻力，在國際符號學界確立了自己的地位。至今，這一學派仍在生機勃勃地不斷發展，而塔爾圖—莫斯科學派的研究方向在這段時間中發生了轉變，從運用語言學方法研究非語言學客體，轉變到研究作為某種內在的研究領域的文化符號學。如果在初期這個學派感興趣的首先是描述語言問題——怎樣描述某個客體，那麼現在感興趣的首先是符號研究的客體本身，也就是這樣或者那樣地得到實現的文化——不是怎樣描述，而是描述什麼。這種狀況使得這個學派成員的研究總是同分析具體的文化本文相聯繫，即歸根到底總是具有闡釋性質。一般地說，他們不研究抽象的符號學分析方法論，這是他們的符號學研究的又一個特徵。[3]
主要理論
洛特曼早期的學術研究重點主要是文藝符號學。他以文學研究為起點，把對藝術語言和藝術結構的研究推進到繪畫、戲劇、電影等多方面，探討了文藝符號的功能結構。洛特曼這一時期的研究深受結構主義的影響，並繼承了彼得堡詩歌語言研究會的文藝傳統，從文藝學理論出發對藝術符號系統進行了模式分析和結構分析，以聚合和組合為軸心探討了文本的構建原則。洛特曼將藝術作品作為建立在自然語(第一模擬系統，Primary Modeling System)基礎上的第二模擬系統（Secondary ModelingSystem)，借鑑生物學理論將文學藝術作為「文化鏈」的環節之一來闡述藝術文本和外文本之間的關係。這種從整體上進行的文藝符號學研究對洛特曼後來的文化研究奠定了方法論的基礎：他對文化的系統性考察也是從整體出發，融合生物學等自然學科的理論，試圖從宏觀上把握文化運動的規律，並找出其中的恆量與變量。
20世紀70年代以後，洛特曼的研究重點轉向文化符號學，這也是他學術成就最高的領域所在。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洛特曼建立起一套以符號域(semiosphere)為中心的理論，來描述其系統內部的運動規律和空間結構。洛特曼對文化的最早研究始於他在1971年和烏斯賓斯基(Boris Uspensky)合寫的論文《文化的符號機制》。他們在文中進行了對文化基本特徵的初步描述，如文化這一符號系統的邊界性、互動性、連續性和集體記憶功能等。洛特曼文化觀的大致成形則體現在他於1984年發表的《符號域》一文中。符號域是民族文化的載體，是符號存在和運動的空間，也是文化存在和發展的前提和結果。在後來撰寫的一系列文化符號學著作中，洛特曼引入了信息論、控制論、耗散結構理論和拓撲學等自然科學原理來闡釋文化符號域內部和內外之間的文本互動，以此說明符號域這一開放性系統是如何維持動態平衡的。洛特曼關於文化結構和文化動力的看法對莫斯科-塔爾圖學派的研究影響很大，該學派的很多學者都利用系統論從整體結構上對文化進行研究。
「文化文本」(cultural text)是洛特曼文化符號學理論的另一個中心概念。他對文本的早期研究集中於對其結構和類型的分析。隨着研究的深入，洛特曼的文本觀發生了很大變化。文本被視為文化的基本單位，「是完整意義和完整功能的攜帶者」。所謂完整意義和完整功能要視相應的文化語境而定：在不同層面上，同一個信息可以是文本的一部分，也可以是文本或者文本叢。文本可分為分離型文本（discrete text，又譯作「離散型文本」）即「第二性文本」，和圖像文本（iconic text又譯作「渾成型文本」）即「第一性文本」，也可以是這兩種文本的混合。文本具有信息傳遞功能、信息生成功能和信息記憶功能。文本和文本之間既有直接的聯繫，也有在闡釋過程中發生的新的聯繫。由於文本和文本之間相互影響，形成持續不斷的運動，整個文化史可以看作文本關係的發展史。
洛特曼的符號學理論以「文本」這一觀念為載體，以「符號域」為視域，從文化描寫的元系統出發考察了符號運動的意義和功能。在符號學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4]
洛特曼的中國接受
目前中國符號學界對於洛特曼的研究主要是對他的「文本」概念的研究。自80年代，洛特曼的理論進入中國，開始受到學術界的廣泛關注。中國學者對洛特曼符號學思想的介紹始於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最初，洛特曼是作為蘇聯符號學的代表人物借西方文論在中國大行其道的「東風」被介紹給中國文藝理論界的。
進入90年代，特別是在洛特曼逝世之後，中國學者開始「從各個角度和層面」對洛特曼的符號學思想「展開了深入的研究與探討。中國學術界對於羅特曼和符號學的認識逐步加深，研究範圍向文化符號學拓展。
自90年代末起，中國的洛特曼研究進入了一個蓬勃發展的新時期。2004年問世的、由張杰與康澄合著的《結構文藝符號學》（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一書系中國第一本研究洛特曼符號學思想的專著，該書對於洛特曼與塔爾圖－莫斯科符號學派的另一位重量級人物烏斯賓斯基及西方結構主義學派之間的異同進行了比較研究。 進入新千年，中國的許多學術刊物上也刊發了大量研究洛特曼學術思想的論文。特別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5月在北京外國語大學召開了「全國洛特曼學術思想研討會」，這在中國洛特曼學術思想研究史上尚屬首次。會後，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會議論文集《洛特曼學術思想研究》（2006）。這一系列活動標誌着我國的洛特曼研究從此步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當前，雖然已經有了一些對洛特曼及其思想的研究，但是對於洛特曼著作的翻譯還遠遠不夠，研究也相對流於表面。為了鼓勵學術界對洛特曼及符號學進一步研究，2001年開始對「洛特曼符號理論研究」這一課題進行資助。[5]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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