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登山（1918年—1998年），山西襄汾人，中國共產黨官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官。[1]
生平
姚登山出身貧農，早年曾上高小。1935年，姚登山參加閻錫山的部隊，歷任班長、副小隊長。抗日戰爭爆發後，1938年姚登山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奉派到213旅任中隊長。他組織了地方武裝襄陵自衛隊進行游擊戰，歷任游擊大隊大隊長、游擊支隊支隊長、曲襄大隊教導員、副政委。[1]
1945年，姚登山任中共曲襄縣委書記。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姚登山任襄陵獨立團團長兼政委，率該獨立團參加了臨汾戰役、太原戰役、蘭州戰役等戰役，該獨立團隸屬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8兵團62軍。[1]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0年他調入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後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工作，歷任中國駐丹麥、芬蘭大使館一等秘書、參贊，外交部西歐司專員，中國駐錫蘭大使館參贊，總務司副司長，中國駐印度尼西亞大使館參贊、臨時代辦。[1]
1965年，印度尼西亞發生反華排華浪潮，時任中國駐印度尼西亞大使館臨時代辦的姚登山負責領導抗暴鬥爭。1967年4月22日，雅加達的中國駐印尼大使館因為被印尼懷疑支持印尼共產黨，遭到印尼軍警與民眾包圍攻擊，姚登山被印度尼西亞政府稱為不受歡迎人物，驅逐出境。[2][3]4月30日，姚登山等人抵達北京，在首都機場受到周恩來總理、陳毅外長等政府領導人、江青、陳伯達等中央文革負責人以及數千名群眾的熱烈歡迎。[1]他和徐仁等人被譽為「紅色外交戰士」。[4]
在北京，姚登山很快捲入了外交部打倒部長陳毅的激烈鬥爭。1967年8月4日下午，北京市新聞界和電影界造反派在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行聲討港英當局罪行大會，關鋒、戚本禹、姚登山等人與會。大會開始前，戚本禹、關鋒和姚登山就陳毅的問題進行了短暫交談。1967年8月5日下午，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召開全體大會，會上姚登山傳達了8月4日戚本禹關於陳毅問題的講話，會場內響起了「打倒劉鄧陳」、「打倒陳毅」等口號。會後，外交部革命造反總部認為戚本禹關於陳毅問題的講話同周恩來關於陳毅問題的指示不符，便於當晚致函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匯報。8月7日晚，因武漢七二〇事件而腿部受傷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未能同中央文革小組其他成員一起觀看一場文藝演出，而是被臨時指派在釣魚臺接見姚登山和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核心組第一把手王中琪等七人，聽取他們的匯報，王力在聽取匯報期間不時插話。8月8日上午，王力又致信姚登山，信中稱，[1]
姚登山同志：
我們接到外交部革命造反總部八月五日的一封信，並附了你講話的一個摘要。這封信和材料，關鋒、戚本禹同志和我都看了。我們認為，革命造反總部這封信的精神是不好的，不對頭。戚本禹同志講的幾句話，是正確的。你講的話，也是對的。這些話引起群情激昂，高呼口號，是好事，是革命的景像。這些，為什麼一定要加以反對呢？鬥爭的矛頭究竟要指向誰呢？在要陳毅到群眾中去檢查的問題上，總理同文革小組的同志是一致的，企圖從中尋找什麼裂痕是徒勞的。現將外交部革命造反總部的信和附件送去。
敬禮！
8月8日一上班，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核心組第一把手王中琪召開所屬戰鬥隊隊長會議，傳達王力八七講話（由8月7日晚王力的插話整理而成）以及王力8月8日的來信。8月9日下午，外交部召開全體大會，姚登山在大會上宣讀了王力的來信，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核心組傳達了王力的八七講話。8月11日外交部和北京外國語學院「打倒派」組織的批陳聯絡站，在人民大會堂召開萬人參加的「批鬥陳毅大會」，周恩來、陳毅參加大會，陳毅遭到批鬥。[1]
此後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策劃砸爛外交部政治部的行動。8月13日凌晨，朱庭光給姚登山家打電話，向姚登山轉達了王力的指示：「砸，不贊成。要有勇有謀。對攀險峰不能壓，要多做工作」。8月13日早晨上班前，姚登山按電話記錄向王中琪進行轉告，王中琪隨即召開了第二次核心組會，會上姚登山再次傳達記錄，會議討論中有人認為王力不瞭解外交部情況，攀險峰「比老保還老保」，還稱應按原計劃砸爛政治部。會議決定推遲一天採取行動，並決定姚登山任王中琪的顧問。8月16日，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核心組成員黃安國帶頭赴外交部政治部奪權。[7]:176
8月19日上午，北京外國語學院紅旗革命造反團「打倒派」領導人宋遠利派一百多名學生進駐外交部，封閉中共外交部黨委辦公室，成立臨時指揮部，發佈三項通令。通令稱，[1]
（1）從即日起，所有黨委委員停止一切工作。不得擅自召開會議，無權批閱任何文件，無權處理任何業務工作。
（2）部黨委成員中，姬鵬飛、喬冠華二人必須於今日下午三點前來指揮部報到，其他成員必須根據自己的罪行和錯誤情節進行自我交代和檢查，必須對陳毅及其部黨委進行認真具體的揭發，每晚八點到我指揮部匯報。
（3）外交部不能同時存在兩個政權，在革命委員會成立以前，外交部一切黨政事務均應由《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負責處理。
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核心組接受了臨時指揮部授予的「外交部一切大權」。聯絡站核心組第一把手王中琪召開緊急會議，通過《關於立即創造條件建立革命委員會和成立臨時業務領導班子的決議》，決定由姚登山等人組成外交部臨時業務領導小組取代中共外交部黨委接管外交部業務工作。外交部第二亞洲司新愚公戰鬥隊在外交部張貼「要求姚登山當外交部代理部長」的大字報，北京外國語學院、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生在天安門刷寫了大標語「強烈擁護姚登山當外交部代理部長」。8月19日至8月22日，聯絡站控制的外交部業務監督小組全權負責外交部業務，中央失去對外交部業務的控制權。[1]
8月22日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發生後不久，8月23日凌晨，周恩來、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陳伯達、公安部部長謝富治等人緊急召見了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北京外國語學院紅旗革命造反團等組織的代表，對他們進行了嚴厲批評，周恩來責令北京外國語學院紅旗革命造反團立即撤出外交部，所貼封條全部無效，會後周恩來單獨召見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核心組，否定了其上報的奪權方案即《關於徹底解決部領導班子的意見》。[1]
8月26日周恩來通過充任毛澤東「聯絡員」的楊成武向在外地的毛澤東遞交了王力的八七講話，毛澤東對該講話極為反感。此後王、關、戚事件爆發，王力、關鋒、戚本禹被打倒。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隨之瓦解。[1][8]
1967年11月25日，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臨時勤務組（簡稱「臨勤」）、外交部革命造反總部、攀險峰聯合成立了外交部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籌備小組（簡稱「大聯籌」），開始了外交部的聯合執政時期。大聯籌的主要政治口號包括：「打倒劉、鄧、陶！打倒孟用潛！打倒王炳南！打倒陳家康！打倒冼依！徹底批判陳、姬、喬！徹底批判姚登山！重炮猛轟劉曉！徹底把劉曉的問題搞清楚！」[7]:197
1971年，在清查五一六運動中，姚登山被外交部作為「五一六分子」揪出。1971年6月11日，外交部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萬人批鬥大會逮捕姚登山。[7]:251此後姚登山被關進秦城監獄。1980年8月，姚登山獲釋。姚登山被逮捕和釋放均未履行司法程序，姚本人也從未經司法程序判處刑罰。
1981年4月，外交部政治部的工作人員同姚登山談結論，因為態度蠻橫，姚登山乃拒絕接受結論。1982年4月，外交部黨組派人再次同姚登山談結論，提出取消五一六分子的罪名，但保留反對周恩來、堅持打倒陳毅等問題，姚登山不服，認為自己的錯誤只有不應擴散王力、關鋒、戚本禹講話、支持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查封外交部政治部、參與研究了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上報周恩來的外交部業務領導班子名單等。外交部將其申訴與結論歸檔，結論中稱對其處分為「留黨察看一年處分（自1971年11月至1972年11月止），1980年8月起恢復行政11級。」結論作出後，1982年5月，姚登山向中共外交部黨組要求工作，此後在中共調幹支部參加活動。1985年6月，姚登山隨大批老幹部一道離休。[7]:358-360
1998年，姚登山在北京逝世。[7]:360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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