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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恺之画作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女史箴圖》長卷,相傳為晉顧愷之的作品,但現代學者普遍認為該畫卷為5世紀到8世紀時期的摹品。此畫根據晉詩人張華所公元292年作《女史箴》一文所繪,《女史箴》用於告誡皇帝后宮中的女性尊崇婦德,此畫卷表現了張華的詩歌。
此畫是現存已知的最早的中國畫長卷之一[1],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中國書畫作品之一[2]。最早見於記錄是宋徽宗時期,傳世幾百年留下了大量藏家的印章,最後成為了乾隆皇帝的收藏。1900年八國聯軍進入北京,《女史箴圖》被英軍從清宮掠走,現藏於倫敦的大英博物館。
這幅畫卷並不完整,十二幅場景中的前三幅場景已經丟失,北京故宮博物院現擁有十二幅場景的南宋素描摹本。
此畫捲入選BBC《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是其中的第39件文物。[3]
西晉惠帝時期,賈后專權,禍亂後宮,賈后失敗之後,張華作《女史箴》一文來教導後宮女性應該遵守的道德標準。[4]
《女史箴圖》以繪畫形式展示了292行的張華的詩,用於教導皇帝后宮中的女性遵從婦德[5]。中國儒家禮儀有專門約束和限制女性的婦德或稱婦道,其主要內容有:明婦順,倡婦德,講貞節,男尊女卑,等等,婦德要求女性一生順從男人的支配,保持地位低下和艱難,保持溫柔安靜,等等,《女史箴圖》教導宮廷女性尊崇婦德,以得到榮譽。
最早用來展示張華詩的作品已不可考,1986年出土的北魏司馬金龍(?- 484年12月19日)墓漆案,就有班姬辭輦的場景,意味着張華的作品很早就被人們所引用。[6]
此畫一直被認為是晉顧愷之所作,但是畫作上並沒有顧愷之的簽字和印章[note 1];並且,現在沒有發現顧愷之繪製此畫的文字記載。最早提到這幅畫的是宋代的米芾[7],米芾認為此畫為顧愷之所作,但是沒有他是以何種方式認定此為顧愷之作品的記載。後來此畫被收錄到宋徽宗的1120年的宣和畫譜中,宣和畫譜記錄該作品為宋徽宗所藏九件顧愷之作品之一[7]。由於宣和畫譜的記錄,《女史箴圖》一直被認為是顧愷之作品直至近代。
1816年清代學者胡敬(1769–1845)第一次指出這幅《女史箴圖》不是顧愷之的原作,而是唐代摹本[8]。到20世紀,又有學者根據畫作中關於景物的繪畫的風格,提出這幅畫不是顧愷之的作品[9]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的陳葆真根據1986年司馬金龍墓的發現指出,《女史箴圖》是早期《女史箴圖》的唐代摹本,作者很可能是顧愷之[10]。同時,通過對畫卷的紫外線掃描,發現了畫作歷經千年,經過數次修改和維修,可能造成了景物風格的變化。[11]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一宋孝宗時期的素描摹本[12],該素描摹本為臨摹大英博物館本[13],並且保存了所有十二幅場景。但是,前三幅場景的繪畫卻沒有後九幅詳細,可能前三段場景在製作此摹本的時候已經丟失,而為後人創作。[14][15]
現存大英博物館藏《女史箴圖》現存原作12幅場景中的九幅,歷代又在畫卷兩段添加內容。現在畫卷被分為三部分平放展示。[16]
大英博物館展示的三部分如下:
第一部分:原作部分,長348厘米,高25厘米;
第二部分:後世添加部分,長329厘米,高25厘米;
第三部分:乾隆朝鄒一桂所作松竹石泉,長74厘米,高24.8厘米。
被大英博物館分割前的畫卷構成如下:[17]
大英博物館版前三幅場景丟失[note 2]。以下介紹最有可能的場景組成。[14]
十二段場景如下
張華的詩歌的摘錄放在每個場景的前部分。
第一部分引言只存在於故宮博物院版。畫中男女對視,[14]男女之間的一段詩文可能是被錯誤放置於此。[14]
此部分介紹了《女史箴圖》所表現的主題,即中國傳統社會中束縛婦女的傳統男尊女卑的婦德或婦道。[14] 。
楚莊王時期的樊姬,為了反對莊王的奢華生活,連續三年不吃莊王狩獵得到的鮮肉。[23]
齊桓公夫人衛姬,以不聽和樂的方式勸告齊桓公上進。[24]
此場景為大英博物館藏《女史箴圖》第一個場景馮婕妤,馮媛,建昭元年(公元前38年),漢元帝在虎圈觀獸搏鬥,妃嬪都在座奉陪。一隻熊突然跑了出圈外,馮媛擋熊救駕[25]。這個畫面,展示了馮婕妤直面黑熊,就要被黑熊所傷,被手持長矛的兩侍衛救下,皇帝和兩個后妃看着事情的進行,而另外一個后妃伏婕妤卻跑開了,這個逃跑的場景在張華的詩作中並沒有提及,卻是漢書中所記載,這說明作者的畫作並沒有完全按照張華的詩作來創作。
對比大英博物館和故宮博物院的摹本,故宮博物院的摹本中人物間隔比較大,減輕了擋熊過程中的緊張程度,下一場景的描述文字也被錯誤的放到逃跑的婕妤後面。
漢成帝便與班婕妤出遊,邀班婕妤同鑾,但卻遭到班婕妤的拒絕,她說:「看古代留下的圖畫,聖賢之君,都有名臣在側。夏、商、周三代的末主夏桀、商紂、周幽王,才有嬖倖的妃子在坐,最後竟然落到國亡毀身的境地,我如果和你同車出進,那就跟他們很相似了,能不令人凜然而驚嗎?」[26]。漢成帝之後,王莽篡漢。
這個場景也出現在1986年出土的北魏司馬金龍(?- 484)墓漆案上,但是北魏司馬金龍(?- 484)墓漆案上的皇帝鑾駕上沒有妃子同坐,而《女史箴圖》的鑾駕上確有妃子同坐,表示皇帝的行為不合時宜,暗示後來的王莽篡漢。
第2,3,4,5個場景,以古代帝王后妃的故事,來教育女性應該具備的婦德。
畫中繪有一山,山中有老虎和其他動物,鳥類飛向山中,一紅色的太陽在右邊,一滿月在左邊,左面一獵人持弩瞄準老虎。
這個場景為前面的著名帝王后妃的故事作一個結語,然後轉向畫卷的下一個部分。
這個場景表現了世事皆難逃盛極而衰的法則,只有婦德才是永恆不變的真理。日月有常,太陽到了最高處也會落下,月亮到了最滿的時候也會開始有缺,名和利看似龐大的大山,但只不過是一堆塵土,失去它們和用弩機射箭一樣快。只有婦德才是永恆。也暗示了身居高位權傾一時的的賈后,禍亂宮廷,不尊婦德,最後落了個悽慘的下場。
這個場景,是各地學者最有爭議的場景,早期中國繪畫太陽中往往有三足的烏鴉,月亮中為蟾蜍。但不同的是,大英博物院藏《女史箴圖》的月亮中的動物可以斷定是一隻玉兔。故宮博物院摹本月亮中反而為蟾蜍。[27]另外,很對學者對這個場景的山景的風格也有異議。[27]
通過最近對《女史箴圖》的紫外線掃描,發現這個場景幾乎所有的部分都被損壞和修復過。所以造成了以上爭議。[28]
該場景想表現的是化妝只能美化容貌,不能美化品質,品質如果得不到美化,行為就會有錯誤和混亂,以婦德的標準改正和美化內心的品質,克服自己的邪念才能成為使自己真正具備美麗高貴的品德。
該場景一改前六個場景的緊張氣氛,顯得放鬆,畫面中是三個妃子在洗漱化妝,一個妃子坐在銅鏡和化妝盒前,另一個妃子為她梳頭,另一個照鏡的妃子可以通過鏡子看見她的臉,鏡子的正反兩面,代表外貌和品德。
該場景想表現,如果說出婦德的好處,千里之外都有知己,如果違背了婦德的要求,即使同床也會遲疑。
該場景繪有皇帝訪問一妃子,但是坐在床邊卻遲疑,畫中的妃子,斜靠床邊,也顯得警覺和遲疑。該場景直接表現和張華的詩作。[29]
這個場景和第六個場景的山景相呼應,表現了一樣的思想,世事皆難逃盛極而衰的法則,女性以婦德要求自己,要意識到為男性從屬和渺小的地位。畫面中帝王后妃和子女們形成一個和第六個場景中山景一樣的三角形,如果做不到婦德的要求,即使有穩定的家庭生活,也會和塵土構成的大山一樣,瞬間灰飛煙滅。[30]
這個場景和前面的和諧場面形成對比,帝王拒絕了他的妃子[31],畫家用這個場景來表現如果做不到禮教中規定的婦德,無論如何也得不到社會主宰男性的認同。
場景10表現了一個不遵守婦德被拒絕的女性,這個場景里繪了一個具備婦德的女性,將會得到榮譽。
結束場景,畫面中女史埋頭專心記錄,兩個妃子向她走去。
米芾首先提及此畫,然後進入徽宗的宣和畫譜,此畫本身有許多可以用來斷代的收藏印章[32],但是很多被證實為偽作,比如一個「弘文之印」的印章,曾被認為是唐弘文館的印章,但是後來被認為是偽造的,或者是一個後來叫弘文的人的私章。[33][2]
最早的被認為的正式印章是「睿思東閣」,睿思宮為宋神宗(1067–1085)時期的宮殿,睿思宮雖然不是用來收場畫作的場所,但是其中藏有王羲之蘭亭集序的石刻[32],這幅畫的存在,可以由徽宗1120年的宣和畫譜和更早期的米芾確定,米芾記錄此畫為太監劉有方(活躍於1074–1099)所有。[34]
1121年的靖康之禍,北宋滅亡,《女史箴圖》下落不明,但是從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南宋摹本可知,此畫沒有落入金朝。《女史箴圖》最後的部分有金章宗的印章,但是此印章沒有在畫面之上,所以很可能是後來加上的[19],畫的最後部分還有南宋著名奸臣賈似道的印章。[35]
南宋滅亡之後,王惲(1227–1304),受命整理南宋宮廷收藏,王惲的清單中沒有提到《女史箴圖》,元朝時期《女史箴圖》由誰收藏未知,但是畫中有一個八思巴文寫成的「阿里」的收藏章,所以元朝時期該畫很可能由一個回鶻官員收藏。[18][36]
直至明朝中期王鏊(1450–1524)、嚴嵩(1481–1568)相繼收藏,嚴嵩1562年倒台後,他的收藏被明政府沒收[18],但是很快又流入何良俊(1506–1573),然後顧從義(1523–1588)之手。1560年代項元汴(1525–1590)在《女史箴圖》圖上蓋了50個收藏章[37],然後是著名畫家董其昌(1555–1636)[38]。後來在明末清初,《女史箴圖》又被張丑(1577–1643)、張孝思、笪重光(1623–1692)、梁清標(1620–1691)等人收藏,最後從大鹽商安岐(1683–1746)處流入乾隆皇帝之手。[39]
乾隆皇帝對《女史箴圖》非常喜愛,1746年重新裝裱,加入一些新部分,包括開頭的描述,乾隆皇帝親手畫的蘭花,等,乾隆皇帝把《女史箴圖》和傳為宋李公麟的《瀟湘臥遊圖》 《蜀川勝概圖》 《九歌圖》 一齊稱為四美,藏於靜怡軒[40] 乾隆皇帝在《女史箴圖》上蓋了37個收藏章。[41]
乾隆皇帝死後,包括《女史箴圖》在內的「四美」一直被收藏於紫禁城建福宮花園,慈禧太后時期被移往頤和園,1899年義和團事件,八國聯軍進京,駐頤和園的英軍第一孟加拉騎兵團的克勞倫斯.K.約翰遜上尉(Captain Clarence A. K. Johnson (1870–1937))趁亂將《女史箴圖》盜走,約翰遜上尉的家人後來辯稱,《女史箴圖》是一個被約翰遜救過的貴婦的贈品,[42]約翰遜1902年回到倫敦後,並沒有意識到《女史箴圖》的價值,他把《女史箴圖》拿到大英國博物館,想讓館員給畫軸上的玉扣估價,大英博物館繪畫部的管理員Sidney Colvin (1845–1927),和他的助手Laurence Binyon (1869–1943)意識到了這幅畫的價值,於是以25英鎊從約翰遜手中購得。[21][43]1912年,大英博物館僱傭日本畫家杉崎秀明和漆原木蟲製作了100份木板複製品,1914到1915期間,《女史箴圖》被分割成兩長段和一小段保存,第一段包含9幅場景的原作,第二段的包括了其他所有的後來添加部分,第三段是鄒一桂的畫作,[21]從1914年以來,此畫被保管於大英博物館北區,由於光線原因很少展出。[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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