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
明朝萬曆年間沈榜編輯的《苑署雜記》第十九卷「寺觀」中，稱海印寺「元初建，今廢」。據此，海印寺始建於元朝初年。明朝宣德四年（1429年）重建之後，更名「大慈恩寺」。[1]該寺是明朝西藏僧人在京居住修持的重地，號稱「第一叢林」，位在明朝北京各個藏傳佛教寺院之首，明朝皇帝曾「臨幸」。[2]
永樂十二年（1414年），尼泊爾高僧五明板的達室利沙（實哩沙哩卜得羅）來朝，「永樂甲午（十二年）入中國。謁文皇帝於奉天殿。應對稱旨。命居海印寺。」永樂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遷都北京之後，在明朝皇帝的扶持下，海印寺躍居北京三大名寺之一。西域高僧慧進奉詔在北京海印寺主持《大藏經》即《永樂北藏》的纂刻。《萬曆野獲編》載，「永樂辛丑十九年，翰林吉士高谷寫經於海印寺，遇雨徒跣奔歸。有見而憐之者欲為丐免。谷不可曰：盍語當路概行禁寫，所全者不更大乎。」高谷是明朝永樂到景泰年間的五朝元老，他早年在海印寺抄寫的佛經便是慧進在海印寺主持編纂的《永樂北藏》。藏傳佛教大慈法王釋迦也失應明朝宣德帝之邀到北京，就駐錫大慈恩寺。[3]
《明實錄》載：正德五年（1510年）四月戊戌「大慈恩寺國師乳奴領占為西天佛子」。明朝北京的番僧分為七個等級，從高到低分別為：大慈法王、西天佛子、大國師、國師、禪師、都綱、喇嘛。正德五年，大慈恩寺的住持的地位和大隆善護國寺住持的地位相同。正德五年六月壬辰，「大慈恩寺佛子乳奴領占升為法王」。
明朝嘉靖年間，朝廷開始崇尚道教，排斥他教。由於大慈恩寺為藏傳佛教（喇嘛教）寺院，內駐「番僧」。嘉靖二十二年三月癸酉，「初，禁苑北牆下，故有大慈恩寺一區，為西域群僧所居，至是，上以為邪穢，不宜邇禁地，詔所司毀之，驅置番僧於他所。」由此，大慈恩寺被毀。[1]《禮部志稿》載，「嘉靖十年，右春坊右中允廖道南請改大慈恩寺興辟雍以行養老之禮。」《萬曆野獲編》載，「廖中允上疏，以大慈恩寺與靈濟並稱，欲廢慈恩改辟雍行養老之禮。禮臣以既有國學為至尊臨幸之地，似不必更葺別所。唯寺內歡喜佛，為故元丑俗相應毀棄。上是之，謂夷鬼淫像可便毀之，不數年，而此寺鏟為鞠場矣。」[3]
建築
《永樂大典》本《順天府志》卷七載：「海印寺在半儲坊。」半儲坊當是元大都的「豐儲坊」之訛字，豐儲坊在今什剎海銀錠橋一帶。[3]
大慈恩寺的舊址位於今氈子胡同以西。明朝弘治年間進士何景明所作《慈恩寺》一詩稱，「海子橋西寺，高樓御苑華。中流自日月，平地有煙霞。客至開金殿，宸游想翠華。十年復到此，朋輩各天涯。」王彬認為：「海子橋又稱月橋、三轉橋，位於今三座橋胡同北端。說明當年海印寺在三座橋的西側，即現在的氈子胡同西側。」「慈恩寺遺址只能是東側的『羅王府』，即阿拉善府。」[1]
吳長元《宸垣識略》則稱：「銀錠橋在北安門海子三座橋之北，城中水際看山第一絕勝處。吳岩《沿銀錠橋河堤作》：「短垣高柳接城隅，遮掩樓台入畫圖，大好西山御落日，碧峰如幛水亭孤。」海潮觀音寺在銀錠橋南灣，有明萬曆間翰林檢討趙用賢碑。又一碑磨泐無考。海印寺在海子橋北，明宣德間重建改名慈恩寺，內有鏡光閣，今廢。長元按：嘉靖間《海潮寺碑》雲，海印寺東為廣福觀，西為海潮寺，則今銀錠橋東南沿湖隙地疑即海印廢址。」學者林梅村據此認為，大慈恩寺位於銀錠橋東南岸，並且認為明朝《野墅平林圖》（有利瑪竇題款。林梅村認為是萬曆年間耶穌會中國籍畫師倪雅谷所作，作於萬曆三十年至三十二年間，且主要描繪什剎海銀錠橋附近的景色）中也繪有大慈恩寺。[3]
宣德四年重建後形成的大慈恩寺帶有一座後園，寺內還有一座「鏡光閣」。[3][1]李東陽《游朝天宮慈恩寺詩序》載：「都城之可游者，道院唯朝天，僧寺唯慈恩為勝。慈恩即所謂海印寺者，在予所居故里，有林木水石，視朝天為尤勝。」[3]
許多文人墨客也在該寺留下了詩文。比如李東陽《西涯雜詠十二首》中有《慈恩寺》、《候馬北安門外，《游慈恩寺後園有感》、《九日游慈恩寺疊前韻》、《再游慈恩寺留僧畫卷》、《慈恩寺偶成》、《重經慈恩寺憶張滄題僧故廬》。[4][3]明朝書畫家王龐作《嘉靖九年春進京赴試游什剎海作海印寺閣眺》，嘉靖朝南京三部尚書湛若水作《海印寺鏡光閣登高》二首，正德朝復古派前七子之一何景明作《慈恩寺》一首。這些詩歌說明，大慈恩寺廢棄後，該寺部分建築仍存在，並成為嘉靖、正德兩朝文人墨客的遊覽之所。[3]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外藩逼近北京，北京城外的難民湧入城內避難。朝廷「詔於慶壽、海印二寺空地結茇以居城外避虜之民。」可見此時大慈恩寺舊址的空地暫時成為難民安置之處。[1]
《日下舊聞考》載，「大慈恩寺在府西海子上，舊名海印寺，宣德四年重建。」「海子橋北有海印寺，宣德年間重建，改名慈恩，今廢為廠。」「海印寺久廢，今海潮寺中有嘉靖五年碑云：海印寺東為廣福觀，西為海潮寺，則址應在海潮寺東。」
王彬認為，《日下舊聞考》中所記的「廠」應為「供應廠」，是「中官服務的一個機構。明代為皇室服務的機關總稱內府，有十二監、四司、八局及其他機構。如內府供應庫、內承運庫等。供應廠是內府供應庫的一個下屬機構。清政府撤銷了明代為皇室服務的內府機關。只留下『供應廠胡同』、『廠門口』的地名。」明朝沈榜編的《苑署雜記》「北日坊」條，記錄了前海、後海周邊的若干胡同，其中有「十四鋪供應廠」（「鋪」是明朝行政區劃的一種）。「供應廠胡同」、「廠門口」在明朝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張爵編的《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清朝光緒十一年（1885年）朱一新編的《京師坊巷志稿》中均未記錄，在《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中有「越橋海子橋」、「染織局外」的地名，《京師坊巷志稿》中則已改為「三座橋」、「金絲套胡同」、「南、北官房」、「井兒」等等地名。[1][5]
大慈恩寺建築的毀滅時間，無明確記載。沈榜《宛署雜記》卷十九「海印寺」下注曰：「元初建今廢。」案《宛署雜記》成於明朝萬曆二十年（1592年），則大慈恩寺的建築毀於該年之前。朱大啟《海印廢寺即慈恩寺》曰：「我行海子橋，不見鏡光閣。唯有青蓮花，涼風吹不落。」朱大啟是萬曆三十八年進士，崇禎初年開始擔任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後來任大理寺卿，轉任刑部右侍郎，崇禎十五年逝世。可知海印寺的主體建築鏡光閣在萬曆末年或崇禎初年已毀。[3]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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