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誌銘

墓誌銘，又稱墳記，或壙記，^[1]為文體名，在墳墓中或墳墓上，以死者生平事蹟所寫的一份簡介，尤其對於偉大或值得紀念的人其墓經常有墓誌銘，在中國和西方都有這種習俗的存在，另外中國古代還有祭文、行狀的寫法。但是近代中國已不流行寫墓誌銘。

中國撰寫墓誌銘始於西漢杜子夏。^[2]北宋曾鞏說:「夫銘志之於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3]

東漢蔡邕曾因撰寫諛墓之文受到非議。^[4]其實拿人錢財，難免要在碑誌中說人好話，^[5]「以為諛墓之文，例多溢美。」^[6]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最善寫墓誌銘，宋人李塗曰：「退之諸墓誌，一人一樣，絕妙。」^[7]李漢的《昌黎先生集序》載韓愈計有碑誌75篇。韓愈曾為石洪作墓誌，石洪生前官僅止於縣尉，無奇偉之事蹟，日後宋人修《新唐書》竟收此「諛墓之文」。^[8]韓愈文名日盛，達官貴人常求其為先人撰墓誌銘，潤筆酬金甚高，韓愈亦來者不拒。^[9]門客劉叉甚覺眼紅，取其黃金數斤而去，云：「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10]歐陽修也寫過《范文正公神道碑》、《尹師魯墓誌》、《杜祁公墓誌》，但其子孫皆不滿意歐的文章。^[11]曾鞏曾對歐陽修為其祖父作墓碑銘深表謝意說：「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3]蘇軾本人則極少作行狀、碑誌。^[12]不過蘇軾還是代張方平作滕元發的墓誌銘，是為〈代張文定公作故龍圖閣學士滕公墓誌銘〉，這是由於張方平當時已病故。葉適亦善寫墓誌銘，《水心文集》中收錄有148篇的墓誌銘。嘉定年間，葉適爲樞密參政汪勃作墓誌，以其襄佐秦檜為政，直書「佐佑執政」四字，隱然有貶意。汪勃之孫汪綱不滿意，致書請求修改，葉適拒絕，「自謂已極稱揚，不知盛意猶未足也。」不久葉適去世，其學生受汪家請託，竟為除去「佐佑執政」四字。^[13]清人魏象樞也發表過意見：「為人作墓誌銘甚難，不填事跡，則求者多不甘；多填事跡，則見者不信；甚至事跡無可稱述，不得已而轉抄匯語及眾家刻本以應之。譬如傳神寫照向死人面上，脫稿已不克肖，況寫路人形貌乎？世人生前行些好事，做個好人，勿令作墓誌銘者，執筆躊躇，代為遮蓋也。」^[14]

墓誌銘的撰寫有其固定的書寫格式，大略是記述死者的生平傳記，包括死者的世系、名字、爵位、壽年、卒葬年月和子孫大略等。^[15]一般而言，墓誌銘還分為「誌」和「銘」兩種，誌多用散文記敘死者姓氏、籍貫和生平，銘多用韻文概括全篇，對死者的讚揚、悼念或安慰之詞。中西方皆然，但也有例外。

韓愈：《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清河張君墓誌銘》、《柳子厚墓誌銘》、《貞曜先生墓誌銘》、《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皇甫湜：《昌黎韓先生墓誌銘》
歐陽修：《瀧岡阡表》

[1]
明人徐師曾列舉了20種不同說法：「至論其題，則有曰墓志銘……曰墓志銘並序……曰墓誌……曰墓銘……曰權厝志，曰志某……曰後志……曰歸祔志……曰遷祔志……曰蓋石文……曰墓磚記，曰墓磚銘……曰墳版文，又有曰葬志，曰志文，曰墳記，曰壙記，曰槨銘，曰埋銘。其在釋氏則有曰塔銘，曰塔記。凡二十題，或有志無志，或有銘無銘，皆志銘之別題也。」
[2]
墓誌最早起源目前學界仍意見分歧。《幼學瓊林》之《疾病死喪》篇「墓誌創於傅奕」一句，注稱傅奕為漢代人，實為隋末唐初人，墓誌亦非其首創。明人徐師曾考證：「至漢，杜子夏始勒文理墓側，遂有墓誌，後人因之。」（徐師曾：《文體明辯》卷五十二，頁235-236。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
[3]
曾鞏：《寄歐陽舍人書》
[4]
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九：「《蔡伯喈集》中，為時貴碑誄之作甚多，如胡廣、陳寔各三碑，橋玄、楊賜、胡碩各二碑，至於袁滿來年十五、胡根年七歲，皆為之作碑。自非利其潤筆，不至為此。史傳以其名重，隱而不言耳。」
[5]
范文瀾在《文心雕龍·碑誄》注文中說:「唐宋以下，凡稱文人，多業諛墓，退之明道自任，猶或不免，其他更何足數。此亭林所以發『志狀不可妄作』、『作文潤筆』之篤論矣。自文章與學術分道，綴文之徒起似牛毛，貴室富賈之死，其子孫必求名士獻諛為快，即鄉里庸流，亦好牽率文人，冀依附文集傳世。文人則亦有所利而輕應之。」
[6]
昭槤：《嘯亭續錄‧孫文正取四城》
[7]
吳文治編：《韓愈資料彙編》二，李塗語，頁468。（北京，中華書局，2004）
[8]
《二十二史考異》卷五十五
[9]
劉禹錫《祭韓吏部文》粗略統計韓愈寫墓誌的收入：「三十餘年，聲名塞天。公鼎侯牌，誌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
[10]
李商隱《雜記·記齊魯二生·劉叉》：「聞韓愈善接天下士,步行歸之。既至,賦《冰柱》、《雪車》二詩,一旦居盧仝、孟郊之上。樊宗師以文自任，見叉拜之。後以爭語不能下諸公，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復歸齊、魯。」
[11]
歐陽修《與杜欣書》二通，其一云：「修文字簡短，止記大節，其於久遠，恐難滿孝子意，但自報知己，盡心於記錄耳。……然能有意於傳久，則須記大而略小，此可與通識之士語，足下必深曉此。」
[12]
王明清《揮麈後錄》卷二提及：「東坡先生平生為人碑誌絕少，蓋不妄語可故也。」
[13]
吳子良《荊溪林下偶談》稱：「水心作《汪參政勃墓誌》，有云：佐佑執政，共持國論。執政，蓋與秦檜同時者也。汪之孫浙東憲綱不樂，請改。水心答云：凡秦檜時執政，某未有言其善者，獨以先正厚德，故勉為此，自謂已極稱揚，不知盛意猶未足也。汪請益力，終不從。未幾，水心死。趙蹈中方刊文集未就，門下有受汪囑者，竟為除去「佐佑執政」四字，碑本亦除之，本非水心之意也。水心答書，惜不見集中。」
[14]
魏象樞：《庸言》
[15]
王德毅〈宋人墓誌銘的史料價值〉：「綜合宋代諸名臣之墓誌銘來論，首要敘述姓原族望，次及名諱字號、三代世系之名諱官爵、鄉貫或遷徙之郡邑，學行功名起家之年歲，宦遊經歷及所建之事功，乃至晚年之休致，卒年、年壽、葬地、葬時，某妻氏及受封號，下及諸子出身官銜，乃至於女與所擇配，有孫兒女者亦逐一述及。最後為銘辭。」（《東吳歷史學報》第十二期，2004年12月）

新唐書·列傳第一百一

[編]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文學典·墓誌部》，出自陳夢雷《古今圖書集成》

五花八門的名人墓碑墓志銘（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新浪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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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徐師曾列舉了20種不同說法：「至論其題，則有曰墓志銘……曰墓志銘並序……曰墓誌……曰墓銘……曰權厝志，曰志某……曰後志……曰歸祔志……曰遷祔志……曰蓋石文……曰墓磚記，曰墓磚銘……曰墳版文，又有曰葬志，曰志文，曰墳記，曰壙記，曰槨銘，曰埋銘。其在釋氏則有曰塔銘，曰塔記。凡二十題，或有志無志，或有銘無銘，皆志銘之別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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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誌最早起源目前學界仍意見分歧。《幼學瓊林》之《疾病死喪》篇「墓誌創於傅奕」一句，注稱傅奕為漢代人，實為隋末唐初人，墓誌亦非其首創。明人徐師曾考證：「至漢，杜子夏始勒文理墓側，遂有墓誌，後人因之。」（徐師曾：《文體明辯》卷五十二，頁235-236。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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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鞏：《寄歐陽舍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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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九：「《蔡伯喈集》中，為時貴碑誄之作甚多，如胡廣、陳寔各三碑，橋玄、楊賜、胡碩各二碑，至於袁滿來年十五、胡根年七歲，皆為之作碑。自非利其潤筆，不至為此。史傳以其名重，隱而不言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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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瀾在《文心雕龍·碑誄》注文中說:「唐宋以下，凡稱文人，多業諛墓，退之明道自任，猶或不免，其他更何足數。此亭林所以發『志狀不可妄作』、『作文潤筆』之篤論矣。自文章與學術分道，綴文之徒起似牛毛，貴室富賈之死，其子孫必求名士獻諛為快，即鄉里庸流，亦好牽率文人，冀依附文集傳世。文人則亦有所利而輕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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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槤：《嘯亭續錄‧孫文正取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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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文治編：《韓愈資料彙編》二，李塗語，頁468。（北京，中華書局，2004）

[8] [8]
《二十二史考異》卷五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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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禹錫《祭韓吏部文》粗略統計韓愈寫墓誌的收入：「三十餘年，聲名塞天。公鼎侯牌，誌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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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隱《雜記·記齊魯二生·劉叉》：「聞韓愈善接天下士,步行歸之。既至,賦《冰柱》、《雪車》二詩,一旦居盧仝、孟郊之上。樊宗師以文自任，見叉拜之。後以爭語不能下諸公，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復歸齊、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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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修《與杜欣書》二通，其一云：「修文字簡短，止記大節，其於久遠，恐難滿孝子意，但自報知己，盡心於記錄耳。……然能有意於傳久，則須記大而略小，此可與通識之士語，足下必深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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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清《揮麈後錄》卷二提及：「東坡先生平生為人碑誌絕少，蓋不妄語可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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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子良《荊溪林下偶談》稱：「水心作《汪參政勃墓誌》，有云：佐佑執政，共持國論。執政，蓋與秦檜同時者也。汪之孫浙東憲綱不樂，請改。水心答云：凡秦檜時執政，某未有言其善者，獨以先正厚德，故勉為此，自謂已極稱揚，不知盛意猶未足也。汪請益力，終不從。未幾，水心死。趙蹈中方刊文集未就，門下有受汪囑者，竟為除去「佐佑執政」四字，碑本亦除之，本非水心之意也。水心答書，惜不見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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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象樞：《庸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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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毅〈宋人墓誌銘的史料價值〉：「綜合宋代諸名臣之墓誌銘來論，首要敘述姓原族望，次及名諱字號、三代世系之名諱官爵、鄉貫或遷徙之郡邑，學行功名起家之年歲，宦遊經歷及所建之事功，乃至晚年之休致，卒年、年壽、葬地、葬時，某妻氏及受封號，下及諸子出身官銜，乃至於女與所擇配，有孫兒女者亦逐一述及。最後為銘辭。」（《東吳歷史學報》第十二期，200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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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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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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