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基·阿芬第·拉巴尼 （波斯語：شوقی افندی, （巴什基爾文）；1897年3月1日—1957年11月4日)，一般稱作守基·阿芬第，是巴哈伊信仰的核心人物阿博都巴哈的長外孫。阿博都巴哈在他的遺囑中，指定守基·阿芬第為巴哈伊信仰的聖護。從1921年至去世的1957年間，守基·阿芬第一直擔任這一職位。在擔任聖護期間，守基·阿芬第擁有解釋巴哈伊信仰三位核心人物著作的專屬權力，並有權限定立法分支的權力範圍。他個人也有一些著作，內容主要涉及對信仰核心人物著作的解釋與有關信仰未來的指引。
早年生活
守基·阿芬第生於1897年，他的父親米爾扎·哈迪·設拉子是巴比教的創立者巴孛的親戚，母親迪亞伊·哈努姆則是巴哈歐拉的孫女，阿博都巴哈的長女。在守基·阿芬第的成長道路上，阿博都巴哈為他啟蒙教育花了很多心血，守基·阿芬第也因此深受阿博都巴哈的影響。阿博都巴哈經常引領並鼓勵他吟誦禱文，就連取用「守基·阿芬第」（「阿芬第」是對男性的尊稱）這一稱號，也是源於阿博都巴哈的期望，因為這一稱號，象徵着對這孩子的敬重。
守基·阿芬第年輕的時候，就和在阿卡的巴哈伊一起經歷磨難，一起面對米爾扎·穆罕默德·阿里對阿博都巴哈的攻擊。當時，還是男孩的守基·阿芬第察覺到奧斯曼帝國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打算驅逐阿博都巴哈至北非的沙漠，並期望他在那痛苦的死去。守基·阿芬第還一度被告誡不要在自己或其他巴哈伊的家喝咖啡，以免被人下毒。
或許是因為是長孫的原因，守基·阿芬第從童年開始就和阿博都巴哈保持着特別的關係。Baghdadi提到，在只有5歲的時候，在守基·阿芬第就纏着阿博都巴哈為他書寫書簡-雖然寫書簡對阿博都巴哈來說很平常。阿博都巴哈如此寫道：
祂是上帝！
- 我的守基啊，我沒有時間說話，別打擾我！你說「寫」——我就寫了。還應做什麼呢？對你來說，現在還不是讀和寫的時候，而是蹦蹦跳跳、吟誦「我的上帝」的時候，因此，記住天佑美尊的祈禱文，吟誦它們，讓我可以聽到它們，因為現在沒有時間做其他任何事情[1]。
守基·阿芬第之後便開始背誦大量的禱文了，並且用最大的聲音來吟誦那些禱文。被誦讀聲吵到無法忍受的家人試圖讓阿博都巴哈叫守基·阿芬第安靜下來，然而這一要求被守基·阿芬第一口拒絕[1]。
守基·阿芬第最初在家和其他孩子一起接受教育，後來他進入了一所海法的法語基督教兄弟學校就讀，之後又轉到貝魯特的一所天主教學校，然後又去了加了敘利亞的一所新教大學，這所學校後來以貝魯特美國大學之名為世人所知。在這所學校守基·阿芬第度過了高中的最後一年和大學的第一年，並在此獲得了藝術學位[2]。據說，他在學校里並不開心，因此經常回到海法，陪伴在阿博都巴哈身邊。
守基·阿芬第在讀書期間主攻英語，而在那之前，他已熟練掌握波斯語、土耳其語、阿拉伯語和法語。有了這些語言能力，守基·阿芬第翻譯了許多阿博都巴哈的著作，並承擔起阿博都巴哈秘書的工作。從貝魯特美國大學畢業後，守基·阿芬第被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的經濟學和社會科學專業錄取，在那裏，他的翻譯水平並未停止提高[3]。
守基·阿芬第是在1921年的11月29日知道阿博都巴哈去世的消息的，當時他正在英國的學校中。據Wellesley Tudor Pole回憶，當他把這一消息告知守基·阿芬第時，守基·阿芬第幾近崩潰。在和約翰·埃斯爾蒙特[4]一起度過幾天的艱難的日子、解決了一些護照的障礙後，守基·阿芬第於12月19日啟程前往海法，並於29日到達。到達海法後，守基·阿芬第得知了前幾天公佈的阿博都巴哈的遺囑的內容[5]。
阿博都巴哈在遺囑中稱守基·阿芬第是「是上帝的表徵，是蒙選之枝，是上帝聖道的守護者」。而從遺囑的內容來看，守基·阿芬還是個年幼時就已被指定為聖護。有關聖護和世界正義院在巴哈伊信仰的地址，阿博都巴哈寫道：
這神聖的嫩枝——上帝聖道的守護者和將由普選產生的世界正義院，皆受阿帕哈美尊照顧與保佑，皆受崇高聖尊庇佑與無誤指引（願我能為他們兩者獻身）。他們所作的一切決定都是上帝的旨意。違背他或他們就是違背上帝；反抗他或他們就是反抗上帝；反對他就是反對上帝；和他們爭鬥就是和上帝爭鬥；和他爭論就是和上帝爭論；否認他就是否認上帝；不信他就是不信上帝；偏離、脫離和背棄他誠然就是偏離、脫離和背棄上帝[6]。
守基·阿芬第後來向他的妻子和其他人說，他此前並不知到有聖護這一制度，更對他被指定為聖護一無所悉。他認為，阿博都巴哈如此決定的原因是他是長外孫，阿博都巴哈應該留下世界正義院如何選舉的指引，`而他本人可以做這些選舉人員的召集人。
翻譯與著作
守基·阿芬第翻譯了許多巴孛、巴哈歐拉和阿博都巴哈的著作。如1929年翻譯的《隱言經》、1931年翻譯的《亞格達斯經》、1935年翻譯的《巴哈歐拉聖典選集》、1941年翻譯的《致狼子書簡》[7]。他也翻譯了有關巴哈伊歷史的書籍，如《破曉群英轉》[7]。守基·阿芬第不僅因為他翻譯了如此多的著作而重要，他也是巴哈伊著作的權威闡述者。他的翻譯，為之後的巴哈伊著作的翻譯，提供了樣板和方向[7]。
占守基·阿芬第的著作的絕大比例的是他和全球巴哈伊的書信。這些書信中，到目前為止已整理出17500封，而總共據信有30000封。這些信件的內容從常規的全球的巴哈伊事務處理信件，到針對某一特定主題向全球巴哈伊發出的說明[7][8][9]。守基·阿芬第的一些長信包括關於巴哈伊行政實質的《巴哈歐拉的世界秩序》、關於信仰的傳播的《神聖正義的降臨》以及有關巴哈歐拉至世界領袖的信的《應許之日來臨》。其他信件還談到巴哈伊的信念、歷史、道德、行為準則、管理體系和律法。他也為一些卓越的巴哈伊書寫訃告收錄。他的許多給個人和團體的信件已經被收錄在一些書籍中，這些內容已稱為全球巴哈伊的重要參考文獻的來源。.[7]
守基·阿芬第創作的唯一一本書籍是1944年的《神臨記》，這是為了紀念巴哈伊信仰創建百年而寫就。這本以英文寫就的書籍主要回顧了巴比教和巴哈伊信仰在第一個百年發生的事情。守基·阿芬第也創作了一本篇幅較短，但以波斯語寫就的同名書籍[7]。
作為聖護
阿博都巴哈去世時，24歲的守基·阿芬第依然是一名學生。收到被任命為聖護時，他對這一決定很詫異。同時，守基·阿芬第也為與他有着密切關係的外公的去世感到悲傷，在極度悲痛的時候他去了趟瑞士的阿爾卑斯山。儘管年輕，守基·阿芬第依然對信仰的發展有着清晰的目標[7]。牛津大學的學習背景和西式的裝扮，也使守基·阿芬第和他的外公阿博都巴哈形成鮮明的對比。守基·阿芬第與當地的神職人員與名流來往並不十分密切。也不像他的外公那樣常常遠行拜訪各地的巴哈伊，而是通過信件和朝聖者來傳達他到信息。他對朝聖者的對話，形成了大量的朝聖者筆記。
守基·阿芬第對巴哈伊的信仰和實踐的問題的處理也花了很多心思。作為聖護，他被授權闡釋巴哈歐拉和阿博都巴哈的著作，依據《阿博都巴哈的遺囑》，守基·阿芬第的解釋是有效的且必須被遵守[10][7]。他的領導風格與阿博都巴哈有較大差異。如他在給巴哈伊寫信時，落款是「你最忠誠的兄弟」，[11]他並不強調他的個人職務，而是用聖護制度這一名義[2]。他要求在信件和口頭演講中使用守基·阿芬第而非其他任何稱號[12]。他也和當地名流保持距離[2]。他會對巴哈伊把他作為神聖形象的做法表示批評，對慶祝他的生日和懸掛他的照片的做法表示反對[7]。
個人生活
守基·阿芬第的個人生活相較聖護的工作顯得較為不那麼引人注意[2]。他在海法寫就了大量書信，因為沒有秘書的協助，隨着去歐洲的旅行而流散到各地-他早期總是去瑞士的阿爾卑斯山。從1929年到1940年,他更多的選擇從南至北橫跨非洲的旅行方式。
守基·阿芬第非常熱愛英文[13]。 他會在隨身攜帶的筆記上，記下他喜歡的詞句。他也是音樂和英語文學積極愛好者，欽定版聖經讓他非常着迷。他最喜歡的書是《羅馬帝國衰亡史》。就讀牛津大學時，他參加了辯論隊，並且熱衷於打網球。他因一口出色的國王英語和伊斯法罕口音的波斯語而聞名，而這些都是繼承自他的祖母。
1937年3月[2]，守基·阿芬第與瑪麗·麥克斯韋爾結婚，婚後她被授予「魯希伊·哈儂」的稱號。瑪麗是加拿大人，是阿博都巴哈追隨者梅·麥克斯韋爾與加拿大建築師威廉·薩澤蘭德·麥克斯韋爾的獨生女。守基·阿芬第第一次見到瑪麗是1923年，當時她還是少女，跟隨母親前來朝聖[1]。 瑪麗是一個積極的巴哈伊老師和年輕工人，一封寫給守基·阿芬第的信中，描述她為「見過最為清爽與美麗的女孩」[14]
在她1937年第三次去朝聖時，兩人開始互相表示好感。瑪麗26歲時，她已成為高挑健康的女士。兩人在阿博都巴哈位於海法的宅邸的一間房內舉行了婚禮，魯希伊·哈儂身着黑色禮服，整個過程簡約、安靜。除了當時的觀禮者和海法的小部分居民外，很少的人知道婚禮的舉行。因此當守基·阿芬第的母親向世界巴哈伊社群宣佈此消息時，大家都感到異常驚訝，她說：
向各靈體會宣告聖護新婚之喜。無上的榮光賜予巴哈歐拉的女僕魯希伊·哈儂——瑪麗·麥克斯韋爾女士。東西方的聯繫更加穩固。--聖護之母茲艾伊[15]
守基·阿芬第和魯希伊·哈儂婚後沒有子女。魯希伊·哈儂成為他忠實的伴侶和助手，1941年她成為守基·阿芬第的主要英文秘書[2]。在守基·阿芬第去世後，魯希伊·哈儂出版了她的部分日記，使大家有機會一瞥守基·阿芬第的生活。她回憶起她的部分家庭成員和海法的一些巴哈伊使他遭受痛苦時寫道：
真希望朋友們能知道當地的一些巴哈伊給教長和聖護帶來的苦難！這些人里，有一些是善良的，但另一些卻是邪惡的。一旦某人在聖約中犯了錯誤，他們就直接攻擊顯聖者、完美典範或者聖護。我見過這類事情，它就像一劑毒藥，雖然守基·阿芬第可以從中恢復，但卻受到了數不清的傷害。也正因如此，教長在遺囑中稱自己為『斷了翅膀的鳥兒』。這些傷害是全身心的，而絕不是感情受創而已[16]。 「為了徹底壓垮聖護的精神，他們（教長的家族成員）無所不為。從天性上講，聖護是一個快樂、活躍的人，……但是，教長家族中的成員對他無休止的攻擊，……所有這些都如同烏雲一般籠罩在聖護的頭頂。……「傷害」這個詞貫穿了他的一生。現在，他已經到了只能背水一戰的地步。他說，他會堅持戰鬥到最後一個回合[17]
歷經守基·阿芬第的一生，阿博都巴哈的幾乎所有其他後代都被其以聖約背叛者驅逐出信仰，這是阿博都巴哈生前對不服從守基·阿芬第的巴哈伊明確規定的懲罰[18]。 而其他巴哈歐拉的後代，已在《阿博都巴哈的遺囑》被宣佈為聖約背叛者，所以，在守基·阿芬第去世的時候已經沒有效忠於他的在世巴哈歐拉後代了[19]。
意外的去世
1957年11月4日，守基·阿芬第在倫敦出人意料的去世，原因可能是在不列顛各地旅遊時感染了已導致200萬人死亡的亞洲流感。守基·阿芬第葬於新南門公墓[2]。 他的妻子發了如下電報：
教長賜予信徒們的神聖信託、萬千心靈摯愛的守基·阿芬第身染亞洲流感，突發心臟病，於夜晚去世。請信徒務必精誠團結於聖護新近培養、鞏固及強調的聖輔機構周圍。聖護為聖道的服務犧牲了自我，唯有一心、一意，方能證明所有國家靈體會與信徒對他的忠誠。-魯希伊[20]
依據阿博都巴哈的遺囑，再指定一名聖護已無可能，同時，有權「對沒有明確啟示的事務上擁有最高解釋權力」的立法部門亦未建立，此外，守基·阿芬第沒有留下由聖輔見證的遺囑，而聖輔的認可是遺囑中的任命得以有效的必需形式[19]。 所有27名在世的聖輔在守基·阿芬第去世後的很短時間內一致簽署了一份聲明，聲明稱直到他去世時「沒有指定繼承人」， [21][22]
1957年10月，守基·阿芬第完成了給巴哈伊世界的最後一封信，信中授予聖輔「孕育中的巴哈歐拉世界聯邦的主要幹事」的稱號[23]。因此，守基·阿芬第去世後聖輔擔負起臨時管理信仰的責任。聖輔互相選舉產生了9名「信仰監護人」，作為信仰核心在海法為信眾服務。同時，他們亦保留「聖輔整體」的權威以確保世界巴哈伊理事會妥善過度到世界正義院。信仰監護人則有權把「聖約背叛者」驅逐出信仰[24]。
這些人監督了守基·阿芬第推動的十年拓展計劃最後幾年的執行，並於該計劃預定的結束時間-1963年，完成了向第一次巴哈伊世界大會選舉產生並成立的世界正義院的過渡。
1963年，也就是守基·阿芬第計劃中十年拓展計劃結束的時間，世界正義院完成它的第一次選舉並成立。而它面對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處理守基·阿芬第沒有指定繼承人就去世這一問題。世界正義院最終決定，依據阿博都巴哈的遺囑的準則，已無法通過合法方式再指定一名聖護[19]。 因此，雖然《阿博都巴哈的遺囑》留下有關聖護繼位的條款，守基·阿芬第依然是第一位，也是最後一位擔任此職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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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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