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反戰反法西斯同盟（又稱「國際反戰反法西斯鬥爭委員會」[1]）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一個國際保衛和平組織。[2]名譽主席羅曼·羅蘭。許多具有不同意識形態的著名和平主義者是該委員會的成員或支持者。國際反戰反法西斯同盟贊助了國際反戰反法西斯婦女委員會和國際反戰反法西斯學生委員會，以及包括西班牙、英國、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國的國家委員會。婦女委員會特別活躍，包括婦女運動領袖，如法國的加布里埃爾·杜尚、英國的西爾維亞·潘克赫斯特和西班牙的多洛雷斯·伊巴露麗、中國的宋慶齡[3]。
歷史
其前身是由中國的宋慶齡、蘇聯的高爾基、法國的羅曼·羅蘭和亨利·巴比塞等人發起，1927年2月在布魯塞爾成立的「反帝大同盟」。1932年6月，為了進一步制止日益增長的新的世界大戰的危險，反帝大同盟執行委員亨利·巴比塞、羅曼·羅蘭、宋慶齡等倡議世界反戰運動。1932年春天成立了國際反戰委員會。參加委員會的還有馬克西姆·高爾基、馬賽爾·加香、葉蓮娜·斯塔索娃等。委員會建議各國知識分子和世界各大冶金業、化學工業和運輸中心的工人推選代表參加國際反戰大會。為了響應這一號召，各國紛紛成立國際反戰大會發起人小組。領導這些小組的都是科學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在1932年5月至8月期間，各國舉行會議，選出了出席反戰大會的代表。瑞士政府不許反戰大會在瑞士境內舉行，聲言這次大會「是蘇聯共產黨人策動的」。荷蘭政府雖然同意大會在阿姆斯特丹召開，但是提出了保留條件，即不許蘇聯代表入境。第二國際堅決反對召開反戰大會，號召各國社會民主黨人不參加大會籌備工作、絕不參加大會。1932年8月27日至29日在阿姆斯特丹舉行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大會（World Congress Against Imperialist War，又稱「世界反戰大會」[1]、國際反戰大會），各國共選出約5000名代表，亨利·巴比塞和羅曼·羅蘭簽發邀請函，但由於各國政府的禁止，來自世界25個國家的不同政黨和勞動團體的2244名代表代表各國反戰組織的3000萬成員出席了會議。法國代表團的陣容最大，達585人。蘇聯人只有高爾基出席了大會。宋慶齡被選為大會籌備委員，因忙於營救國際主義人士牛蘭夫婦而未能出席大會，但仍被大會選為名譽主席。片山潛在大會上演講：[1]「日本帝國主義者不僅是中國人、朝鮮人的敵人，也是日本工人和農民的敵人」「現在日本帝國主義者又在掠奪中國的東北，進攻熱河和上海，殺人放火」，並特別指出，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這種殘酷的侵略戰爭，日本共產黨人和日本革命的工農群眾正在同中國人民一道進行着英勇的反戰鬥爭。日本帝國主義者已在中國開始點起了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火焰，世界人民已面臨着世界大戰的危險，因此，向全世界勞動人民大聲疾呼號召：「我們必須以革命戰爭來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必須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 大會通過有關決議，強烈譴責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反對日益迫近的帝國主義戰爭危險，「在目前之政治狀態下，任何帝國主義戰爭，結果必牽動全世界」，尤其日本之侵入中國「會引發諸大強國之間未來非常慘酷的爭奪」「反對對於蘇聯作惡意的和造謠的宣傳」「反對瓜分中國」。大會成立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委員會（World Committee against Imperialist War，簡稱「世界反戰委員會」，「國際反戰委員會」，「國際反帝非戰同盟」）和各國分會，以發動世界人民的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鬥爭。設立了駐在巴黎的常設機構——國際局。許多著名的和平主義者加入了該委員會，包括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亨利希·曼、伯特蘭·羅素、靄理士、西奧多·德萊賽、約翰·多斯·帕索斯、厄普頓·辛克萊、舍伍德·安德森、宋慶齡等。反戰委員會中只有高爾基是蘇聯人。
另外一個前身是由德國、波蘭、意大利三國左翼工會倡議發起，1933年6月4日至6日在法國首都巴黎普萊埃爾大廳召開歐洲反法西斯工人大會。出席大會的有來自歐洲各資本主義國家的3700名代表，其中法國代表2562人。法國社會黨、法國共產黨和法國總工會的代表一起出席了這次大會。會議選舉出歐洲工人反法西斯同盟中央委員會。
1933年8月20日，國際反戰委員會和歐洲工人反法西斯同盟在巴黎通過了兩大運動在國際範圍內聯合的決議，成立了「國際反戰反法西斯同盟」（國際反戰反法西斯委員會，國際反法西斯蒂非戰同盟，World Committee against War and Fascism）。 該委員會按照成立會議地點被稱為「阿姆斯特丹-普萊耶爾」。羅曼·羅蘭為名譽主席。 亨利·巴比塞、安德烈·紀德和安德烈·馬爾羅擔任聯合主席。宋慶齡等被選為副主席。兩名德國共產黨員阿爾弗雷德·庫雷拉和阿爾貝特·諾登負責日常工作。弗朗西斯·茹爾丹為秘書長。委員包括法國的保羅·朗之萬、讓·龍格和安德烈·馬爾羅 、英國的諾曼·安吉爾爵士和約翰·伯頓·桑德森·霍爾丹教授、德國的亨利希·曼、美國的哈利·F·沃德、舍伍德·安德森和約翰·多斯·帕索斯，加拿大的亞歷山大·阿爾伯特·麥克勞德。
1933年9月，片山潛又寫信給羅曼·羅蘭等，要求國際反戰反法西斯鬥爭委員會，組織全世界規模的反對蔣介石的運動：[1]「請各位注意另一個反革命行動，我們必須展開國際規模的反對運動來反對這個反革命行動，這就是蔣介石在美、英帝國主義的積極協助下，對中國蘇維埃和紅軍發動的第五次『圍剿』。反革命劊子手已經取得帝國主義的全力支持，比過去有更多的準備。現在中國革命正受到更大的威脅，我認為國際反戰反法西斯委員會必須組織世界規模的反對蔣介石的運動。這個鬥爭將同時是反戰、反法西斯的運動。」
1933年和1934年，國際委員會分別組織了大會，以協調青年、婦女和學生的反法西斯活動。
1936年7月，國際委員會鑑於德、意武裝干涉西班牙共和國，決定將於9月10日在巴黎舉行擴大會議，討論援助西班牙和聲援各國反法西斯鬥爭的群眾運動問題，並通知宋慶齡參加。宋慶齡是國際委員會的副主席，但受當局嚴密監視不能自由行動。宋慶齡經與中共商量後，決定以她的名義委派地下黨員，時任上海文化界救國會黨組書記錢俊瑞前往巴黎參加會議。宋慶齡約錢俊瑞到寓所談了兩次，請錢代表她向大會呼籲「全世界人民要團結起來，不但要反對希特拉、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還要反對日本軍閥財閥的法西斯主義。他們都是兇惡的侵略者、壓迫者。」還要反對「殘暴的蔣介石法西斯主義」。「要說明我們在這裏的鬥爭同歐洲各國人民的鬥爭是完全一致的，我們有共同的目標，我們休戚相關。全世界人民都應該起來反對法西斯，反對壓迫和剝削，掙脫自己的奴隸地位。」
1936年8月13日，國際委員會在巴黎組織了一次歐洲大會，以支持西班牙內戰中的共和派。
迅速席捲歐美各國的國際和平運動（International Peace Campaign，中國稱之為「國際反侵略運動」）由英國國聯協會會長羅伯特·塞西爾（薛西爾爵士）和法國政府航空部長皮埃爾·高特發起，1936年9月3日至6日在布魯塞爾舉行國際反侵略運動第一次代表大會（International Peace Conference），有35個國家的4000餘位代表和800餘位來賓出席了會議。錢俊瑞代表宋慶齡出席該大會。1936年9月10日，錢俊瑞代表宋慶齡在巴黎參加了國際反戰反法西斯委員會擴大會議。
國際婦女反戰反法西斯委員會
法國女權主義者、國際婦女和平與自由同盟法國分部負責人加布里埃爾·杜尚在阿姆斯特丹代表大會上得到亨利·巴比塞、羅曼·羅蘭的支持，組建了。她成為國際委員會的書記之一。[4]1934年8月，加布里埃爾·杜尚組織了世界婦女大會(World Assembly of Wome)，大會選出國際婦女反戰反法西斯委員會發表了宣言。[5]加布里埃爾·杜尚任主席。[6]婦女委員會的英國發起人包括非共產主義者如夏洛特·德斯帕德、西爾維婭·潘克赫斯特、艾倫·威爾金森、維拉·布里頓和斯托姆·詹姆森。
1935年，國際反戰反法西斯婦女委員會、反帝大同盟和黑人工人聯盟匯集資源，以促進言論自由並結束法國和其他歐洲列強殖民地的暴力行為。[7]
Denise Moran Savineau [c]主持了婦女委員會的會議，共產主義者 Stéphane Rosso 發表了講話。[14]
婦女世界委員會積極支持保衛埃塞俄比亞人民國際委員會，該委員會於1935年9月2日舉行了第一次會議，意大利於1935年10月開始入侵埃塞俄比亞。[8]
1937年，國際反戰反法西斯婦女委員會在巴黎召開了另一次代表大會。[5]
國際反戰反法西斯學生委員會
國際反戰反法西斯學生委員會，也稱世界學生保障和平自由文化聯合會、世界學生聯合會（簡稱世界學聯），是由世界青年保衛和平大會暨世界學生聯合會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總部設在巴黎。參加世界學聯的多為歐美國家的學生團體。1935年一二·九運動爆發後，世界學聯多次致函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南開大學、復旦大學等學生組織，對中國學生的抗日救亡運動表示同情、讚揚和支持。如1936年2月8日的信中寫：「你們為國家獨立而鬥爭，當然也可說是為了世界和平而奮鬥的一支生力軍；你們每向前走一步，都加強了世界各地學生為和平和自由而奮鬥的力量。所以，我們誓願無條件地援助你們。」其後不久的另一封信中指出：世界各國的學生「沒有像你們那樣有遠大的目標和英勇的精神，我們欽佩你們。」世界學聯把1936年4月22日至29日定為「援助中國學生周」，號召各國青年學生在此期間採取一致行為，進行總罷課，向各國的日本使領館示威，援助中國的抗日救亡運動，並擬定了「擁護中國獨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擁護中國學生的民族解放運動」等口號。
1936年6月初，中國學生救國聯合會在上海成立時即通過決議加入了世界學聯。1936年7月15日世界學聯致信：「你們的鬥爭即是我們的鬥爭，你們的目的就是我們的目的」「我們保證世界學聯對於中國學生的不斷的援助，直到中國學生達到目的為止。」[9]
1936年8月31日至9月6日，第一次世界青年保衛和平大會（第一次世界青年大會）在日內瓦召開。它以「國際聯盟之友社世界協會」的名義，由世界學聯發起並主持召開，成為一個包括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階層、不同政治和宗教信仰的青年在一起討論青年自身問題和保衛和平的世界性大集會。中國全國學聯收到世界學聯的邀請後，派宣傳部長陸璀前往赴會。陸璀與陶行知、王海鏡等旅歐中國學生代表約20人組成中國代表團，參加了第一次世界青年大會。陸璀代表中國青年在大會上發言，介紹了中國青年學生為民族解放所做的努力，呼籲世界學聯對中國給予最大的支持。
1937年8月，第二次世界青年保衛和平大會（又稱第二次世界青年和平大會）在巴黎舉行。中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下屬的中國學生救國聯合會派出的會議代表陳柱天懇請世界學聯派代表團到中國作實地考察，收集有關日軍侵華暴行和中國抗戰的第一手材料，以便在次年在紐約召開的世界青年大會上宣傳。大會通過了《派遣代表團來華》《給抗日的中國人民以物資幫助》的決議案。
1938年4月13日，世界學聯常務委員安德烈·維克多（Andre Victor）、勃拉霍·赫爾培（Blaho Hrnby）從巴黎總部寄出函件，通知中國朋友：世界學聯所組織的國際學生代表團，已經啟程來中國了。代表團組成：[10]
- 柯樂曼，26歲，劍橋大學文學士，任世界學聯秘書(長)
- 白乃德·傅路德，23歲，牛津大學文學士，代表英國三大團體即基督教青年會、國際青年和平會、英國學生會。其父為時任英國駐加拿大高級專員Francis Floud。
- 莫萊·雅德，女，26歲，美國學生聯合會組織部幹事，代表美國15個學生團體、90％的美國青年。生於成都的一個循道宗傳教士家庭。
- 聶爾·雷克難（Neil Morrison），加拿大人，美國康奈爾大學學生，代表加拿大學生基督教協會及加拿大學生大會。
- 當時的計劃中還有一位墨西哥學生代表，一位法國學生代表。但他們最終未能趕上參加這個代表團。
代表團計劃在中國訪問兩個月，走訪廣西、武漢、長沙、兩安、重慶、廣州等。代表團來華的具體任務有四項：
- 把世界各國青年與學生對中國人民抗戰的同情和聯合一致的精神帶給中國青年；
- 「調查中國英勇抗戰之實況及日本侵略之非人道的真面目」
- 考察在抗戰背景下中國青年組織的種種活動；
- 「所得真相傳播於世界青年與學生之前」。
1938年5月22日，代表團4人均先後抵達武漢。5月25日下午，中共中央長江局和八路軍駐漢辦事處在漢口中山路江春飯店舉行茶話會，招待國際學生代表團，武漢各界邵力子、鄒韜奮、郭沫若、李公朴等社會名流，各黨派、各團體、各新聞單位代表，還有日本反戰作家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婦、美國作家史沫特萊，以及日、美、英、法、蘇、比、荷等國代表，共計400餘人出席茶話會。周恩來致開幕詞，長江局書記王明代表中共中央致歡迎詞。柯樂滿在講話中說：「日本在各國常常宣傳，中國是一個懦弱的國家，是一個內部分裂、自相殘殺的國家」，這個招待會卻「活畫了一幅中國各黨各派各階層統一團結的鮮明的圖畫」。5月26日武漢《新華日報》以「我國民族團結的圖畫」和「世界人士聯合的縮影」為標題，採用增版的形式進行報道。5月26日，蔣介石接見了世界學聯代表團的代表，並發表《告世界學生代表團書》。隨後代表團經九江抵南昌、浙江金華、義烏、臨浦等前線考察，發現「接近前線的城鎮被炸得很慘」，而「對我將士之英勇與游擊隊員歷次予敵重大打擊甚為欽佩」。6月6日，代表團由南昌返武漢，11日赴長沙駐留3天，參觀學校、民眾團體、傷兵醫院，了解民訓情況，與學生座談。學會了唱中國救亡歌曲《義勇軍進行曲》和《犧牲已到最後關頭》。6月14日下午，代表團離湘返漢時在長沙火車站面對歡送的人群，誠懇地表示：「現在我們不願意多講話，請諸位看我們回國後的實際行動吧！」6月17日，代表團自武漢飛赴重慶，6月20日抵成都，6月24日飛西安考察。6月27日代表團從西安出發乘汽車赴陝甘寧邊區考察，下榻延安西北旅館。在延安參觀了中央黨校、陝北公學、中國抗日軍政大學，與八路軍和邊區青年廣泛接觸。7月1日中共中央召開歡迎大會，毛澤東在歡迎詞中說：「中共中央以萬分誠意歡迎世界學聯派遣代表團來華考察，感謝世界學聯對中國的衷心援助。抗戰雖然要自力更生，但外援也有重大意義，我們需要國際援助，希望代表團把中國人民的這一願望帶給將要開幕的世界青年大會和全世界人民。」當晚代表團參加了延安各界群眾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7周年大會。7月2日，毛澤東會見代表團並長談。代表團共提出了5個問題，即陝甘寧邊區在中國的意義和作用、中共在全中國的作用、縮短持久戰時間的條件、抗戰勝利後中共的主要任務、當前中國和世界青年學生的主要任務。毛澤東一一作答，最後表示：「我代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向你們致敬！希望你們回去之後，把中國偉大抗日戰爭的真相帶給世界學生與人民。我們與你們永遠團結起來，為中國的自由平等而戰，為世界的永久和平與永久幸福而戰！」7月3日上午在副校長羅瑞卿、教育長許光達、政治部主任張際春陪同下，代表團到中國抗日軍政大學校部小禮堂與學生代表座談，並參觀了學員第二大隊女生宿舍、學員第三大隊窯洞宿舍。正在延安養傷的林彪校長陪同午餐，柯樂曼向林彪校長提出要當抗大的一名名譽學生，請授予其抗大的名譽博士學位；雅德女士提出授予其名譽游擊隊員稱號。7月3日晚20時，林彪校長主持了抗大歡迎世界學聯代表團大會，會上軍委參謀長滕代遠為每名代表送一枚「紅軍十周年紀念章」、一枚「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證章」，並授予每位代表「八路軍名譽戰士」稱號，還將一套八路軍數次戰役中繳獲戰利品的照片送給代表團。林彪校長、羅瑞卿副校長分別將以抗大教育委員會主席毛澤東、校長林彪、副校長羅瑞卿共同簽發的名譽博士證書、綴着領章帽徽的抗大軍服及畢業證章送給四位代表。還把11種抗大教材講義突擊翻譯為英語送給代表團。7月4日，延安黨政軍民代表團為代表團舉辦歡送大會。之後，代表團經西安返漢，7月下旬啟程經廣州前往美國，參加即將在紐約召開的第二屆世界青年大會。
世界學聯代表團訪華，促進了民族抗戰大團結。柯樂滿在一次演講中說：「我們到中國後，給我們印象最深的是中國各階層的人，不論男女老少，都懂得為什麼要抗戰。中國軍民的團結，以及人民覺悟為什麼抗戰正是中國一定能夠勝利的保證。」鼓舞了中國軍民的士氣，更加堅定了抗戰必勝的信心，使中國軍民看到了「各國人民對我們援助的實際狀況，使全國同胞了解國際同情確乎在我們這一邊，因而更加提高我們的抗戰情緒，加強我們的抗戰力量」。5月17日晚，柯樂滿在接受《新華日報》記者採訪時，舉出了很多令人感動的各國青年學生援華運動的事實。他將各國援華的方式概括為3種：一是慈善性質的捐助，二是抵制日貨，三是督促本國政府並要求國聯採取有效步驟制止日本侵華。柯樂滿指出：「各國青年都認識中國這次抗戰是一個長期的艱苦的鬥爭。中國雖失去了許多土地，但這只是一時的得失，最後的勝利一定是屬於中國的。」從5月中旬到7月下旬，在兩個多月的時間裏，代表團走遍了華南、華中、東南、西南、延安，從廣闊的後方到激戰的前線，從國民黨的正面戰場到共產黨的敵後戰場，從最高領袖到普通群眾，從政治軍事到文化教育，代表團每到一處，講得最多的話就是「我們支持你們！」「勝利屬於中國！」實際上為中國抗戰作了一次廣泛的輿論宣傳和精神動員。
代表團在1938年8月紐約召開的第二屆世界青年大會上發表了《告世界青年、學生團體及各報界書》，依據在中國收集到的大量事實材料，「備述來華後對我國抗戰之種種感想」，「準備分別在英、美、法、比、荷、加拿大各國大學及重要城市青年學生團體中公開講演中國問題。」
在中國的活動
1932年11月10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聽取並贊同由威廉·明岑貝格遞交的關於向滿洲派特別委員會和在上海召開反帝大會的信。會議責成共產國際執委會反戰委員會具體擬訂這個問題。[11]11月15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會議聽取了反戰委員會負責人貝拉·庫恩擬定的關於給遠東反戰大會指示的建議，主要內容是：
- 遠東反戰會議將在上海以國際會議的形式召開；「中國、日本、朝鮮和滿洲的代表應該參加上海的大會」
- 召開會議的動議將由世界反戰委員會巴黎會議以發號召書的方式公開提出；
- 宋慶齡領導上海籌備委員會；
- 會議的主題是中日衝突；
- 派往滿洲的調查團由歐美著名作家組成；
- 參加會議者的成分如阿姆斯特丹會議一樣；
- 會議的性質應該是非共產主義的群眾性活動；
- 會議經費開支應靠募集當地的資金來解決，共產國際只對調查團和歐洲其他必要的代表團給予資助。
12月21日至24日，在巴黎舉行了國際反戰委員會執行局擴大會議。會議專門討論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問題，決定派亨利·巴比塞率領由歐美各分部委員會代表所組成的代表團前來中國調查日本侵略罪行;準備在遠東、南美、巴爾幹、 斯堪的納維亞等各地分別舉行反戰大會；反戰大會在遠東的上海應首先舉行；在上海的大會中舉行世界反戰委員會第三屆常務會議。
1933年1月16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致電中共中央並抄送共產國際駐華代表埃韋特，通報了巴黎會議的情況和所作的決議，最好吸收包括國民黨在內的一切真正的民族革命人士參加，條件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領導，並正式通知遠東反戰大會「籌委會領導人是宋慶齡」。1933年2月7日，埃韋特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委員、負責處理中國問題的皮亞特尼茨基報告：「我們已着手籌備在上海召開反帝代表大會。在北平也將組織這樣的代表大會。將儘量嘗試半合法地舉行這次會議。」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中共江蘇省委與宋慶齡協商後決定由宋慶齡公開出面籌備，具體工作則由江蘇省委宣傳部部長馮雪峰主持。1933年6月18日，宋慶齡被正式推選為上海各界歡迎巴比塞代表團及遠東反戰會議籌備委員會主席。為了動員國內外反帝反戰的人們積極支持與參加這次大會，1933年8月6日宋慶齡以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委員會遠東會議籌委會主席名義，發表《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聲明。聲明首先指出：由於西方資本主義危機正在加深，各國的矛盾與衝突日益尖銳。「這些矛盾衝突正把世界迅速導向新的戰爭火焰中去」，接着列舉了資本主義世界狂熱地擴軍備戰，奔走於締結同盟，特別是在德國，法西斯已奪取了政權，而遠東的日本侵佔了中國廣大的土地，還在長驅直入，企圖在瓜分中國、奴役中國人民的競爭中，搶在各帝國主義者的前面。同時，日本一心一意地在它奪取的中國領土上擴軍備戰，計劃進攻蘇聯等等事實，並由此得出結論：「這一切把人類投向戰爭、死亡和毀滅的活動，正是當前時局的特點。」聲明呼籲「把世界工人階級和全體勞苦大眾的戰鬥力量組織起來，惟有他們才能使帝國主義列強的戰爭計劃歸於無效。惟有全世界的人民的聯合行動，才能制止未來的屠殺。」並表示熱忱地歡迎一切願意參加這個運動的人們和團體都派遣代表出席「九月份上海舉行的反戰大會」。
1933年8月18日，宋慶齡畏艱險，不顧當局不許外國代表登陸的禁令，親自到碼頭上船迎接來滬的世界反戰委員會代表團一行4人，領隊是英國工黨議員馬萊勳爵，團員是法共黨員、《人道報》主編伐揚·古久烈，比利時共產黨人馬爾度，英國人哈密爾敦。亨利·巴比塞因病未能來滬。[12]
1933年8月21日，中共上海中央局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給各級黨部關於籌備世界反帝非戰大會的緊急通知，明確說明：「這次反帝大會定名為反法西斯蒂非戰大會，各地黨部必須把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與反對法西<斯>主義緊密的聯繫起來。」在此之後，出現了「遠東反戰反法西斯蒂代表大會」、「遠東反戰反法西斯代表大會」等名稱。
1933年9月30日，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委員會遠東反戰大會（又稱「遠東反戰反法西斯大會」）在上海的大連灣路秘密舉行。原定中外代表800名，由於當局阻撓，只到了上海工人、東北義勇軍、平綏路工人、第十九路軍士兵、河北、福建、江蘇以及蘇區紅軍代表，國際反帝非戰同盟代表等65人，其中來自國外的除世界反戰委員會代表團的4名成員外，還有法國共產黨人雅克·多里奧、法國社會黨人布比，《中國論壇》的伊羅生也作為外國代表與會。代表們推選馬萊勳爵（英人）、伐揚·古久烈、馬爾度、宋慶齡及東北義勇軍代表、蘇區代表、上海工人代表等9人為主席團，宋慶齡任執行主席。還推選羅曼·羅蘭和亨利·巴比塞（法國）、高爾基和伏羅希洛夫（蘇聯）、台爾曼和托爾格勒爾（德國）、工人階級老戰士湯姆·曼（英國）、季米特洛夫（保加利亞）、片山潛（日本）、朱德、魯迅和毛澤東等為名譽主席團。宋慶齡主持會議並致開幕詞。大會聽取馬萊作的關於各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報告。報告痛斥了帝國主義侵略和法西斯猖獗。宋慶齡在會上作了題為《中國的自由與反戰鬥爭》的演說。在演說中，她嘗試用馬克思列寧主義階級分析的方法，觀察中國和世界局勢；論述了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的社會、階級根源；闡明了戰爭與革命以及她對各種不同性質的戰爭所抱的態度。她說，當前時代的特點是：「目前是資本主義制度垂死的時代。資本主義正在不顧一切地尋求出路，解決自身的矛盾。資本主義者面前的唯一出路，就是加重對人民的剝削和壓迫，並準備進行重新瓜分世界市場的新戰爭。資本主義制度陷入混亂中，越陷越深」「目前的時代標誌了一個新的社會制度——社會主義——的誕生」「無產階級革命便成為我們這一時代最迫切的社會需要了」「資本主義者在戰爭中尋求自己的生路，勞苦大眾必須在革命中尋求自己的生路」「我們並不是反對一切戰爭」「我們反對帝國主義戰爭，但是我們擁護武裝人民的民族革命戰爭。」「反動的武力只能以革命的武力來對抗」「我不想籠統地、全面地講那日益增長的戰爭危險。可以說，中國早就在戰爭中，而且侵略中國的戰爭發展成為世界大戰的烈火，只不過是短暫的時間問題了。」演說最後號召全體中國人民「在反對日本和其他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即在爭取中國統一、獨立和領土完整的鬥爭中，團結一致！」並強烈呼籲「讓我們在整個遠東，尤其在中國，發動一個強有力的運動，反對帝國主義戰爭！」會議通過了《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反對法西斯蒂的宣言》《反對白色恐怖抗議書》《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抗議書》《反對帝國主義和中國軍閥進攻紅軍的抗議書》等等。會議還宣佈正式成立遠東反帝非戰同盟中國分會（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委員會中國分會)，選舉宋慶齡為主席。短短一天的秘密會議，取得了圓滿成功。
隨着形勢的變化，1933年10月27日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王明和康生草擬的《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基本綱領》（又稱《抗日救國六大綱領》）發給中共中央政治局，要求建立下層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這一綱領於1934年在宋慶齡的幫助下得以公開發表，並獲得廣泛支持。
1933年11月15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會議《關於上海反戰大會成果和評價的決議》指出：上海會議「開展了廣泛的工人、知識分子和學生運動，不僅包括工人階級的進步階層，而且也包括工人階級的落後階層，特別是在上海，滲透到一系列企業中，這以前我們的運動完全沒有在這裏出現過，或者很少出現；吸引和動員了廣大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人士，以前他們與反戰運動沒有任何關係。」對國際代表團的組成，與埃韋特所謂「代表團糟糕的人員組成簡直不可想像」[13]的評價不同，決議要求世界反戰反法西斯委員會共產黨黨團應該「仔細研究代表團的報告」，「應該保證散發報告，特別是在日本」，除報告外，還必須「儘快發表」法國代表瓦揚-古久里和英國代表漢密爾頓的報告。
在美國的活動
1932年出席阿姆斯特丹大會的美國代表成立了美國反戰委員會(American Committee for Struggle Against War)，不久後更名為美國反戰反法西斯同盟。這個團體得到了許多著名的美國知識分子的支持，並擁有數百萬成員。[14]大多數支持該同盟的美國和平主義者都明白它與共產黨的密切聯繫以及保護蘇聯的目標，但鑑於戰爭風險不斷增加，他們願意容忍這一點。[15]
美國共產黨的埃拉·里夫·布洛爾（1862-1951年參加了1934年在巴黎舉行的世界婦女大會，並當選國際婦女反戰反法西斯委員會委員。她成為美國反戰反法西斯同盟全國執行委員會委員，並在這個角色中試圖將勞工運動和和平運動聯合起來。[16]克拉拉·沙維爾森·萊姆利奇是美國反戰反法西斯同盟的組織者，經常宣傳反對核武器和軍備競賽。1949年訪問蘇聯後，她的護照被吊銷，1951年被傳喚到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聆訊。[17]
參考文獻
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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