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台北市工作委員會,簡稱台北市工作委員會、中共台北市委,是中國共產黨在台灣省台北市的地方組織,是中共台灣省委的派出機構。
中共台北市委為中國共產黨設置於台灣台北市之外圍組織,成立於1947年10月,以讀書會形式進行活動,由郭琇琮負責。台北市工作委員會轄下設有台灣大學附屬醫院支部、草山支部、煙酒公賣局支部、台北電信局支部、士林熱帶醫學研究所支部、雙園支部、和尚州支部及第一至第五之台北街頭支部等等。1950年,毛人鳳主導之保密局破獲該委員會,並立即逮捕委員會所有成員達51人。其中包含擔任委員會書記一職的郭琇琮在內,此「匪諜案」共有15人遭槍斃,36人被判1至15年有期徒刑。
台北市工作委員會為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最大直屬機構,株連政治犯甚多。而1950年代此「北工委案」的爆發,開啟以台北市為主的台灣白色恐怖時期,此時期甚至可延伸到1970年代,甚至到1990年代該案才藉由口述歷史等活動得以部分平反。
成立背景
郭琇琮原本在日治時代即參與反日組織,進而結識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也包含了台北二中李中志、陳炳基等人,當時他們甚至考慮武裝攻擊日軍,發動策反或下毒方式來迎接盟軍[1],1945年戰爭結束後,部分台籍青年同情中共遭遇,並對毛澤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心生嚮往,以此,在中國的知識份子之間開始出現大幅度地的左傾,1945年開始,國府與共產黨的爭鬥益加劇烈,自此,中共開始大量滲透到非淪陷區,及至1946年沈崇案發生後,國府聲望一落千丈,各地學潮不斷,而大學生甚至為支持共產主義遊行並瘋狂引為風尚[2][3],此時期加入共產黨的台籍青年如吳克泰、陳炳基或滲透至台灣的學者如黃肅秋等,開始結合舊日在台的同志,開始加入解放台灣的工作,此類工作早在1946年海南及其他國府掌控區域即不斷發生,只是當時無法可作為依據進行逮捕及審問,以此至二二八發生後,大量台籍菁英左傾,加上當時國府在中國戰事節節敗退,猶如風中殘燭,激起有志青年加入中共解放台灣的工作,當然也有少部分投機者認為國府不可能支撐超過1年,加以老台共如廖瑞發與回台後的蔡孝乾、張志忠本來在日治時期即與部分反日青年相結合,因此雙方至此快速激盪,在1947年之後,地下黨的組織快速膨脹,台北市工作委員會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誕生。[4]
擷取三位臺大醫院相關者的回憶發言
李鎮源: 光復之初,台灣重回祖國懷抱,我們心裏都感到無比興奮,甚至寫了標語歡迎國軍到來。然而目睹了來接收的文武官員腐敗的行為,慢慢對國民政府感到失望。特別是二二八事件發生,台灣菁英,或者被殺、或者失蹤。一般民心,受到這事件影響,紛紛背離。而共產黨藉着宣傳優勢,獲得民心支持,迫使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來。因此當時﹙的﹚共產黨,不管是形象或者是民心,都比國民黨還要好,或多或少許多知識份子都受了這樣的影響。
顏世鴻:(取第二段) 事實上,許強他們一開始所認同的祖國是蔣介石領導的祖國,為什麼像他們這樣優秀的青年會對蔣介石政府失望?我想,最主要的就是:「二.二八事變」讓他們思考到必須在「紅色祖國」和「白色祖國」中選擇,最後,當然是選擇了前者。其實,這說起來也是很簡單的;因為在日據時期,年輕人讀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書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到處都可以買到這些書。日本人在思想上是不干涉的,他們在乎的是行動。
邱林淵:(取相關的一段) 看了許強給我們的關於解放區的資料以後,我感到他們共產黨人真的是在為中國奮鬥,比較有前途,而且,中國將來就應該有這樣進步的社會才對。所以,我覺得,為中國的革命工作,要比我去做一些無足輕重的事業,來得有意義。從那之後,我開始想離開台灣,到大陸解放區去。[5]
成立過程
1947年6月,就教於台灣最高學府台灣大學附屬醫學院,擔任助理教授一職的台灣人郭琇琮經由友人參與中國共產黨,並以假名「蕭道應」擔任台大醫學院中國共產黨支部書記[6]。實際上,蕭道應也在台大工作,並被吸收入組織,郭琇琮組織支部及後來工作委員會之長官,是知名台灣共產黨黨員蔡孝乾。依陳英泰先生之紀錄有關地下組織之建立,北市工作委員會係由廖瑞發及郭琇琮等人成立,後交徐懋德負責,郭琇琮則負責發展蘭陽支部,台北市工作委員會初由黃石岩、廖瑞發主持,至破獲時又轉由郭琇琮負責,而陳英泰本人係由鄭文峰介紹加入,初期有11個支部,後期發展為29個支部,主要負責人有,委員:郭琇琮、吳思漢,草山支部:鄧火生,和尚州支部:陳宇,士林電工廠支部:沈招檳,第一、第二至第五街頭支部:王耀勳、張國雄、盧志彬、田進添、高懷國,煙酒公賣局支部:高添丁,士林熱帶醫學研究所支部:朱點人,雙園支部:朱耀珈。[7]
由於蔡孝乾與郭琇琮運作,加上國民黨於大陸政權受到共產黨挑戰,及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國民黨政府於台灣亦喪失人民支持,臺大醫院多位醫生加入,其中以吳思漢、謝湧鏡、許強等為活動力較強人士。
據保密局官方資料顯示,1947年10月,隸屬於台灣省工作委員會之台北市工作委員會成立,仍以臺大醫院台灣共產黨黨徒為主要幹部,另外,成立草山支部、煙酒公賣局支部(即日治時期專賣局)、台北電信局支部(台北北門)、士林熱帶醫學研究所支部、雙園支部(台北萬華)、和尚州支部(位於今新北市蘆洲區)及第一至第五之台北街頭支部等等。[7]不過,據口述歷史顯示,除台北市工作委員會正式成立之外,其餘支部並不存在,最多也僅以讀書會形式存在。[來源請求]
逮捕
1948年11月廖瑞發發展之成員林慶雲的外圍組織「愛國青年會」被台灣省警務處破獲,經促轉會解密國家檔案局相關卷證後,由林慶雲之自白書給谷正文,鉅細靡遺的詳述了組織成員,包括郭琇琮、謝湧鏡、張金海、李中志、廖瑞發、林正亨、張硯、陳本江、傅世明、鄭海樹、謝桂林、蔡孝乾、李水井、李蒼降、李份、孫古平、盧鏡澄、許希寬等。牽連包含台北市工委會、台灣省工委、基隆市工委會、台南市、高雄市工委會等案[8]。
1949年10月,以讀書會等形式擴充委員會的共產黨員郭琇琮,將台灣省地圖與《台北市工作委員會工作報告書》等資料,執交林秋興共產黨黨徒,並經由香港準備交付位於中國大陸之共產黨工作人員。不過林秋興於啟程前於台灣基隆遭中華民國政府逮捕。據陳英泰先生回憶,林秋興本已潛逃至大陸,因急欲探望重病的母親而返台,並從事諜報活動遭監視並逮捕。[7]情治機構於是藉此工作書內容展開嚴密偵查,並於1950年1月逮捕郭琇琮、蔡孝乾、吳思漢等「重要幹部」。[9]
1950年5月, 中華民國國防部保密局官員與國立台灣大學校長傅斯年交涉後,再度擴大搜捕過程,其中,較為重要者有臺大醫院第三內科主任許強、眼科主任胡鑫麟、耳鼻喉科醫師蘇友鵬和皮膚科醫師胡寶珍。[7]
審判與槍決
中共台北市工委遭國防部保密局破獲後,中華民國政府即舉行未公開之審判,初判將讀書會成員中「涉案情節重大」的郭琇琮、吳思漢、謝湧鏡、鄧火生、王耀勳、朱耀珈、許強、高添丁、張國雄、盧志彬等10名判為死刑。9月21日,台灣省保安司令部[註 1]將所謂「匪台北市工作委員會叛亂案」的判決書[10] 呈報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最後定奪。[11] 因為國民黨黨內政治氣氛更為緊縮,台灣政府又將初判時12年的劉永福、蔡炳、李東益3人與無期徒刑的謝桂林四名被改爲死刑,加上蔡瑞欽因他案遭槍決,於是牽涉該案而執行死刑的一共增加爲15名。另外,則有謝新傑、林義旭、林麗南、高明柏、楊成吳、呂聰明、胡寶珍、潘水匱、蘇友鵬、陳海清、吳定國、陳勤(女)、吳振壽等人則判1至15年徒刑,後據口述歷史顯示,絕多數人是遭台灣情治機構濫捕,諸如物證則有蘇友鵬閱讀之狂人日記、吳振壽代李東益修理之收音機。 由於早年口述歷史許多當事人有所顧忌,但隨着整個社會氛圍的改變,近年陸續坦露出其參加地下黨的事實、宣示、發展乃至群眾工作,許多過去被掩蓋真相,逐漸被發掘出來,當時表示不清楚不知道的無辜受害者,開始講述其加入共產黨的過程與心路歷程,對於當時宣稱不認識的人,也開始講述其認識與介紹加入共產黨的過程,如林麗南對高添丁與廖瑞發見面引薦加入共產黨經過[12]。有驚人記憶力的陳英泰,鉅細靡遺的紀錄了組織成員與他們的故事。
他案
「台北市工作委員會案」爆發後,因受難者遭刑求及情治人員、線民謀求派案獎金等因素,大規模濫捕行動展開。1960年代之前,北工委案相關的白色恐怖案件計有
- 台北街頭支部案,槍決兩人,判刑10人。
- 學生工作委員會案,槍決11人,判刑29人。
- 郵電總支部案,槍決2人,判刑33人。
- 臺灣省工委會鐵路部分組織案,槍決5人,判刑20人。
- 台北司機工會支部案,槍決1人,判刑19人。
- 台北電信局支部案,判刑12人。
- 松山第六機廠支部案,槍決2人。判刑2人。
- 基隆市工作委員會案,槍決7人,判刑37人。
- 桃園龜山支部案,槍決5人,判刑2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