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遙（467年—517年10月2日），字俢遠[1]，一字太原，河南郡洛陽縣（今河南省洛陽市東）人，追尊魏景穆帝拓跋晃之孫，京兆康王拓跋子推次子，北魏宗室、官員。
生平
元遙有才具與名望[2][3]，虛齡十三歲時受到魏孝文帝元宏的器重，特意優待引薦參與朝會，與諸王同列。太和十七年，北魏頒佈《職員令》，元遙以下大夫為起家官。北魏遷都洛陽後，元遙出任員外散騎常侍、兼任武衛將軍，又轉任北中郎將，兼任侍中[1][4]。太和二十二年（498年），魏孝文帝南征樊鄧，元遙署理左衛將軍，跟隨南征。當時魏孝文帝在漢江展示軍威，於上巳節設置宴會，魏孝文帝與彭城王元勰賭射箭，左衛將軍元遙和元勰一組，右衛將軍楊播和魏孝文帝一組。元遙射中箭靶正中心，已得滿分。魏孝文帝說：「左衛已得滿分，右衛不得不停止射擊。」楊播回答說:「仰仗皇上的恩德，或許可以一爭。」楊播於是彎弓發箭，也是正中靶心。魏孝文帝笑着說:「養由基箭術的精妙，又怎能超過這呢？」[5][6]元遙因為有軍功，正式出任左衛將軍、封饒陽男。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南齊進犯北魏，魏孝文帝親征，魏軍抵達馬圈後，魏孝文帝患上重病，特意命令太師彭城王元勰和元遙侍奉，魏孝文帝去世的時候，就是在元遙懷中。魏孝文帝死後一旬零二天，元遙前往京城奉迎太子元恪到魯陽，正式發佈魏孝文帝的死訊[1]。
景明初年，元遙出任平西將軍、涇州刺史。元遙因為生母去世，上表請求解除職務，魏宣武帝詔令以非直系親屬的余尊厭，不准許[2][3]。元遙很快被徵召出任七兵尚書，又升任中領軍，在任內受到稱職的讚譽。正始三年五月，南梁進攻北魏，五月壬午（506年6月24日），魏宣武帝元恪詔令尚書元遙率領軍隊前往討伐[7][8]。永平元年（508年）至延昌元年（512年）之間[4]，元遙出任鎮東將軍、冀州刺史[1]。元遙在冀州以胡人沒有籍貫，無法分辨奸人和好人，命令所有胡人都設置籍貫。元遙又以胡人們設置了籍貫，就應該交稅，以充實軍費。胡人們不願交稅，就共同誣陷元遙，說元遙受賄得到了金子和馬匹。御史調查罪證，事情與胡人們所說的相同，元遙被定罪免職。元遙不斷的上訴伸冤，魏宣武帝敕令有關部門重新追究，元遙才被昭雪，回朝出任護軍，加右光祿大夫[9]。延昌三年十一月，司徒高肇作為主帥討伐川蜀，十一月乙卯（514年12月12日），中護軍元遙出任征南大將軍、都督南討諸軍事率兵前往南方，配合伐蜀作戰[1][10][11]，魏宣武帝徵召楊大眼出任太尉長史、持節、署理平南將軍、東征別將，隸屬元遙[12][13]。延昌四年（515年）正月，魏宣武帝去世，朝廷發出敕令停止南征，魏孝明帝元詡給高肇和元遙等人寫信，用委婉的方式告知他們魏宣武帝的死訊[14][15]，元遙接受詔令班師回朝[4]。
延昌四年六月，冀州僧人法慶造作怪異的妖術，就遊說勃海人李歸伯，李歸伯就全家跟隨法慶，召集鄉民，推舉法慶為首領。法慶任命李歸伯為十住菩薩、平魔君司、定漢王，自號「大乘」，宣稱殺死一人做一住菩薩，殺死十人做十住菩薩。法慶又調和狂藥，讓人服下後，父子兄弟都不再認識，僅僅以殺人為業。法慶於是聚集民眾殺死阜城縣縣令，攻克勃海郡，殺害官吏和百姓。冀州刺史蕭寶夤派遣兼任長史崔伯驎討伐，魏軍在煮棗城戰敗，崔伯驎戰死。法慶的黨徒於是強盛，所在之處屠殺寺院，殺戮僧人和尼姑，焚燒佛經佛像，說是新佛出世，除去舊魔鬼。七月丁未（515年8月1日），魏孝明帝元詡詔令元遙出任使持節、征北大將軍、都督北征諸軍事[16][17]，統帥步兵騎兵十萬人馬前往討伐，部下還有長樂郡太守李虔[18][19]、左民郎中張始均[20][21]、兼任散騎常侍高綽[22]、開府中兵參軍封隆之等人[23][24]。法慶相繼進攻元遙的部隊，元遙都擊敗了他們。元遙派遣輔國將軍張虬等人率領騎兵追擊，九月甲寅（515年10月7日），魏軍擊敗了法慶，生擒法慶和他的妻子尼姑惠暉以及叛軍頭目百餘人，將他們斬首後傳送首級到京城[25][26][27][28]。元遙之後又俘虜了李歸伯，將他在都城的街市斬首[29][30]。
當初，元遙的大功兄弟，都是魏景穆帝拓跋晃的孫子，到魏孝明帝時服屬斷絕，所以朝廷除去元遙等人的宗室屬籍。元遙上表說：「私下聽說聖人之所以面向南而治理天下，有不可以改變的，是親，是尊。四代後緦服完結，五代後袒衣免冠，六代以後親屬關係竭盡。在這之外的，還維繫姓氏而不加區別，在一起飲食而沒有不同。另外《律》文所說的議親，不僅是當代的親屬，指的是先帝的五代。恭謹探尋這一旨意，是用以增廣皇帝的宗屬，加大國家的牢固。先帝之所以改變這一條例，實行另外的制度，是在太和末年，正有意攻佔三吳和川蜀，開始經營的用度，在起初就深入考慮，割減親戚的起源，在當時是權宜之計。而臨淮王拓跋提，在分開宗室屬籍的開始獲得魏孝文帝賜給的布帛三千匹，是表明看重分離；樂良王元長命也獲得賜給的縑二千匹，是用以保持慈愛眷戀。這都是先朝殷勤思慮，不得已而這樣做的。古人說過，百足的蟲子至死不僵硬，是因為輔助自己的多。臣下實在不妄想要親登大殿台階，苟且求取華屋，只是擔心大宗一分開，天子親屬名冊上不過十幾人而已。在漢朝，諸王的兒子不論多少都裂土分封，稱之為侯。到了魏晉，無不廣賜河山，稱之為公，大概是鼓勵大宗不牢固，骨肉的恩情疏遠了。臣和皇上雖然是離開五代的遠親，但是於先帝就是天子的孫子。魏孝文帝所以封國有俸祿又給予衣食，皇后的親族僅僅給俸祿不給衣食，是用來區別內外限定的相同和差異。現在各廟子孫的情感，心中沒有忘懷；行路之人的悲傷，很快已經觸及。所以分封的人，三年服喪期滿，然後就改換服裝。現在朝廷還處於先帝死亡的悲痛中，就商議這件事，實在不安心。」魏孝明帝詔令尚書廣泛議論後上報。尚書令任城王元澄、尚書左僕射元暉上奏贊同元遙的奏疏，靈太后不聽[31][32]。
熙平二年九月二日（517年10月2日），元遙在私人住宅中去世，虛歲五十一，魏孝明帝在東堂為元遙舉哀，朝廷追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其餘官職如故，諡號宣公，依照禮節葬於洛陽西陵[1]。
墓地和墓誌
1919年，人們在河南洛陽城北後海資村南凹發掘到元遙之墓，除出土大量隨葬陶器外，還有墓誌一方，該墓誌收錄於《漢魏南北朝墓誌匯編》[4]。
分析
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副教授劉軍據元遙墓誌指出，元遙雖為三朝元老，但人生的主要活動集中在孝文、宣武兩朝，孝明帝初雖仍有建樹，但已經是日薄黃昏、大幕垂落。劉軍用自製的年譜同《魏書》、《北史》中元遙本傳進行比對，發現正史對元遙孝文、宣武帝時的輝煌業績敷衍了事、一筆帶過。但正史對於元遙晚年的記錄格外翔實，甚至張冠李戴，將宣武朝的事情移植到孝明朝[4]。
劉軍指出，元遙與孝文帝同齡，但在行輩上卻是孝文帝的堂叔。孝文朝是元遙事業騰飛的起點，因此，他與孝文帝的關係及其在太和政壇中的地位便成為無法迴避的問題。對此，《魏書·元遙傳》沉寂無聞，墓誌卻提供了重要的線索。據墓誌所載，元遙「年十三，為高祖所器，特被優引朝會，令與諸王同」。也就是特准以王的身份列席朝會、站班議事。這對於年幼尚為自身的宗室子弟而言可是無上的榮耀，遍檢史籍，受此禮遇者寥寥無幾。由此可見，元遙很早就博得孝文帝的賞識，並與之結成莫逆之交。這或許與他特殊的身世背景有關。當時景穆帝后裔的勢力如日中天，是國家公職的主要候選群體，元遙作為其中一員被重點培養完全合乎情理；況且，其父京兆王拓跋子推在乙渾之亂中入京勤王，為政權鞏固立有不世之勛。正是憑藉這些因素，元遙才會脫穎而出。墓誌又載，元遙於太和十七年（493年）以下大夫為起家官，據前《職員令》，此職位列正四品上，這個起家標準明顯高於景穆諸房同儕元壽安、元颺、元欽、元汎略、元修義、元固。次年，北魏遷都，元遙迅即升任員外散騎常侍、兼武衛將軍，官居從二品下。由起家到首次遷轉，短短一年內，晉升幅度竟高達三階，這在嚴格遵循逐級升遷原則的北魏官場是極為罕見的。元遙早年的仕宦履歷證明其身份確實非同凡響。值得注意的是，元遙此時進入禁衛系統供職，拉近了與皇帝的距離，也為日後躋身統治核心鋪平了道路。後來，孝文帝又委元遙以洛陽北部防務之重任，授北中郎將；併兼任侍中，使其獲得出入禁中的資格。元遙真正進入最高決策層是在太和二十二年（498年），當年他以左衛將軍之職隨駕征討樊、鄧，成為孝文帝最為信賴的將領。《魏書·楊播傳》記載元遙和孝文帝進行了賭射，既能與皇帝賭射遊戲，必是親信近臣。實際上，元遙與中軍大將軍、彭城王元勰和右衛將軍楊播在親征之際組成了臨時性的御前樞密機構，協助皇帝統籌軍政事務。三人當中，元遙貴為皇孫，地位僅次於元勰，所以後來才有二人侍疾之事。元遙陪伴孝文帝走完了生命的最後歷程，說明他與元勰一樣，同是孝文帝的左膀右臂、股肱之臣。元遙畢生與孝文帝結下了不解之緣，早年深受青睞，破格提拔；剛過而立，即進入權力中樞；後半世的挫折亦由此埋下伏筆。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正史對元遙的這段往事採取選擇性「遺忘」，其中確有隱情[4]。
孝文帝駕崩後，元遙配合彭城王元勰穩妥地處置善後事宜，迎皇太子元恪至魯陽即位發喪，使權力實現順利交接。在此過程中，元遙居功至偉，「百司始伏其深謀也」，自然成為朝野 矚目的焦點人物。孰料好景不長，他迅猛的上升勢頭很快便因宣武帝調整宗室政策戛然而止，並從此跌入人生的低谷。孝文帝重用宗室，尤其是五服以內的近宗。置身皇權的羽翼下，有服宗親的實力不斷膨脹，甚至可以左右政局的走向，這對宣武帝的統治造成了嚴重威脅。有鑑於此，初登大寶的宣武帝反其道而行，利用恩悻、外戚和出服疏宗搶佔權力領地，曾經風光無限的宗室近支備受打壓。具體落實到元遙，這位集前朝重臣、骨肉至親於一身的人物的隕落也就勢所難免了。首先，元遙被調離長期效命的禁衛崗位，「景明初，除平西將軍、涇州刺史」。北魏禁軍不只是衛戍京師的軍事單位，同時又是不容小覷的政治勢力，他們憑藉與皇帝接觸之便，逐漸擁有了參與樞機的權利，前文述及的孝文帝軍中御前會議就是以禁軍指揮層為班底的。故元遙的離職意味着被排擠出權力中樞。元遙並非個案，有過類似遭遇的宗室近親不在少數，如同為景穆皇孫的武衛將軍元嵩「出為平南將軍、荊州刺史」，右衛將軍元麗「為使持節、都督、秦州刺史」。取而代之的是元暉、元珍、元鷙等一干疏族。這些事例表明，宣武帝着力整肅禁衛隊伍，旨在清除近宗的存在和影響，從而使禁軍能夠俯首帖耳。所以說，元遙出鎮涇州具有深刻的政治內涵，絕非常規的人事調動。其次，元遙宣武帝時外任與在朝的時間基本持平，他先後於景明及永平年間鎮守涇州、冀州，達七八年之久，由於遠離京師，他的政治地位漸趨邊緣化，社會聲望隨之驟降。再次，元遙雖數度被征入朝，在軍事機關出任七兵尚書、中領軍、中護軍等顯職，但是軍權牢牢掌握在皇帝親信于氏家族手中，恐其頗受掣肘，難有作為，徒裝點門面而已。在朝期間，元遙還兩度領兵出征，分別是正始三年（506年）進擊宿豫、梁城、合肥一線及延昌三年（514年）配合大將軍高肇伐蜀，墓誌着重敘述了後者。在此過程中，宣武帝也並未放鬆對他的防範，派遣心腹爪牙楊大眼作為元遙別將似有督責之目的，因為北魏時期以副將監軍是不成文的慣例。而且楊大眼「持節」，享有臨陣斬將的軍事裁判權，這顯然是對元遙統帥權的制約。無獨有偶，當年景穆皇孫元英攻打義陽，宣武帝曾委派直寢羊靈引為軍司予以節度。由此可知，宣武帝儘管任用景穆後裔，但時刻保持高度的警惕。總之，元遙在宣武朝境遇不佳，既不為重用，又飽受猜忌，不難想像他在承受巨大落差時內心的憤懣與憂鬱。與墓誌詳載元遙宣武時事相反，《魏書》本傳的內容僅一殘句:「世宗初，遭所生母憂，表請解任，詔以余尊所厭，不許。」此句在行文當中並不起眼，但若結合事件的整個原委則體現出特殊的含義，說明元遙不堪重壓，有意辭官隱遁、逃離是非，無奈深陷政治漩渦無法自拔，只能在艱險的仕途上任人擺佈。《魏書》的記載極為簡短，且有明顯剪裁拼接的痕跡，何以會出現這種狀況?筆者以為，不能把它簡單地歸結為技術問題，潛藏的政治意圖才是根本。元遙是宣武帝宗室政策典型的受害者，遭到了不公正的對待。事實上，宣武帝苛禁宗室的做法不得人心，任城王元澄「常恐不全，乃終日昏飲，以示荒敗」；彭城王元勰「絕知己之游，唯對妻子，鬱鬱不樂」；陽固有感於「宗室大臣，相見疏薄」，作南、北二都賦以諷諫。於是就出現了為元遙鳴不平的聲音，就連孝明帝也「傷公巨效之未酬，慨公往而不待」，故給予特別追贈「儀同三司」以作補償。如此一來，統治者會擔心世人借元遙為口實攻訐宣武帝的施政，影響皇室的尊嚴。所以，北魏史官在編撰國史時把元遙的遭遇徹底抹除，以規避政治風險；同時為防止產生強烈的對比效應，挑起讀者的疑竇，連帶着將其孝文朝的功業也一併掩蓋。魏收修史不求甚解，照搬照抄，呈現給後人的便只有那段孤立的文字。現今只有根據墓誌方能還原它的本義，而史家不經意間的流露也道破了墓志銘平淡背後的心緒糾結[4]。
魏孝明帝即位後，援引先皇「當世五屬」或「四廟子孫」的界定標準甄別宗室，魏孝明帝的有服宗親僅限於文成帝、獻文帝、孝文帝和宣武帝四帝的子孫，元遙作為景穆帝的後裔已經出服，逸出了皇帝服紀的上限，所以被革籍。劉軍指出有三個問題需要澄清[4]
一，魏景穆帝后裔眾多，為何辨族的矛頭專指元遙。據記載，魏孝文帝於太和十七年（493年）推進宗室族制改革，變平等無別的直勤傳統為親疏有序的家族關係，孝文帝將宗室壓縮為以本人為中心，上到高祖、下至玄孫、旁及五世的狹義的家族結構，這或許受到了王肅所傳南朝王儉《喪服記》的影響。不過，據劉軍本人的研究，由於觸及利益廣、操作難度大，辨族工作在孝文帝死後即告終止，朝廷仍舊沿襲拓跋遺俗，以始祖神元帝拓跋力微的全體後裔作為宗室的範圍。時隔十餘載後，當年的舊事重提，令人頗感突兀，而且目標只鎖定元遙一人，其他景穆後裔似未受波及，如主持商議此事的任城王元澄泰然處之，並無激烈的反應；城陽王元徽照舊以「皇家親近」自視。劉軍認為，這與元遙捲入新的政爭有關。就在孝明帝即位不久的延昌四年六月，冀州爆發了以沙門法慶為首的大規模邪教叛亂，造成嚴重的破壞。次月，元遙銜命出征，統領十萬步騎三月內平叛。《魏書》和墓誌對此皆大加讚頌，不料本應皆大歡喜的好事卻又平添了幾多煩惱。據《魏書·張始均傳》的記載，元遙討伐大乘教的時候殺戮眾多，屍體積攢的都有數萬，軍人又看中收集首級領功，光是張始均檢查集合起來燒掉的都有數千。這說明討逆軍紀律廢弛，殺伐過濫，元遙作為主帥，難逃其咎。元遙縱容官兵，有激勵士氣的用意，因為墓誌坦言當時「懸軍遠襲，寇旅既強，人無鬥志」。法慶叛亂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參加者中不乏鄉紳名望，如勃海李歸伯之流。這些人牽扯其中，難免會受到官軍的騷擾和傷害，於是心懷怨恨，便藉助朝中友朋的勢力向元遙發難。而真正有興致揣摩喪禮五服，並以此為整人手段的也只能是這些迂腐教條的河北士族。當然也不排除個別朝廷官員嫉賢妒能、落井下石的可能。總之，元遙革籍事件是針對他個人的鬥爭，並無普遍意義[4]。
二，關於孝文帝變更宗室族制的初衷。元遙在奏疏中曾經提到：「先皇所以變茲事條、為此別制者，太和之季，方有意於吳蜀，經始之費，慮深在初，割減之起，暫出當時也。」也就是說，此項改革是迫於經濟壓力的權宜之計。北魏前期，基于氏族平均分配的習俗，國家以「親恤」的名義無差別地發放宗室補助，其數額之巨令國庫捉襟見肘，孝文帝縮編宗室規模正是為了削減這筆開支。元遙試圖以此論證在財政已然好轉的時候重啟辨族程序並不符合先皇的本意。元遙墓誌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元遙是孝文帝的貼身侍臣，他肯定了解皇帝施政的意圖，這就為分析拓跋族制演變提供了新的視角。前輩學者一味強調禮制因素在此過程中的作用，忽略了現實動機，不能不說是個缺憾。而《元遙墓誌》間接地成為破解懸疑的鎖鑰[4]。
三，元遙死後，宗室身份能否得以保留。孝明帝熙平初年，元遙大限已屆、回天乏術，削奪宗籍更如雪上加霜，難道他註定要帶着遺憾離開人世？元遙墓誌中有「降寶星宮，分光帝緒」一節；頌銘與之呼應「莊哉氏胄，巨胤瀉源，齊光日月，等覆乾坤。」類似的語句在北朝墓誌中司空見慣，都是皇親國戚自我標榜的套話。如《元斌墓誌》：「帝緒綿邈，王跡嬋聯。分峰昆岳，籍潤滄源，本枝郁矣，磐宗在焉。」《元茂墓誌》：「君文淪皇源，蟬綿國緒。」又《元周安墓誌》：「同資帝緒，分命公門。」三方墓誌的主人同為景穆帝后裔，既然他們的宗室名分沒有受到質疑，那麼措辭與之雷同的元遙也應等同視之。《元遙墓誌》敢於如此行文，必定秉承了官方意志，表明革籍一事沒有真正執行，朝廷依然承認元遙的宗室身份。這固然是念及他恪盡職守、功勳卓著，最主要的還是孝文帝折衷理想與現實的辨族主張有悖於「廣帝宗、重磐石」的宗法原則而難以貫徹[4]。
家庭
- 安定梁氏[1]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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