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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鍾[3]（1900年6月28日—1989年7月28日），四川敘永人，中國共產黨軍隊政治工作領導人，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將。
此條目頁的主題是中國軍事人物。關於傅鐘，請見「傅鍾」。
傅鍾於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畢業於莫斯科中山大學。第一次國共內戰時期，歷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秘書長、紅十二師政委、川陝根據地臨時省委書記、西北局組織部長、紅四方面軍（後兼西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等職。參加長征。後任抗日軍政大學政治部主任。抗日戰爭爆發後，歷任八路軍政治部民運部部長，八路軍政治部副主任，八路軍野戰政治部主任。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任中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副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長期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傅鍾是中共1614位開國將帥中最早加入中共的一位，其入黨時間甚至早於十大元帥和十大大將。
1919年在敘永中學讀書，接受五四運動的影響。1921年赴上海預習法文，參加「工讀互助會」。同年冬赴法勤工儉學。1921年冬加入中國共產黨[4]。1925年，傅鍾任中共旅歐總支部書記。1926年初轉入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任學生總支部局副書記。1927年轉入托爾馬喬夫軍事政治學院學習。曾列席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參加共產國際執委會擴大會的工作。1930年與周恩來同回上海，在中央軍委從事人事和兵運工作，同時參與翻譯了《蘇軍步兵戰鬥條令》和《蘇軍政治工作條例》[5]。
1931年，傅鍾分配到紅四方面軍政治部任秘書長、紅十二師政委、紅四方面軍隨營學校校長兼政治委員、彭楊軍政幹部學校政治部主任等職[6]。1932年冬任川陝根據地臨時省委書記。後又任紅四方面軍（後兼西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同時主辦《紅軍報》、《幹部必讀》等報刊。主持制訂團、師、軍政治機關工作細則[5]。傅鍾參與鄂豫皖蘇區和川陝蘇區歷次反圍剿戰爭[7]。
1935年，傅鍾參加長征，負責群眾工作和戰勤工作[7]。8月在沙窩會議上被增補為中共第六屆中央候補委員[8]。與中央紅軍在懋功會師，召開毛兒蓋會議後，出任紅軍右路軍前敵指揮部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員陳昌浩，總指揮徐向前，參謀長葉劍英。因為對陳昌浩在黨中央、一方面軍的態度表示了一些意見，被陳昌浩派到包座前線部隊做戰地工作，隨後李卓然也去了。9月11日清晨，突然接到騎兵通信員送來陳昌浩的「特急飛傳」紙條，內容為「傅鍾、卓然：趕快回來，中央夜裏秘密開走，去向不明。他們丟下我們『開小差』，用意何在？飛速來議。」[9]傅鍾和李卓然於當天中午騎馬趕回巴西的喇嘛廟右路軍總指揮部，陳昌浩在右路軍高級幹部會上講話，說中央「右傾」，「怕死」，丟下我們「逃跑」了等許多難聽話。陳昌浩說完，問誰有話講。大家都說沒有。當天近黃昏時，陳昌浩宣佈南下，口號是「打回通、南、巴！」傅鍾問昌浩：究竟出了什麼事，為什麼到了這種地步？陳昌浩說：傅鍾，你不必擔心，我們還有幾個軍，自有出路！你們搞好政治動員。[9]9月12日黎明，右路軍出發南下。10月初，左路軍從阿壩方向來到卓克基，和右路軍會合，共有近八萬人。
在張國燾另立中央後，傅鍾被張國燾封為「政治局候補委員」[10]，但傅鍾拒絕在張國燾自立的「中央」機關擔任職務。後來見到任弼時，傅對任弼時說：[9]「那個委員名單，全是張國燾和黃超搞的，別人概不知道。那天晚上開會，事先都不摸底，陳昌浩同志也不曉得要幹什麼。」1935年11月任中共川康邊省委書記。1936年7月紅二、四方面軍會合。任弼時與傅鍾都是二十年代初期就在莫斯科的老同學，都精通俄語。任弼時找傅鍾談話，開門見山問：「去年北上，中央走了，你們為什麼不走呀？」傅鍾說：「不知道」，並介紹了所見、所聞。聽完紅一、四方面軍從會師以來的一年間的過程，任弼時問：「北上有決議沒有？」傅說「有」。任弼時問：「有，為什麼不執行？」[9]任弼時沒再說什麼，要傅鍾次日到總司令部機要科去看電報，說：「凡我看過的你都可以看。」傅鍾看過電報才知道一、四方面軍分開前後的前因後果具體過程。看過電報，任弼時再次和傅鍾長談：[9]「看來，不是中央丟下你們走了，是你們不跟上中央走，中央才先走的；責任不在中央，在你們！」任弼時用俄語對傅鍾說：「列寧是非常重視統一問題的！列寧說過，統一對工人階級是無限寶貴的，無限重要的，在鬥爭中是最偉大的武器！而沒有統一的領導中心，黨的真正統一是不可能的。我們再不能讓張國燾破壞黨的統一了！」按照任弼時的見解，傅鍾與王建安、袁克服等四方面軍高級幹部作過長談，他們完全贊成任弼時的意見，並積極主動地在紅四方面軍部隊中進行了團結一致和維護黨中央統一領導的思想教育。[9]
後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組織部部長，隨軍到達陝北。參加過延安批判張國燾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從此與「張國燾路線」徹底劃清了界線，當了一輩子的總政副主任。此後，傅鍾擔任抗日紅軍大學（後稱抗日軍政大學）政治部主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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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傅鍾參加洛川會議[12]，此後任八路軍政治部民運部部長[13]。1938年1月，傅鍾擔任八路軍政治部副主任、野戰政治部主任[14]，長期轉戰太行山區[7]。在此期間，傅鍾提出了《政治整軍方案》，參與制定並發佈與朱德、彭德懷、左權共同署名的《政治整軍訓令》。1939年5月15日，傅鍾在《八路軍軍政雜誌》上發表《八路軍抗戰中政治工作的經驗》[6]。1940年春，以八路軍野戰政治部名義，先後向部隊發出關於生產運動的訓令和指示。1940年冬回延安，任中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副主任，後兼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部副主任等職。1945年，參加中共七大，並在會上作了《增強黨的團結，反對山頭主義》的發言，受到毛澤東等稱讚[5]。
1946年初，傅鍾調任重慶新華日報社長兼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長[7]。國共內戰爆發後，出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副主任[15]。1947年3月，奉命帶領總政機關東渡黃河，進入晉察冀軍區負責軍委總政治部常務工作，並出席全國土地會議[6]。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傅鍾參與制定《中國人民解放軍黨的委員會條例（草案）》、《支部工作條例》、《革命軍人委員會條例》、《新式整軍初步總結》等文件，對中共軍隊政治工作做出突出貢獻。1949年7月，在第一次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作《關於部隊的文藝工作》的報告[5]。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兼宣傳部部長。長期參與領導全軍的政治思想特別是宣傳、文化方面的領導工作。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和一級解放勳章。此期間，他寫了《政治工作基本問題》、《毛澤東軍事辯證法的偉大勝利》等文章。文化大革命期間，傅鍾遭多次受批鬥，家被查抄。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上當選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7]。此後，又著有《堅持並發展毛澤東的建黨學說》一文。
1987年12月撰寫《西北局的光榮使命》文章，堅持在延安會議後的政治態度和立場，沒有附和八十年代興起的為「草地密電」和「西路軍」「翻案」「平反」風潮。[9]
傅鍾是第一、二、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第三、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國文聯第三、第四屆副主席，著有《政治工作基本問題》一書[16]。1988年獲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1989年7月28日在北京病逝。他被官方評價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我軍傑出政治工作領導者」[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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