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社會黨會議（英語：Asian Socialist Conference，縮寫為ASC）是1953年—1961年存在的亞洲社會主義國際政黨組織。它的成立是為了建立一個泛亞跨國社會主義組織，該組織已從早期的歐洲殖民中心獨立，但仍受新的冷戰時期的超級大國影響[1]。該組織的總部位於緬甸聯邦仰光，第一任主席和財政分別由緬甸社會主義領袖巴瑞和覺尼擔任[2][3]。截至1956年，該組織成員黨黨員總人數達到500，000人[4]。亞洲社會黨會議共召開兩次會議：1953年仰光會議和1956年孟買會議[5][6]。
背景
早在1946年，緬甸社會黨就提出和其他亞洲社會主義政黨合作。當時，該黨正在為反殖民運動而鬥爭，希望和亞洲社會主義政黨聯合對抗共同的敵人[7]。借1947年亞洲關係會議在印度德里召開的機會，緬甸社會黨代表、印度和印尼代表在一場非公開會議上討論了亞洲社會黨召開會議以討論共同問題、交流經驗的必要性和可能性[2]。隨後，1951年12月在德里舉行的國際勞工組織亞洲區域會議期間，緬甸、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社會主義者之間舉行了非正式會議。在德里會議上，各方同意成立一個由印度、緬甸、印度尼西亞、馬來亞、暹羅、越南、韓國和菲律賓代表組成的委員會（日本將被邀請作為觀察員）來籌備亞洲社會黨會議。擬議的委員會總部將設在仰光。然而，這些計劃並沒有按照商定的那樣實現，這樣一個亞洲社會主義政黨組織的形成還需要幾年的時間[8]。
1951年社會黨國際成立時，一些亞洲社會主義者認為新組織過於歐洲中心主義。因此，他們認為亞洲社會主義政黨之間需要展開有組織形式的合作[9]。9月，印度社會黨和日本社會黨代表在東京會面，兩黨發表聯合聲明，呼籲召開亞洲社會黨會議。12月，黎巴嫩進步社會黨代表在德里與印度社會黨會面，同樣發表一份要求亞洲社會黨展開合作的聯合聲明[2]。
籌備委員會
在經過這些會議後，1952年3月印度、緬甸和印尼的社會黨在仰光召開籌備會議。日本社會黨左派和社會黨右派作為觀察員出席會議。這次會議宣佈於1953年1月在仰光召開第一次亞洲社會黨會議，並成立以覺尼為首的「亞洲社會黨第一次會議籌備委員會」。籌備委員會開始發行《社會主義亞洲》，並在之後成為亞洲社會黨會議的機關報[2][8][10]。
籌備委員會向印尼社會黨、緬甸社會黨、印度社會黨（上述三黨作為會議的主辦方，是當然的受邀代表）、日本社會黨左派和右派、埃及社會黨、伊拉克國家民主黨（不被視為社會主義政黨，但認為接近社會主義立場）、敘利亞的阿拉伯復興社會黨、黎巴嫩進步社會黨、以色列地工人黨、泛馬勞工黨和巴基斯坦社會黨發出邀請。阿爾及利亞、突尼斯、肯雅、烏干達、尼日利亞、摩洛哥和英屬黃金海岸的非洲獨立運動代表以及人民反帝國主義大會的代表被邀請為觀察員。同時籌備委員會向兄弟組織社會黨國際、社會主義青年組織國際聯盟和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發出邀請[11]。儘管以亞洲政黨為主，該組織仍然歡迎一個歐洲政黨，即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該組織被認為是一個獨特的案例，因為該國從來都不是殖民國家，而且自1948年蘇南衝突以來也獨立於蘇聯[1]。接納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參會的主張由緬甸社會黨推動，而南斯拉夫代表認為其獨立參與（「作為唯一獨立的歐洲代表團」）是一種認可和榮譽，這使仰光會議期間南斯拉夫大使館在仰光開幕[1]。當時的南斯拉夫儘管地理位置位於歐洲，但被認為是很符合第三世界倡議的國家，同時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反帝國革命讓人想起反殖民鬥爭[12]。
仰光會議
1953年1月6日至15日，亞洲社會黨第一次會議在緬甸仰光召開[13]。會議宣佈亞洲社會黨會議作為獨立的社會主義國際組織而成立 ，總部設在仰光。巴瑞當選為第一任主席[2]。
一共177名代表、觀察員和兄弟組織客人出席會議。作為代表出席會議的政黨有:[7][13]
會議的觀察員和兄弟組織客人有：
所有會議都使用英語交流，這對印度代表有利，而對日本、印尼代表和南斯拉夫代表米洛萬·吉拉斯不利[13]。
會議上提出了組建世界政治中的「第三勢力」的建議（會議很大程度上是1955年萬隆會議的前身）[7]。來自英國的社會黨國際代表克萊門特·艾德禮嘲笑在東西對抗中組建第三勢力的想法。米洛萬·吉拉斯、B.P.柯伊拉臘和賈雅普拉卡什·納拉揚對此進行干預，支持印度社會黨領袖拉姆·馬諾哈爾·洛希亞「第三勢力」的想法[16]。最終，會議接納了一份決議，呼籲支持民主，譴責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和帝國主義[4]。
吉拉斯在仰光期間接受了南斯拉夫黨的機關報的採訪，指出：「會議表明，在亞洲，特別是在印度、緬甸和印度尼西亞，有非常強大的戰鬥力量，不僅能夠反對舊殖民主義，而且能夠反對情報局主義和蘇中霸權……[這些國家]揭露了蘇聯及其衛星國的反社會主義靈魂[17]。
早在會議開始前，主要的組織者就同意新的組織將與社會黨國際完全不同而作為獨立組織存在。然而，在仰光會議上，社會黨國際代表及領袖艾德禮試圖說服參與者，使他們承認新組織將是社會黨國際的區域組織。會上，亞洲代表批評社會黨國際在反殖民獨立運動中所採取的立場[18]。
三個政黨（馬來亞、以色列和日本右派）支持將亞洲社會黨會議與社會黨國際合併，以色列和馬來亞的政黨均是社會黨國際的成員。其他參會政黨均反對合併提案（儘管程度不同）[18]。對社會黨國際的反對主要是在殖民主義（社會黨國際對反殖民獨立運動的冷淡態度受到與會政黨的批評）和中立主義（會上，社會黨國際被視為美國陣營）的立場。然而，會議對社會主義的定義與當時社會黨國際的定義相似[19]。
執行局會議
在亞洲社會黨第一次會議和第二次會議間，亞洲社會黨執行局共開會四次[20]。第一次執行局會議在仰光會議閉會後不久就於1953年1月15日在仰光召開。執行局會議設立了書記處，負責在其仰光總部處理亞洲社會黨會議的日常事務。總書記一職被指定給印度尼西亞黨，該黨將在日後任命其人選。會議指定了兩名聯合書記，來自印度的馬杜·利馬耶和緬甸的拉昂。緬甸代表覺尼受委為財政，考慮到仰光總部的資金不足，這是一個困難的職務。1953年3月利馬耶抵達總部[21]。
1953年7月，亞洲社會黨會議派出四名代表出席社會黨國際在斯德哥爾摩的大會，代表團由印尼籍總書記維喬諾帶領。代表團向社會黨國際提議紀念「獨立人民自由日」，但這一提議不被接納[21]。
1953年8月10日至13日，執行局在印度海得拉巴開會，會議由巴瑞主持。這是總書記維喬諾第一次出席的會議。另一位值得一提的與會者是黎巴嫩進步社會黨領袖卡邁勒·瓊布拉特。會議接納了一份題為「關於和平解決」的決議（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入聯」，呼籲印度支那在國際監督下舉行制憲會議選舉，呼籲在雙方都能接受的國際權威下實現朝鮮半島統一）、一份題為「國民黨在緬甸的軍隊」的決議（要求他們撤離緬甸）以及一份題為「向西亞社會主義者致敬」的決議（譴責敘利亞政府對社會主義者的鎮壓）。會議表示希望繼續與社會黨國際和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保持友好關係。這兩個組織派觀察員出席了會議，社會黨國際的摩根·菲利普斯和南斯拉夫黨的多布里沃耶·維迪奇[21][22][23][24]。
海得拉巴會議決定設立「反殖民執行局」，執行局由亞洲社會黨會議主席指派的協調委員會負責。委員會將成立一個辦公室，由亞洲社會黨會議聯合書記的一位和協調委員會選出的另一名聯合書記負責。海得拉巴會議提出了一系列反殖民執行局未來任務的建議，包括鼓勵召開全非代表大會、呼籲亞非各國政府加強在聯合國的工作、呼籲亞洲報紙給予反殖民獨立運動更多報道和支持、派代表到聯合國幫助反殖民獨立運動、反殖民執行局應申請成為聯合國諮詢組織、組織前往亞洲殖民地的實況調查團、為非洲其他地區的殖民主義鎮壓受害者的辯護籌集資金、呼籲亞洲各黨為非洲代表安排實習等[22]。
此外，海得拉巴會議還呼籲組建亞洲社會黨會議聯合建設旅。以色列和緬甸黨負責制定建立這樣一個旅的提案[22]。
海得拉巴會議後，利馬耶沒有返回書記處。接替他的是另一位印度社會主義者馬達夫·戈卡萊。反殖民執行局書記之一，英屬黃金海岸人民大會黨的吉姆·馬卡姆也加入仰光書記處。1953年12月，日本聯合書記渡邊魯郎抵達仰光。日本兩黨經過長時間辯論，才就亞洲社會黨會議聯合書記的共同候選人達成一致[22]。
第三次執行局會議原定於1954年4月在印尼召開。然而，印尼政府拒絕以色列代表入境，執行局會議只能更換時間並改至緬甸召開。1954年3月25日至28日，執行局會議在緬甸格勞召開。格勞會議接納了三份決議，即關於印度支那問題、朝鮮問題和裁軍的決議。會議上，印度代表提出了一項決議，譴責成立東南亞條約組織，並呼籲成立獨立於兩個超級大國的亞洲安全聯盟，但這一提議被認為應該提交給亞洲社會黨會議，而不是僅在執行局會議上解決。越南社會黨代表協助了會議，該代表團由范文藝帶領。越南社會黨在會上申請成為亞洲社會黨會議的成員，但執行局決定等到派出實況調查團前往印度支那和馬來亞後再對申請做出決定[25]。格勞會議還決定向錫蘭派遣實況調查團[26]。
對馬來亞和印度支那的實況調查於1954年7月至8月間進行，調查團成員包括維喬諾、渡邊魯郎和吉姆·馬卡姆。他們的調查報告對越南社會黨給予了積極的評價，同時對馬來亞勞工黨提出了尖銳的批評。馬達夫·戈卡萊獨自前往錫蘭進行調查，他的報告建議給予蘭卡平等社會黨成員籍[27]。
第四次執行局會議於1954年11月19日至21日在日本東京召開，會議之前舉行了亞洲社會黨會議第一次經濟專家會議。根據實況調查團的報告，執行局決定建議在亞洲社會黨下次會議上批准越南社會黨成為成員黨。至於蘭卡平等社會黨，執行局決定在亞洲社會黨下次會議上給予該黨特別受邀者的地位，條件是該黨斷絕與托洛茨基主義第四國際的關係。蘭卡平等社會黨領袖科爾文·R·德·席爾瓦出席了此次會議。蘭卡平等社會黨無法接受與第四國際斷絕關係的條件，因此取消了對亞洲社會黨會議的成員申請。此後，亞洲社會黨會議與斯里蘭卡自由黨建立了聯繫[27]。
反殖民執行局
海得拉巴會議賦予亞洲社會黨會議主席任命反殖民執行局協調委員會的任務。巴瑞建議委員會由五名成員黨代表和四名非洲獨立運動代表組成。但在組成方面立即出現了問題，因為摩洛哥代表拒絕作為以色列的一部分參加同一委員會[28]。
反殖民執行局協調委員會在1954年格勞會議上第一次會面，覺尼被選為反殖民執行局主席[26]。
孟買會議
亞洲社會黨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會議，於1956年11月在印度孟買舉行[4][29]。孟買會議上的亞洲代表與仰光會議基本一致，但多了三個成員，即越南社會黨、斯里蘭卡自由黨和尼泊爾大會黨。非亞洲成員而受邀出席的組織有意大利社會黨、加拿大英聯邦合作協會、智利大眾社會黨、希臘社會黨、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殖民地解放運動、非洲自由委員會和阿爾及利亞、肯雅與坦噶尼喀領地的代表[4][20]。
孟買會議的主要爭論點圍繞蘇伊士運河危機，會議譴責了英法對埃及的聯合侵略。另一份決議則要求蘇聯從匈牙利撤軍、中華人民共和國入聯以及越南、朝鮮統一[4]。
以色列的參與
以色列成員方面，相較於更左傾的以色列統一工人黨，1953年仰光會議邀請了以色列地工人黨。當時，以色列統一工人黨被認為太接近共產主義者[11]。以色列代表的出席引發了阿拉伯代表的不滿。會議開始時，埃及代表拒絕與以色列代表團同桌，與黎巴嫩代表一同離席抗議。值得一提的是，儘管沒有和埃及與黎巴嫩代表一同離席，巴基斯坦代表對以色列代表的作用持保留意見[18]。
與此同時，亞洲社會黨會議給予當時執政的以色列地工人黨一個和亞洲社會主義政黨建立關係的平台。這種關係日後發展為和緬甸、尼泊爾等國家的外交聯繫。仰光會議大概是尼泊爾大會黨領袖和以色列代表的第一次會面。緬甸和尼泊爾的社會主義政黨將以色列地工人黨視為社會主義政黨，因此和它建立起黨際關係。就尼泊爾而言，即使在1960年尼泊爾大會黨被皇家政變推翻之後，這些聯繫仍然保持着[30]。就緬甸而言，仰光會議促成了以色列與緬甸的外交聯繫，不久之後，以色列任命第一位以色列駐亞洲國家大使（大衛·哈科恩）[31]。
1956年西奈戰役中以色列扮演的角色使以色列地工人黨和亞洲社會主義政黨的關係惡化。日本社會黨將以色列的襲擊以及對埃及領土和加沙的佔領視為外國統治，旨在捍衛對埃及的殖民控制。1957年1月，日本社會黨通過「福岡決議」，要求將以色列地工人黨逐出亞洲社會黨會議和社會黨國際。最終，以色列外交官成功阻止日本社會黨將福岡決議提交至亞洲社會黨會議和社會黨國際[32]。
解散
1961年後，亞洲社會黨會議停止運作[4]。停止運作的原因主要是緬甸、印尼和尼泊爾的社會主義政黨遭到鎮壓，以及削弱印度社會主義運動的黨內分裂[9]。
1970年，亞太社會局作為亞洲社會黨會議的後繼組織成立。但與亞洲社會黨會議不同，亞太執行局是作為社會黨國際的區域機構而存在的。亞太執行局的總部位於新西蘭惠靈頓，其成員包括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工黨[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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