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
19世纪末中国与日本之间爆发的海陆战争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中日甲午戰爭，又稱甲午戰爭或第一次中日戰爭，是指公元1894年7月至1895年4月間中國（清朝）與大日本帝國之間的爆發的一場大規模海陸聯合戰爭。戰爭由日本策動，以朝鮮的東學黨起義為導火線，以豐島海戰為爆發標誌，之後由清朝政府對日宣戰。戰爭中的陸戰主戰場位於朝鮮半島、遼東半島和膠東半島，海軍的主戰場位於中國黃海。開戰前中日雙方都進行了不同程度的西化，清朝主要採購西洋戰艦和炮彈，當時西方也多看好中國，而日本則以國產戰艦和速射炮為主，配置更為靈活。最終清朝戰敗，於1895年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對日割地賠款，放棄藩屬國並開放經貿資源。由於1894年是中國舊曆的甲午年，故這場戰爭在華被稱為甲午戰爭。
| 甲午戰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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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戰方 | |||||||||
 中國（清朝） |
 大日本帝國 | ||||||||
| 指揮官與領導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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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皇帝 慈禧太后 李鴻章 劉坤一 宋慶 左寶貴 † 依克唐阿 長順 丁汝昌× 劉步蟾× 林泰曾× 鄧世昌 † 林永昇 † |
 明治天皇 伊藤博文 山縣有朋 兒玉源太郎 野津道貫 大山岩 伊東祐亨 桂太郎 川上操六 東鄉平八郎 | ||||||||
| 兵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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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250,000人 欽差大臣劉坤一統一指揮奉軍、吉林靖邊軍、黑龍江鎮邊軍、毅軍、淮軍、湘軍各營，依克唐阿、長順守盛京方向，宋慶守山海關方向丁汝昌提督北洋水師 |
240,616人 陸軍第1軍 陸軍第2軍 聯合艦隊 | ||||||||
| 傷亡與損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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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64人陣亡 21,840人傷亡 除鎮遠、濟遠等艦艇被俘獲，北洋水師幾乎被全殲 |
1,132人陣亡 285人傷殘 11,894人病死 3,758人受傷 被清軍處死間諜若干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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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日本的大獲全勝使其初步躋身世界列強行列，西方列強始以平等態度對待日本。從中國獲得的巨額戰爭賠款極大加速了日本的發展，並推動了其資本主義和軍國主義的壯大，日本繼續擴軍備戰，於十年後再次戰勝亞洲地區的另一強國——俄國，正式成為世界強權之一。而清朝的國際聲望則一落千丈，被徹底視為「東亞病夫」；台灣和澎湖列島被割讓給日本，琉球群島也不再被聲索；清朝的洋務運動及其影響下產生的北洋海軍宣告失敗，以李鴻章等人為首的洋務派失勢；國內民眾群情激憤，社會矛盾激化，激發了統治階層和知識分子的救國熱情，導致了後續維新變法運動的發生。清王朝的統治因戰爭失敗而受到強力衝擊，其衰亡過程加速，反清革命勢力開始行動，西方列強也紛紛在華劃分勢力範圍。
此戰對東亞外交格局產生深遠影響。朝鮮半島正式脫離中國的藩屬國地位，以中國為中心的冊封體制解體，朝鮮國逐漸淪為日本的傀儡，直至被徹底吞併。滿洲（中國東北地區）成為日俄兩國勢力衝突的地區，中國在此的主權始遭到侵蝕。台灣也從此開始了與中國大陸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異化與分離，其影響至今依然存在。
名稱
歷史背景
19世紀50年代，仍處於封建幕府統治下的日本遭受美國的叩關示威，被迫簽訂《神奈川條約》（1854年），開放國門，逐步進入全球貿易體系。外部的武力威脅動搖了幕府統治的根基，國內尊王攘夷勢力崛起，並在一系列政治、軍事鬥爭後推翻了幕府。1867年，明治天皇即位並掌控了實權。1868年，日本發動明治維新，實施一系列西化改革，涵蓋經濟、政治、軍事、教育等領域。經過二十餘年的發展，日本國力大增，軍事實力迅速擴張。然而，作為島國的日本資源有限，領土擴張成為其謀求大國地位的重要路徑。地理上最接近日本的中國大陸、朝鮮半島、琉球群島、台灣、庫頁島及俄國遠東地區等隨之進入日本的視線，「征韓論」等思潮逐漸開始發揮影響。
「征韓論」可追溯至日本古代關於神功皇后征討朝鮮的傳說，此後成為部分政治派別的主張。在江戶時代，隨着國學興起，這一思想在水戶學派及吉田松陰等尊王攘夷派學者中得到進一步發展。1868年，吉田松陰的弟子木戶孝允向朝廷重臣岩倉具視建議推行征韓政策，但因戊辰戰爭爆發，該主張暫被擱置。明治維新後，日本廢除武士階級，引發部分舊武士的不滿，其中一部分人希望通過對朝鮮的軍事行動來轉移國內矛盾。1873年，以西鄉隆盛為首的保守派主張派遣使節赴朝鮮，藉機挑起衝突，但遭到大久保利通等改革派的反對。岩倉使節團歸國後，認為日本尚未具備對外擴張的實力，於是發動政變，驅逐政府中的征韓派，繼續推動國內改革。此後，日本內部發生多次武士叛亂，其中1874年的「佐賀之亂」正是因征韓政策受挫而爆發。同年，日本開始對外行動，借「牡丹社事件」為由出兵台灣，最終在《北京專條》中承認台灣歸屬清朝，並獲得賠償。1875年，日本製造「雲揚號事件」，以武力脅迫朝鮮簽訂《江華島條約》，獲得在朝鮮的通商特權，同時迫使朝鮮承認其「自主獨立」地位，為進一步滲透朝鮮創造條件。這一條約不僅削弱了清朝在朝鮮的影響力，也使日本在朝鮮問題上開始與清朝展開正面競爭。1877年，西鄉隆盛因征韓未果，發動「西南戰爭」，但最終兵敗自盡。1878年，大久保利通遇刺，標誌着明治政府內部激進改革派勢力受挫。然而，「征韓論」的影響並未消失，板垣退助、後藤象二郎等原征韓派人士開始推動自由民權運動，日本政壇對朝鮮及中國的態度自此日趨強硬。
1885年，日本政府制定十年擴軍計劃，加快對朝鮮的滲透，同時積極備戰。1886年，清朝北洋水師艦隊到日本長崎軍港保養，期間因士兵與日本警察發生衝突，引發「長崎事件」，激起日本國內反華情緒。此事件促使日本加速海軍建設，特別是針對北洋水師旗艦「定遠」、「鎮遠」級鐵甲艦，其僱傭法國海軍工程師設計新型戰艦。1887年，日本參謀本部制定《征討清國策》，提出在五年內完成軍事準備，並詳細規劃對華戰爭目標，包括攻佔北京、長江流域、遼東半島、山東半島、舟山群島及台灣，並將中國分裂成若干附屬於日本的分裂政權。1890年，日本發生經濟危機，國內矛盾加劇，統治階層急於通過對外戰爭轉移注意力。同年4月，日本皇族有栖川宮威仁親王在軍事考察報告中指出，日本海軍在艦艇數量上遠不及清朝，因此應優先發展海軍。明治天皇認可這一觀點，決定加速海軍擴建，以期在未來戰爭中確立海上優勢。同年，日本首相山縣有朋在國會施政演說中首次正式提出「利益線」概念，主張朝鮮、中國東北及台灣對日本安全至關重要，必須加強對這些地區的控制。他強調，為維護國家獨立，日本必須確保「利益線」安全，並宣稱保衛該區域是「國家自衛之道」。
1892年，日本提前完成十年擴軍計劃，形成一支以清朝為假想敵的現代化軍隊。此時，日本陸軍常備兵力增至63,000人，預備役兵力達23萬人；海軍艦艇總排水量達72,000噸，包括戰艦31艘、魚雷艇24艘。日本在軍事演習中模擬對朝鮮和清朝的作戰，同時派遣間諜潛入清朝與朝鮮，搜集軍事情報、繪製海陸地圖。至此，日本的東亞擴張政策和軍事準備已基本成型，為發動甲午戰爭奠定了堅實基礎。
1863年底，朝鮮國王哲宗去世，神貞王后立宗室成員興宣君李昰應之子李命福為王，即李熙（高宗）。由於高宗尚年幼，生父李昰應被尊為「興宣大院君」，實際掌握朝政。大院君在執政期間奉行閉關政策，並大力打擊天主教勢力，引發了一系列政治和外交危機。1873年，高宗成年，王妃閔氏（後來的明成皇后）勢力上升，促使大院君下台，閔氏一族掌握朝政。閔妃主張對外開放，但立場與日本存在對立，傾向於依賴清朝支持。
1875年，日本軍艦「雲揚號」在朝鮮江華島沿海以測量海域為名停泊，並以補充淡水為由，未經朝鮮政府許可試圖登陸。江華島炮台守軍將其視為入侵，遂開炮攻擊。日艦猛烈還擊，炮轟江華島炮台，攻陷永宗城，並大肆殺戮朝鮮守軍，掠奪軍械而去。這一事件被稱為「江華島事件」，被認為是朝鮮的「黑船事件」。1876年2月，日本以武力脅迫朝鮮在江華島簽訂不平等的《江華島條約》。條約規定朝鮮承認日本為「自主獨立國家」，並開放釜山、元山、仁川為通商口岸，同時允許日本船隻測量朝鮮海岸。這一條約標誌着日本開始動搖朝鮮傳統的「事大外交」體系，企圖使其擺脫清朝的影響，逐步將朝鮮納入日本勢力範圍。條約簽訂後，朝鮮國內形成了兩大政治派別：保守派（以興宣大院君及部分儒生為代表）主張維持以清朝為宗主國的「事大交小」傳統外交政策，抵制與日本及西方國家交往；維新派（後來的開化黨）則主張改革，擺脫清朝的宗主權，與歐美國家結交，以推動朝鮮的近代化。然而，儘管《江華島條約》聲稱朝鮮為「獨立自主國家」，但清朝仍然在朝鮮政府內部保持影響力，控制着保守派官員和貴族階層，試圖維持其藩屬體系。
1882年，朝鮮國內新舊黨爭加劇。以閔氏一族為首的統治集團繼續推行親清政策，而興宣大院君勢力則受到排擠。為扭轉局勢，大院君煽動「壬午兵變」，指使士兵襲擊日本使館，焚毀館舍，並殺害日本中尉堀本禮造。事件發生後，日本立即出兵朝鮮，清朝也派遣吳長慶、袁世凱等率軍進入漢城鎮壓叛亂。事後清軍逮捕興宣大院君，並將其押往中國保定囚禁，直到1885年才將其釋放回國。「壬午兵變」後，清朝在朝鮮的影響力進一步加強，不僅控制了朝鮮政府，還派駐袁世凱長期駐漢城（今首爾）以維持清朝的實際控制。然而，日本不甘失去影響力，積極扶植維新派勢力，為日後進一步干涉朝鮮事務埋下伏筆。此後，1884年爆發「甲申政變」，日本支持的開化黨企圖推翻清朝控制的朝鮮政府，但政變失敗，清軍再次干涉。1885年，中日簽訂《天津會議專條》，雙方同意同時撤軍，但如果雙方接下來再要派兵入朝則必須互相知會，這一協議未能解決朝鮮問題，反而使成為未來中日戰爭的導火索之一。至此，朝鮮的主權逐漸被各國覬覦，成為清朝、日本、俄國等列強競逐的焦點。
面對日本國力的迅速增長與軍事實力的膨脹，清朝政府的反應消極且無力。此時，清朝的統治者是光緒皇帝，但由於其尚未成年，國家實際由慈禧太后垂簾聽政，掌控朝政大權。1889年，光緒皇帝正式親政，標誌着慈禧太后表面上退出政壇。然而，慈禧並未真正放棄權力，而是通過親信和利益集團繼續在暗中影響國家決策，朝廷內部權力鬥爭依然激烈。清朝朝廷雖察覺到日本的擴張趨勢，但長期低估其侵略意圖。北洋海軍自1888年成軍以來，一度成為東亞最強的海軍力量，使得清政府產生了「以海制日」的錯覺。然而，隨着日本持續擴軍並積極引進西方最新軍事技術，雙方軍力差距迅速拉大。
北洋海軍的建立者李鴻章雖意識到日本的威脅，希望增購新式戰艦，但受到朝廷政治鬥爭的掣肘，難以推行有效的軍備擴充。尤其是在1890年代初，負責海軍事務的醇親王奕譞（光緒皇帝的生父）為了迎合慈禧太后，挪用本應用於海軍擴建的巨額軍費，用於修建頤和園，以供慈禧「歸政後休憩」。此舉直接削弱了北洋海軍的發展，使其在裝備更新方面停滯不前。李鴻章作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掌管北洋海軍，但因害怕戰爭爆發導致自己賴以立足的北洋軍隊受損，同時也擔心激怒慈禧太后，因而未能積極爭取軍費撥款。他對經費挪用問題採取默認態度，最終導致北洋海軍自1888年後再未添置新艦和武器彈藥，訓練和維護資金也被削減。同時，1894年是慈禧太后的七十壽辰，慈禧對此重視有加，朝廷也為此細緻籌劃，耗費巨資，也使得政府多數財力無法有效投入海軍建設。
儘管光緒皇帝親政後希望有所作為，但由於手中權力有限，難以推行改革。其身邊的「帝黨」勢力（如翁同龢等）雖支持加強國防，但因受到慈禧太后及其支持者的掣肘，無法推動實質性變革。清朝內部派系鬥爭激烈，軍機大臣、總理衙門、北洋勢力等各方利益交錯，使國家戰略無法形成統一共識。相比之下，日本在明治政府的領導下，上下一心，圍繞「利益線」戰略積極擴軍備戰，並有計劃地準備對華戰爭。清政府內部的權力鬥爭與腐敗問題，使國家在面對外部威脅時缺乏有效應對措施。至甲午戰爭爆發前，中日兩國的軍力和國力差距已十分懸殊，清朝因內部矛盾重重、軍事改革停滯，最終陷入極為被動的局面。
此時的世界正處於帝國主義擴張的高峰期，列強紛紛越洋爭奪殖民地，劃定勢力範圍，相互之間的競爭與衝突日益加劇。同樣位於東北亞的俄國對朝鮮半島和中國東北地區覬覦已久，與日本的利益發生直接衝突。然而，俄國此時正與英國圍繞中亞（大博弈）和遠東的勢力擴張長期對峙。為了避免激怒英國並促成日英聯合抗俄，俄國在過去二十餘年間對日本在朝鮮半島的擴張和干涉採取了放任態度，以示拉攏。視俄國為勁敵的英國對其在亞洲的擴張心存戒備，遂將日本視為制衡俄國的潛在盟友，默許甚至暗中支持其在朝鮮半島的行動，以牽制俄國勢力的發展。由此，日本在英俄兩強的對立中找到了戰略平衡點，既充當列強角力的棋子，也為自身的侵朝、侵華企圖掃除了巨大障礙。1894年7月，日本更與英國簽訂《日英通商航海條約》，取消了英國在日本的租界和領事裁判權，並提高英國商品進口日本的關稅稅率，使日本得以擺脫舊有的不平等條約束縛，同時換取了英國更大程度上的外交支持。這一舉措不僅顯示出日本在外交上的成熟運作，也進一步鞏固了其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為即將到來的戰爭提供了外部保障。
與此同時，其他列強亦在東亞局勢中各懷算計。德國雖在1890年代尚未正式確立其遠東政策，但已對在亞洲獲得殖民利益有所企圖，因此鼓勵日本積極備戰，期望在中日衝突中漁利；法國此時在中國西南地區擴展勢力，尤其是在越南殖民地的基礎上加強對雲南的滲透，為避免東北亞的戰火影響自身利益，亦有意促使日本與清朝開戰，將國際注意力引向東北亞；美國則正在擴張其在美洲及太平洋的影響力，雖在1890年代尚未全面介入遠東事務，但其對東亞市場及太平洋航道已存野心，因此對日本的崛起採取扶植態度，希望其成為未來進入東亞市場的橋頭堡。至此，國際主要列強幾乎都傾向於日本，使其在甲午戰爭前免除了主要外部威脅，而清朝政府卻陷入空前的外交孤立之中。在戰爭爆發前，李鴻章曾緊急奔走於俄、英等國，希望通過外交手段促使列強介入調停，以遏制戰爭的爆發或縮小衝突規模。然而，由於列強各有算計，對清政府的支持態度曖昧，李鴻章的努力最終收效甚微，清朝只能單獨面對日本的全面進攻。
戰爭過程
東學黨（又稱「東學道」）是19世紀中期朝鮮社會在面對西方宗教傳播及國內社會矛盾加劇的背景下形成的本土思想運動。其教義融合儒、佛、道三家思想，並帶有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主張忠君護國，因而迅速吸引大量信徒，尤其在慶尚道、全羅道一帶影響尤深。至19世紀80年代，東學黨不僅形成了一定的社會基礎，還建立了相對完善的組織體系，並與朝鮮政府在地方勢力範圍上發生衝突，遂被朝廷視為逆黨，屢遭鎮壓。自1892年底，東學黨因不滿朝鮮政府優待天主教卻禁止本土的東學黨活動之舉紛紛集會陳情，要求解除黨禁。然而，朝鮮當局始終未予理睬，反而加強對東學黨的打壓，甚至採用誘捕手段，大量逮捕教徒，使雙方矛盾日趨激化。
1894年初，全羅道古阜爆發一起涉及水利工程和糧食的官員貪腐事件，引發民怨沸騰。東學黨首領全琫准遂藉機號召信徒起義，史稱「東學黨起義」。起義軍以「征討日寇、肅清貪官」為口號，迅速在全羅道及周邊地區擴展勢力。由於紀律嚴明、秋毫無犯，起義軍獲得廣大民眾的支持，戰鬥力大增。至當年5月底，全羅道府全州陷落，朝鮮政府大為震驚，遂通過清朝駐朝公使袁世凱請求宗主國清朝派兵援助鎮壓。然而，朝鮮政府在求援時存在顧慮。根據《中日天津會議專條》，中日雙方約定如果朝鮮發生內亂，任何一方出兵必須提前通知對方。朝鮮擔憂一旦清軍入朝，日本勢必以相同理由派兵進入，屆時局勢將變得複雜且難以控制。同樣，清政府也意識到日本國力經過明治維新後已今非昔比，軍事實力大幅增長，而自身長期未曾進行有效軍備升級，如若因朝鮮問題與日本直接開戰，勝算並不樂觀。
不出中朝所料，日本一直密切關注朝鮮局勢，尋找着與中國開戰的契機。在清軍尚未登陸朝鮮之際，日本便派出外交官試探袁世凱，並釋放虛假信息，聲稱「政府無他意」，若出兵僅為保護使館，並保證兵力不會超過百人，且僅為維護在朝商務利益。由於袁世凱與日本外交官關係較好，他未對這一信息加以懷疑，完全相信日方的說法。同時，清朝總理衙門在北京與日本臨時公使會談，日方答覆亦與袁世凱所獲情報一致，進一步降低了清政府的警惕性。最終，清政府在未充分評估日本戰略意圖的情況下批准出兵，派遣葉志超、聶士成等率領2400餘人赴朝鮮鎮壓東學黨起義，北洋水師亦派遣軍艦護航，並停泊於仁川沿岸。清軍在牙山登陸後，起義軍見勢不敵，遂與朝鮮政府和談並撤出全州，起義基本平定。然而，清軍的到來正中日本下懷。早在6月5日，日本政府便成立戰時大本營，明治天皇下令動員駐廣島的第五師團開赴朝鮮。6月9日起，日軍艦船陸續抵達豐島及仁川外海，至6月中旬，日軍已在朝鮮部署4000名陸軍，併集結8艘軍艦，兵力超過清軍。
朝鮮政府察覺日本的異常舉動，於6月13日致信袁世凱，要求清軍撤離以避免進一步的軍事衝突。清政府旋即同意，並建議中日雙方同時撤兵，以恢復朝鮮局勢穩定。然而，日本政府拒絕這一提議，且提出中日共同「改革朝鮮內政」的無理請求，遭到清朝斷然拒絕。7月20日，日本向朝鮮政府發出最後通牒，要求3日內與清朝斷絕一切關係。3日後，即7月23日凌晨，日軍突然進攻朝鮮王宮，推翻王妃閔妃集團，強迫國王高宗將國家政權交給其父興宣大院君，並組建由金弘集領導的親日內閣。新政府隨即宣佈廢除朝鮮與清朝的一切條約，並正式請求日本軍隊驅逐清軍。至此，日本的戰略企圖徹底暴露，清政府意識到事態嚴重，但已陷入極為被動的局勢，被迫匆忙應對。北洋大臣李鴻章迅速調派總兵衛汝貴、提督馬玉崑率軍自鴨綠江入海口旁的大東溝登陸，進駐平壤；同時派遣北洋陸軍十餘營分批渡海增援朝鮮。
1894年7月25日拂曉，清軍北洋水師的濟遠號、廣乙號兩艦自牙山返航，途經朝鮮豐島海域時，於上午7時20分遭遇日本聯合艦隊第一游擊隊的吉野號、浪速號及秋津洲號三艦。此時，清日兩國雖已因朝鮮問題關係緊張，但尚未正式宣戰。日方稱濟遠號先開火，而清方則指責日艦率先發動攻擊，雙方對戰鬥起因各執一詞。不論如何，隨着日艦向濟遠號、廣乙號猛烈開炮，面對日本聯合艦隊的優勢火力，廣乙號嘗試逼近日艦發射魚雷，但未能成功，在秋津洲號和浪速號的炮擊下嚴重受創，船身傾斜，人員傷亡慘重，不得不退出戰鬥，最終在朝鮮十八島附近擱淺，船員放火自沉以免被日軍俘獲。濟遠號則在激戰中一度懸掛白旗，但隨即繼續向日艦開火，並利用高速撤退，成功脫離戰鬥。
就在豐島海戰進行之際，一艘英國商船「高升號」（SS Kowshing）駛入戰區。高升號由英籍船長指揮，懸掛英國國旗，實際上則由清政府租用，正搭載約1200名清軍增援朝鮮。與此同時，一艘滿載軍械的清軍兵船操江號也正航行在該海域。日艦浪速號及秋津洲號發現高升號後，立即改變攻擊目標，向其靠近。上午9時15分，日艦浪速號向高升號發出信號，命令其停船。英籍船長被迫停駛後，日軍代表乘小艇登船檢查，並詢問船長是否願意隨浪速號行動。英國船長表態稱：「如果您如此命令，我沒有別的辦法，只有在抗議下服從。」然而，船上的清軍拒絕投降，奪取了船隻控制權，並阻止英籍船員離船。英國船長請求日方派代表登船進一步協商，但未獲日方積極回應。
隨着僵持局勢的持續，日軍最終決定採取更激進的行動。下午1時，日艦浪速號突然向高升號發射魚雷，但未能命中，隨後又用艦炮猛烈轟擊，導致高升號逐漸下沉。船上的清軍盡數落水，但仍在水中以步槍向日艦還擊。儘管周邊海域有多艘外國軍艦和商船，但日軍未對清軍提供任何救援。隨後，法艦獅子號（Le Lion）救起43人，德艦鼬號（Iltis）救起150人，英艦鼠海豚號（Porpoise）救起87人，而北洋水師的德國籍教習漢納根則游回岸上。其餘800餘名清軍及部分船員全部葬身大海。與此同時，清軍操江號被日艦秋津洲號追上並俘虜，進一步削弱了清軍在朝鮮的增援能力。
高升號事件在國際上引發了廣泛關注，特別是在英國引起了強烈反響。由於高升號懸掛英國國旗，英日之間是否因此產生外交糾紛成為國際輿論的焦點。然而，英國政府最終未對日本採取任何實質性措施，反而以「高升號搭載清軍，並在戰區活動」為由，認定日本的行為符合國際法，並未對其進行譴責。英國的這一態度，顯示了前述其在遠東事務中對日本的默許立場，也體現了當時列強在外交政策上的現實主義傾向。
7月28日夜，日本陸軍進攻牙山清軍，發生激戰，清軍不支，退向平壤。
1894年8月1日（農曆七月初一），清朝光緒皇帝對日本正式下宣戰之詔。由於日軍割斷漢城至平壤的電線，光緒帝在宣戰時尚未知嘵成歡戰事的正式消息，詔文特別強調日本不守國際法擊沉高陞號，盼能引起各國的共鳴[11]。此時相當多的西方人沒有認識到中日兩國的實際差距，認為看起來較日本強大的清朝將會獲勝[12]，有西方評論一度認為：戰爭的結束將是中國在世界各地的崛起，同時中國將永遠向西方文明和貿易開放。中國將通過這場戰爭認識到它偉大而尚未開發的力量[13]。
《光緒二十年對日宣戰詔書》（1894年8月1日）
上諭
（光緒二十年七月初一日）
光緒二十年七月初一日內閣奉上諭。朝鮮為我大清藩屬，二百餘年，歲修職貢，為中外所共知。近十數年，該國時多內亂，朝廷字小為懷，疊次派兵前往戡定，並派員駐紮該國都城，隨時保護。本年四月間，朝鮮又有土匪變亂，該國王請兵援勦，情詞迫切，當即諭令李鴻章撥兵赴援，甫抵牙山，匪徒星散。乃倭人無故派兵，突入漢城，嗣又增兵萬餘，迫令朝鮮更改國政，種種要挾，難以理喻。我朝撫綏藩服，其國內政事向令自理，日本與朝鮮立約，係屬與國，更無以重兵欺壓強令革政之理。各國公論，皆以日本師出無名，不合情理，勸令撤兵，和平商辦。乃竟悍然不顧，迄無成說，反更陸續添兵，朝鮮百姓及中國商民，日加驚擾，是以添兵前往保護。詎行至中途，突有倭船多隻，乘我不備，在牙山口外海面，開砲轟擊，傷我運船。變詐情形，殊非意料所及。該國不遵條約，不守公法，任意鴟張，專行詭計，釁開自彼，公論昭然。用特佈告天下，俾曉然於朝廷辦理此事，實已仁至義盡，而倭人渝盟肇釁，無理已極，勢難再予姑容。著李鴻章嚴飭派出各軍，迅速進勦，厚集雄師，陸續進發，以拯韓民於塗炭。並著沿江沿海各將軍督撫及統兵大臣，整飭戎行，遇有倭人輪船駛入各口，即行迎頭痛擊，悉數殲除，毋得稍有退縮，致干罪戾。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同日，日本明治天皇下詔正式向清朝宣戰。至此，中日戰爭正式爆發。
《對清國宣戰詔書》（1894年8月1日）
保全天佑踐萬世一系之帝祚大日本帝國皇帝示汝忠實勇武之有眾：朕茲對清國宣戰，百僚有司，宜體朕意，海陸對清交戰，努力以達國家之目的。苟不違反國際公法，即宜各本權能，盡一切之手段，必期萬無遺漏。惟朕即位以來，於茲二十有餘年，求文明之化於平和之治。知交鄰失和之不可，努力使各有司常篤友邦之誼。幸列國之交際，逐年益加親善。詎料清國之於朝鮮事件，對我出於殊違鄰交有失信義之舉。朝鮮乃帝國首先啟發使就與列國為伍之獨立國，而清國每稱朝鮮為屬邦，干涉其內政。於其內亂，藉口於拯救屬邦，而出兵於朝鮮。朕依明治十五年條約，出兵備變，更使朝鮮永免禍亂，得保將來治安，欲以維持東洋全局之平和，先告清國，以協同從事，清國反設辭拒絕。帝國於是勸朝鮮以釐革其秕政，內堅治安之基，外全獨立國之權義。朝鮮雖已允諾，清國始終暗中百計妨礙，種種託辭，緩其時機，以整飭其水陸之後備，一旦告成，即欲以武力達其欲望。更派大兵於韓土，要擊我艦於韓海，狂妄已極。清國之計，惟在使朝鮮治安之基無所歸。查朝鮮因帝國率先使之與諸獨立國為伍而獲得之地位，與為此表示之條約，均置諸不顧，以損害帝國之權利利益，使東洋平和永無保障。就其所為而熟揣之，其計謀所在，實可謂自始即犧牲平和以遂其非望。事既至此，朕雖始終與平和相始終，以宣揚帝國之光榮於中外，亦不得不公然宣戰，賴汝有眾之忠實勇武，而期速克平和於永遠，以全帝國之光榮。
御 名 御 璽
明治二十七年八月一日
內閣総理大臣 伯爵 伊藤博文
逓信大臣 伯爵 黒田清隆
海軍大臣 伯爵 西郷従道
內務大臣 伯爵 井上馨
陸軍大臣 伯爵 大山巌
農商務大臣 子爵 榎本武揚
外務大臣 陸奧宗光
大蔵大臣 渡辺國武
文部大臣 井上毅
司法大臣 芳川顕正
甲午戰爭始於1894年7月25日的豐島海戰，7月29日成歡之戰，至8月1日清朝對日本宣戰和日本明治天皇發佈宣戰詔書，至1895年4月17日以簽署《馬關條約》而告結束，持續近9個月，依據戰場轉換及雙方作戰態勢變化，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維基文庫中的相關原始文獻：光緒二十年對日宣戰詔書
第一階段，從1894年7月25日到9月17日。戰爭分陸戰與海戰雙向進行，陸戰主要是在朝鮮半島上的平壤之戰，海戰主要是黃海海戰。黃海海戰是雙方海軍主力在黃海北部海域進行的戰役規模的海戰。亦稱甲午海戰、大東溝海戰。此役北洋水師失利，自此退入威海衛，又執行李鴻章避戰保船的命令，使黃海制海權落入日本聯合艦隊之手，對甲午戰爭的後期戰局具有決定性影響。
陸面戰鬥在三個戰場同時展開：大同江南岸戰場、玄武門外戰場、城西南戰場。當時駐守平壤的清軍9,500餘人，日軍有16,000多人，雙方戰力相差甚遠。日軍第九混成旅團首先向大同江南岸清軍發起進攻，太原鎮總兵馬玉崑奮勇抗擊，日軍無功而返。
同時9月17日（農曆八月十八日）海軍聯合艦隊進入黃海鴨綠江出海口以西約50公里處大鹿島附近（今遼寧省東港市孤山鎮外海）合擊北洋水師艦隊[14][15][16][17]，這是1866年利薩海戰後的首次大規模鐵甲艦海戰。售出軍艦給中日雙方的英國及當時各軍事大國極為關注此場海戰。
海戰在中午時分開始，雙方皆在11時15分和11時30分發現敵方。由於清軍戰艦是從朝鮮運兵回來，加上未裝舷側速射炮，側面火力貧弱，而定遠級的主炮都排在前方，所以艦隊以橫陣接敵，日艦則是尋戰而來，由坪井航三率第一游擊隊的吉野等四艘快速巡洋艦為前鋒，伊東祐亨帶領的本隊慢速六艦在後成單縱陣。12時清軍下令變陣，排成尖峰形。13時開始炮擊：時間不久，艦隊中央成凹陷形。面對清軍鐵甲艦攻勢，日艦被迫後退。
此時日艦包抄清軍右側，由於日艦較快加上清軍指揮不當，右側艦隊被殲滅；丁汝昌之旗艦也被炮擊，炮震力導致正在持雙筒望遠鏡觀看海面戰局的丁汝昌從二樓高炸飛摔落甲板，左手臂骨摔斷重傷。
定遠號艦長接手指揮，下令全部艦隻集中重炮攻擊日本旗艦松島號，14時松島號包括艦長室在內中彈，但因為炮彈火藥不足，沒有爆炸（艦隊司令伊東祐亨回憶），日艦後退，伊東中將司令且即更換旗艦。當松島號由友艦拖回日本時，全艦千瘡百孔卻未沉沒，日軍對此感到不可思議。
戰鬥中，致遠艦衝出隊列，試圖撞擊日艦吉野號，卻傷勢過重而沉沒，管帶鄧世昌落水後拒絕救援，以身殉國（致遠252人中245陣亡）。16時清軍左側艦艇中彈，背靠荒島，一邊滅火一邊攻擊日艦。滅火成功，日艦在沒有優勢下撤退。另一方面，日艦所有火炮皆無法擊穿定遠號等清軍鐵甲艦，清左側艦隊回救運送重炮彈予兩艦，因此反而日艦多被重炮所傷。
伊東祐亨認為暫時無法擊沉定、鎮兩艦，下令撤退。裴利曼特說：「日軍不能全掃乎華軍者，則以有巍巍鐵甲艦兩大艘也。」[18]伊東的旗艦松島號由於損壞嚴重，升起不再履行旗艦職務的旗號，日艦紛紛回護松島，反失去全殲北洋水師的機會。李鴻章的奏摺說靖遠升旗召集各艦追擊，17時30分日艦遠去，清軍下令停止追擊。馬幼垣指出，清軍損失更重，彈藥將盡，速度又慢，追擊不合邏輯，而且馬吉芬、戴樂爾的回憶錄都沒有提到追擊，唯一支持的史料只有李的奏摺。[19]
此大東溝海戰清軍傷亡600餘人，經遠管帶林永昇戰死，經遠沉沒，致遠管帶鄧世昌與艦同沉殉國；日軍傷亡亦達300餘人，濟遠和廣甲逃離戰場，濟遠管帶方伯謙因此被處決，雖是罪有應得，但廣甲艦長吳敬榮由於隸屬廣東水師，僅以革職論處。
激戰5小時後，北洋艦隊損失巡洋艦5艘，包括經遠、致遠、超勇、揚威和廣甲，受傷4艘，但成功完成護航運載清劉銘傳淮軍12營陸軍登陸鴨綠江岸。日艦僅傷5艘，先行撤離戰場。戰後北洋艦隊未敢主動出擊，日本聯合艦隊達到控制黃海制海權的目的。
9月15日，日軍分三路總攻平壤，戰鬥至為激烈，高州鎮總兵左寶貴中炮陣亡，隨後玄武門失守，葉志超下令撤退，六日內狂洩五百餘里，透露清陸軍內部湘軍、淮軍嚴重對立；26日清軍直抵鴨綠江以北。朝鮮全境為日本所控。9月23日李上折要求提取從1888年起打着海軍名義籌備，實際一直被中央扣在手裏生息以建頤和園的260萬兩銀，獲得150萬兩緊急軍費[20][21]。
第二階段，從1894年9月17日到11月22日。戰場位於遼東半島，以陸戰為主。10月25日，日軍在鴨綠江上搭浮橋搶渡成功，向虎山清軍陣地發起進攻。清軍守將馬金敘、聶士成被迫撤出陣地。日軍攻陷虎山。山縣有朋即將第一軍司令部移於虎山。鴨綠江防線決戰剛要打響前光緒帝拿問平壤之戰逃跑主將衛汝貴。聖旨到，造成清軍全軍崩潰。26日，日軍佔領了九連城和安東縣（今丹東），同日日軍在莊河花園口登陸，11月9日，攻佔金州，10日陷大連灣，至此清軍在鴨綠江防線全線崩潰。11月21日旅順陷落。李鴻章曾經提出「若水師至力不能支時，不如出海拚戰，即戰不勝，或能留鐵艦等退往煙臺。」但是受到丁汝昌的堅決反對，從而使得北洋水師繼續困守在港內。[23]旅順口的防禦工事，經營10餘年，耗費白銀數千萬兩，駐守兵力達14700人，日軍僅用不到一天時間，付出426人的傷亡，就拿下這座重兵把守的要塞，清軍則付出3600多人的傷亡。
與此同時，日軍出於戰事的受挫和對清朝官兵的報復泄憤，在旅順製造了規模巨大的屠殺民眾事件，使得國際社會大為驚駭，日本國內統治集團和社會亦有聲音表示震驚和反對。
旅順、大連陷落之時，慈禧太后正在宮中為自己舉辦盛大的七十壽宴。朝廷礙於慈禧淫威，在戰爭已席捲國門的危機時刻仍然盡力為其賀壽。雖然因為戰爭爆發，賀壽規模有所縮減，但仍然花費了政府巨量的人、物、財力，使前方作戰得不到有效指揮調度，這也是清朝最終戰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階段，從1894年11月22日到1895年4月17日，有威海衛之戰和遼東之戰。12月24日，鎮遠退入威海衛時觸礁，經搶修才不至下沉，但已不可再出深海作戰，管帶林泰曾引咎自盡。1895年1月20日，日本第二軍共兩萬五千人，在日艦掩護下開始在榮成龍鬚島登陸。30日，日軍集中兵力進攻威海衛南岸炮台。營官周家恩殉職，炮台被日軍攻佔。2月3日日軍攻陷威海衛城，劉公島成為孤島，日本聯合艦隊司令伊東祐亨曾致書丁汝昌勸降。9日，日軍少將大寺安純被大砲擊斃，是日軍在甲午戰爭中軍銜最高的殉職將領。10日，定遠號彈藥告罄，劉步蟾下令將艦炸沉，隨後劉步蟾生吞鴉片自殺。12日，丁汝昌亦自殺。威海衛水陸營務處候選道牛昶眪寫下降書，由廣丙艦管帶程璧光乘船交付伊東中將[24][25][26]，17日，日軍在劉公島登陸，濟遠、廣丙、鎮中、鎮東等10艦為日軍所俘，北洋艦隊全軍覆沒。隨後薩鎮冰駕駛康濟艦並載着丁汝昌等六人靈柩離開劉公島。北線日軍與清軍滿洲部隊主力進行的戰役有五復海城，與湘軍、淮軍、毅軍進行的戰役有牛莊之戰（又名「佯攻遼陽，實取牛莊」之戰）。日軍佯攻遼陽，光緒帝中計，親自下令圍攻海城的清軍主力救援遼陽，結果日軍迅速調動進攻清軍交通樞紐牛莊，圍殲孤立在牛莊湘軍主力。最終雙方主力爆發田莊台決戰，宋慶在清軍主力被圍殲前下令撤退。清廷被迫議和。
結果及影響
1895年4月17日，清朝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標誌着甲午戰爭的結束。條約的主要內容有五點：
- 中國向日本賠款白銀兩億兩。
- 中國割讓遼東半島、台灣島和澎湖列島給日本。
- 中國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通商口岸。
- 中國允許日本在中國的通商口岸投資辦廠。
- 中國徹底放棄對朝鮮的宗主權，承認朝鮮獨立。
自第一次鴉片戰爭後開始崩潰的中華朝貢體系，在簽訂馬關條約後，幾乎徹底崩解。此戰的結果不僅對當時的東亞局勢做成深遠的影響，甚至影響中日韓這三個國家於近現代的發展。
馬關條約商討和簽訂期間，日本方面設法破譯了清朝的電報密碼，將中方的底牌暗中全部摸透，助力其從清朝獲得了豐厚的利益。
在合約談判期間，李鴻章於簽訂地馬關被一刺客槍擊，使國際社會驚駭，對日本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被動。日本最終在各方面的制約下稍加收斂，將原本三億兩白銀的賠款數額削減為兩億兩。
由於日本對遼東半島的索求與俄國在此地的擴張計劃有所衝突，俄國便聯合同樣對華存有利益圖謀的法國和德國向日本施加了外交和軍事上的壓力，致使日本放棄了佔領的遼東半島。日本趁機又向清朝勒索了三千萬兩白銀的「贖遼費」。此事件在歷史上稱之為「三國干涉還遼」。
自鴉片戰爭至英法聯軍之役為十五年，自英法聯軍之役至日軍初次侵台為十五年，自日軍初次侵台，中經馬嘉理事件、伊犂交涉以至中法戰爭約九年，自中法戰爭至中日戰爭亦為九年，其間中國多少尚可喘息苟延。中日戰後，情勢急轉直下，外來的兇猛壓力，跟蹤而至，片刻未弛，直可謂危急存亡之秋。
清朝由於戰敗，只得向日本求和停戰，最終簽下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馬關條約》是自第一次鴉片戰爭後簽訂的《南京條約》來對清政府危害極大的不平等條約。條約簽訂後，清政府喪失澎湖列島與台灣及其附屬島嶼的主權，還須承擔巨額賠款；而其中允許外國企業於境內投資設廠的條款，亦對當時正在茁壯的中國棉紡織工業產生嚴重威脅。此外，條約衍生出的三國干涉還遼事件也開啟了西方諸國瓜分中國之端。1896年，俄國以迫日還遼有功，與清政府簽署《中俄密約》。後來，密約泄露，列強爭相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租界與租借地。俄國在1898年租下旅順與大連兩港口；德國強佔並租借膠州灣；法國則租借廣州灣。[27]
清軍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北洋水師的覆滅）標誌着其國際地位一落千丈，再次成為列強鯨吞蠶食的對象。同時，甲午戰爭也是洋務運動失敗的標誌，此役後中國在國際地位上急轉直下，而日本則躋身為列強之一。馬關條約之條款剝削中國，激起中國知識分子對國情的反思，清政府內部的改革派對自身弱點有更深認識，促使後來政治制度的改革，即1898年的戊戌變法，百日維新之先聲。[28]
吾中國四萬萬人，無貴無賤，當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如籠中之鳥，牢中之囚；為奴隸，為牛馬，為犬羊，聽人驅使，聽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變。
——康有為[9]
日本海軍在1895年甲午戰爭的勝利，基本上完全摧毀清政府的軍事力量，嚴重地削弱經濟實力，使中國元氣大傷，日本也為了取得戰爭勝利及保持住勝利的成果，在中國內部製造混亂，對革命黨人提供了大量的秘密資助，所以客觀地說，日本海軍的這次勝利為後來孫中山及其他革命團體領導的革命創造勝利的先決條件。
自此役後，清朝外交政策的焦點都在平復其結果，而日本外交政策的焦點則是確認其結果。
——潘恩（S. C. M. Paine）[2]
甲午戰爭是日本從「被壓迫國」向「壓迫國」過渡的轉折點，因此在日本近代史上是一次劃時代的戰爭，具有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相匹敵的意義。
——藤村道生[1]
與清朝開戰前，日本國內朝野上下曾經對與中國開戰感到緊張和困惑。甚至連明治天皇本人也曾經對是否與中國開戰感到躊躇。但於戰勝清朝後，隨着不停的捷報與多次舉辦戰勝祝賀會，國內的輿論風向便開始有所改變，「帝國萬歲」等讚揚天皇的口號成為一時間的流行語。日本國內為了紀念這次戰勝，也在國內多處樹立紀念碑。同時在戰鬥期間，受到社會整體風氣影響，青少年的日常娛樂和玩樂也幾乎完全與戰鬥有關，甚至出現小孩子往中國人丟小石頭的事情。
同時，新聞媒體也以大幅報道這次戰爭為契機，在日本國內得到前所未有的普及。在當時，各家報社為了及時得到第一手的消息，紛紛往戰場派遣隨軍記者，使國民首次透過新聞媒體得知戰鬥的最新情況。反之，那些沒有對戰鬥進行跟蹤報道的報社，也在這次戰爭後走向沒落。各家媒體在報道有關戰爭的新聞時，經常使用把無名士兵「英雄」化的報道手法（忠勇美談），以及以激烈的文字描述戰況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吸引大量新的讀者群，也讓日本人首次意識到新聞和媒體這兩種現代化的吸收資訊渠道。但是同時，媒體的報道只集中在報道片面的內容，使讀者的價值觀受到單一化的影響。例如說，當時的報紙與雜誌便以這次戰爭為例，不斷地提出「日本文化比中國文化先進」等民族優越論的觀念，對日後一段長時間日本人對中國人的看法產生嚴重的影響。
以甲午戰爭為契機，日本在明治維新後第一次經歷大規模的對外戰爭，對日本成為近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有着十分重要的影響。戰爭過程中，國家機關不斷重複地強調「國民」的義務和貢獻，使得日本人開始意識到自己作為國家國民的一部分，應該不分地位地去支持軍隊，也是所謂的戰爭的「統合作用」。在這個統合過程中，作為軍隊統帥的明治天皇有着十分積極的作用。他與開戰時把大本營轉移到廣島的舉動，使日本國民強烈地感受到御駕親征的威嚴。反之，戰勝消息經過渲染，則對日本人觀念造成極大的影響，也是從當時開始，日本國內開始產生蔑視中國的情緒，並一直延至後代。同時以此為契機，日本國內開始有人提倡脫離漢字文化圈，也同時為了日後的海外拓張，確立日語標準化教育的普及。同時，日本一直對俄國干預遼東半島一事存有芥蒂，大力鼓吹發展軍事工業，期待有打擊俄國的機會。
以大日本帝國憲法的發佈（1889年）、撤除部分不平等條約（1894年透過日英通商航海條約取消領事裁判權）、中日甲午戰爭（1894 - 95年）這三個事件為契機，日本的脫亞入歐論初步取得成效。同時，作為日本近代史上第一場獲勝的戰爭，不論對日本國內還是對當時的歐美列強都有巨大的象徵意義。在日後的日俄戰爭結束後，歐美列強為了表示認同日本的國際地位，把日本設置在海外的外交代表機構紛紛升格為大使館。
臺灣因此被日本統治長達五十年，使得該地與其他華人社群在歷史記憶對日本觀感不同[29][30] 例如，在1990年代對臺灣中學生的研究中，有許多學生把本戰爭排在心目中歷史事件的第一位。[31]
朝鮮獨立後，仍然一直受日本與俄羅斯帝國控制，本來於甲午戰爭前已經相互鬥爭的開化黨（親日獨立派）與事大黨（親中派），在甲午戰爭後由開化黨攬權。戰後，東學黨起義被徹底鎮壓。一度失勢的事大黨，於三國干涉還遼後，由高宗王妃閔氏主導的親俄派再度掌權，直到乙未事變閔妃被暗殺為止。閔妃被日本暗殺後，1895年日本以此為契機另立新王后來掩蓋，計劃成立「大朝鮮帝國」。結果因俄、美、英三國公使堅決反對而沒有實行。朝鮮高宗倒向俄羅斯，並於1897年10月成立大韓帝國正式稱帝，追尊閔妃為明成皇后。
1894年，日本江戶末期至明治早期政治家勝海舟作詩《偶感》，定格甲午戰爭對於朝鮮之影響：「鄰國交兵日，其軍更無名，可憐雛林肉，割以與魯英。」其中「雛林」指朝鮮古國新羅的首都雞林（現慶州），暗喻朝鮮；「魯」是當時俄羅斯的日語音譯（魯西亜）的簡稱。在得知丁汝昌自殺後，勝海舟向報社投稿撰文祭奠，認為日本盲目追隨歐美走殖民擴張的道路十分愚蠢，中國是一個大國，不應該成為受輕視的競爭對手，而應該成為日本對抗歐美的夥伴。勝海舟還預見到了三國干涉還遼時日本被國際圍堵的窘境。
戰爭分析
总结
视角
北洋水師自1888年正式建軍後，配置有鐵甲艦定遠號及鎮遠號，各有12寸巨炮4門，航速分別為14.5節及15.4節。
然而之後到甲午戰爭之前6年沒有再添置鐵甲艦。在此期間，重修頤和園花費約八百萬兩白銀。1889年光緒皇帝大婚，花費白銀540萬兩，即三艘半定遠級鐵甲艦的費用。[21][32]1891年戶部尚書翁同龢奏准暫停南北海軍購買外洋槍炮船隻3年。因此在開戰時的北洋海軍已經沒有多少「大艦巨炮」優勢可言，1894年中日火力對比分別是：口徑20厘米以上火炮31門對15門，20厘米以下火炮230門對140門，速射機關炮244門對294門，魚雷管39支對43支，船艦航速11.48節對12.84節，裝甲巡洋艦3艘對1艘，防護巡洋艦3艘對8艘。[33]
李鴻章在1879年10月27日的奏摺中說：「中國即不為窮兵海外計，但期戰守可恃，藩籬可固，亦必有鐵甲船數隻游弋大洋，始足以遮護南北各口。」由此可見，防禦是建立北洋水師的關鍵動因。巨資訂購的「定遠」、「鎮遠」這兩艘戰艦的設計與製造，凸顯裝甲、噸位和重炮的優勢，這也與李鴻章立足防禦的建隊思想密切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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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5月下旬李鴻章校閱北洋水師，奏稱：「北洋各艦及廣東三船沿途行駛操演，船陣整齊變化，雁行魚貫，操縱自如……以魚雷六艇試演襲營陣法，攻守多方，備極奇奧。」「於駛行之際，擊穹遠之靶，發速中多。經遠一船，發十六炮，中至十五。廣東三船，中靶亦在七成以上。」「夜間合操，水師全軍萬炮並發，起止如一。英、法、俄、日本各國，均以兵船來觀，稱為節制精嚴。」[34]戰爭前夕，北洋艦隊大沽、威海衛（今山東威海）和旅順（今屬遼寧大連）三大基地建成[35][36]，英國觀察員看完北洋水師操演後上書海軍部，也認為北洋艦隊戰力不容小覷。後期因李鴻章解僱當時訓練海軍的英國人琅威理，引致北洋水師軍紀出現問題，「有某西人偶登其船，見海軍提督正與巡兵團同坐鬥竹牌也。」
提督丁汝昌本陸將，且淮人，孤寄群閩人之上，遂為閩黨所制，威令不行。琅威理去，操練盡弛。自左右翼總兵以下，爭挈眷陸居，軍士去船而嬉。每北洋封凍，海軍歲例巡南洋，率淫賭於香港、上海，識者早憂之。
1888年原本預訂購入300箱炮，後因為軍費不足，北洋海軍只購入3發炮，「從前撥定北洋經費號稱二百萬兩，近年停解者多，歲僅收五六十萬。」[38]
英國遠東艦隊司令裴利曼特評論說：「中國水雷船排列海邊，無人掌管，外則鐵鏽堆積，內則穢污狼藉，業已無可駛用。」[38][39]
北洋海軍將領大多數是福建船政學堂駕駛班早期畢業生，由於早期辦學水平不足，他們在船政學堂僅接受簡單的英文、算法、駕駛、測算、槍炮操法培訓。1877年春，清政府在福建船政學堂第一、二屆畢業生中選出12人的海軍留學生，打算送入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進行培訓。但其中劉步蟾、林泰曾、蔣超英三人到英國後僅上艦實習就結束訓練。黃建勛、林穎啟、江懋祉三人未通過入學考試，僅參與了上艦實習，只有嚴復等六人入校。而留學生監督官李鳳苞向朝廷稟報，成績排名卻是「甲等：劉步蟾、林泰曾、嚴復、蔣超英；乙等：薩鎮冰、方伯謙、何心川、葉祖珪；丙等：林永升、馬震東、黃元昊、黃建勛。」劉步蟾、林泰曾日後成為北洋海軍的主要將領。[40] 進入北洋水師後，以劉步蟾為首的北洋「福州幫」管帶群體，將對北洋水師嚴加訓練的英國教官琅威理擠兌走。而在戰爭之中，光緒帝又給李鴻章施壓、對軍事行動胡亂指揮。[41]
总结
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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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洋蕞爾小邦而能歲增鐵艦，聞所製造專與華局比較，我鐵艦行十五海浬，彼則行十六海浬。定、鎮大礮口徑三十零半生特（釐米），彼松島等四艦則配二十四特大炮並放快炮，處處俱勝我一籌。現在英訂購之頭等鐵甲船，又是何項新式。蓋以全國之力專注於海軍，故能如此，其國未可量也！
——李鴻章[42]
1882年，日本海軍還只是魚雷艇和二千噸以下的近海鐵甲艦為主，無大型鐵甲巡洋艦。
1885年，日本提出十年的擴軍計劃，意圖超過北洋水師。在擴張政策的指引下，日本加快陸海軍的軍備步伐。為了對付北洋水師的重型鐵甲艦，日本高薪聘請法國海軍部的白勞易擔任日本海軍省顧問、海軍工廠總監督官，專門負責建造在火力和速度上足以對付「鎮遠」和「定遠」的「三景艦」（「松島」、「嚴島」、「橋立」），同時重金向英國阿姆斯特朗兵工廠訂購快速巡洋艦。依據藤村道生在《日清戰爭》中的記述，日本海軍為了彌補大炮的不足，建造小型快速的巡洋艦，並安裝剛剛可以應用的小型速射炮。這種小型速射炮雖然是12厘米至15厘米粗細的中口徑炮，但其發射速度卻為原來大炮的8倍，在同一時間內發射出大量炮彈，如果快速使敵艦接近中口徑炮的射程以內，便可完全削弱敵艦的戰鬥力。較之中方，日軍的決策者認識到速射炮將成為擊傷敵艦、擊殺敵艦官兵的主力艦炮，並將其大量裝備於日本海軍的艦船上，這一戰略預判在隨後的海戰中得到豐厚的回報。
1886年，法國海軍工程師白勞易受僱建造4700噸級大型鐵甲巡洋艦「松島號防護巡洋艦」和「嚴島號防護巡洋艦」。
1890年時，清朝北洋水師總排水量為27,000噸，而日本海軍總排水量在17,000噸以上。日本以國家財政收入的60%來發展海、陸軍，當時日本政府年度財政收入僅八千萬日元。1893年起，明治天皇決定每年從自己宮廷經費中撥出三十萬日圓，再從官員薪水裏取十分之一，補充造船費用。1890年時服役、排水量2,100噸的巡洋艦「平遠」是北洋水師最後配備的新造艦，而在1892年服役並編入廣東水師的「廣丙」（1,000噸）排水量低於日本海軍在1891年（明治24年）服役的6艘巡洋艦「松島」、「嚴島」、「橋立」、「千代田」、「秋津洲」、「吉野」，而此6艘排水量都已高於「平遠」的2,100噸，其中四艘更達4,200噸。到了1894年甲午戰爭時，日本海軍艦隊總排水量為72,000噸，多數有配置速射炮的新式艦艇。
戰前日本實際動員兵力達240,616人，其中174,017人有參戰經驗，海軍擁有軍艦32艘、魚雷艇24艘，排水量72,000噸，超越北洋水師。日本對清廷改革後的實力仍有顧忌，對於北洋水師不敢輕敵，1880年日本參謀本部長山縣有朋的調查報告中指出，清國平時可徵兵425萬，戰時可達850萬人之多，「鄰邦之兵備愈強，則本邦之兵備亦更不可懈」。
維基文庫中的相關原始文獻：開誠忠告十八省之豪傑
1894年10月，日本發佈由日本中原通宗方小太郎撰寫的《開誠忠告十八省之豪傑》檄文，利用清帝國的滿漢民族矛盾，號召漢人反抗清政府，也有清軍俘虜追崇日軍[43]。文中提到：「……滿清氏元（原）塞外之一蠻族，既非受命之德，又無功於中國，乘朱明之衰運，暴力劫奪，偽定一時，機變百出，巧操天下……雖然，我國之所懲伐在滿清朝廷，不在貴國人民也；……夫貴國民族之與我日本民族同種、同文、同倫理，有偕榮之誼，不有與仇之情也。……故船載糧食、兵器，約期赴肋。時不可失，機不復來。古人不言耶：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卿等速起。勿為明祖所笑！」
不過，日本國內同期仍存在反對中日戰爭的聲音。自1884年甲申政變起，日本主戰派開始崛起，面對國內狂熱的開戰主張，包括興亞會主要成員勝海舟、宮島誠一郎和渡邊洪基在內都堅持反戰主張。[44]。
日本在甲午戰爭之前已經完成全國範圍內的普及教育，使得每一位應徵入伍的士兵都具有中級以上的文化水平。明治政府以法國、美國為榜樣，建立完善的教育體制，政府將全國分為八大學區，各設大學一所。每個大學區分32個中學區，每區設中學一所。每個中學區分229個小學區，各設小學一所。平均600人就有一所小學。在教育體制改革的同時，改革教學內容，着重灌輸西方近代文化思想和傳授理論科學知識。中學就開有算術、地理、外國語、博物、地質學、天文學等課程。大學開設力學、文學、法學、醫學等方面的課程。相對於中國海軍留學生不到三年的留學期限，日本留學生獲得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他們可以有更多的時間進行理論科學研究，這就為他們今後的發展打下堅實的理論基礎。可以肯定的是，經過這樣完備的教育體制培養出來的日本官兵，比中國洋務教育培養的人才具有更深厚的科學知識底蘊和軍事素養。甲午海戰慘敗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中日兩國將領軍事素養上的差異是決定這場海戰失誤的關鍵性因素之一。
對比中國大量外購裝備，日本的軍械生產已經開始走向成熟。這也導致清軍在作戰時彈藥制式的不一致（日軍自製槍械口徑一致）。而面對原材料如鐵礦的短缺，日本採用自行改進的意大利黃金式火炮技術，解決材料短缺問題。[45]
豐島海戰和黃海海戰兩次遭遇日本聯合艦隊，北洋艦隊被擊沉多艘大型艦艇，但未能擊沉一艘日艦，福龍號僅有的一次魚雷攻擊也未收戰果。據傳是丁汝昌「只識弓馬」，一干管帶也全用錯炮彈，不用海戰時的開花爆破彈，用穿甲彈甚至訓練彈。
北洋海軍的炮彈主要有開花彈（榴彈）和實心彈（穿甲彈）。開花彈產自天津機器局，仍使用黑火藥填充。發射後，黑火藥燃燒後產生的殘渣會附着在膛線，還有大量白煙，需要重新清潔膛線及等待白煙散去才能再次開火。實心彈（穿甲彈）不使用火藥，只用重力攻擊敵方。而日軍早已使用化學品黃火藥製作的炮彈。而且天津機器局製作的炮彈質量粗糙，大小不一，鐵質差。[46][47]
豐島海戰中，日本吉野號被一枚濟遠艦150毫米口徑火炮擊中右舷，擊毀舢板數隻，穿透鋼甲，擊壞發電機，墜入機艙的防護鋼板上，然後又轉入機艙里。可是由於彈頭裏面未裝炸藥，所以擊中而不爆炸，使吉野僥倖免於報廢。黃海海戰中，北洋海軍發射的炮彈有的彈藥中「實有泥沙」，有的引信中「僅實煤灰，故彈中敵船而不能裂」。當時在鎮遠艦上協助作戰的馬吉芬認為，「吉野」號能逃脫，是因為所中炮彈只是固體彈頭的穿甲彈。[46]據統計，在定遠和鎮遠發射的197枚12吋（305毫米）口徑炮彈中，半數是固體彈頭的穿甲彈，而不是爆破彈頭的開花彈。[47]
在直隸候補道徐建寅的《上督辦軍務處查驗北洋海軍稟》之後附有《北洋海軍各員優劣單》、《北洋海軍各船大炮及存船各種彈子數目清折》、《北洋海軍存庫備用各種大炮彈子數目清折》中統計，參加過黃海大戰的定遠、鎮遠、靖遠、來遠、濟遠、廣丙7艦的存艦存庫炮彈，僅開花爆破彈一項即達3,431枚。其中，供305毫米口徑炮使用的炮彈有403枚，210毫米口徑炮彈952枚，150毫米口徑炮彈1,237枚，120毫米口徑炮彈362枚，6吋口徑炮彈477枚。黃海海戰後，又撥給北洋海軍360枚開花彈，其中305毫米口徑炮彈160枚，210、150毫米口徑炮彈各100枚。在3,431枚開花彈中，有3,071枚早在黃海海戰前就已撥給北洋海軍。蘇小東《甲午年徐建寅奉旨查驗北洋海軍考察》猜測：「至於這批開花彈為什麼沒有用於黃海海戰，惟一的解釋就是它們當時根本不在艦上，而是一直被存放在旅順、威海基地的彈藥庫里。由此可見，造成北洋海軍在黃海海戰中彈藥不足的責任不在機器局，也不在軍械局，而在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身上。」在中日雙方開戰後，丁汝昌執行李鴻章「保船制敵」的方針，消極避戰，「仍心存僥倖，出海護航時竟然連彈藥都沒有帶足，致使北洋海軍在彈藥不足的情況下與日本艦隊進行一場長達5個小時的海上會戰，結果極大地影響了戰鬥力的發揮，也加重了損失的程度」。[47]
北洋水師與聯合艦隊進攻火力對比之下，北洋水師艦速略遜一籌，但噸位、火力、裝甲、重炮均佔優勢，如果炮彈配備到位必然可重創日艦。海戰結束後，定遠號、鎮遠號的護甲無一處被擊穿。就平均船速而言，北洋水師較慢，為15.5節，聯合艦隊的本隊15.6節也不快，但包括吉野號在內的第一游擊編隊為19.4節，大大高於北洋水師。戚其章認為中國艦隊的英國人司令埃德蒙·佛萊曼特上將說的「是役也，無論員兵素質、艦速或火炮射速、新式艦，實以日本艦隊為優」是正確的。[48]
清軍艦炮威力雖大，但射速慢、操作不便、命中精度低，日本火炮射速快、操作便捷、命中精度高，兩者相較，日本艦隊在相同時間內的射彈量和命中率都要高於北洋艦隊。
此外，北洋海軍各主力艦都設有魚雷管3-4具，但是，在黃海海戰中，對聯合艦隊未曾實施魚雷攻擊，只有福龍號對西京丸號攻擊未成。各艦炮彈數量未帶足，海戰時炮彈在五個小時內用盡。[49]
清軍配備大量的德式武器，但標準並不統一，一旦一個武器對應的子彈用完，則無法使用其他武器的子彈。清軍的彈藥消耗數量也很大而且很不合理。如清軍出發前往朝鮮，每支槍配有子彈150發，每炮配有炮彈50顆；後又從國內運送炮彈子彈，但僅擊斃日軍180人。日軍人均僅消耗子彈8發。[50][51] 兩國的陸上軍事技術對抗體現在依據地利構築的傳統要塞防禦系統與連發槍、榴霰彈、野戰火炮組成的現代火力系統之間的對抗。應當指出，自19世紀80年代以來，清軍在旅順口和威海衛兩地修建工事，構築炮台，其工程之繁浩，構造之雄偉，耗費之巨大，堪稱中國工程史的里程碑。然而，甲午戰爭的實踐表明，兩大要塞，一經日本軍隊的密集火力攻擊便立即崩潰，旅順口要塞不到一日即告陷落，而威海衛也僅僅堅守了一周時間。究其原因，根源在於清軍使用低技術水平的防禦系統來對抗高技術水平的攻擊系統，在野戰火炮大規模應用後，地理因素對於防禦的作用日益弱化，建立有效的防禦系統比建立同一水平的攻擊系統具有更大的難度，需要投入更多的財力，因而也就更不容易成功。[52]
清軍的編制極為簡單，日軍則已有工兵與輜重兵的區別。清軍士兵普遍訓練不足，只會喊一聲就往前衝，不考慮利用地形地物，從不用跪射、臥射等射擊姿勢，一律站着射擊，開炮前還要先搖動大旗。[51]
甲午戰爭中，日軍因戰鬥陣亡人數僅為964人，1,658人死於疾病，25人死於自殺。但日軍在條約簽署後進入臺灣的乙未戰爭，面對以獵槍、土製大砲為武器的民兵時死傷人數達4,600人以上。[53]
後續事件
甲午戰爭後期，身處海外的孫中山開始革命嘗試。1895年2月抵達英屬香港後，孫中山開始在日本商人梅屋莊吉幫助下，與日本駐香港領事館領事中川恆次郎聯絡，請求武器及資金援助，並與同儕策劃在廣州起義。
曾在北洋海軍擔任過學堂教習、軍艦大副等官職，參加過甲午大東溝海戰的美國人馬吉芬（Philo Norton McGiffin，1860-1897，美國海軍學院畢業）在1894年末因為大東溝海戰中的戰傷歸國。由於美國社會輿論和當時的西方輿論一樣，分辨不太清甲午戰爭爆發的原委，只看到最後的結果，因此他在美國報刊上撰文並各處演講，將他所親見親歷的北洋海軍的戰鬥情況介紹給大眾，但被輿論當作瘋子、狂人，認為是他頭部的戰傷使得他精神錯亂。1897年2月12日，馬吉芬自殺，留下「神啊，憂傷痛悔的心，你必不輕看（此句出自聖經詩篇51:17）」的臨終懺悔詞，穿着一身北洋海軍軍服，盛殮在鋪蓋着黃龍旗的棺柩中下葬[54]。
戰爭罪行
戰爭期間，日軍攻陷旅順，執行旅順大屠殺。根據英國戰地記者維利爾斯的報導，短短四天市內就有兩萬人遇害（此數字包含戰死之士兵，戰前旅順人口僅六千人，清廷增兵後，含兵卒在內人口方為兩萬人），只有埋屍的36名華人倖免於難，而這36人的帽子上還寫着「此人不可殺戮」的標記[55]。
《紐約世界報》記者詹姆斯·克里曼寫道：「我經過各街，到處見屍體均殘毀如野獸所嚙。被殺之店舖生意人，堆積疊在道旁，眼中之淚，傷痕之血，都已冰結成塊。甚至有知靈性之犬狗，見主人屍首之僵硬，不禁悲鳴於側，其慘可知矣……」[56]
參考文獻
延伸閱讀
外部連結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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