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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由派[1][2][3]，又稱大陸自由派[4][5]、中國民主派[6][7][8]，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支持言論自由、新聞自由，要求保障人權及實行民主與法治的一類人的稱呼[9]，始於改革開放之後的開明派[10][11][12][13]，或稱改革派[14][15][16]。自由派在部分評論文章中出現較罕見的稱呼，包括進步派[17][18][19][20]。於中國共產黨對中國政治的領導地位下，中共改革派亦屬於自由派的一部分[21][22]。
這一群體主要由自由派知識分子、青年學生與黨內民主派構成[23]。中國自由派以民主、自由與人權相號召，要求進一步加快市場化經濟改革，並通過擴大政治參與和政治改革來實現民主政治。
民國早期，約翰·斯圖亞特·密爾、赫伯特·斯賓塞、伊曼紐爾·康德、讓-雅克·盧梭等多部作品的譯本在中國產生。1912年中華民國的成立標誌着至少在原則上這些模式和它們所認同的自由主義價值觀的接受，例如憲政和三權分立。
梁啓超的著作發揮了重要作用，儘管他晚年傾向於保守主義。新文化運動及其緊隨其後的五四運動早期均具有強烈的自由主義特徵。胡適等關鍵人物是中國自由主義價值觀的傑出代表，其他重要的中國自由主義者還有張東蓀和張君勱。
此後，中國面臨日本軍國主義和國內共產主義運動影響的巨大挑戰，自由主義遭受重創。1930年代，許多年輕一代認為只有激進的威權主義才能拯救中國，一黨專政的國民黨吸收了大量法西斯主義學說和實踐。自由主義越來越成為一種孤獨的「第三力量」，只能口頭上警告極左的威權主義和極右的威權主義。儲安平等鞭撻國民黨獨裁，費孝通、陶行知等教育家和學者提出，革命是值得自由派支持的事業。更多的自由派人士之後離開了中國，包括農村改革者晏陽初、大學校長蔣夢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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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末期，中國共產黨理論家認為「資產階級民主派」可能變為「走資派」，如池恆[26]。
改革開放後，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胡耀邦、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為首的改革派，主張進一步實施政治自由化的方針。藉由設立允許多種想法的渠道，讓民眾能夠表達不滿、並進一步支持改革。改革派成員還包括：胡啟立、萬里、彭沖、習仲勛、田紀雲、鮑彤、閻明復、李銳，等等[27][28]。
另一方面，以中國共產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陳雲、中國國家主席李先念為首的保守派，則認為改革開放已經施行過多政策。因而認為重新加強控制以確保社會穩定，並與中國共產黨書面的社會主義主張一致。保守派成員還包括：王震、李鵬、薄一波、姚依林、鄧力群等等[28]。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介於很多議題無法充分討論，華國鋒宣佈按照葉劍英提議，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專門召開理論務虛會。在此引導下，中國輿論界得到空前自由，從黨媒《人民日報》至西單民主牆上，均有不同呼籲民主的議案[29]。1978年1月18日，胡耀邦主持召開中共的理論工作務虛會，在會議開幕時作了題為《理論工作務虛會引言》的講話。3月30日，鄧小平在會上作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報告，報告中提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4月2日，胡耀邦在務虛會結束會上講話說：「這個會開得怎麽樣，最保險的辦法還是要歷史的考驗。實踐是唯一的標準！」
20世紀80年代，中國自由派力求通過影響以鄧小平為首的政治威權中心來取得對政治的主導權[23]。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講話（俗稱「8.18講話」），提出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建議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提倡民主集中制，並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全面修憲建議。[30][31]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具有歷史性意義的《八二憲法》，該憲法也成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四部憲法，收入了許多憲政主義的內容和條款，為改革開放奠基。[32][33][34][35][36]
隨着改革開放的加速，中國社會出現了官倒、權錢交易、腐敗、特權等種種問題，經濟改革亦受到了原有政治體制的阻礙[37][38][39][40]。1986年上半年，鄧小平再次提出「政治改革」並啟動了「政治體制改革」的研討和制定，同年9月「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成立，成員包括趙紫陽、胡啟立、田紀雲、薄一波、彭沖。[41][42][43][44][45]與此同時，其他人士還公開提出了「多黨制」、「三權分立」、「議會民主」、「司法獨立」等西方憲政主義的架構。[46][47] 雖然這些與鄧小平等人的中國共產黨官方改革觀點可能有所不同，但在當時比較寬鬆的政治氣氛下，並沒有受到過多的抑制與打壓。[46]在八十年代擔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時，習仲勛提議制定「不同意見保護法」。[48]
據許紀霖總結，1980年代中期一批新的知識分子發起了「新啟蒙運動」，其中主要有三派。分別是「走向未來派」、「文化：中國與世界派」以及「中國文化書院派」。《走向未來》是一套由金觀濤先生主編的雜誌和叢書。「走向未來派」被認為是科學派，重視科學的理性主義。《文化：中國與世界》也是一套叢書，主編是甘陽。北京大學和中國社科院一批年輕的人文學者關注人文主義，也稱「人文派」。第三派是「中國文化書院派」。北京大學「中國文化書院」由湯一介為主管。他們並不贊成在1980年代比較主流的批判中國文化傳統的意見，希望把現代化和傳統文化結合在一起。[49]
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基於中國內地的經濟發展成果，造就中產階級崛起。民營企業家、白領以及體制內得益的傳媒工作者等，因為成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下之「既得利益者」，憂慮政治改革危及其自身利益，同時90年代知識分子激進自由派在政治上被邊緣化，導致90年代以來自由派勢力的消退[23]。經濟自由主義成了顯學，各類型的自由主義思想包括政治自由主義思想得到了更全面的研究和更廣泛的傳播。自由主義理念的傳播要比八九之前更廣，但自由主義理念的力量卻又比八九之前更小。[48]
李瑞環被視作中共高層敢言的開明派。[50] 1989年10月30日會見美國前總統尼克遜時，他說：
主張開放是馬克思主義的應有之義，否認開放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對中國人來講，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從外國引進來的。
溫家寶被認為持有自由主義觀點，他在擔任總理期間曾談到中國的民主和言論自由。溫家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對政治體制改革訴求表達得最迫切、最徹底。[51] 溫家寶在《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任務和我國對外政策的幾個問題》中寫道[52]：
科學、民主、法制、自由、人權，並非資本主義所獨有，而是人類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和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
據許紀霖總結，截至2010年代的中國自由主義主要有三支，即只談經濟自由主義而不談政治自由主義的發展主義（以厲以寧為代表），同時強調經濟和政治自由並要求實行憲政的哈耶克式自由主義，以及同時關注自由與平等的中間偏左的羅爾斯式社會自由主義。[49]
李克強被視作自由主義者與主張自由市場經濟學派的代表[53]。汪洋被視作自由主義者與主張政治自由學派的代表[54]。
在中國崛起的背景下，亦有一些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體系的民族主義者（或稱「自由派民族主義者」）成為了廣義上的自由派。他們擁有希望國家進步的愛國情懷，會在政治體系失效時要求問責；因此，他們可以迅速在親建制派和反建制派之間轉換。很多自由派民族主義者參與到了白紙運動中。[55]
學者榮劍將中國自由主義的問題歸結為「致命的自負」[56]。具體來說，任何理論的「自負」，均是來源於對自我能力的過高估計或對自我邊界的模糊。就前者而言，是錯誤地以為依靠某種理論能夠解決一切現實問題；就後者而言，是不瞭解理論有它存在和發揮效用的約束條件，脫離這些約束條件，理論將一無所用。
泉野認為自我反思和審查是困難的，所以自由主義在中國要想成為一種普遍的價值觀，必須摒棄其「致命的自負」，清醒地認識自身的侷限，主動適應現實中的約束條件，以中國的問題意識為導向，將西式話語置入中國語境，開展與各種思想的全面對話；惟有如此，才可能在中國的現實土壤上夯實其理論生存和發展的基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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