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思想宣傳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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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大革命期間，主要於1968年夏在各地成立的進駐教育、文化等部門甚至機關單位的一個組織，其目的主要是控制這些單位的局面，維護基本秩序[1][2][3]。按照宣傳隊成員的組成（工人、軍人或農民），可分為「工宣隊」、「軍宣隊」以及「農宣隊」等[1][2][4]。其中軍隊干預國家及各級政府事務的廣度、深度、時間長度以及軍方參與人數均史無前例[註 1][5][6][7]。此後，大規模武鬥結束，以學生為主體的紅衛兵組織迅速沒落[8][9][10][11]。工宣隊和軍宣隊也直接參與了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政治清洗[2][12][13][14]。
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
「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工宣隊」，是由工人組成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1]。「工宣隊」這一簡稱也見諸正式報道，但更接近日常口語，工人階級也被稱為是去管理或佔領大學、中學、小學以及科研文化機構等「上層建築」[2][15][16]。除了組成人員不同外，從形式到內容都與文革初期的「工作組」類似，而且它所擁有的權力還更大[17]。
总结
视角
1968年夏全國大多數省份都完成了「奪權」，成立了革命委員會[18][19]。但各地兩派的武鬥，仍然影響着政治局面的穩定，妨礙正常社會秩序和經濟生產的恢復。中共中央先後發佈《七·三佈告》、《七·二四佈告》，指示解散武鬥隊，拆除工事、據點、關卡，上繳槍支彈藥，與此同時毛澤東向武鬥嚴重的高校及中學派駐工宣隊，意圖從源頭上制止武鬥，統一、協調學校中兩派紅衛兵組織的關係和衝突[8][9][10]。1968年7月27日，北京市60多個工廠3萬多名工人組成「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爆發「百日大武鬥」的清華大學，試圖接管學校的領導權，但遭到清華紅衛兵的暴力抵制，被稱為「七·二七事件」[10][17][20]。7月28日，毛澤東緊急召見了首都紅衛兵「五大領袖」聶元梓、蒯大富、譚厚蘭、韓愛晶和王大賓，就制止大學武鬥、派出工宣隊進駐清華大學等北京各大高校的問題發表了強硬講話[2][10][20]。有學者指，雖然進駐清華的工宣隊有一定的工人成份，但是其領導或主要成員卻是來自毛澤東身邊的中共中央警衛部隊幹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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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8月5日，毛澤東將外國來賓贈送的芒果轉贈清華大學工宣隊，表示支持，進而引發全國性的「芒果崇拜」[21][22][23][24]。8月15日，毛澤東、林彪接見了進駐清華大學的工宣隊代表[23][24]。8月2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聯合發出《關於派工人宣傳隊進駐學校的通知》，給予工宣隊以強大的政治支持，而同一天《紅旗》雜誌發表經毛澤東審定的姚文元署名文章《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公佈了毛澤東最新指示[25][26][27]：
實現無產階級教育革命，必須有工人階級領導，必須有工人群眾參加，配合解放軍戰士，同學校的學生、教員、工人中決心把無產階級教育革命進行到底的積極分子實行革命的三結合。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中長期留下去，參加學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務，並且永遠領導學校。在農村，則應由工人階級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貧下中農管理學校。
此後「工人階級領導一切」達到頂點，派駐工宣隊的工作在全國範圍內迅速展開，大批工宣隊不僅進駐大學、中學、小學等教育單位，而且還擴大到新聞、出版、文藝等部門甚至各級黨政機關，擔任各級黨政領導，掌握了相當大的權力[3][16][17]。截至1968年8月底，北京市59所大專院校全部進駐了工宣隊[3]。9月5日至12日的一周內，上海市有超31000名產業工人進入全市十個區的513所中學和1249所小學，每所中學平均有50名工人，另還有5700餘名退休的產業工人與工宣隊一起進入小學[17]。據上海市總工會1974年的統計，當時全市工宣隊總人數為10,713人，被「結合」為黨的書記、委員或革委會的主任、委員的人數共4,142人，其中進黨委者189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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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宣隊、軍宣隊進校後，舉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幫助對立的兩派群眾組織實現大聯合；拆除武鬥工事，收繳武器；參加學校黨支部和革委會的工作，領導「教育革命」，參與備課教學，方便了廠校掛鈎、開門辦學[1][2]。此外，工宣隊及軍宣隊領導開展大批判，直接參與甚至領導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等政治清洗，調整革委會，進行整黨等「斗、批、改」工作[2][12][13][14][28]。
工宣隊、軍宣隊進校後，紅衛兵造反派組織迅速衰落，許多造反派成員遭到清算整肅[12][29][30][31]，對解決派性衝突、結束混亂局面等一些問題有所幫助[8][9][10][11]。有觀點認為，毛澤東從最初的支持和利用，進而轉為懷疑、打壓、否定，直至最終拋棄紅衛兵造反派[20][32][33][34][35]。但工宣隊、軍宣隊執行的仍然是左傾政治方針和路線，加之對教育工作和進駐單位的業務工作不熟悉，自身文化程度低，無法融入、領導學校工作，成為游離於單位實際的一極權力，又陷入原有矛盾泥潭成為新的矛盾衝突的構成因素和發源地，使混亂以不同形式繼續下去[1][2]。
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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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軍宣隊」，是由中國人民解放軍部隊組成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2][17]。早在1967年1月「奪權運動」初期，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軍隊正式介入地方文革[5][6]。3月，中央軍委發出《關於集中力量執行支左、支軍、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任務的決定》，被俗稱為「三支兩軍」[5][6]。按照毛澤東的要求，「三支兩軍」的中心是「支左」，即支持地方的「革命左派」[5][6]。9月起，軍隊的「支左」實際改為支持兩派群眾組織，推動和促進各地區、各部門的「革命大聯合」[6]。
1968年起，軍隊人員往往以「軍宣隊」的身份執行軍訓、軍管的任務[2]。1968年4-8月間，中共的宣傳部、統戰部、外聯部、中央調查部被軍管，對中共人事管理最核心的中央組織部由軍人實際領導[5]。1967年至1969年間，軍宣隊方式或軍管方式是當時廣泛流行的處理或解決群眾組織和群眾運動的方式[17]。「三支兩軍」工作一直持續到林彪「九一三事件」後的1972年8月，解放軍軍人脫離軍隊日常工作參與地方事務的先後達280多萬人次，其範圍之廣、規模之大、人員之多、時間之長，是解放軍建軍史上前所未有的，與此同時軍隊干預國家及各級政府事務的廣度、深度、時間長度也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史無前例[5][6][7]。軍方勢力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社會穩定，減少了工農業生產和民眾生命財產的損失，但也使軍隊深陷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漩渦，損害了軍隊自身的思想、作風、組織、紀律建設和發展[6][7]。
農民毛澤東思想宣傳隊
農民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或貧下中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農宣隊」，是由人民公社的貧下中農組成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在遠離城市、產業工人不多的地方充任工宣隊的角色[4][36][37]。
後續及評價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1977年9月19日，鄧小平在與教育部負責人談話時，首次公開提出要進行「撥亂反正」，並提道[38][39]：
工宣隊問題要解決，他們留在學校也不安心。軍隊支左的，無例外地都要撤出來。學校里這些問題不解決，扯皮就扯得沒完沒了。
同年11月6日，中共中央轉發教育部黨組《關於工宣隊問題的請示報告》，隨後各地進駐大、中、小學的工宣隊陸續撤出學校[40]。1984年，在重新認識工宣隊、軍宣隊的政治批判中，官方觀點認為[41]：
進駐學校的「工宣隊」、「軍宣隊」天天喊叫「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實質上是他們自己「領導一切」，他們把工人階級領導同黨的領導對立起來，把工人階級同知識分子對立起來，把工廠同學校對立起來，從根本上違背了工人階級的利益。「工宣隊」、「軍宣隊」成了高踞於黨和群眾之上的「特殊人物」，隨意迫害知識分子，干擾教學及科研工作，毀壞實驗設備，把高等學府變成殘酷斗「走資派」、整知識分子的「大本營」。
此前，文革期間進駐清華大學的工宣隊不斷強調「教育革命」是一場政治革命，「政治建校」是無產階級教育革命的靈魂，是解決教育為誰服務、培養什麼人的問題[1]；對此清華大學教授唐少傑認為，「『教育革命』的實質是蒙昧主義，帶來的是窒息精神，禁錮思想，扼殺教育，破壞教學，是一場教育的大倒退，甚至是一場文明的大反動。『教育革命』本身是反教育的。」[1] 陳昭認為，「毛澤東讓一群工人、軍人開進國務院各大部委，開進各省市委，開進堂堂的高等學府，開進工廠企業和農村，發號施令，當家作主，這哪裏有一點法制的影子？... 讓一個科長（遲群）、一個機要員（謝靜宜）掌管中國的兩個最高學府，把大學大批搬遷到偏僻的山溝農村，這一切，都明顯地標示着毛澤東不重視教育、敵視知識分子的印記。批判這些政策是徹底否定『文革』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 」[2]
參見
註釋
參考文獻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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