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二一方針，又稱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是中華民國政府宣稱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在中國抗日戰爭時對其所轄部隊的作戰指示。2015年9月2日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在台北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講話時便提及此主張，藉此批評中共在紀念抗戰時抹殺國民政府在對日抗戰的貢獻，並重申國民政府是對日抗戰領導中國的「唯一政府」，國軍主導抗戰是歷史事實。但也有學者反對此說法，認為該說法來源系國民黨捏造[1]，「發展」、「應對」、「抗日」無法明確區分 實為同一件事，國民政府不給共產黨「抗日自由」，不允許他們在地方發展[2]。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輿論中，認為該說法有詆毀游擊戰的作用，亦存在相信中共消極抗戰的輿論觀點，他們將中共在抗日戰爭敵後戰場的游擊戰通俗的概括為「游而不擊[3]」。
來源
七二一方針，最早可見於抗戰時國民政府的宣傳[4]：「毛澤東向其部隊訓話，指出抗戰是中國共產黨發展之絕好良機，其策略：七分發展實力，二分應付政府，一分抗日」[5]:122。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長，蔣中正曾在日記中寫到「[...]中國共產黨「思乘對外戰爭之機會，發動其陰謀，當設法防止之」」。[6][7]
1943年7月，署名編著者為青白出版社，交華嚴出版社[a]出版的《共產黨在中國》一書中[8]:324-327，提到了七二一方針。
李法卿訪問記(節錄)
巢父[b]
『七分發展，二分應付國民黨，一分抗日。』這就是今日的共產黨!
自蘇日成立協定，不僅一般民眾頓覺中共過去的一切宣傳全是欺騙；即中共一般黨員亦多憤慨激昂。隴東賴輝煌[c]等一千三百餘中共黨員因此而宣佈脫黨，晉冀一地之中共一般中下級幹部脫黨的更多。最近十八集團軍獨立第一師楊成武部李法卿君竟率領幹部四百五十餘人公開聲明脫離共黨[9]。
(中略)李君是河南人，骨頭臉，長身材，看上去倒像一個小商販。(中略)參加中共已十多年。
李君說，他隨紅軍十二方面軍到達陝北的時候，曾受了一年的嚴格訓練。抗戰後，隨十八集團軍出發；在出發之前，毛澤東朱德召集訓話，指示工作方針。朱毛特別聲明，中日戰事實為中共發展的絕好機會，他們決策是七分發展，二分應付國民黨，一分抗日。(後略)
本書中，有提到了七二一方針三階段的詳細步驟，其目標最終為『喧賓奪主』，後『代替國民黨的領導權』、以對日軍『進行夾攻』。而七二一方針之計劃，朱毛還特別要求幹部們『保守絕對秘密』，李君想來『到真覺得有點對不住他們』[d]
而在徐恩曾的回憶錄中，也提到了當年曾破獲新華社地下諜報工作站，逮捕了11名中共秘密訓練特工人員時，還意外抄獲了毛澤東所撰的教材文件，內容沒提及七二一方針，或者類似的字句，但和李君所說大致相符[10]。徐文中述及，當他把文件交給高層後，蔣戒心大起。故從此文可推知，蔣之後急電中共說明，朱德與毛澤東再電覆蔣介石絕無此事，又可從電文中看出當時七二一方針的類似傳聞是存在的[11]。不過，徐的回憶錄當中也沒提及七二一方針，或者類似的字句，僅有提到毛澤東藉由假裝被收編，實際則趁抗戰時擴大實力的三階段奪權計劃。
另外，在秦孝儀主編的《中華民國重要史料》也提到了李法卿之說[12]:357-359，在該書中稱摘自總統府機要檔案，故古屋奎二所著的《蔣總統秘錄》也提及此事，應屬於同一來源。陳布雷等亦稱中國共產黨密令幹部，利用抗戰機會，圖謀發展，強調七分擴張勢力，二分對付中國國民黨，一分抗日[13]:38。
但美國史丹福大學研究中共統戰的范力沛教授在其著作《Enemies and Friends》中認為該說法來源不可信[14]。
1947年9月19日，魏德邁率團訪華考察歸美後，在華盛頓向國務卿馬歇爾呈交了《魏德邁報告》，內稱[15]：
1937年10月，毛澤東給部下傳達指示： 「中日戰爭為我黨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擴張機會。我們的固定政策應該是百分之七十的擴張，百分之二十應付國民黨，百分之十抵制日本。執行這一固定政策有三個階段：第一個是妥協階段，在這一階段，應作出自我犧牲，以顯示我們在表面上服從中央政府，堅持三民主義，但實際上這將成為我們黨存在和發展的偽裝。第二是競爭階段，在這個階段中，應該用兩三年的時間來奠定我黨的政治和軍事力量的基礎，並發展這些力量，直到我們能夠與國民黨相抗衡，並打破國民黨，消除後者在黃河以北的影響。在等待事態發展的同時，我們應該給日本侵略者以某些讓步。第三是進攻階段，我們的部隊應深入華中，切斷中央政府部隊在各個地區的通訊，孤立和驅散他們，直到我們準備好反攻，從國民黨手中奪取領導權。」
《魏德邁報告》註明來源是弗雷達‧厄特利1947年出版的Last Chance in China，該書註明來源是1941年對國民參政會提出的《中國共產黨問題檔案》，由國防最高委員會於1944年在重慶出版。[16]
蔣介石在1965年10月10日的《中華民國五十四年國慶紀念告全國軍民同胞書》也提到了此方針[17]。
(前略)
當二十世紀初期，由於北京義和團之亂，乃造成了八國聯軍，佔領北京的國恥，惟當時以美國主持正義，保全了中國的獨立統一，始倖而免於瓜分之禍。然自日本軍閥，挑起了瀋陽「九一八」事變，再繼之以蘆溝橋「七七」事變，與上海「八一三」事變，民族危亡的慘劇，乃愈演而愈烈！我們政府為挽救國家民族的厄運，即不得不決定全面抗戰，堅持到底的政策，於是亦接受了中共悔禍投誠，即其所謂「共赴國難」的四項原則，它說：「一、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二、『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揮；」「三、在特區內實施普選的徹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於是政府乃收編了它陝北的殘餘匪軍，和江南各地的股匪。初不謂共匪毛賊狼子野心，竟玩弄其邪惡的「兩手」，方其投降宣言，墨瀋未乾，正當日軍全面入侵之際，乃即公然揚言，要「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
(後略)
按照蔣介石對全臺灣軍民的說法，在日本全面進攻後不久，中共即以『公然揚言』(可能是廣播或者報紙)的方式發表了七二一方針的類似宣言；而《蘇俄在中國》一書中，亦持此說。
在郭華倫所著的長篇中共史研究作品《中共史論》第四冊中，提到了蘇聯漢學家克林諾夫曾於1970年5月間寫了一篇評論，當中也記及此事：
(前略) 一九四一年七月，蘇聯通知延安，日本正在向大陸派遣有充分戰鬥準備的軍隊，並且請求採取有效的措施，牽制日本軍隊，不讓他們集中在通向蘇聯邊界的地區，例如，請求破壞鐵道交通。但是毛澤東和過去一樣，沒有理睬這個請求。
一九四一年一月，共產國際代表直接向毛澤東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即一旦日本進犯蘇聯，中共將採取什麼行動呢？毛澤東沒有作出直接的答覆，後來他破壞了一切旨在採取對日敵對行動的努力。
在國際無產階級、一切進步力量和反帝力量，必須盡最大的努力採取積極的反法西斯行動、這個複雜而困難的時期裏，毛澤東實際上停止了同日本軍隊的戰鬥。他提出了這樣的方針，即﹕把百分之十的力量用於同日本作戰，把百分之二十的力量，用以反對國民黨，把百分之七十的力量，用於發展自己的勢力。 (後略)
而在前蘇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高級官員羅滿寧以「奧·鮑里索夫」的筆名出版的《蘇中關係（1945 -1980）》也提到，毛在抗戰初期要求中共和八路軍「用一分力量和日本鬥，用二分力量來和國民黨鬥，用七分力量來發展自己」[18]。
1938年春，一本叫作《中共黨的策略路線》的手冊在漢口流傳，據說是張浩（林彪堂兄林育英的化名）1937年2月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演講的紀錄。其中對於統一戰線的說法與中共官方說法非常不同：統一戰線的動機是中共的弱小與瀕臨失敗；以三民主義作掩護，繼續進行土地革命；把日本當作頭號敵人是不得以的，但是最終目標是推翻國民黨一黨專政[14][19]。周恩來指出不存在該講話[4]，但也承認張浩的演講系列中有類似內容[14]。美國史丹福大學研究中共統戰的范力沛教授認為，此書反應了中共內部認為統一戰線是短期戰術，直接目標還是孤立與摧毀國民黨[14]。
楊奎松著作中，引用了張聞天、毛澤東與張浩的說法。1937年5月，張聞天在中共全國代表會議（當時稱蘇區代表會議）上表示，今天聯合資產階級，是為着明天反對資產階級。毛澤東認為：中共妥協讓步，並不改變革命的目標和政權的性質，而且決不放棄將來由無產階級政黨來領導中國的目標[20]。張浩說：中共現在讓步，就是要給革命以休養的時間，中共「要爭取全民性的同情和擁護」，要滲透到從國民黨到青、紅幫到保甲及各種各樣的組織和團體中去，爭取民眾。因此現在只能以抗日為主，土地革命次之；但抗日是在明處，土地革命仍可在暗處進行。一旦「見到革命到了高漲的時候，我們的策略馬上就要改變」。那時中共就可以將土地革命和階級革命又放在明處，放到前面來，並再行階級革命的手段了。楊奎松認為，中共中央在國共合作之初，就明確提出了對國民黨既要「聯合」又要「孤立」的雙重方針[21]。
根據現今解密之國府情報檔案報告，國民黨認為中共確有按七二一方針行動：
- 「張蔭梧電蔣中正：據報共匪仍行反中央政策，向民眾宣傳本黨破壞統一戰線，通令蒐集食糧，增加彈藥生產，並嚴令避免與日軍作戰，而專力應付國軍。」[22]
- 「蔣中正接龍雲電稱：汪兆銘臨行時明言與敵倭有約，到港商洽中倭和平事件；又接張蔭梧電稱：八路軍利用呂正操等在冀一年來對寇游而不擊，對地方假合理擔負之名行階級鬥爭之實等，近衛文麿發表所謂調整國交之荒謬聲明，揚言徹底擊滅抗日之國民政府，與新生之政權相提攜，以建設東亞新秩序。」[23]
- 「蔣鼎文電蔣中正：據高仲謙稱，查朱德、彭德懷和八路軍各師長所發表電文，反對陳誠所稱八路軍游而不擊，延安無一傷兵即是明證。查此電原稿為毛澤東親擬，用朱德等名義由延安發出，故可作共黨之心理觀及政治觀等。」[24]
但並未有證據顯示毛澤東說過此言論。而共產黨認為在洛川會議上制定獨立自主的原則，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採取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不能與七二一方針等同[4]。
相關旁證
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對於1937年8月20日洛川會議內容有如下記載：[25]:387
他認為日本軍事勢力遠勝中國，抗戰絕無幸勝之理。前此中共強調武力抵抗日本，並不是認為就此可以打勝，而是為解決國內矛盾所必需。
他（毛澤東）警告會眾不要為愛國主義所迷惑，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飛機大炮所能給予我們的危害，將遠過於蔣介石以前所給予我們的危害。它主張八路軍應該堅持游擊戰爭，避開與日軍的正面衝突，避實就虛，繞到日軍的後方去打游擊，主要任務是擴充八路軍的實力，並在敵人後方建立中共所領導的抗日游擊根據地。
毛澤東接着強調中央和八路軍應該絕對的維持獨立自主。他說明八路軍從後仍應完全遵照中共中央軍委會的指示行事，南京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和各戰區司令長官對八路軍有任何命令，都應先報告延安，聽候處斷。凡是不利於八路軍的任何命令概應用各種藉口，予以推脫。 我當場聽了張聞天、毛澤東的言論，覺得他們把底牌揭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遭到蹂躪，民族大義也不受重視，抗日烈火也沒有改變着兩個自私的陰謀家的心腸。
1959年7月31日，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批判彭德懷曾經發動百團大戰，李銳有如下談話記錄：[26]:223
主席：打蔣介石十年，打紅了眼；抗日一來，蔣介石突然漂亮了，不知道這是暫時朋友，不久以後的敵人。
林彪：平型關吃了虧，頭腦發熱，是弼時作的決定。
主席：一些同志認為日本佔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佔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內有國，蔣，日，我，三國志。
彭總：黃紹雄很早意識到了。
林彪：百團大戰是大戰觀念。
主席：三個師只三萬兩千人，號稱四萬八。當時打大戰觀念轉不過來，本應該分散發動群眾。
彭總：百團大戰後，才搞武工隊。這一仗是幫了蔣介石的忙，但對以後整偽軍有好處。華北會議，鬥了我，以後對守紀律比較注意。
8月1日，毛澤東在繼續召開的廬山會議上說：
同蔣介石抗日聯合，是暫時的，同國民黨兩次聯合（第一次是同孫中山）是暫時的。互相利用，暫時同盟，原則恰恰相反：己所不欲，要施於人。求生存、擴大，這是己之所欲，難道要資產階級也擴大？恰恰相反，己之不欲，自己不生存、不擴大，自己消滅，當然不是；要擴大；而且施之於人，不願國民黨擴大，準備條件消滅之。[26]:235-236
《毛澤東全集》第51卷記載了1973年7月4日，毛澤東和王洪文、張春橋的談話，談到抗戰時希望日軍進攻重慶：[27]
日本人不聽話。你怎麼辦？一直打到廣西、貴州。我的意思是最好打到重慶、西安去，他也不聽我的呢。我這個思想，跟列寧接近，叫作半敗北論。公開擁護蔣介石抗日，反對頑固派，實際希望最好把蔣委員長也打死。
……
列寧就是主張割地賠款，簽和約。這個和約是閉着眼睛簽字的。第一寫上割地、第二是賠款。德國帝國主義跑了，對付西方，他也不能兩面作戰。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來地也沒有割，款也沒有賠，條約一張廢紙，就象尼克遜講的。我是半敗北論。列寧是主張完全敗北，主張政府軍完全被打敗。那時俄國和日本的軍隊在旅順、大連、遼陽一帶打仗。越徹底越好，革命就會起來了，俄皇的威信就會完蛋了。我們打日本，不能學他的全部，實際上要用他的。蔣介石王八蛋，你幹什麼？！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幾百萬軍隊都是反革命的軍隊，跟我們打了十年，又有三次反共高潮。我是希望日本人對於中國的地方越佔得多越好。
1941年5月18日：[28]
(毛澤東發給彭德懷之電報)目前方針是必須打日本，但又決不可打得太兇。不打則國民黨不能諒解，中間派亦會說話，但如打得太兇，則有相反危險，日本將轉向我們報復，國民黨坐收漁利，並將進攻邊區。恩來電是轉給你作參考的，他電中反映國民黨及外國人的壓力，我們不可不聽，又不可盡聽。望按此總方針調節我們的行動，在一部分地方打得大些，而在其他地區則打得小些，使國民黨覺得我們真在打就好了。
1944年5月6日，保加利亞共產黨人季米特洛夫在日記中稱：「毛澤東有些片面地和明顯不適當地評價了國共關係和他們所參加的這場對日戰爭。……事實上，特區領導層相信，蔣介石是目前中共最主要的敵人。」特區領導人現在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在為應付即將到來的國共衝突做好一切準備。而這樣的作戰實際上一直都在進行，僅僅在1943年裏，「新四軍就對中央軍進行了724次戰鬥，結果，擊斃擊傷8,181人，俘獲9,879人，奪取了34個據點，以及8,622支步槍，507支散彈槍，以及200挺機關槍。」因此，日本在4月17日發動的針對河南地區的大規模進攻，明顯地受到了毛澤東等人的歡迎。「中共無意在這一地區幫助中央軍防禦日本人的進攻。」[29]
雷震遠神父在回憶錄《內在的敵人》中稱[30]，共軍將領呂正操曾威脅逮捕自己，理由是救護受傷的老百姓屬於「叛國罪」。呂正操直言：「日本殺的中國人越多，對中國越有利」，「日本人的屠殺會鼓勵起人民的仇恨，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那也是激勵人們加入我們隊伍的方法！」雷震遠抗議道：「將軍，你沒有出力打日本」，「我不明白你何以需要這樣龐大的軍隊。真的我有些驚奇。你一向強調人民加入你們的部隊去打日本。但是你並沒有盡力和他們打仗——不常打，打得不起勁。」接着，雷震遠與呂正操展開如下對話：
「我們的最大敵人不是日本」，他說。
「不是日本？」我驚奇地反問。
「不，不是的」，他憤然說出。
「誰是你們的大敵人？」我問道。
「蔣介石，他是我們的大敵」。呂正操說。「正因為蔣介石是我們的大敵，中國共產黨才不能全力打日本。我們不能讓日本在中國太強，但是我們也不能對他們拼命作戰而使他們太弱。假如日本太強，共產主義便無法在中國獲勝。假如日本太弱，蔣介石便不會失敗」。
學界看法
- 劍橋大學方德萬教授認為共軍是以保存實力為主。如中國通約翰·佩頓·戴維斯1945年4月對駐俄大使傅秉常所說，日軍來了共軍就跑，日軍走了共軍又佔領村莊。共軍保存實力以備將來爭權。共軍為了避免日軍報復而避免攻擊日軍，而因為解放區缺乏軍事價值，日軍對攻擊共軍也不感興趣。英國的情報來源則說共軍有可觀的軍事實力，但用於抗日上相當保留，因此推論延安與日軍高層應該存在某種勾結。[31]
- 陳永發：國民政府這種指責，預先假定應付、擴大和抗日三事可以截然畫分，而相互之間是此長彼消，此消彼長的關係；中共為了擴大，故意犧牲抗日，而為了應付國民政府的反對和鎮壓，也故意減少抗日活動。對於中共，這一假定根本就是荒謬絕倫。他們並不諱言自己確實是在擴大實力，不過堅持擴大實力是為了抗日，以備有朝一日對日軍反攻，而由於國民政府不給中共「抗日自由」，尤其不容許中共擴大實力，所以中共必須應付。對中共而言，國民政府可以截然畫分為三的，其實就是抗日一件事情而已。[2]
- 劉維開：所謂「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壯大自己」的說法，國府強調是來自中共內部情資，就中共在抗戰中的作為而言，的確是不介入日軍與國軍的「正面戰場」，以敵後游擊為主。既然是打游擊，當然要建立並鞏固根據地，並且趁機壯大自己實力，因此即使公文上沒有這句話，但整體策略的確是如此，不過「換成任何政治團體，那時大概也都是這麼做」。[32]
- 美國史丹福大學的范力沛教授（Lyman P. Van Slyke）的評論是有沒有這個指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共的確在執行這一策略。[33]他認為七二一方針系捏造，這個問題涉及國民黨歷史的誠實問題。范力沛還說，在某些時刻某些地方，中共的實際行為接近於這種力量劃分。[1]
- 已故旅美史家唐德剛認為：「毛氏是否說過這句話？這句話是不是國民黨特務對毛公的造謠？歷史家無徵不信，都應存疑。但是歷史家可以肯定的說，這是最高明的一着棋！國民黨的爛特務中，還沒有造這項謠言的智慧。……未及三年，區區的兩三萬人的小小「八路軍」，便發展成擁有五十萬槍兵的大軍了（讀者不妨參閱目前最新的史料，毛毛着《我的父親鄧小平》，頁四一八）。你能說毛主席的『七分發展，兩分應付，一分抗日』的訓辭是假的？歷史確實是這樣發展的嘛。」[34]
- 中國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楊奎松認為：關於七二一方針，「以當時形勢與戰局變動之複雜，和毛、朱等對國共關係狀況及中日戰局變化了解之局限，是根本不可能預想和設計出來的。」，但楊教授也同意，到了1940年中共中央「確是將軍事發展放在了決定性的位置上，並且具體規劃了『在堅持游擊戰爭的總的任務下，掃除一切投降派頑固派的進攻，將整個華北直至皖北、江南打成一片，化為民主的抗日根據地，置於共產黨進步勢力管理之下，同時極大發展鄂中與鄂東』的大發展目標及其實際步驟。但是，這畢竟是1939年國共兩黨關係發生急劇改變之後的情況了，與1937年抗戰爆發初期的情況不能混為一談，更不能張冠李戴。」[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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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參考來源與註釋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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