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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用于广告招牌等用途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城市霓虹燈招牌(英語:Neon Sign)屬於一種特殊的大型氖燈。管內氣體的實際成份為99.5%氖氣及0.5%氬氣,比純氖氣有較低的運作電壓。霓虹燈(英語:Neon Lighting)是一種內含氣體的燈,通常用於廣告或招牌等用途。 「霓虹燈」是半英語音譯:「霓虹」發音近似於英語的「neon」(氖)並在漢語裏有彩虹的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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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勾線通常有兩種方法:「單勾」的霓虹光管按照文字筆劃,而「雙勾」以線條勾勒字的外框。
在香港,店舖多以雙勾用於名稱,再用單勾寫上服務內容或英文譯名,中文使用最多的字體分別有隸書[3]、行書[4]和楷書[5]。
框內除了文字外,空白位置或會加上幾何排列圖案,更可以隨着不同光管的閃動頻率造成動畫。
在香港,橫向書寫的中文字在招牌兩面通常在同一方向開始,即一面「香港茶樓」,另一面則寫作「樓茶港香」,情況類似鏡像。
招牌的邊界通常設外框[4],形狀各異,而且顏色有別於內框文字以作對比。外框亦未必單純用上直線,像押舖般就有複雜的線條。
在香港,招牌的角落或許會加有相關的圖案[6],如東南亞餐廳選用椰樹圖案為例。如果店舖名稱與動物有關,也會納入設計當中。
招牌會因應城市的樓宇設計和街道佈局,選擇出能夠與行人和城市環境之間互動的展示方式。
在香港,在樓宇有三種常見安裝的位置,分別是在建築物上伸延、在建築物外牆以及在店面三大類[7]。
霓虹燈在20世紀的廣泛應用,也成為了一些城市的特色標誌。
1910年12月,發明家佐治·哥迪在巴黎車展首次展示了霓虹燈[8]。
1913年,世上第一個霓虹燈招牌由一位巴黎髮型師在蒙馬特大道擁有,上面寫有 Palais Coiffeur 的光管[9]。
1926年,日比谷公園裏安裝了日本第一個霓虹燈招牌[10]。
1964東京奧運後,國內對戶外霓虹燈招牌的需求大增。除了1973年石油危機,往後的霓虹燈生產隨經濟發展而倍增,到1990年代達到頂峰之後明顯減少[11]。
1926年,上海成為中國內出現首個霓虹燈招牌的地方。1920年代至1930年代,上海的商業活動頻繁,同時租界使該地接觸西方技術,令煤氣燈及電燈得以較早普及[12],譬如1930年代的南京路已經佈滿霓虹燈的招牌廣告。
後來,在1937年第二次中日戰爭爆發和1940年代國共內戰的情況下,不少上海的霓虹燈師傅基於社會動盪南下香港,攜帶技術、資金等繼續發展[13]。
霓虹燈原本為西方的產物,但香港昔日殖民地的身份使到大眾接觸到這種外來傳入的技術,並將其加入本地的元素[14]。
同時香港的地理形勢造就了稠密的市區,高密度的樓宇加上狹窄的街道[15],唐樓和綜合用途建築物的「下舖上居」建築結構,讓一個一個的霓虹燈招牌從牆身伸延至馬路,組成有層次的景觀,相比起其他城市較獨特的街道面貌。
霓虹燈招牌的街道景觀源於各個商舖不同的招牌設計,而當時政府沒有刻意規管亦無規劃,使商戶可以大小、形狀、高度等任意發揮,跟競爭者爭艷鬥麗[16]。
這景觀不但代表香港,尤其經濟起飛年代時被冠以「東方之珠」的稱號[7],後來更引申到數碼龐克的科幻題材,作為一個未來反烏托邦城市的視覺元素。這種蘊含亂中有序的理念亦出現於香港另一個曾經存在過的地方:九龍寨城,兩者均啟發不少科幻故事的背景[17]。
霓虹燈繁榮映襯了香港1960至1980年代的發展,在許多攝影師,如 Nick DeWolf、Greg Girard 的記錄中出現[18][19]。
香港在二戰後經濟發展迅速,加上霓虹燈為當時較前衛的科技,不論大小公司都以此作為宣傳方式,數量於1980至1990年代達到高峰[20],不過相反近年有減無增,可歸納以下原因:
自2010年起,每年約有3,000個被屋宇署評為危險的招牌被要求拆去,至今已有逾九成的霓虹燈招牌在香港的鬧市中消失[29]。單計油尖旺區 ,由2015年至2018年11月四年間,總共有803個招牌擁有人承諾會遵從屋宇署的《小型工程監管制度》,或已經完成拆除工程[30]。
以前適逢香港製造業蓬勃,加上霓虹燈招牌大行其道,相關行業亦得以受惠。現在已退休,曾經在創辦於1953年的「南華霓虹燈電器廠有限公司」[31]擔當霓虹燈師傅的劉穩指出,香港1970至1980年代的霓虹燈訂單幾乎做不完,當時每一個霓虹燈都是訂製,比起今時大量生產的招牌,對家庭生意和小本經營的店舖更有意義[32]。當大部份工廠北移,本地生產成本相對昂貴,更甚是霓虹燈的式微,使寫字師傅、霓虹玻璃光管師傅、招牌安裝師傅等在香港都成為夕陽行業[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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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勒比海島國古巴,首都夏灣拿在20世紀中期也經歷過霓虹燈繁榮,但在1959年卡斯特羅的古巴革命後,許多營業性場所關閉,使得霓虹燈招牌數量下降;之後美國貿易禁令也使得整體景氣不再。伴隨社會結構轉變,夏灣拿也開始了霓虹燈的復甦跡象[34]。
健力士世界紀錄曾記載世界上面積最大的霓虹招牌,以下為歷年打破紀錄的例子:
位於美國內華達州拉斯維加斯的霓虹博物館(Neon Museum),成立於1996年,旨在收集、保留、研究和展示標誌性的拉斯維加斯霓虹燈招牌[48]。展館內收藏數個從賭城大道和賭城市中心獲得並完成修復的招牌,令它們得以繼續運作;另外設有一個名為「霓虹墓地」(Neon Boneyard)的戶外展覽空間,入面收集超過150個退役的霓虹燈招牌[49]。
西九文化區與 Google 虛擬博物館合辦「NEONSIGNS.HK探索霓虹」網上體驗項目,推出了「霓虹香港-電照不夜城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及「香港霓虹招牌今昔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數碼展覽[47],是次為 Google 首次拍攝夜間霓虹燈街景圖[51]。此外,M+視覺文化博物館表示會把少量清拆後的街頭霓虹招牌收為館藏,目前就分別有兩塊來自深水埗「信興酒樓」和西環「森美餐廳」[52]。
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獲香港賽馬會資助,透過社區文化遺產保育計劃出版籌備近兩年的《城市字海 – 香港城市景觀研究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53],並舉辦導賞團及展出多位工匠的字體工藝作品[54]。
理工大學設計學院助理教授郭斯恆出版《霓虹黯色:香港街道視覺文化記錄》一書,過程中走訪了香港15條主要馬路和40多條街道,記錄了超過500多個霓虹燈招牌[55]。
北角油街實現舉行小型懷舊霓虹燈展覽「城街.招牌」,由建築師馮達煒及麥憬淮組成的招牌保育組織「街招 streetsignhk」籌備,其中有一間放滿霓虹字體的200呎鏡房[56]。
法籍攝影師 Romain Jacquet-Lagrèze 推出名為「城市詩意」的個人企劃,把所拍攝下的霓虹招牌相片印到瓷磚上,於灣仔及尖沙咀 K11 Musea 旗艦店旗艦店發售[57]。
非牟利機構「霓虹交滙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年中成立,以觀察記錄霓虹燈招牌的製作和保育為目的,同時舉辦各類展覽及工作坊[58]。其首個大型項目為拆除並保留佐敦白加士街的翠華餐廳巨型招牌,總經理陳倩雯當時負責聯絡各方(包括招牌下方的小巴站負責人)協調溝通,最後工程順利完成[59]。
2016年經歷尼伯特風災後,為了鼓勵招牌受損的店家,台東縣政府推動「小招牌大景觀」計劃重建街道景觀[60]。建築管理科會取締並限期改善不符合建築法規的招牌,縣府亦有預算補助部分有意重製符合規範的招牌的店家[61]。
早於1970年代,美國建築師 Robert Venturi、Denise Scott Brown 和 Steven Izenour 的著作《向拉斯維加斯學習》(Learning from Las Vegas),嘗試從空間的文字(textual)與視覺溝通(visual communication)元素探討當地本土建築,而非時人着重現代主義提倡的建築物本身[62]。他們認為,相比無個性的盒子樓宇,以及人類活動移師到室內,招牌需要變得更大更誇張以吸引人注目,尤其當時拉斯維加斯是個以汽車主導的城市[7]。所以書中提出,建築就是符號(sign),而這樣以溝通主導的建築概念被視為「反空間」(antispatial)。
近年,兩位對香港霓虹光管招牌感興趣的學者 Brian Kwok(郭斯恆)及 Anneke Coppoolse,認為霓虹光管招牌是香港獨有文化特色,決定透過 Designing the Spectacle 計劃,收集招牌,進行修復外,亦探究它們字款設計和製作過程,對其起源、 工藝及演變進行深入研究[63]。
他們的研究發現香港霓虹燈比起其他地方不只限於娛樂場所,反而較多元化,並歸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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