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特拉的名單
1993年美國電影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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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特拉的名單》（英語：Schindler's List）是一部1993年上映的美國黑白電影，它講述了一個德國商人奧斯卡·舒特拉拯救猶太人的故事。這些被救的人大都是波蘭猶太人在二戰時期的逃難者。猶太人大屠殺時期，舒特拉將他們召集到他的工廠裏面，以工作的名義幫他們避難。該片由史提芬·史匹堡執導，改編自澳大利亞小說家托馬斯·肯尼利的小說《舒特拉的方舟》。片中由里安·尼遜飾演奧斯卡·舒特拉，賴夫·費恩斯飾演德國納粹黨黨衛隊軍官阿蒙·歌德，賓·京士利飾演舒特拉的猶太人會計伊薩克·斯特恩。
該片鴻篇巨製，票房也收穫頗豐，共獲七個奧斯卡金像獎，包括最佳電影獎、最佳導演獎、最佳配樂獎。除奧斯卡獎外，該片還獲得七個英國電影和電視藝術學院獎、三個金球獎。2007年，美國電影學會將它排在AFI百年百大電影榜（10周年版）第八位，比它在1998年時該榜排位上升一位。
電影情節於1939年德國設立猶太隔離區開始。那時二戰剛剛打響，波蘭被德蘇分佔，屬德佔區的克拉科夫周圍的波蘭猶太人被要求到克拉科夫集中。同時，來自摩拉維亞的奧斯卡·舒特拉以一個德國商人的身份，來到這個城市，以求發戰爭財。舒特拉是納粹黨黨員，經常對德國國防軍和黨衛隊的官員大筆大筆地進行賄賂，以便獲得更多的採購權。舒特拉在軍方的贊助下開辦起軍用餐具廠。他自己並不太了解如何經營企業，但後來他遇到了合伙人伊薩克·斯特恩。此人是克拉科夫猶太委員會的官員，熟悉猶太人商人圈子，與該區的黑市有聯繫。猶太商人借給舒特拉辦廠的資金，但只要求獲得較小部分的回報分成。工廠開辦後，舒特拉負責去取悅納粹黨，獲得了「Herr Direktor」的頭銜，斯特恩則負責處理一切管理事務。舒特拉以可以少給工錢為由招聘猶太波蘭人而不要一般波蘭人（其實所謂的「工錢」工人們一分拿不到，全部都要上交給黨衛隊）。舒特拉工廠里的工人可以走出猶太區。斯特恩費盡心思偽造文書，讓儘量多的人表面上看起來符合「對德國打仗有利」這一條件，獲得進入工廠的資格，免受殘害或被拉到集中營受苦。
壓機操作員魯榮斯坦曾經在黨衛軍手下險些喪命，登門感謝舒特拉的僱用，表示他會繼續努力工作；但黨衛軍叫工人鏟雪，發現魯榮斯坦只有一隻手臂，將其槍斃。伊薩克·斯特恩被送上前往集中營的列車，但舒特拉威脅列車管理員，把列車截停，救下伊薩克。
隨後，黨衛隊中尉阿蒙·歌德來到克拉科夫，開始對新建的普拉佐集中營進行監管。集中營剛落成，他就開始對猶太區進行清算，發動大量部隊清理房屋，殺害任何反對或不合作的人，以及老人和弱者。舒特拉在山丘上和女友目睹了大屠殺的場面，深受影響。儘管如此，他仍然繼續透過被抓到普拉佐集中營的斯特恩賄賂取悅歌德，巴結黨衛隊。舒特拉通過賄賂歌德，獲得了讓工人們到集中營外自己工廠工作的機會，以此保護他們不被胡亂殺害。一名女子找到舒特拉，請求他把父母查娜·鮑曼和雅各布·鮑曼從集中營救到工廠，舒特拉斷然拒絕。舒特拉在集中營看望斯特恩時想起此事，藉由賄賂救出了鮑曼老夫婦。舒特拉在一次晚宴時與歌德的女傭海倫交談，得知了其對集中營中猶太人肆意虐殺的事實。在晚宴後的交談中，歌德表示舒特拉從未喝醉過，這種控制力是權力的體現，舒特拉對其表示赦免他人的過錯才是權力的真正體現。歌德第二天便試圖以此滿足自己對權力的渴求，然而很快便暴露出本性，在聲稱饒恕了未將浴缸擦淨的力希克後，便在其行走時將其殘忍射殺。
隨着時間流逝，舒特拉開始着手斯特恩提出的拯救行動，儘可能多地保住工人的性命。戰爭不斷進行，歌德接到從柏林傳來的命令，要求他挖出並焚毀所有在克拉科夫被殺的猶太人的屍體，把剩下的猶太人（包括舒特拉工廠的工人）轉移到奧斯維辛集中營。
舒特拉已經賺夠了一輩子花不完的錢，一開始，他打算的是帶着自己的錢財離開克拉科夫。然而，後來他放棄了這麼做，並勸說歌德准許他買下工人回摩拉維亞的老家，不要對他們進行「最終解決」（此時，「最終解決」正在波蘭大舉開展）。歌德最終默許，但要舒特拉為每個工人付出高昂代價。舒特拉和斯特恩印出一張工人的名單，上面的人都不會被送往奧斯維辛。
這份名單上的人，都是舒特拉所謂的「技術嫻熟」的工人的名字。對於普拉佐集中營里的人來說，自己的名字在不在這個名單上意味着生死之別。幾乎所有名單上的人後來都被安全轉移。然而，搭載婦女和孩子的那列火車意外地開到了奧斯維辛，車上的人被帶到傳言的「毒氣室」。但那只是虛驚一場，其實是澡堂，她們在裏面沖洗了身體，如釋重負。但第二天，這些人就被要求排好隊，開始接受約瑟夫·門格勒醫生的體檢。同時，舒特拉立即火速趕往奧斯維辛，用鑽石賄賂集中營的司令官，要求釋放那些婦女。然而，就在問題快要解決，婦女們搭上前往布林利茲的火車的時候，幾名黨衛隊軍官試圖扣留並阻止小孩離開。舒特拉告訴軍官們，他需要這些小孩纖細的手來為小口徑炮彈殼內側進行拋光，沒有他們工廠無法生產。他最終說服了軍官，小孩們得以釋放。當婦女們到達布林利茲時，舒特拉制定了一些規定，對黨衛隊分配給工廠的看守人員進行嚴格管控，禁止他們進入生產區。他准許並鼓勵猶太人過安息日。為了讓工人得以存活，舒特拉花了大量的錢財賄賂納粹黨官員，並從其他工廠購買炮彈。工廠經營的七個月里，沒有生產過一顆能打的合格炮彈。後來，舒特拉在她妻子彌撒祭祀時，告訴她是他生命中唯一的女人，做出了他先前拒絕作出的讓步，妻子也到他工廠里開始幫忙。隨後，二戰歐洲戰場隨着德國投降結束，舒特拉也耗盡了所有的積蓄。
儘管黨衛軍看守接到命令清算布林利茲的猶太人，舒特拉勸說這些士兵以人的身份而不是以殺人犯的身份回家。在他整理好行李，和他的工人們道別時，工人們遞上一封為舒特拉辯解的信，以及一個用工人的金牙秘密打造的戒指，戒指上刻有塔木德里的一句話，「拯救一個人的性命，就是拯救整個世界」（Whoever saves one life saves the world entire）。舒特拉為此深深觸動，但同時感到莫大的羞愧。他覺得自己明明可以把金質黨徽賣了，把車賣了，甚至是省食儉用地生活，以賺取更多資金來救更多的人。他不停抽泣，不斷念叨他本來能救更多的人，最後泣不成聲地伏在斯特恩肩上，工人們紛紛圍上前抱住了他們的救命恩人。就連他在和妻子一同離開的時候，舒特拉也不停地在後悔，而人們默默尾隨舒特拉，目送着他直到盡頭。
舒特拉救下的猶太人在工廠大門外睡了一宿，被第二天的日光照醒。一位蘇聯士兵前來宣佈猶太人已由蘇聯紅軍解放，並給他們指向通往附近村莊的道路。隨後，這些猶太人順着指向的路去村莊尋找食物。
接下來的鏡頭描述了戰後發生的一些事情，比如歌德被絞死，舒特拉後來的發展等。這些鏡頭快速閃過後，電影回到了猶太人走向村莊的畫面。隨着畫面中人群並排朝向鏡頭走動，黑白漸漸變成了彩色，畫面中的猶太人也變成了活在當代的猶太人。這些人正走向舒特拉位於耶路撒冷的墳墓，這也是舒特拉想要安息的地方。[2]電影結束的時候，展現了當年舒特拉工廠工人由他們的扮演者手拉手陪同在墓碑上放石頭的畫面。這是一種猶太傳統習俗，用於表達對逝者的恩謝。由於斯特恩在1969年就已經去世，賓·京士利由斯特恩的遺孀陪同。另外其中也包括了舒特拉的夫人愛蜜莉，影片最後的字幕中說道，該片公映時，仍存活的波蘭猶太人人數不足4000，而全世界的舒特拉猶太人和他們的後代總數加起來超過了6000。影片最後一幕中，里安·尼遜（沒有使用正面鏡頭而是用遠景）在墓碑上放上一對玫瑰花，站在一旁，陷入深深的思緒。
影片結尾處打上了「謹以此片獻給六百萬遇難的猶太人」的字幕，畫面在猶太人墓碑做成的道路中漸漸變暗，直到全黑。
舒特拉猶太人波德克·費佛伯格將傳播救命恩人的故事視為他一生的使命。費佛伯格在1963年時曾嘗試與美高梅合作拍攝一部傳記電影來紀念奧斯卡·舒特拉，並想要霍華德·科赫來編劇[3]，但最終未能如願。[4]1982年，托馬斯·肯尼利在和費佛伯格見面後出版了《舒特拉的方舟》。美國音樂公司（MCA）總裁西德尼·希恩伯格給史提芬·史匹堡寄去了一份《紐約時報》上對於這部小說的評價。史匹堡對舒特拉的事跡感到震驚，還開玩笑地問這是不是真事。史匹堡「被舒特拉矛盾的本性深深吸引，……這是一個關於納粹拯救猶太人的故事，……到底是什麼力量能讓這樣一個人突然之間就願意花光所有積蓄來救這些人的命呢？」史匹堡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引起環球影業的關注，他們願意花錢買下該小說的版權。1983年，史匹堡與費佛伯格見面。費佛伯格問史匹堡：「求求你了，你什麼時候才能開拍啊？」史匹堡回答道：「還要等十年。」[4]（在片尾，費佛伯格被以「Leopold Page」的名字冠以顧問的頭銜。）
史匹堡自己並不是很確定，他是否已經成熟到足夠拍一部猶太人大屠殺的電影。拍攝計劃一直徘徊於「他那羞愧的良心」。史匹堡曾想讓給羅曼·波蘭斯基，但對方沒有接受。波蘭斯基的母親在奧斯維辛慘遭殺害，他自己也曾經在克拉科夫猶太人區生活過。但波蘭斯基最終還是在2002年導演了一部屬於他自己的猶太人大屠殺電影——《鋼琴戰曲》。史匹堡還將拍攝機會提供給薛尼·波勒[3]和馬田·史高西斯。然而，史匹堡也不確定是否要讓馬田·史高西斯執導本片，他後來說：「我差點就把為我的孩子、家庭留點什麼的機會放走了」。史匹堡最終在1991年給了史高西斯重拍《海角驚魂》的機會[3]，讓自己來拍攝本片。導演比利·懷特表達了對於拍攝本片的興趣，想要把它作為「對我曾在奧斯維辛受苦受難的家人一個紀念」。
史匹堡在聽說波斯尼亞大屠殺，以及了解到一些否認猶太人大屠殺的論調[4]後最終決定拍攝這部電影。柏林圍牆倒塌後，新納粹主義出現。史匹堡開始擔心人們過於容易接受偏執的意見，就像是還停留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一樣。西德尼·希恩伯格為這部電影開了綠燈，但開出了一個條件：史匹堡要先拍《侏羅紀公園》。史匹堡後來說：「他知道我拍了《舒特拉的名單》之後就不會想拍《侏羅紀公園》了」。[3]
1983年，托馬斯·肯尼利被聘去改編他的《舒特拉的方舟》，他最終提交了220頁的手稿。肯尼利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舒特拉的幾個關係上面，並且承認他沒有把故事壓縮得更好。史匹堡又聘請了曾修改過《非洲之旅》劇本的Kurt Luedtke來寫出另一個草稿。Luedtke四年後最終放棄了，他發現舒特拉內心的改變太令人不可思議了。馬田·史高西斯還聘請了Steven Zaillian來寫劇本。當Zaillian把稿子交回來時，只有115頁。史匹堡認為太短了，並要求其擴充至195頁。史匹堡想要在故事中多關注猶太人，他想要擴充猶太區大清洗這一段，因為他「深深感到這一段情節必須是最慘不忍睹的一段」。他想要舒特拉的轉型顯得不突兀，而且要突出人物的矛盾心理，不是「甚麼爆炸性的心靈淨化，若是這樣，那這電影不就跟《大逃亡》一樣了嗎？」[3]
為該片配樂的是約翰·威廉姆斯。他一開始被該片所震驚，並認為配樂非常有難度。他對史匹堡說：「你得去找個比我更好的來給這電影配樂。」史匹堡回答：「我知道，但他們都死啦！」[5]威廉姆斯親自彈奏了主題鋼琴曲，也聽從史匹堡的意見，找伊扎克·帕爾曼來演奏了一個小提琴版本。再一次對帕爾曼的採訪中，他說
在猶太區被納粹軍人清掃的場景中，響起了兒童唱詩班演唱的民謠歌曲《Oyfn Pripetshik》。史匹堡的祖母經常給她的孫輩們唱起這首歌。[7]黑管獨奏是由傳統東歐猶太教音樂家Giora Feidman錄製的。威廉姆斯因本片配樂第五次獲得了奧斯卡最佳配樂獎。
儘管這部電影大部分採用黑白拍攝，但片中出現了一段極其罕見的彩色片段——一名女童身上有鮮艷的紅色衣服。這個顏色第二次出現在後面運屍車中這個女童的屍體上。該角色和曾在克拉科夫生活過的Roma Ligocka不謀而合，她當年也穿着紅色衣服。不過，和片中小女孩的悲慘遭遇不同，這位Ligocka女士在大屠殺中倖存下來。電影公映之後，她把自己的故事寫成一本書，名為《紅衣女孩：回憶》。[8]然而，史匹堡安排的這個場景本來是用來紀念Zelig Burkhut所講的一個故事中的人物的。Burkhut是普拉佐集中營的倖存者。在拍片前的採訪中，他給史匹堡講述了一個未滿四歲的女童被德國軍人在他眼前被殘害的故事。他在接受《The Courier-Mail》採訪時形容這種經歷「會纏繞你一生都揮之不去」。
IGN網站評論員Andy Patrizio曾經表示，這個紅衣女童是用來表現舒特拉的改變。「……女童出現在那一堆堆即將被焚燒的屍體上時，舒特拉的表情顯而易見。就在幾分鐘前，他還對他的車被燒屍體產生的灰燼覆蓋感到不悅。」史匹堡本人對此的解釋是，他只是按照小說裏面的內容拍電影，他本人的理解如下：
當時，美國、俄羅斯、英國都清楚發生了大屠殺，但沒有一個國家做出反應。我們（美國）也沒有派出軍隊來阻止人們被迫朝向死亡前進，一場不可阻擋的朝向死亡的前進。這些紅色的血跡好比人們心中的雷達上最亮的點，這是如此顯而易見，但沒有一個人站出來想想辦法。這就是我為什麼我要把紅色帶進電影。[9]
影片開頭一些猶太人在舉行安息日活動時，就出現了蠟燭。當片頭的彩色漸漸退去，燃燒的蠟燭漸漸熄滅，一縷青煙迸出燭芯，象徵着在奧斯維辛集中營被焚毀的屍體。片尾的蠟燭，則象徵着舒特拉善行所帶來的溫暖。對史匹堡本人來說，這代表「一抹色彩，代表着希望的一串光芒。」
| 獎項[10] | 獲獎人物 | |
| 得獎： | ||
| 最佳電影 | 史提芬·史匹堡 傑拉爾德·R·莫倫 布蘭科·勒斯蒂格 | |
| 最佳導演 | 史提芬·史匹堡 | |
| 最佳改編劇本 | 斯蒂文·澤里安 | |
| 最佳攝影 | 雅努什·卡明斯基 | |
| 最佳藝術指導 | 埃瓦·布勞恩 艾倫·斯塔爾斯基 | |
| 最佳剪接 | 米高·卡恩 | |
| 最佳原創音樂 | 約翰·威廉姆斯 | |
| 提名： | ||
| 最佳男主角 | 里安·尼遜 | |
| 最佳男配角 | 賴夫·費恩斯 | |
| 最佳服裝設計 | 安娜·比耶傑茨卡·謝潑德 | |
| 最佳音效剪接 | 安迪·尼爾森 史蒂夫·佩德森 史葛·米蘭 羅恩·賈金斯 | |
| 最佳化妝 | 克里斯提安娜·史密斯 馬修·芒格爾 朱迪·亞歷山大·科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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