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學,是宋明理學的一派,又稱性理學,有時會被簡稱為理學,與心學相對。是指宋朝以後由程頤朱熹等人發展出來的儒家流派,認為理是宇宙萬物的起源(從不同的角度認識,它有不同的名稱,如上帝等),而且它是善的,它將善賦予人便成為本性,將善賦予社會便成為「」;而人在世界萬物紛擾交錯中,很容易迷失自己稟賦自「理」的本性,社會便失去「禮」。[來源請求]

朱熹《四書集注》,明朝成化十六年吉府刻本,藏於山東博物館

如果無法收斂私慾的擴張,則偏離了天道,不但無法成為聖人(儒家最高修為者,人人皆可達之),還可能會迷失於世間。所以要修養、歸返、並伸展上天賦予的本性(存天理),以達致「仁」的最高境界;此時完全進入了理,即「天人合一」矣。然後就可以「從心所欲而不逾矩」,這時人慾已融入進天理中(滅人慾,不是無欲,而是理欲合一),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從「毋」變成「無」),則無論做什麼都不會偏離天道了。

理是宇宙萬物的起源,所以萬物「之所以然」必有一個「理」;而通過推究事物的道理(格物),可以達到認識真理的目的(致知)。

發展

理學在中國古代又稱「義理之學」或「道學」,其創始人為北宋周敦頤邵雍張載。繼後有程顥程頤等人繼續發展,最終由南宋朱熹集其大成,因此這種理學常被稱為「程朱理學」,在元朝及其後的朝代中均為國家的官方思想。研究理學的學者稱為「理學家」。

理學初起於北宋,盛極於南宋與元朝、明朝時代,清朝中葉以後逐漸沒落。它是宋朝以後才發展出來的一種新儒學思想,除了傳統儒學的自身更張和社會形勢所迫之外,還大量融入了佛家道家思想。宋、明以降,著名理學名家有:周敦頤、張載、二程(程顥、程頤)、楊時羅從彥朱熹呂祖謙楊簡真德秀魏了翁許衡吳澄曹端薛瑄吳與弼邱濬陳獻章……等。細分來講,陸王(陸九淵王守仁)、濂溪(周敦頤)與理學有所差異,而更背道而馳,萬不可混為一談。

魏晉南北朝玄學盛行,唐代佛、道思想盛行,儒家思想不再獨尊於一家。但是朱熹完成了新儒學的改革。朱熹的深刻之處在於,把孔孟置於正宗,同時又把董仲舒五行,把張載、周敦頤、二程的觀點,以及佛學高度一元化的哲學和道家無為的思辨精神,加以整理,小心而細緻地構造出內容精深的新儒學體系。儒學在世界觀、方法論上的短處被克服了。這使佛、道等學說再也不會動搖它了。類似於同時期文藝復興運動大大改革了萬事以宗教為重的思潮,宋以後七百年間,理學一直被奉為正統,與宗法制十分的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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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理學的集大成者,他認為倫理道德便是三綱五常,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慾」的主張。

朱熹而將儒家思想推向了更高的境界,使其成為儒家發展史的一個里程碑。一提到理學,人們馬上會想到「存天理,滅人慾」的口號。在理學發達之前,「仁」是儒家中心思想,雖然是一種有等級尊卑的愛,但仁是以人性為基礎。雖然傳統儒學也主張孝道和貞潔,但其禁慾色彩並不濃厚。儒學發展到理學階段以後,已帶有濃厚的禁慾主義色彩。二程說「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並稱「無人慾即皆天理」。《朱子語類·卷十三》,朱熹用飲食為例闡述:「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慾也。」在宋朝以後,中國很少再出現像李白這樣「我本楚狂人」的詩人了。

程頤嚴肅剛正,神聖不可侵犯,甚至不通人情,實為後世所見的「道學臉孔」。在婦女貞操方面,程頤認為:「……凡取(娶),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己失節也。」有人問程頤,寡婦貧苦無依,能不能再嫁(「或有孤孀貧窮無托者,可再嫁否」);程頤答,有些人怕凍死餓死,才用饑寒作為藉口,然而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程氏遺書》卷二十二)程頤以此作為衡量賢媛淑女的標準,朱熹在〈與陳師中書〉也同意這樣的說法:「昔伊川先生嘗論此事,以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自世俗觀之,誠為迂腐;然自知經識理之君子觀之,當有以知其不可易也。」朱熹主張婦女「從一而終」、壓抑「人慾」[1]

程朱理學反對佛道的虛無主義,認為它忽略了倫理道德秩序;但同時又從道家思想裏借鑒了許多關於的論述,作為儒家形而上學體系的材料。其實這正是儒家經典《大學》所謂「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的具體表現。

朱熹的思想體系博大精微,教人的方法也較為平易近人,因此能集宋代理學之大成,是繼孔子後儒學集大成者。朱熹的許多著作都是下細功夫的,他與呂祖謙共同編撰了一本著作《近思錄》作為理解四子書(指周敦頤、二程、張載)的階梯;而他認為,四子書是通往五經的階梯,《近思錄》曾為後世儒生必讀。熊賜履大肆鼓吹程朱學說,強調:「朱子之學,即程子之學。程朱之學,即孔孟之學。若程朱非,則孔孟亦非矣。程朱之學,孔孟之學也。程朱之道,孔孟之道也。學孔孟而不宗程朱,猶欲其出而不由其戶,欲其入而閉其門也。」[2]。乾隆五年(1740年)下詔,程朱之學「得孔孟之心傳……循之則為君子,悖之則為小人;為國家者由之則治,失之則亂;實有裨於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

繼朱熹之後,明朝大儒王陽明(王守仁)將儒家思想再次推向了另一個極致——心學

對程朱理學的批判

明末,李贄針對正統理學家的「存天理滅人慾」的命題,他提出「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的主張,認為「理」,就在百姓的日常生活當中,對正統思想提出了挑戰。

清朝以後,「反理學」的態勢一度形成。顏元此後力反程朱的守靜與虛學,痛斥朱熹是「滿口胡說」、「自欺欺世」,「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3];「程朱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着」[4];又批程朱「徒見道於紙,談道於口,考道於筆」[5]。他深感「誤人才,敗天下事者,宋人之學也」[6],他說:「率天下入故紙中,耗盡身心氣力,做弱人病人無用人,皆晦庵(朱熹)為之也!」[7]

清代戴震認為:「理者,存乎欲者也。」(《孟子字義疏證》卷上)「凡事為皆有於欲,無欲則無為矣。有欲而後有為,有為而歸於至當不可易之謂理。無欲無為,又焉有理?」(《孟子字義疏證》卷下)。

五四運動後,知識份子極力破除「吃人的禮教」[8],甚至對理學有一致的觀點,主張中國的衰落自宋開始,其中,朱熹的理學曾被認為是所有這些衰落的罪魁禍首[9]

宋明理學的主要學派

宋明理學的主要學派包括周敦頤的道學派(以「道」為核心概念)、邵雍的數學派(以「數」為核心概念)、張載王夫之氣學派(以「氣」為核心概念)、程(程顥程頤)與朱熹的理學派(以「理」為核心概念)、陸九淵王陽明心學派(以「心」為核心概念)、陳亮葉適事功學派(以「事功」為核心概念)等。陸王心學於程朱理學日趨僵化之際,而盛於明代中後期。張載與王夫之氣學則於心學日趨式微之際,與事功學派合流而盛於清代

宋代傳入日本,形成了日本朱子學

註釋

研究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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