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奧多·哈羅德·懷特（英語：Theodore Harold White，1915年5月6日—1986年5月9日），中文名白修德，美國新聞記者、歷史學家和小說家，曾作為《時代》周刊記者在抗戰時期訪華，以記述1960年、1964年、1968年和1972年美國總統選舉而著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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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白修德的父親大衛·懷特早年住在平斯克，為社會主義者，於1891年16歲時離家出走，隻身前往美國，後自學英語進入法律夜校，最後在美國東北當律師，懷特屬於二代猶太移民。1915年5月6日，白修德出生在美國波士頓。1932年，白修德以優良成績畢業於著名的波士頓拉丁學校。
在哈佛大學念書時，受到費正清的賞識，後來懷特選擇研究中國，受到費正清的照顧，對此，後來白修德回憶說：「他開發我的智力，整理我的思路，並教我如何思考。」1934年白修德獲得哈佛大學獎學金。
1938年，白修德從哈佛大學以最優等成績獲得中國歷史學位（小約瑟夫·P·甘迺迪是其同班同學），是費正清的第一個得到此學位的學生。同時申請到謝爾頓旅行獎學金（Sheldon Traveling Fellowship），攜帶費正清的畢業禮物——一台舊打字機和六封去中國的介紹信，前往中國戰時首都重慶。到中國時退出旅行團，留在中國，在國民政府中央宣傳部替董顯光等人工作[1][2]，並取中國名字白修德。《時代》雜誌的約翰·赫西途經中國時結識他，即招聘其為兼職記者，抗日戰爭爆發後，白修德在騎兵掩護下深入日佔區，返回及有價值的報道，《時代》為此曾在頭版文章標題下刊出他的大名。《時代》的創辦者和發行人，在中國出生的亨利·魯斯，也在1939年來到中國，並和白修德成為好友。白修德成為時代周刊戰時駐中國的通訊記者。
1943年，白修德躲過新聞審查，深入河南境內報道河南大饑荒，報道千百萬人瀕於死亡，難民已逾3百萬。[3]很快，河南大饑荒引起美國轟動。白氏在河南看到的災情之慘烈，對他影響非常大，也令他對國民政府的態度從最初的尊敬而變成唾棄。此事之後，目睹國民革命軍在日軍壓迫下節節敗退和國民政府的無所作為，白修德悲哀地給魯斯寫到：「這個國家正在我的眼前死去。」
時代的編輯們和以白修德為代表的在外採訪記者之間的摩擦始於1943年，但美國公眾對此了解甚少，新聞檢查很嚴，政府極不樂意報道它的盟國軍事失利，若將中國報道成處於包圍的劣勢或困獸猶鬥狀，是更不允許的，宣傳「委員長」（Gimo）是第一要務。
1944年初白修德返美休息，開始着手寫作《中國的驚雷》（Thunder Out of China）。同時，《時代》更換惠特克·錢伯斯為國際版總編，負責對報道的把關和修改。1945年返回中國後與魯斯再次發生衝突，白修德堅信中國內戰將會爆發，而蔣介石會一敗塗地，在發回封面報道時並附拍了一封建議電報：
如果《時代》有限公司執行的是絕對的、無條件支持蔣的政策，我們就極端地損害了美國千百萬讀者的利益，並對中國人民犯下了罪行，他們個人主要關心的問題也是如此......我們希望看您能以公正的態度，毫不偏頗地搜集事實。這一悲劇足使您採取這個態度，雅各比和我視此報道為一個試金石......我們認為我們雜誌應當是超黨派的，應朝民主與和平解決方案這一中間道路，如果事情不是這麼解決的，我們就考慮將此信作為我們脫離雜誌的聲明，並請解除我們現行的任務，使我們能夠回來至少在主編面前最後解決我們的身份以及我們對於中國的政策問題。[4]
最終，白修德和賈安娜（英語：Annalee Jacoby）的報道並未有一字登在《時代》上，相反被編輯修改的面目全非。白修德在採訪完東京投降儀式後，回到國內，與賈安娜集中精力撰寫《中國的驚雷》（Thunder Out of China）[5]。1945年，與編輯部門及魯斯的衝突使其在《時代》無立足之地。辭職當天，當月讀物俱樂部通知白修德，它們決定購買《驚雷》的版權。《驚雷》一書記描寫了他所期望的中國，也描寫了現狀。其中表現出對國民政府的失望和對共產黨的期望，一問世就引起轟動，在序言中警告「在亞洲有十億人厭煩了這個世界的現狀；他們生活在如此可怕的奴役中，以至於他們除了鎖鏈之外沒有東西可以失去.... 不到一千年前歐洲也是這樣生活；後來歐洲起來反抗... 亞洲的人民將要經過同樣的歷程。」 （p. xix）. 普通版賣了43萬冊，「當月書」版本賣了40萬冊，為當時「當月書俱樂部」第三大暢銷書。
麥卡錫主義興起時，白修德成為「關照」對象，白修德求職十分困難，各報編輯視其為左翼分子，不敢聘用，但對白本人影響最大的是《聖路易郵訊電訊報》對魯斯的採訪，在採訪中魯斯說他不得不開除白修德，因為他是共產黨。美國在歐洲的圖書館曾短期將他的著作下架[6]，還有人在護照上找麻煩，後來只好前往歐洲謀生。此後白修德擔任海外通訊社，1948年–1950年）和The Reporter（1950年–1953年）的歐洲通訊記者。
白修德在海外生活時期就擁有分析外國文化的經驗，這時又通過一系列關於美國總統大選的書籍進行分析美國文化的挑戰：《1960年總統的產生》、《1964年總統的產生》（1965年）、《1968年總統的產生》（1969年）和《1972年總統的產生》（1973年）。其中第一本最為暢銷，也最獲得好評，贏得1962年普立茲獎[7]。這本書仍然是關於產生約翰·甘迺迪總統的這次選舉最有影響的出版物。後來的總統競選書籍仍很暢銷，但是未能再產生如此大的影響，這部分是由於此後其他作者也出版了同類題材的作品，而白修德的英雄主義色彩的敘述方式到1960年代和1970年代已經不再時髦。
甘迺迪總統去世後不久，白修德獲准與賈桂林.甘迺迪單獨會見。會見期間甘迺迪夫人詳細地說到她丈夫的個人標準，她希望這成為他的遺產。她的解釋激發了白修德將約翰·甘迺迪短暫的總統任期與Camelot的傳說相比較的靈感，因此《生活雜誌》大為稱讚。白修德為生活雜誌對暗殺和國葬進行了廣泛的報道。白修德也是1963年11月22日總統的屍體到達安德魯空軍基地時最著名的報道者。
1972年，白修德作為尼克遜的隨行記者再次訪華。1983年又在中國進行了為期2個月的採訪活動，完成了一篇萬餘字的長篇報道，刊發於當年9月的《時代》周刊。
1986年5月15日，白修德在紐約市去世。
家庭
他有2個子女：Heyden White Rostow和David Fairbank White。
影響和評價
根據大衛·哈伯斯坦的著作《現有的權力》，白修德為時代周刊所做的中國報道被廣泛改寫，以反映出版商亨利·魯斯對蔣的讚賞，也因為此原因，白修德後來和魯斯矛盾日益尖銳，導致其離開《時代》。
著名的保守派作家小威廉·F·巴克利為白修德在《國民評論》上寫了一篇訃告，他稱白修德「將傑出的頭腦、藝術家的才幹和巨大的好奇心結合在一起，是一種完美的健康、對人類真誠的關愛」。他稱讚白修德「徹底革新了政治報道的藝術」。但是他批評白修德在記者生涯中犯了一個嚴重的戰略性錯誤：「如同許多討厭蔣中正的人一樣，他賦予反蔣人士奇蹟般的社會和政治權力。他高估了革命者的理想，而低估了他們極權主義虐待狂的能力。」 [8]
Joyce Hoffmann在《白修德與新聞業的幻想》（Theodore H. White and Journalism As Illusion）一書中，宣稱白修德的「個人意識形態破壞了職業客觀性」[9][10]。她斷言對主人公「有意識製造神話」，包括蔣中正、約翰·甘迺迪和David Bruce。Hoffmann斷言白修德自我審查信息，將他們描繪成英雄。
著名稿件
流行文化
引用文獻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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