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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楓（1905年11月22日—1950年6月10日）[1]原名貽蔭，小名桂鳳，後更名朱諶之，字彌明，最後更名楓，女，浙江鎮海人，中國共產黨情報人員，因吳石、朱諶之間諜案被槍決。[2][3]
朱楓出生在鎮海城關的一個大戶人家。其父朱雲水是清末民初鎮海、舟山地區知名的富商。朱雲水晚年在鎮海城東毗鄰鎮海文廟、東長營弄之處興建了朱家花園，外園月亮門的門楣上刻有「憩園」二字，園內有一幢小樓。1905年，朱楓出生在這裏，朱家花園的街坊暱稱她為「四阿姐」。[2]
朱楓原名貽蔭，自幼受生母的國學教育，1914年入鎮海城關女子小學，畢業後恰逢旁邊的縣中停辦，遂在1921年到寧波月湖的寧波女子師範學校學習。她的功課很好，在校「學什麼都是第一」，「人緣總是很好」。朱楓仰慕秋瑾。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朱楓帶頭上街遊行。1925年，她和同學陳修良（原名陳逸仙）一同向沙孟海學書法。她還曾邀請陳修良到朱家花園度假，居住在被她戲稱作「瀟湘館」的漂亮小樓里。陳修良晚年回憶道：「憩園內竹籬假山，小橋流水，風景如畫，環境極為幽雅。園後有書房三間，是朱楓父親讀書會客的地方。她家藏書很多，字畫滿牆，我們這一個來月多數在書房裏讀書論文，過得極為愜意。但我發現那時她還是個多愁善感的人，深宅大院，平日裏獨處閨中，沒有人可以談心，而鎮海畢竟比寧波更閉塞。」朱楓很關心時勢，也閱讀過進步書刊。[2]
陳修良在寧波女子師範學校讀書時，拜沙孟海為書法老師，沙孟海還為陳修良取名「陳道希」，但陳修良決定「走另外一條路」，而將朱楓推薦給沙孟海。沙孟海為朱楓取名「朱諶之」，字「彌明」，「諶」取相信、誠然之意，「彌明」取永久光明之意。後來沙孟海還給朱楓刻了兩個名字印章，及一個象牙質地的「彌明歡喜」小印，以祝賀1927年朱楓由父親做主嫁給時任奉天兵工廠總工程師的陳傅良（鎮海人），遠赴奉天（今瀋陽）。沙孟海回憶道：「一位幽靜的姑娘寫出一手端秀的小楷，我極口稱讚她，她也更加努力。」[2]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陳傅良、朱楓舉家返回家鄉。1932年陳傅良因霍亂病逝。朱楓繼承自家家產，過着「每日學寫蘭花」的日子。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朱楓投身抗日救亡運動，在鎮海民眾教育館舉辦義賣展覽，參與救護日軍飛機轟炸的死傷者。其間，和朱曉光（鎮海人）結婚，婚後更名為「朱楓」。1937年，經朱曉光的哥哥朱曦光向武漢新知書店創辦人徐雪寒介紹，朱曉光、朱楓夫婦帶着孩子們從鎮海來到武漢，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知書店工作。此後，徐雪寒一直是朱楓的直接領導。徐雪寒說：「諶之用變賣家產所得，對新知書店投了一筆數目較大的資金，說是投資，其實我們都知道是對黨的出版事業的無償捐獻。」[2][3]
1938年秋，日軍佔領武漢，朱楓撤到湘西，後來又回到浙江。1939年夏，在浙江金華，朱楓會同中國共產黨派遣的華白沙、張一之，幫助國軍李友邦組建「台灣義勇隊」，朱楓還向台灣義勇隊捐資800元。[2]
1939年秋，朱楓到皖南新四軍軍部，參加新四軍「隨軍書店」。1940年，皖南事變發生前，朱楓奉命疏散到浙江金華。隨後，為採購印刷物資，奉命前往上海。同年抵達上海後，朱楓變賣了一直寄存在上海銀行的生母贈給她的遺物3克拉鑽戒，得到3200元，採購印刷物資，經香港、大亞灣、沙魚沖等地，沿東江轉運到廣西桂林。1940年至1942年，朱楓先後在新知書店總店和新知書店桂林辦事處工作。1941年夏，她化名「周愛梅」，代表中共黨組織三次到上饒集中營探望和設法營救在皖南事變中被捕的朱曉光，使朱曉光得以在1942年春成功越獄。[2]
1944年初，朱楓經武漢來到上海，參加新知書店駐滬辦事處籌備的「同豐商行」工作。1944年10月，同豐商行遭日偽當局破壞，朱楓被捕關押在滬西日本憲兵隊，經受酷刑拷問，一直守口如瓶。後在中共黨組織營救下出獄。[2]
1945年2月，經徐雪寒（後來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部副部長）、史永（曾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介紹，朱楓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2]
1946年4月，一直在中共中央華中局從事情報工作的徐雪寒，自山東來到上海籌建一批合法的商業機構，秘密採辦物資，輸往解放區。朱楓先在「聯豐花紗布公司」主管財務，此後又開辦「鼎元錢莊」，請沙孟海題寫匾額。這兩個公開的商業機構都是中共中央華中局在上海開辦，朱楓作為公方代表負責財務工作。因為業務和情報關係，朱楓和商界、政界人物都有所接觸。[3]
抗日戰爭勝利後，沙孟海的弟弟沙文威（史永）隱瞞真實身份，到南京國民政府任職，搜集了大量中國國民黨方面的情報，他常和朱楓聯繫。一次，中共地下黨經營的鼎元錢莊發生危險情況，朱楓等人乃請沙孟海（當時在南京國民政府任職）吃飯，請沙孟海題寫匾額，從而化險為夷。[3]
1948年秋，朱楓奉命來到香港，加入中共地下黨開辦的「合眾貿易股份有限公司」，這是中共中央華東局的下屬企業，朱楓帶着朱明、陳宜的兒子朱暉住在九龍彌敦道，工作是參與安排在香港的民主黨派和文藝界名人到解放區。[3]
1949年5月，中國人民解放軍攻佔上海，朱曉光隨中共中央宣傳部南下工作組，代表中央出版委員會在上海籌建新華書店，朱曉光這時才被直接批准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在上海，全家人團聚，只等朱楓來上海。朱楓在給朱曉光的信中說：「我常常想起霞浦路吃茹粥，五岱洋種菜挑糞，嘉陵江畔月黑風高的晚上，你從安樂舊木橋邊候我，在集中營探訪時的感覺和憲兵隊出來後你對我的感情……是那樣溫情的……」朱曉光回信說：「我們的後半生該有了快樂。」[3]
1949年2月，朱楓尚未聯繫到陳宜的妹妹陳蓮芳（朱楓的繼女）。在前夫陳傅良（陳綬卿）的兩個女兒中，陳宜一直與朱楓共同生活，而陳蓮芳早年隨任職國民黨電台的丈夫王昌誠輾轉各地，朱楓和陳蓮芳僅在1938年逃亡途中遇到一次。朱楓不知道王昌誠、陳蓮芳夫婦已到台灣。1949年5、6月間，陳蓮芳致信在香港的朱楓，稱自己剛生孩子，歡迎朱楓來台北家中小住。此信成為朱楓自香港到台灣的理由。[3]
派朱楓赴台灣傳遞情報，是萬景光作出的決定。萬景光的岳父為廣東商會會長馮少山，在香港的上層關係很多。1949年，朱楓在香港送潘漢年的副手劉人壽上船，與萬景光相遇並結識。1947年，萬景光將中共中央上海局的聯絡點設在香港，1949年通過老同盟會會員何遂與中華民國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建立聯繫，萬景光與吳石本來是靠吳石的副官聶曦傳遞情報，但由於局勢變化，該做法風險加大。[3]
1949年6、7月間，新知書店徐雪寒接到朱楓來信，說她將奉命到台灣。朱楓在給朱曉光的信中稱：「你會跳舞嗎？我真想學習呢？」由於女婿王昌誠在警務處當電訊管理處處長，所以朱楓赴台的證件很快辦好。1949年10月7日，朱楓在致朱曉光的信中自稱「兄」：「兄尚須去菊處小住，須兩月方與妹聚首。……個人的事暫勿放在心上。」此後，朱楓致朱曉光的信都短而熱情，朱楓在一張自己身穿旗袍、坐在陽台上微笑的照片背面寫道：「她已深深體驗着『真實的愛』與『偉大的感情』，從此，將永遠快樂而健康！」[3]
乘船抵達台灣基隆後，朱楓以看望女兒並聯繫生意為名，找到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蔡孝乾。自1949年12月初，朱楓每周六以「陳太太交涉藥店事宜」的名義，到吳石家取情報，周日送交蔡孝乾。一共有7次會面。朱楓還接受蔡孝乾的私人委託，將蔡孝乾的妻妹送回大陸。吳石派副官聶曦簽發了特別通行證。[3]
1950年1月14日，朱楓寄出最後一封信，這是給上海朋友寫信轉交丈夫朱曉光，內稱「約有一周至旬日可留」，並以大字署上從未使用過的化名「威鳳」。1950年1月29日，蔡孝乾被捕，隨後叛變，造成台灣的中國共產黨組織被一網打盡。蔡孝乾曾在一張台幣上記下朱楓的聯絡方式，即朱楓繼女陳蓮芳家的電話號碼，導致陳蓮芳全家被捕。當局在吳石寓所搜查到為朱楓開出「特別通行證」的證據，遂確定吳石「通敵」，並得知朱楓的去向。1950年1月27日，朱楓已經吳石安排送回浙江舟山定海（當時仍在國軍控制下），希望藉助漁船回到家鄉鎮海。朱家在舟山有親屬，但朱楓選擇住進沈家門的存濟醫院。2月18日，朱楓在存濟醫院被逮捕，暫時關押在定海看守所。[3]
1950年2月26日，朱楓在定海看守所將貼身的金鎖片以及所穿的海勃龍大衣肩襯內的金手鐲咬碎，將這二兩多的金子混着熱水吞服。2月27日起，朱楓昏迷，被飛機送往台北醫院。審理此案的國軍少將谷正文後來寫下《吳石等叛亂案》，稱朱楓「黨性堅強、學能優良」，「匪幹此種維護重要工作、不惜犧牲個人生命之紀律與精神，誠有可取法之處。」 4件金飾殘片在朱楓的胃裏殘留兩天，最後醫生用瀉藥將其排出。[3]
1950年6月10日，中華民國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中將、中國共產黨女黨員朱楓、陳寶倉中將、吳石的副官聶曦上校於台北馬場町被槍決。[3]
1950年6月10日，朱楓槍決後即由台北市衛生局火葬管理處派人火化。3個月後，陳蓮芳致信軍法局，希望領回繼母朱楓的遺物，以便將來連同骨灰歸葬大陸的家鄉，獲軍法局同意，並具函通知陳蓮芳前來領取，但陳蓮芳最終未去認領。[3]
1951年7月，朱曉楓收到陳毅、潘漢年簽署的上海市人民政府《革命烈士光榮證書》。[3]
文化大革命時期，朱楓受到誣陷。為此，朱曉楓致信有關部門。1983年4月，中共中央調查部出具《關於朱楓同志的組織結論》，內稱「朱楓同志在敵人面前表現出一個革命者、共產黨人為革命、為人民忠貞不屈的革命精神。」「十年動亂期間，凡對朱楓同志的一切誣衊不實之詞應該一律推倒，凡因由於對朱楓同志的誣衊而遭到牽連的親屬，在政治上應恢復他們的名譽和享受應有的政治權利。」1990年6月29日，「朱楓烈士犧牲40周年紀念座談會」在北京舉行，會議由羅青長主持，羅青長轉達了鄧穎超對朱楓的懷念並對其後人表達慰問。2005年10月，朱曉楓一家來到鎮海，在鎮海區人民政府舉行了公開悼念活動，紀念朱楓誕辰一百周年，羅青長委託兒子羅援前來參加。[2][3]
1999年，徐宗懋（秦風）在台灣一家報社的相片櫃底部找到一批軍事新聞社1950年拍攝的槍斃中共特工的照片，其中有朱楓被槍殺的照片。2000年，徐宗懋經台北市文化局局長龍應台同意，以台北市文化局的名義在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地下展廳公佈了這些照片。2001年，朱楓在大陸的家人在山東畫報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第16輯上，看到了這些照片中的朱楓被槍決的照片。2003年，徐宗懋在上海受到朱曉楓委託，開始在台灣幫助尋找朱楓的骨灰。2005年，徐宗懋在台灣一家健康療養院找到陳蓮芳。2010年3月4日，受徐宗懋委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教授朱浤源依據線索在富德公墓第11墓區的納骨室找到寫有紅漆編號「77」、外套白色編織袋的「無主骨灰罐」，但後來發現不是朱楓的骨灰。2010年5月6日，朱浤源發來消息稱，經自己和公墓工作人員數小時翻檢，找到了刻有「朱諶之」名字的骨灰罈。[3]
2010年8月4日，應朱楓家屬請求，海協會就朱楓骨灰回歸大陸一事致函海基會，這是海協會首次因民間事務致函海基會，9月1日獲得海基會答覆。海基會開出的條件非常繁瑣，朱家遂多方求助。最終由大陸的殯葬協會請台灣殯葬協會的會員中國生命集團幫助。[3]
2010年12月19日，朱楓的骨灰在台灣中國生命集團董事長劉添財的護送下，從台灣桃園機場經長榮航空公司BR716航班運抵北京首都國際機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在首都國際機場貴賓廳臨時設靈堂。2011年7月14日，「朱楓烈士骨灰安放」和「朱楓烈士銅像揭幕」儀式在浙江省寧波市鎮海區舉行，朱楓的骨灰安放在鎮海革命烈士陵園。[2]
- 1999年朱楓列名於綠島人權紀念碑遭槍決受難者名單之上，像徵遭國家迫害身亡的政治犯、思想犯的平反，由當時的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先生親臨主持揭碑。
- 無名英雄廣場：2013年10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在北京西山建成無名英雄廣場，其中立有吳石、朱楓、陳寶倉、聶曦的雕像。
- 朱楓烈士紀念樓：1995年，鎮海中學擴建時，經鎮海區人民政府批准，將朱家花園（憩園）併入東部校園。鎮海中學保留了朱楓居住過的憩園一角，並撥款重修，命名為「朱楓烈士紀念樓」。該樓樓名由羅青長題寫。樓內收藏有朱楓的照片、書信、遺物等等，以及楊成武、張愛萍、薛暮橋、羅青長等人的題詞和紀念書畫。張愛萍題詞上款為「朱楓烈士萬古流芳」，輓聯是：「烈士血染新中華，楓葉紅於二月花」。[2][3]
- 楓園：2011年7月6日，鎮海區將原西門公園更名為「楓園」，設有朱楓雕像，總面積6.6萬平方米[4]。2020年通車的寧波軌道交通2號線二期在附近設有楓園站。
- 父：朱雲水
- 妹：朱啟文，朱楓的同胞妹妹，嫁到武漢顧家。女兒顧倬雲，後為醫學家。在武漢時，為支持顧家，朱楓出錢給顧家開「大樂童裝店」，並多次以「大樂童裝店辦貨人」身份在武漢和上海間活動，很善於經營。
- 第一任丈夫：陳傅良（陳綬卿）
- 女：朱曉楓（原名陳沈珍），朱楓、陳傅良1930年所生。幼時送到浙江龍巖的「台灣義勇隊少年團」讀書。1944年在台灣義勇隊少年團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戰勝利後，朱曉楓隨台灣義勇隊少年團到台灣。幾個月後回到上海的母親朱楓身邊，和母親同住幾個月，這是兩人在一起最長最美好的時間。1946年夏，朱楓送朱曉楓到解放區，兩人就此永別。1946年至1949年8月，兩人失去聯繫。朱曉楓先在解放區上建設大學，1947年山東的第二野戰軍醫科大學招生，朱曉楓報名學醫，從此參軍，加入陳毅的第二野戰軍。在校期間重新入黨。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成為南京軍區總醫院醫生。
- 女婿：徐錫成，朱曉楓的丈夫。
- 繼女：陳宜（原名陳蘭芳）。陳傅良和元配所生。一直由朱楓撫養。
- 繼女：陳蓮芳。陳傅良和元配所生，陳宜的妹妹。
- 女婿：王昌誠，陳蓮芳的丈夫。
- 女：朱曉楓（原名陳沈珍），朱楓、陳傅良1930年所生。幼時送到浙江龍巖的「台灣義勇隊少年團」讀書。1944年在台灣義勇隊少年團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戰勝利後，朱曉楓隨台灣義勇隊少年團到台灣。幾個月後回到上海的母親朱楓身邊，和母親同住幾個月，這是兩人在一起最長最美好的時間。1946年夏，朱楓送朱曉楓到解放區，兩人就此永別。1946年至1949年8月，兩人失去聯繫。朱曉楓先在解放區上建設大學，1947年山東的第二野戰軍醫科大學招生，朱曉楓報名學醫，從此參軍，加入陳毅的第二野戰軍。在校期間重新入黨。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成為南京軍區總醫院醫生。
- 第二任丈夫：朱曉光
- 子：朱明。一直由陳宜撫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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