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北洋大學簡稱北洋大學、北洋，初名北洋大學堂，是1895年10月洋務運動的代表人物、時任津海關道盛宣懷上奏光緒皇帝得到批准在天津建立的大學，是中國近代第一所官辦高等學府，校訓為實事求是。1912年，更名為北洋大學校，次年更名國立北洋大學。1917年，北洋大學法科併入北京大學。至1920年，北洋大學開始專辦工科教育。1928年，國民政府推行大學區制，期間學校更名為國立北平大學第二工學院，次年大學區制廢除，原北洋大學脫離北平大學復校，因專辦工科，不合大學建制，遂定名國立北洋工學院。1937年，因抗日戰爭，國立北洋工學院西遷至西安組建國立西安臨時大學，次年3月更名為國立西北聯合大學，7月再次改組成為國立西北工學院。1943年，在北洋大學校友的復校呼籲下，教育部將英士大學工學院獨立劃出，組建了泰順北洋工學院。受此影響，北洋大學校友在西安市組建了北洋工學院西京分院。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北洋大學校友關於返回天津的復校呼聲日漸高漲。1946年1月，教育部下令泰順北洋工學院、北洋工學院西京分院和國立西北工學院返回天津復校，國立北洋大學在天津西沽舊址復員，建立了土木工程、水利工程、採礦工程、冶金工程和化學工程5個工程研究所，積極開展學術交流與科學研究，被譽為「科學建國的堡壘」。1951年，國立北洋大學與河北工學院合併後定名為天津大學。1968年，從北洋西學學堂分離出來的天津市第一女子中學更名為海河中學。
目前，北洋大學的校園舊址在今河北工業大學校園內，現存建築有團城、南樓、北樓三座。2013年5月，北洋大學堂舊址被升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6年9月，北洋大學堂舊址入選首批中國20世紀建築遺產名錄。由於天津大學繼承了北洋大學的學緣，目前天津大學每年10月2日舉辦天津大學（北洋大學）校慶活動。天津大學先後建有北洋廣場、100周年北洋紀念亭、北洋科學樓、120周年北洋紀念亭等慶祝北洋大學堂於1895年10月建校。
校名
關於北洋大學建校時最初使用的名稱以及正式開班日期曾因檔案被焚毀而一度無從考證而存在多種說法。一種說法是，北洋大學建校之初的名稱為「天津北洋中西學堂」，該說法源自盛宣懷擬制的《天津中西學堂章程》和奏摺《擬設天津中西學堂章程稟》所草擬的校名[1][2]。一種說法以直隸總督王文韶上奏光緒帝的奏摺《津海關道盛宣懷創辦西學學堂稟明立案由》使用了「天津北洋西學學堂」的名稱便推定北洋大學在建校最初定名「天津北洋西學學堂」，後改名為「北洋大學堂」，為常見的說法，1990年天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北洋大學—天津大學校史》等採用了這一說法[3]。但經專門研究北洋大學校史的學者根據史料查證，事實上北洋大學在創辦時即定名「北洋大學堂」，「北洋大學堂」和其英文「Pei-yang-ta-hsiieh-t'ang」的名稱出現於1895年的《京津泰晤士報》《直報》等報刊上，僅是學校的章程沿用了光緒帝硃批的《天津中西學堂章程》的文本造成了誤傳[4]。然而，近年來亦有考證學校初名實為「天津大學堂」，1905年5月後，改稱「北洋大學堂」[5][6]。
根據考證，1895年北洋大學建校之初時定名北洋大學堂[1][4]。1912年1月19日，教育部頒佈《普通教育暫行辦法》令「所有學堂，一律改為學校」，北洋大學堂更名為北洋大學校[7]，次年再次更名為國立北洋大學[7]。1928年，因應國民政府推行大學區制，更名為國立北平大學第二工學院，次年復校，因專辦工科、不合大學建制，遂暫定名國立北洋工學院，同時設立「國立北洋大學籌備委員會」[8]。1937年，因抗日戰爭，國立北洋工學院西遷至西安組建國立西安臨時大學，次年3月更名為國立西北聯合大學，7月再次改組[9]。1946年，抗日戰爭結束，泰順北洋工學院、北洋工學院西京分院和國立西北工學院返回天津復校[1]。1951年，國立北洋大學與河北工學院組建天津大學[10]。北洋大學的校名曾歷經多次變遷，但最為熟知和常用的是「北洋大學」[11]。
根據學者考證，1895年11月時英文報刊《京津泰晤士報》在採訪報道北洋大學堂開學時便已經採用了北洋大學堂的名稱，並將其音譯為「Pei-yang-ta-hsiieh-t'ang」[4]。北洋大學先後被譯為「Imperial Tientsin University」和「Peiyang University」，國立北洋工學院時期的英文名稱為「National Peiyang Technical Institute」。[12]
校史
1892年，盛宣懷任津海關道後，即着手研究興辦新式學堂[1]。他與當時在天津自辦中西書院的美國傳教士、李鴻章的英文教師丁家立來往密切、共同商討辦學之事[1]。後秉承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的意旨，盛宣懷和丁家立籌辦一所新式學堂，研究草擬辦學章則、辦法、實施計劃[2]。
甲午戰敗、中日簽訂《馬關條約》後，教育救國思想興起、興辦實業面臨人才短缺，津海關道盛宣懷將《擬設天津中西學堂章程稟》修改後，於1895年9月19日（清光緒二十一年八月初一日）稟請繼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王文韶，稟奏清光緒皇帝設立新式學堂[2]。受到甲午戰敗後批判中學、提倡西學的思潮影響，王文韶將擬定的「中西學堂」改為「西學學堂」，但對天津中西學堂章程未作修改[2]。9月30日，王文韶上奏摺《津海關道盛宣懷創辦西學學堂稟明立案由》[2]。10月2日，僅僅時隔幾天，光緒皇帝即硃批「該衙門知道」，由盛宣懷任首任督辦[2]。為了儘快開辦，盛宣懷利用博文書院因經費緊張抵押給銀行而空閒數年的校舍，集資將其贖回，利用博文書院原校舍開辦北洋大學堂[1]。
1895年10月18日，在盛宣懷和時任直隸總督王文韶的參與下，北洋大學堂在原博文書院校舍舊址正式開辦[13]，在香港等地招生，曾有千餘人報名，最後僅錄取十餘人[3]。北洋大學堂開辦之初，設頭等學堂和二等學堂。頭等學堂，學制四年，為參考美國大學的大學本科階段教育[3]，開設工程學、電學、礦物學、機器學、律歷學五門（即5個培養方向）；這個時候，北洋大學堂只有礦物學，沒有冶金學。二等學堂則為大學預科、高中階段教育[2]。
1900年，北洋大學堂首批學生畢業，由香港考入北洋大學堂的王寵惠作為成績最優者獲欽字第壹號考憑（畢業證書），為中國第一個獲得國內大學文憑者[14]。同年，八國聯軍入侵津京地區，北洋大學堂一度被迫停辦，部分師生因戰亂南遷至上海，在盛宣懷的安排下入讀南洋公學專門開設的鐵路班[15]。北洋大學堂校舍為德軍佔據為兵營，設備、文檔案卷遭毀壞，致使北洋大學一度無從考證開學紀念日以慶祝校慶，而是以光緒帝硃批同意開辦北洋大學堂奏摺的日期（1895年10月2日）作為校慶日[13][1]。
1901年，經過多年籌備後，盛宣懷委託傅蘭雅帶領王寵惠、陳錦濤等八名學生赴美留學，是北洋大學首次派遣學生赴海外留學[16]。袁世凱繼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後，在天津推行新政之際，頗為重視近代教育的發展[17]。1902年9月，袁世凱着令恢復北洋大學堂並另覓校地復建，將西沽武庫全部房屋撥給北洋大學堂作為校舍，並新建一座新樓，增設一所圖書館[7]。同年，袁世凱委任丁家立兼任保定直隸高等學堂總教習，丁家立將該學堂改造為北洋大學堂的預科[3]。1903年4月，北洋大學堂在天津的西沽正式複課，南遷至上海入讀南洋公學的師生隨鐵路班遷回天津[15]。同時，學校又召集原北洋大學堂及北洋水師學堂舊生數十人，因程度不齊，均先入預科，補習普通科目後依成績分班進入法律、土木工程或採礦冶金三個專門正科肄業[1]。
1907年，北洋大學堂附設師範科，專門培養中等學堂英文師資，由於天津、保定二處已成立優級師範科，故此附設的師範科隨後即停辦[1]。1911年，清政府賞北洋大學堂11名優等畢業生以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賞給9名中等畢業生進士出身[7]。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後，北洋大學堂遂改名為北洋大學校，頭等學堂改名大學部，二等學科改名預科部。隸屬於當時的中華民國教育部，但經費仍由直隸省撥付，學生由官費資助改為自費[18]。
1913年，北洋大學校改名為國立北洋大學，督辦一職改稱校長[7]。由於北洋大學與北京大學地緣、學科相近，1913年、1914年中華民國教育部先後提議「北京大學併入北洋大學」和「北洋大學併入北京大學」均遭到反對，最終提出「北京大學設文、理、法、醫四科，北洋大學專設工科而漸加擴充」，仍未獲認同[19]。1917年，蔡元培建議教育部令北洋大學改為專辦工科，法科逐漸併入北京大學，將北京大學工科移並北洋大學，獲教育部同意[19]。1918年，北洋大學三名畢業生「連中三元」，徐謨考取全國外交官考試第一名，勵平考取全國高等文官考試第一名，康時敏考取清華留學考試第一名[19]。
初創時期，北洋大學的學生積極參加體育活動。1917年5月，北洋大學，清華學校，北京大學，聖約翰大學四校的25名學生參加了東京舉行的遠東運動會。[20]
1917年起，奉教育部令，北洋大學法科被迫停止招生。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北洋大學學生積極參與罷課遊行等活動，罷課共持續三個月，孫越崎、張太雷等因為參加罷課而遭北洋大學開除學籍[21]。1919年，北洋大學採礦冶金學門又細分為採礦學門、冶金學門[7]。
1920年，北洋大學法科學生全部畢業離校，法學師資被併入北京大學，北洋大學進入專辦工科階段。[19][7]。冶金學門獨立出來，學校當時開設了土木、採礦、冶金三學門。旋即在1925年採礦、冶金合併為採礦冶金學門。
1924年3月，北洋大學學生不滿當時學校未採納新學制，學生代表向時任校長馮熙運請願實行新的學制、組建董事會，遭到回絕[18]。學生代表開始向教育部以及直隸省政府請願[18]。3月14日，馮熙運將學生代表開除引發了大規模的抗議活動而離職[18]。
1928年7月，主管全國高等教育的中華民國大學院院長蔡元培不顧反對意見和客觀現實條件，強行效仿法國推行大學區制，劃河北、熱河兩省和北平、天津為北平大學區[22]。北洋大學時任校長劉仙洲反對此舉並辭職，茅以升接任[23]。國立北洋大學名稱被取消，改為國立北平大學第二工學院[24]，簡稱國立第二工學院[25]。 1928年10月6日，由於反對聲浪極大、經費龐大、事權不統一等原因，蔡元培請辭中華民國大學院院長職務[24]。10月24日，大學院及相關制度遭撤銷[24]，北洋大學、北京大學等學校開始謀求從北平大學體系脫離並獨立建校。1929年3月31日，北平大學第二工學院遭受火災，學校的教學大樓、圖書室及水力研究室、材料試驗室、地質標本室、礦石陳列室、圖畫講室等均被焚毀[7]，起火原因未能查明[26]。災情發生後，時任院長茅以升爭取到庚子賠款進行修繕[27]，北洋大學各地的校友也進行了多次援助[28]。
1929年8月，北平大學第二工學院正式從國立北平大學和大學區體制中脫離並獨立，但此時學校專辦工科，不合綜合性大學建制，因此暫定校名為國立北洋工學院[7]。同時學門改稱學系，下設礦冶工程學系、土木工程學系、機械工程學系。國民政府教育部出面組織了以原北洋大學校友王寵惠、陳立夫、王正廷等組成的「國立北洋大學籌備委員會」以期早日恢復大學建制[8]，然而直至抗日戰爭爆發該籌委會存在的八年間未曾召開過一次會議[29]。1930年2月，北洋工學院學生不繳費引起停課問題，並致茅以升辭去校長職務[25]。1931年，國立北洋工學院增設了電機工程學專業[7]。
1933年11月，李書田主持制定了《北洋同學會章程》，向北洋大學校友集資在1929年被焚毀的主樓舊址修建了南樓、北樓兩座建築[30]。1933年，國立北洋工學院成立了礦冶工程研究所和工程材料研究所。礦冶冶金工程研究所下設地址組、探礦組、冶金組、選礦組、燃料組，工程材料研究所下設木材組、磚石組、水泥和混凝土組、鋼鐵組、柏油瀝青組。1934年兩所合併組建國立北洋工學院工科研究所[7]，設礦冶工程部。研究所是一個研究機構，招收研究生。到1937年七七事變之前，工科研究院一共畢業了3名碩士，其中2位是冶金工程學門。
1934年，河南大學土木系停辦，該系學生22人及設備轉入國立北洋工學院[30]。1935年，北洋大學堂建立40周年之際，譜寫了《北洋校歌》[30]。同年，學校停止開辦預科教育[7]。1937年3月，時任校長李書田親自製定了《國立北洋大學籌備緣起及分期完成計劃》並呈送國民政府教育部，方案中規劃將北洋大學擴展建設成為包括文、理、工、醫、法共五科四學院的綜合性大學並設立研究院所拓展科學研究事業，其中，醫學院的建設已經進入實際籌備階段，但最終因戰爭原因而終止[8]。
1937年7月，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天津淪陷。9月10日，奉教育部令，國立北洋工學院與北平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內遷陝西，設立西安臨時大學[7]。1938年3月，西安臨時大學改稱國立西北聯合大學[9]。由於地處中國西北地區，國立西北聯合大學的辦學經費極度短缺，物資匱乏、頻繁遷校、難以聘請到師資等因素都給辦學帶來困難[9]。師生的大量遷入導致物價飛漲，師生不滿情緒高漲，學潮不斷[9]。與國立西南聯合大相比，西北聯大的內部派系鬥爭激烈持久、難以融合[9]。
1938年7月，中華民國教育部對國立西北聯合大學進行改組，國立北洋工學院聯合東北大學工學院等組建國立西北工學院[31]。然而，籌備國立西北工學院時幾方在採用委員會制和院長制存在分歧，而李書田在執行北洋工學院的學籍管理規定時嚴格且強硬，導致1938年底校內出現大規模學運[9]。1939年1月，李書田在開除鬧事學生未果的情況下，帶領部分原國立北洋工學院魏壽琨、曾炯、周宗蓮等知名教授及學生離開了學校[9]。
1941年10月，北洋大學校友在貴陽舉行的中國工程師學會年會上呼籲恢復國立北洋大學、籌資設立「私立北洋工學院」[28]、建立北洋中學等，期間曾任北洋工學院院長的李書田和茅以升曾商談籌資在貴州洽購土地恢復北洋大學，但未能成功[26]。時任教育部長陳立夫迫於北洋大學校友壓力，出台了一項特別舉措：在浙江省立英士大學升格為國立大學時，將其工學院獨立劃出，更名為北洋工學院並自主招生，被稱為「泰順北洋工學院」[3]。泰順的北洋工學院成立後，內遷到西安市的北洋校友受到鼓舞，在當地發起組建了北洋工學院西京分院[1][3]。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天津收復，關於北洋大學復校的呼籲聲浪日益高漲[3]。1945年10月，北洋大學第一名畢業生、時任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王寵惠親自向教育部發出函電，要求早日恢復具有悠久歷史的北洋大學[28]。1946年1月，國民政府正式下達關於恢復北洋大學令，並聘請王寵惠為北洋大學籌委會主任[28]。同年秋，北洋工學院返津在原西沽校址復校，改名為國立北洋大學[3]。此後，國立西北工學院、泰順北洋工學院、北洋工學院西京分院三校師生先後返回天津西沽參加復校[1]。10月22日，北洋大學正式復校開學，茅以升任校長，設有理、工兩院：理學院設有數學、物理、化學、地質等系；工學院設土木、水利、採礦冶金、建築、化工、機械、電機、航空、紡織等系[7]。1946年，時任北洋大學理學院院長陳藎民赴京接收北平臨時大學補習班第五分班並改組為國立北洋大學北平部[32]。1947年5月，教育部要求北洋大學北平部遷往天津遭反對。8月，該部被北京大學接收[32]。復校期間，北洋大學發生了多次學潮。1946年底，沈崇案引發全國學生抗議，北洋大學和南開大學學生組織了大規模遊行示威。[33]
1947年，建立了土木工程、水利工程、採礦工程、冶金工程和化學工程5個研究所[7]，北洋大學水利工程系與華北水利工程總局聯合建立了「天津水力試驗所」，為此後華北地區的水利工程建設提供支持[7]。
1949年1月，天津政權更替，學校的主管關係變更頻繁，先後轉隸屬於天津軍事管制委員會、華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員會，最終劃歸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領導[7]。1951年6月2日，時任教育部部長馬敘倫簽發文件，將北洋大學與河北工學院合併，自1951年8月1日起正式成立新校，初步意見擬定名為天津大學[10][34]。9月26日，在北洋大學南院大禮堂舉行了天津大學成立暨開學典禮[10]。同時，學校在七里台建設天津大學新的校舍[7]。
1951年9月後，北洋大學的學緣及檔案資料等由天津大學繼承，天津大學的校訓、校歌等均沿襲自北洋大學[35]。中華民國政府戰敗遷台後，1954年後原民國大陸名校在台灣掀起復校潮[36]。1960年代，遷居台灣的北洋大學校友曾為國立北洋大學在台復校作出努力，但未能成功，如北洋大學校友、時任中華民國總統府資政陳立夫於1969年曾在台灣桃園縣勘查復校校址[37][23]，而在1970年中華民國教育部亦曾計劃將北洋大學、中山大學及暨南大學三校，合併復校，未果[38]。1980年，天津大學（北洋大學）85周年校慶之際，原校長茅以升提議恢復北洋大學校名，得到北洋大學校友的廣泛支持，但未能成功[23]。
教學
北洋大學是中國近代早專注於高等工程教育的大學，其開設的許多課程都是中國工程教育史上的首創[11]。北洋大學開設的工程學課程中的汽水學、材料材質學、橋樑房頂學、開洞控地學、水利機器學，電學課程的傳電力學、電報及電話學，礦務學課程的深奧金石學、深奧化學、礦務房演試、測量礦鑿、礦務略兼機器工程學，機器學課程的深奧重學、材料熱力學、繪機器圖、機器房演試等課程都是第一次引入中國，為中國近代高等工程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參考[11]。
北洋大學自建校以來，在招生方面秉持「寧缺毋濫」的原則，曾有多個年份招生未達定額，但拒絕放寬錄取標準[3]。1895年，北洋大學堂在香港招收第一屆新生時，報名應試者達一千餘人，最後僅錄取了王寵惠等十餘人[3]。以1907年招考本科生為例，北洋大學堂在天津、上海、廣州、漢口等地《大公報》等報刊斥資刊登招生廣告，但法律系僅有一名考生達到錄取標準。為保證學生質量，並未放寬錄取水準，當年除預科畢業升入本科的人外，外考新生僅錄取一人[3]。此外，1902年丁家立受袁世凱任命兼任保定直隸高等學堂總教習後，曾將該學堂建為北洋大學堂預備學堂，學生畢業後可升入北洋大學堂正科，直至1913年取消[3]。
北洋大學堂創建初期，尚無全國統一的學制規範[39]。因此，北洋大學在在美國籍總教習丁家立的指導下效仿美國的大學辦學模式，以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兩所大學為藍本，依據盛宣懷與丁家立起草的章程辦學[2]。北洋大學堂設立頭等學堂為本層次教學，學制四年，設土木工程、機械製造、採礦冶金、法律四科，所訂課程分普通科目和專門科目兩種，各學習兩年；另設立二等學堂為預科層次或高中層次教學，學制四年，以學習數理化和外文為主，課程有英文、數學、各國史鑑、格物和地輿學[7]。1902年，清政府制定了中國近代的第一個學制「壬寅學制」，該學制側重西學，被認為受到北洋大學堂早期學制的影響[16]。
1922年11月，北洋政府頒行「壬戌學制」並在全國推行[40]。南洋大學等學校積極響應新學制[40]，但馮熙運治理下的北洋大學則堅持沿用舊學制，導致學生請願而演變為抗議，最終導致其辭去校長職務[18]。
北洋大學堂設置專業的主導思想是直接面向產業應用，因此科系設置與近代產業緊密結合[8]。北洋大學堂初期圍繞天津洋務產業的人才之需，開設礦冶、土木、機械和法律四個學門，即四個科系，確立起了以工科專業為主、應用社會科學為輔的專業格局。其中，由於煤礦是近代工業的基礎，礦冶專業成為北洋大學堂優先開辦的專業，處於核心學科的位置[8]。土木專業的設置則主要服務於近代興起的鐵道運輸業[8]。在洋務運動中，除對工程技術人員迫切需求外，洋務派官員普遍感到在與外國企業、機構往來中，亟需熟悉西方法律的人才。因此，北洋大學堂時特別設立了律例學門，即法律系[8]。與北京大學法律系屬於德日系不同的是，北洋大學的法律系是英美系，在當時屬於新派的學術體系[21]。1900年庚子事變後，北洋大學校舍、設備被佔為兵營，導致機械系停辦且難以復辦，直至1925年劉仙洲任校長時期恢復[8]。一戰爆發不久，天津近代工業重心陸續轉向了以電機工程、紡織化工、化工原料、食品加工、製藥工程等為代表的新興產業轉型。這一時期，北洋大學的辦學方向趨於保守，自中華民國成立後十餘年間在新的學科、專業設置上未有建樹[8]。特別是，天津作為中國近代化工業的發源地，私立南開大學以來陸續設置了化學系、化學工程系和應用化學研究所，抓住天津化學工業快速發展的機遇，奠定了該學科在全國領先的基礎，而北洋大學直至抗日戰爭爆發前夕才開始有建立相關學科的構想[8]。1935年，北洋大學結合國民政府着力飛機製造業的政策背景，在機械專業下開設航空工程方向。1937年3月，北洋大學制定了恢復綜合性大學建制的規劃方案，擴展為包括文、理、工、醫、法共五科，其中醫學學科的籌建已經實質進行，但因戰爭因素而終止[8]。
盛宣懷在1895年創辦北洋大學堂之前，在草擬《擬設天津中西學堂章程稟》時便將官派留洋納入其中：「或派赴外洋，分途歷練；或酌量委派洋務職事」，因而，頭等學堂四年級優秀的畢業生將被遴選派遣美國留學[2]。北洋大學堂原定1899年首次派遣留學生，但因八國聯軍佔領天津而未能成行[3]。
1901年，北洋大學堂首次派遣8名留學生赴美留學[16]。陳錦濤入美國耶魯大學學習物理學，王寵惠入美國耶魯大學學習法律學，張又巡入美國耶魯大學學習法律學，王寵佑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礦學，嚴一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習政治學，胡棟朝、陸耀廷入美國康奈爾大學學習土木工程學，吳桂齡入美國康奈爾大學學習機械學[16]。1901年至1907年，中國官費留美學生總計約有100餘人，北洋大學堂佔據半數以上。如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41]，數學家秦汾，銀行家錢永銘，冶金學家溫宗禹、蔡遠澤，師範教育家李建勛、齊璧亭等[16]。以留學哈佛大學為例，北洋大學留美學生監督每年支付給哈佛大學一筆用於學費、暑期學校費等支出的經費，哈佛大學每年從基金中撥付與學費數額相當的獎學金返還給留美學生監督[42]。因此，北洋大學派遣的留學生實際上是接受直隸政府以及哈佛大學雙方的共同資助[42]。
1914年後，因經費困難，北洋大學停止向留學生提供經濟資助[3]，但北洋大學仍是中國大學生赴外留學的重要生源基地[28]。
北洋大學自1895年建校以來，因效法美國耶魯大學、哈佛大學的課程設置與授課內容，師資多聘用外籍人士，且以美籍人士為主。首任美籍總教習（教務長）丁家立為北洋大學招聘了多名美籍教習（教授）到天津授課[43]，且為外籍教習提供較中國教習更加優越的薪酬[3]。北洋大學早年的多位督辦，如唐紹儀、梁敦彥、梁如浩、蔡紹基四人均是中國留美幼童教育背景，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學生[44]。隨着北洋大學及其他高校的官派和自費的留學生陸續歸國，北洋大學開始廣納留學歸國人才充實師資力量，其中以北洋大學校友為主，如李書田、魏壽昆、趙天麟、馮熙運等[28]，趙天麟、馮熙運、蔡澤遠等北洋大學派遣的留學生曾先後擔任北洋大學的校長[28]。北洋大學返回天津復校後，張維、陸士嘉夫婦曾在北洋大學任教，是北洋大學已知的最早的一對教授夫婦[45]。
北洋大學在建立初期以教學為主，對科學研究日漸重視，特別注重在工程領域的研究。1928年，由北洋工學院教授、中國水利工程學會會長李儀祉發起，黃河水利委員會、國立北洋工學院和河北工學院共同建立了「天津水工試驗所」，後更名為「中國第一水工試驗所」[46]。1933年，北洋工學院成立了礦冶工程研究所和工程材料研究所，所長分別由礦冶工程系和土木工程系主任擔任，研究員也分別由兩系的教授和副教授擔任，實行教學與科研結合的機制[46]。1934年，兩所合併成為「國立北洋工學院工科研究所」以「研究高深學問，並供給教授研究各項工程問題之便利，及代外界解決各項工程實際技術問題」為宗旨，並於次年開始面向國內外大學、獨立學院的工科畢業生招錄研究生[46]。北洋工學院曾派遣師生參與重大工程建設並以工程現場為實習場所。1935年，曾任北洋工學院院長的茅以升主持修建錢塘江大橋，由於橋樑工程技術人員緊缺，北洋工學院派遣師生現場支援[26]。返回天津復校後，北洋大學建立了土木工程、水利工程、採礦工程、冶金工程和化學工程5個研究所[7]，北洋大學水利工程系與華北水利工程總局重新建立了「天津水力試驗所」，為此後華北地區獨流減河、官廳水庫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設提供支持[7]。因廣泛開展學術交流與科學研究，北洋大學曾被譽為「科學建國的堡壘」[1]。
學生活動
北洋大學的學生社團由學生自發成立、自願參加，具有較強的獨立性，但校方可從規章、機構、經費、出版物等方面管理、引導[47]。學生社團與學校的教學科研緊密配合，教師和學者經常參與指導[47]。北洋大學最早的學生社團組織可以追溯到1909年，自北洋大學畢業留美的王正廷、馬寅初等人在美國組織的北洋大學同學會[48]。1915年，北洋大學英語辯論會、國語演講會相繼成立，均由徐謨擔任首屆會長[47]。同年冬，北洋大學學生自主創辦了北洋大學季刊社，次年發行《北洋大學校季刊》雜誌[47]。據學者考證，北洋大學學生會成立於1916或1917年[47]，後更名為國立北洋大學學生自治會。五四運動後，北洋大學的學生社團數量迅速增長。1920年代，北洋大學校內學余社、采冶社、電影社、攝影學會、土木工學會等一批社團相繼成立[49]。
除學生活動以外，北洋大學自建校以來學生運動頻繁且激烈[26]。北洋大學學生先後參與了五四運動、一二·九運動等全國性學生運動，北洋大學法科張太雷等是五四運動的骨幹之一[50]。同時，北洋大學學生也曾因學制等校內矛盾多次掀起針對學校管理層的學生運動，如針對馮熙運的「驅馮運動」、針對李書田的「驅李運動」等[18][51]。
學校象徵
趙天麟任北洋大學校長期間，在總結北洋大學辦學理念與專業背景的基礎上，擬定「實事求是」為校訓[52]。1951年後，繼承北洋大學學緣的天津大學仍然沿用該校訓[52]。2014年，天津大學在報教育部核准的《天津大學章程》第五條確定校訓為「實事求是」（英語：Seeking Truth from Facts）[35]。
北洋大學的校徽為盾形，底色為金色和藍色相間，金色象徵北洋大學為皇帝御批國立官辦的大學，藍色象徵學校地處渤海之濱，是北洋大學的校色，被稱為「北洋藍」，而校徽的中心是一本打開的書籍，正中書寫着北洋大學的校訓「實事求是」，環繞四周的是三個堡壘和五支箭頭，代表着制定校徽時北洋大學的三個學科和五個班級，圖案的上方書寫着「國立北洋大學」[53]。北洋大學的校旗為藍、白、黃三色旗，中間鑲嵌北洋大學校徽，「實事求是」的校訓位於校旗的正中[54]。
1935年9月23日，北洋大學堂的建校40周年前夕，國立音樂專科學校校長蕭友梅作曲、教授廖輔叔填詞，為國立北洋工學院譜寫了《北洋校歌》[55]。北洋大學改組為天津大學後，曾譜寫了《天津大學代校歌》，但最終仍繼承沿用了1935年版的《北洋校歌》作為天津大學的校歌。2014年，經教育部審核的《天津大學章程》第八十二條正式確認學校沿用學校沿用1935年9月23日確立的校歌（《北洋校歌》）為天津大學正式校歌[35]。
由於建校初期的檔案被焚毀，北洋大學堂開學紀念日曾一度無從考證[13]。1925年，北洋大學堂建校30周年之際，時任校長劉仙洲對北洋大學堂初辦時期的幾個關鍵節點進行了考證：盛宣懷稟請直隸總督王文韶的日期為1895年9月19日；王文韶稟報光緒帝的日期為同年9月30日；光緒帝硃批「該衙門知道」的日期為同年10月2日[3]。但根據劉仙洲當時所掌握的資料，惟獨北洋大學堂正式開學的日期無從考證[3]。於是，最終確定北洋大學以光緒帝硃批同意開辦的日期（1895年10月2日）為建校紀念日[3]。日後，經學者根據史料考證，北洋大學堂實際的開學日期為1895年10月18日[13]。目前，天津大學沿用北洋大學傳統以光緒帝硃批日期（1895年10月2日）作為建校紀念日或校慶日[35]。
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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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津海關道盛宣懷奏請光緒帝后創辦北洋大學堂，並任首任督辦，聘丁家立為總教習掌管全校的教務工作[16]。1896年起盛宣懷開始督辦鐵路，津海關道李岷琛兼任北洋大學堂督辦至1903年[1]。1903年至1904年，唐紹儀任北洋大學督辦。1904年1907年，梁敦彥任北洋大學督辦[1]。1907年至1908年，梁如浩任北洋大學督辦[1]。1908年至1910年，蔡紹基出任北洋大學督辦[1]。而唐紹儀、梁敦彥、梁如浩、蔡紹基四人均是中國留美幼童教育背景，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學生[44]。1910年至1911年錢明訓任北洋大學督辦[1]。1912年1月至1913年3月，徐德源任北洋大學督辦[1]。
1913年，學校取消督辦，改稱校長。1913年3月至1914年3月任直隸教育司司長蔡儒楷兼國立北洋大學校校長[1]。1914年，哈佛大學法學博士趙天麟教授繼任北洋大學校長[52]。掌校期間，提出了「實事求是」的校訓並被沿用至今[35]。1920年1月，直隸省政府任命哈佛大學法學博士馮熙運繼任校長，因省政府任命國立大學校長不合規則及馮對待學運學生態度強硬，引發學生「驅馮」[18]。1924年8月，馮熙運再次因施政引發學生不滿、觸發學運後離職[18]。1924年9月，劉仙洲繼任校長[56]，1928年7月因反對將國立北洋大學改為國立北平大學第二工學院而辭職[23]。
1928年7月至1930年6月，茅以升先後擔任國立北平大學第二工學院院長、國立北洋工學院院長[27]。1930年7月至1932年，蔡遠澤任院長[1]。1932年至1939年2月，曾於1923年以第一名成績畢業於北洋大學土木系的李書田任國立北洋工學院院長，任內擬定《北洋同學會章程》《北洋校歌》並制定了恢復國立北洋大學建制的規劃[30]，曾計劃在西安購買土地建設分院，但未能實現。
1939年2月至1943年10月，賴璉擔任國立北洋工學院院長，任內多次受到學運衝擊和困擾[9]，1943年10月至1946年5月潘承孝擔任國立西北工學院院長[57]；1942年12月至1946年5月陳藎民擔任泰順北洋工學院院長；1944年至1946年5月，李書田擔任國立北洋工學院西京分院院長[30]。
1946年，國立北洋工學院在天津復校，並更名國立北洋大學[7]。1946年5月至1948年8月，橋樑專家茅以升受聘復校後的國立北洋大學校長，但一度未能到任[27]，鍾世銘等曾代理校長職務[58]。1948年8月至1949年4月，水利專家張含英擔任國立北洋大學校長[59]。1949年4月，劉錫瑛被任命為國立北洋大學校長，直至與河北工學院組建天津大學[60]。
北洋大學作為中國近代第一所官辦大學，辦學經費主要來自官方撥款。津海關道盛宣懷在籌建北洋大學堂時，預估每年需經費銀52000兩，向清廷提議以開平煤稅、漕運稅收及電報局收入作為辦學經費[3]。光緒帝批准相關經費解交至津海關道庫存儲，用於北洋大學堂開辦經費[3]。1903年，北洋大學堂在西沽復校時，直隸總督袁世凱從直隸省徵收的糧租中酌提盈餘、專款存儲，作為北洋大學堂辦學經費，每月撥款[7]。1908年夏季北洋大學堂規模擴張，清廷學部遂增加撥付經費額度[7]。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後，北洋大學堂舉辦經費由教育部負責，但經費被大幅調減、幅度逾半，導致學校開始常年面臨經費不足的困難[3]。1913年9月起，因保定高等學堂預科學員併入北洋大學，每月經費由行政公署酌量加增，但實撥資金未達預算金額[7]。1917年2月，北京大學工科併入北洋大學，教育部酌情增加核准經費但因學費收入，教育部撥付經費常年不足核准金額[7]。1917年11月起的十年間，教育部核准撥付北洋大學的經費沒有增加，致使北洋大學辦學經費不足[7]。1920年，北洋大學停辦法科，專辦工科，法科經費用作擴充工科[19]。1922年以後，北洋大學經費由教育部撥款轉由直隸省上繳國庫的款項內扣撥[7]。後來，由於直隸省庫日漸拮据導致，北洋大學的辦學經費被拖欠，曾一度拖欠經費近一年[7]。1925年，北洋大學曾發起經費獨立運動，要求將北洋大學常年經費仍由津海關直接撥發，但遭北洋政府以關稅和電政收入均為國家外債利息及軍政費來源為由拒絕[7]。抗日戰爭時期，學校內遷陝西，物資極度匱乏曾致使教學研究事業一度中斷[9]。1946年，北洋大學在天津復校時，國民政府教育部核定復員修建費12.5億元，實際僅撥付7.6億元[7]。此外，行政院批准將泰興紗廠房屋、地基、設備以及原博文書院老校址劃撥予北洋大學[7]。1949年1月，政權更替後，北洋大學經費由教育部、財政部劃撥，通過天津市政府直接撥付[7]。
建築遺存
| 北洋大學堂舊址 | |
|---|---|
 | |
| 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佈 | |
| 地址 | 天津市紅橋區 |
| 分類 | 近現代重要史跡及代表性建築 |
| 時代 | 1902年 |
| 編號 | 7-1624-5-017 |
| 認定時間 | 2013年3月5日 |
現存的北洋大學堂舊址位於天津市紅橋區光榮道2號北運河畔的河北工業大學校內，最初是西沽武庫的舊址。1902年，直隸總督袁世凱將西沽武庫劃撥給北洋大學堂作為校舍，原西沽武庫的八座軍械庫，其中二座改為教室，六座軍械庫改為學生宿舍[7]。1903年，北洋大學堂遷至此處辦學。原北洋大學堂舊址現存建築有團城、南樓、北樓[61]。團城建於1930年左右，為磚木結構平房，青瓦坡頂，建築外立面為青磚牆面，曾為北洋大學辦公用房[61]。1929年3月，北洋大學堂最具規模的主樓毀於火災[7]。
李書田出任校長後，向北洋校友募資，在被焚毀的主樓舊址修建了南樓、北樓[30]。南樓、北樓均為三層磚混結構樓房，建築佈局對稱，建築外立面為紅磚牆面[61]。南樓建於1933年，佔地面積為2336平方米，建築面積為4902.45平方米[61]。南樓現為河北工業大學校史館，門上有牌匾「北洋工學院」。北樓建於1936年，佔地面積為2315平方米，建築面積為4805.11平方米，門上有牌匾「北大樓」，建築入口處設有六角形門廳，現為河北工業大學第五教學樓[61]。
2005年，原北洋大學堂北樓、南樓和團城被等級為天津歷史風貌建築[62]。2015年5月，北洋大學堂舊址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准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61]。2016年9月，北洋大學堂舊址入選首批中國20世紀建築遺產名錄[63]。
校友
北洋大學校友指曾在北洋大學堂、北平大學第二工學院、北洋工學院、國立西北聯合大學及國立北洋大學學習、工作、進修以及專職、兼職任教等人士。同時，《天津大學章程》將包括北洋大學各個時期歷史沿革的學習、工作、進修的人員和獲得名譽學銜、榮譽學銜的人員等納入天津大學校友[35]。北洋大學校友活動踴躍積極，在校舍遭遇火災等困難時均曾踴躍捐資，在抗日戰爭時期校友亦曾踴躍向各界呼籲、向教育部施壓促成北洋大學復校[3]。
北洋大學最早的校友組織可以追溯到1909年北洋大學畢業留美的王正廷、馬寅初等人在美國組織的北洋大學同學會[48]。北洋大學校方不晚於1913年已經成立校友組織，1933年時任校長李書田主持制定了《北洋同學會章程》[30]。截至1937年已經在13個地方成立了校友會。1984年，天津大學恢復成立了北洋大學-天津大學校友總會，史紹熙教授擔任首屆北洋大學-天津大學校友總會會長[64]。
1895年，王寵佑、王寵惠等成為北洋大學堂的第一屆學生。王寵惠是第一名的成績自北洋大學堂畢業，獲「欽字第壹號」考憑（畢業證書），為中國第一個獲得國內大學文憑者[14]。
北洋大學的校友有鮑觀澄[65]、陳之藩、中華民國政治人物陳立夫[66]、中國接觸關貿總協定第一人金問泗[67]、靳珩、近代實業家李組紳、林繼庸、李書田[30]、經濟學家馬寅初[41]、馬鳳圖、孫雲鑄、孫輔世[68]、王世傑、近代政治人物王試功、王正黼、馮熙敏、魏壽昆[9]、吳南如[30]、新月派現代詩人徐志摩、首位來自中國的國際法院法官徐謨[30]、葉秀峯、曾養甫、水利學家張含英[59]、中共早期領導人張太雷[21]、張壽榮[69]、鍾世銘[58]、史紹熙[70]、張煜全、徐達本等。
北洋大學校友中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或中國工程院院士的有冶金學家王之璽[28]、礦冶專家靳樹樑[28]、材料學家周志宏[28]、材料學家李恆德[28]、物理冶金學家張沛霖[28]、流體力學家周恆、材料學家吳自良、疲勞科學專家高鎮同、固體力學家張維[71]、農機專家陳秉聰[28]等。
研究與紀念
由於北洋大學是中國近代第一所官辦大學，頒發了中國近代第一張大學畢業證書——王寵惠獲頒之北洋大學堂「欽字第壹號」考憑，在中國高等教育史上具有標誌性意義[16]，因此北洋大學的校史一直是高等教育史、近代史研究的課題[16]。2013年，天津大學校友總會啟動了北洋大學校史搶救性工程——「北洋校友口述史研究計劃」[72]。2015年，北洋大學建校120周年之際，天津大學校友總會編撰、天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我們從北洋走來——北洋大學校友口述錄》，是研究北洋大學校史的重要史料[72]。
由於天津大學繼承了北洋大學的學緣，因此天津大學於每年10月2日舉辦紀念北洋大學建校的校慶紀念活動。1989年4月，左森、胡如光主編、天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圖書《回憶北洋大學》[26]。1984年，天津大學在校園中修建了「北洋廣場」及以校訓命名的求是亭，以紀念北洋大學建校九十周年[73]。1995年，北洋大學建校百年之際，天津大學在校園中建造若干紀念性的工程，天津大學建築學院彭一剛院士主持設計建造了「北洋紀念亭」，也稱「天津大學百年校慶紀念亭」[74]，在敬業湖南岸修建了「北洋科學樓」[75]。2005年10月，北洋大學建校110周年之際，天津大學在北洋紀念亭東側建造紀念雕塑，天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中國近代第一所大學——北洋大學（天津大學）歷史檔案珍藏圖錄》[76]。2015年10月2日，北洋大學建校120周年之際，天津大學位於津南區的新校區落成投用，被命名為「北洋園校區」[77]，新校區主樓前宣懷廣場建造了新的北洋紀念亭，亭中樹立了北洋大學創辦人盛宣懷的雕像[78]。
相關條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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