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目錄學,又稱中國古典目錄學、古典目錄學、目錄學[1],是一門研究中國歷代校書措施以及目錄工作發展歷史的學科。
中國目錄學正式開始於漢代劉向所作的《別錄》和劉歆所作的《七略》,此後歷代都編寫目錄、提要,以清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為大成。官修目錄方面,漢代以後幾乎所有朝代都為其藏書作目錄。在史志目錄方面,「二十四史」中有六部含《藝文志》或是《經籍志》。私人目錄方面,則有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尤袤的《遂初堂書目》和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等。
詞源
「目錄」是「目」和「錄」的合稱。「目」本意是人類的眼睛,後來因為樹節也稱目,因此引申為「篇名」或者「書名」。此外,目還有逐一舉要的含義。「錄」和「略」相對,意指詳敘或者着重說明,又可以指「次第」的意思。將一批書名或者篇名依次排列則稱為「目錄」。早於漢代就有「目錄」一詞,《文選李善注》引《七略》指:「尚書有青絲編目錄」,可見在劉向編寫目錄的時候就已經有「目錄」一詞[2]:1-2。而「目錄學」一詞早於宋朝就已經出現,蘇象先在《蘇魏公譚訓》指:「祖父謁王原叔,因論政事,仲至侍則,原叔檢書史,指之曰:『此兒有目錄之學』」,可見「目錄」作為專門學問不遲於北宋初年。[2]:5-6
理論形成
雖然「目錄學」一詞最早可見於北宋,但是「目錄學」自「校讎學」分離卻是較晚的事情。南宋鄭樵編寫《通志》,當中立《校讎略》以記途圖書搜求、整理、編目等事,當中將目錄學視為是校讎學的一部份[2]:5-6。清代學者章學誠同樣否定目錄學的存在,他在《校讎通義·序》先是認可了劉向父子二人在校讎學上的作用,指「校讎之義,蓋自劉向父子部次條別,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此句子經常被引用表明目錄學的意義[3]:32-34。在《章氏遺書·信摭》中他認為,「近人不得其說,而於古書有篇卷參差,敘例同異當考辯者,乃謂古人別錄有目錄之學,真屬詫聞」,認為目錄學只是校讎學的一部分。近代學者張舜徽又主張校讎大名可統目錄小名,而不需要將目錄學從當中分開,「夫目錄既由校讎而來,則稱舉大名,自足統其小號」(《廣校讎略》卷一,《校讎名義及封城論·論目錄學名義之非》),並認為校讎學可以分作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三項。[2]:5-6
至民國時期,余嘉錫、姚名達才將目錄學自校讎學中分離。在余嘉錫所作的《目錄學發微》中,他認為目錄學可以從校讎學中分開,認為如劉向所指「一人校書,校其上下,得其謬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為讎」,校讎則是校勘文字篇次的錯誤,認為和編寫目錄無關。此外,他認為鄭、章等人只是將目錄學當成「書目之澩」,沒有觀察目錄學經什麼具體內容和程序所編成,對於目錄的認識過窄。姚名達在其《中國目錄學史》中同樣認為目錄學可以從校讎學中分離,「目錄學者,將群書部次甲乙,條別異同,推闡大義,疏通倫類,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欲人即類求書,因術究學之專門學術也」,表達目錄學有獨立、多元的學術功能。[2]:6-7
目錄的分類
目錄並不只是書單,很多都附有對整個分類和每本書的解釋。對於目錄的分類,學者之間有不同的意見,當中意見可以分為三種,包括是按目錄的纂集工作分類、目錄和編者與讀者間的關係,以及目錄結構和發揮作用所分類[2]:14。最早對於目錄作分類的是清代的洪亮吉,他在《北江詩話》中將藏書的方式分作五類,包括考訂、校讎、收藏、賞鑒、掠販五種,認為考訂是最高層次的目錄,掠販則是最低層次的目錄。周貞亮、李之鼎的《書目題要》中將書目分作十二類,包括部類、編目、補志、題跋、考訂、校補、引書、版刻、未刊書、藏書、釋道目等十一種,之後陳鍾凡在此基礎之上,加「自著書」作十二類。孫德謙將書目分作藏書家之目錄、讀書家之目錄、史家之目錄,作三類。張爾田將之分為官家之目錄、藏家之目錄、史家之目錄作三類。[4]:8-11
按目錄按編纂者和編纂目的,目錄可以分作三類:
- 官修目錄:政府主持對於國家圖書作整理後編制的目錄,至西漢以來幾乎所有朝代都有在政府主持下編寫目錄,在文獻中記載為「校書」。一般篇幅較大,收錄較全。[2]:15-16
- 史志目錄:學界中對於史志目錄有多種的看法。第一種認為,只能是在「正史」(二十四史,部份也計算新元史和清史稿)之內的藝文志或者是經籍志才能算是史志目錄,也就是包括《漢書》、《隋書》、《新舊唐書》、《宋史》、《明史》,或者包括《清史稿》。第二種看法認為應該包括「正史」的藝文志、經籍志,以及是後人為二十四史中沒有經籍志所補的目錄。第三種的說法認為史志目錄的「史」不必只規於「正史」,如《中國大百科全書》認為「史志目錄」包括「中國古代正史,其他史書及地方志的目錄」。[2]:151-152
- 私家目錄:私家目錄的編寫範圍較為廣泛,始於南朝宋王儉的《七志》和梁阮考緒的《七錄》。[2]:19
- 綜合性目錄:
- 藏書目錄:可分為官修和私人兩大類。私人方面,於唐代有大量的藏書家,而他們又為其私家藏書編寫目錄。於宋代因雕版印刷盛行的關係,書籍流通廣泛,私人藏書也越來越多。如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的《直齋書錄題解》就是藏書目錄。[2]:19-20
- 地區文獻目錄:將和某地相關的文獻編為目錄,如明代的祁承㸁編的《兩淅著述考》、曹學佺的《蜀中著作記》等。官修的方志中也有這種目錄。[2]:21
- 推薦目錄:有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全書收書約2200種,當中推薦了一些值得初學者閱讀的書籍。[2]:22
- 叢書目錄:為了讀者使用叢書而編的目錄。最早是清嘉慶年間顧修的《匯刻書目初編》,十冊,共收叢書261種。[2]:21-22
- 版本目錄:始於宋尤袤的《遂初堂書目》,但是當時不太完備。至清代,學者開始注重圖書版本,如《鐵琴銅劍樓宋金元本書影識語》、《皕宋樓藏書志》等。楊守敬的《日本訪書志》甚至於於海外的版本有所着錄。[2]:22
- 專門目錄:
- 綜合性目錄:
劉紀澤則將各家對於目錄學定義之不同以判定目錄的分類[5]:9-14:
- 綱紀群籍,簿屬甲乙者:此說認為目錄學是為了記錄書名,以方便後學搜索,沒有特別深的用途。這類是目錄學家的目錄。
- 辨章學術,剖析原流者:此說認為目錄學是為使後人知道當時的學術成就,即使是原書已佚,也可以以目錄考証之。這類是史家的目錄。
- 鑑別舊槧,校讎異同者:此說認為目錄學是為了校讎諸本之間的不同,以校正書籍。這類是藏書家的目錄。
- 提要鈎玄,治學涉經者:此說認為目錄學是為了讓學者在眾多的藏書之間以選擇合適的書籍閱讀。這類是讀書家的目錄。
余嘉錫以目錄的結構將目錄分作三類,包括[2]:15[6]:2[7]:
- 提要性書目:部類之後有小序,書名之後有解題者,有《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經籍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等等。其主要目的是為了「論其旨歸,辨其紕繆」,對圖書有各種的論述和辨誤。
- 敘錄性書目:有小序而無解題者,有《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等等。主要目的是為用小序以「窮源至委,竟其流別」,使讀者對於每類圖書都有一個概貌。
- 著錄性書目:小序、解題都無,只著書名者,《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明史·藝文志》、《通志·藝文略》、《書目答目》等等。其主要目的是「使百家九流,各有條理,並究其本末,以見學術之源流沿襲」,使讀者理解學術來源,並按自己需求求書。
歷史
早期的目錄可以分為「一書目錄」以及是「群書目錄」兩種,當中「一書目錄」較「群書目錄」來得早。先就「一書目錄」而言,在簡帛出土之前,一般學者都認為「一書目錄」最早於《周易·十翼》《序卦》傳中出現,當中編次了六十四卦的卦名,清代學者盧文弨、當代學者余嘉錫都同意此說。但此說法被後來出士的簡帛所推翻,上海博物館所藏的「山東銀雀山漢簡」被推斷成書於戰國時期,而當中有《孫子兵法》和《守法守令十三篇》的目錄。早期的目錄只有「目」,而沒有「錄」,只有「書名」,而沒有對內容作簡單的表述,如1973年出土的《養生方》,在全書正文結束後,分四欄列出各篇篇名,形成全書的「目」。[2]:2-3
對於中國目錄學起源,學者大致上有三個看法。第一種看法認為是劉向《別錄》視為是中國目錄學的起源,如章學誠、龔自珍、繆荃孫、范文瀾、劉紀澤等。[2]:31-32[8]:1第二種的看法是由孔子整理古籍,作《周易》序卦傳或者是《詩》、《書》小序作起,持這種說法的學者有清代的盧文弨、余嘉錫等。第三種的說法認為殷商的甲骨文獻就是目錄工作的濫觴,有姚名達、王重民等。[8]:2
在甲骨文獻中,可見當時的商人已經對於文獻管理有一定的形式。當時商人已經會將甲骨排列整齊,如在1971年的一個窖穴中發現的21枚卜骨,就分作3枚一組,共七組保管。在甲骨文獻上,在一些甲骨的表尾會有一些文獻數量的管理標記,以表達文獻的順序編號。甲骨上也會留有占卜者和管理者的標記,已發現的甲骨文獻管理者達27人之多。[8]:13-14
姚名達據《史記·自序》推測,秦朝時期的秦宮室的藏書也應有目錄。而在西漢時期,《漢書·藝文志》記述,「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着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捃摭,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於考誠,命任宏論次兵法為四種」,當中記述了當時有《兵錄》的兵書目錄,然後在其之前有「刪取」、之後有「定着」,可見當時已經有編寫目錄的過程。[4]:16-18
中國第一部有提要的正式目錄的是東漢劉向所作的《別錄》和劉歆所作的《七略》,當時他們整理了皇室的藏書並整理出當時的目錄,較歐洲的首部正式目錄(1545年德國吉士納的分類表)的早一千五百多年。[9]:25-26劉向奉漢成帝之命以校對整理書籍,一般認為已經於生前完成,也有說法認為《別錄》的工作是由劉歆完成的[2]:33-34。以《荀子》的序錄為例,先是記述了題名、卷數、篇數,然後列舉了每篇的篇名,之後表述了整書的校讎整理情況,荀子的生平,成書過種,以及是對此書的評價[3]:154-157。劉歆將《別錄》的二十卷刪節為七卷,即是《七略》,主要是刪去了《別錄》的目次、校讎整理情況、推薦閱讀部份和結語,重心放置在介紹作者生平,表達作者的學術思想,以及是介紹圖書大意和論証文獻真偽[2]:33-34。《七略》先是「輯略」,說明了「六略」圖書類別的內容和意義,然後他將書籍分作六個「略」,共38個小類。[9]:29-30包括:[9]:38-41
- 六藝略: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
- 諸子略: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
- 詩賦略:屈原之賦、陸賈之賦、孫卿之賦、雜賦、歌詩
- 兵書略:兵權謀、兵形勢、兵陰陽、兵技巧
- 術數略:天文、曆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
- 方技略:醫經、經方、房中、神仙
《別錄》、《七略》兩書至《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都有着錄,至北宋《崇文總目》則沒有,可見大約亡於唐末五代。[9]:26-27東漢時期,有《東觀漢記》、《仁壽閣新記》等等較為簡單的分類目錄,類例大致上沿襲了《七略》。[2]:34-36班固在編寫《漢書》的時候,新創了「志」的文體,共有十「志」,當中「藝文志」創立了史志目錄,是現存最早的一部大型綜合性目錄。[9]:36[2]:34-36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在劉歆的《七略》之上再作刪減,王重民認為《漢書·藝文志》刪減的方式有以下數項:將「輯略」中的內容改為散附於「六略」和38個小類之後;增加了西漢末年的著作;合併改移了《七略》著錄重複和分類的不當的地方。整體來說,其保留了本來《七略》的六略38小類的分類體系。[10]:43-44
魏晉南北朝的目錄編制活動頻繁,此時不只有國家藏書目錄,而且還產生了私家目錄和專科目錄,類型走向多元化。先就官家目錄而言,當時魏晉兩朝都有編寫目錄:魏秘書監魏默編制了《中經》、西晉秘書監荀勖編成了《中經新簿》、東晉王充編成了《晉元四部書目》;南朝各代都有目錄,如南朝宋殷淳編審了《四部書目》、南朝齊王亮等編成了《齊永明元年秘閣四部目錄》、南梁殷鈞編成了《梁天監六年四部目錄》等。[2]:40-41
此時候還出現了私人目錄以及是其他類型的目錄。據《梁書.任昉傳》,其為自家藏書編有目錄。阮孝緒《七錄·序》指「然,其遺隱記,頗好搜集。凡自宋齊已來,王公搢紳之館,苟蓄聚墳籍,必思致其名簿」,可見當時有多家的私人藏書目錄以供阮孝緒收集。佛教目錄方面,東晉時期釋道安編寫了《綜理眾經目錄》,其後有佚名的《眾經別錄》,以及是齊梁時期的僧祐《出三藏記集》。道教目錄方面,晉代葛洪《抱朴子·遐覽篇》中記錄了道經圖書204種678卷,南朝宋道士陸修靜編寫了《三洞經書目錄》等。此外還出現了專科目錄,專門收集某一專科的文獻,如南朝宋裴松之的《史目》收集了史學文獻、摯虞《文章志》收集了文學文獻等等。[2]:41
分類方式方面,西晉荀勖的《中經新簿》中,提出了四部分類法,當中將書籍分為甲部(經部、小學、對應本來的六藝略)、乙部(諸子百家、術數、兵書等,對應本來的諸子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丙部(史書、舊事、皇覽簿)、丁部(詩賦等,對應本來的詩賦略)[11]:26-28。至東晉時代,李充將乙部和丙部次序互相交換,即乙部為史書、丙部則是諸子百家的書籍,由是「經、史、子、集」的四部分類的方式正式形成,並大致保留至今[11]:29-30[6]:90-91。「史部」的獨立表示當時歷史書有大量的增加[12]:23。
當時尚有其他的分類法,如南朝宋末王儉在《七略》的基礎之上編成了《七志》共70卷,當中分作七部,包括:
- 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
- 諸子志:紀古今諸子
- 文翰志:紀詩賦
- 軍書志;紀兵書
- 陰陽志:紀陰陽圖緯
- 術藝志:紀方技
- 圖譜志:紀地域和圖書
另外在書後附有佛經錄、道經錄,當中每一條書名之下都有解釋說明。其優點是為當時南渡而增加的圖譜之作另作一分類,但是王儉將史部重新歸於經典志之中被視為是一種倒退。阮考緒批評:「劉、王以並眾史合於春秋,劉氏之世,史書甚寡,附見春秋,誠得其例。今眾家記傳,倍於經典,猶從此志,實為繁蕪」。[9]:57-59
阮孝緒所編的《七錄》,當中分為內篇五部(經典、紀傳、子兵、文集、術數)以及是外篇二部(佛法、仙道),雖然依然是以「七」作為分類單位,但實際上「術數」一部是獨立的,也可作是四部分類法的一種。南朝梁的官撰目錄也繼承了他分類方法[12]:27-30。姚名達指,《七錄》的分類體系對於《隋書·經籍志》的影響相當大[4]:75-76。
在隋統一中國之後,牛弘提出有償向民間收集書籍,增加了官方藏書量。在開皇九年(589年)滅陳以後,得到了陳朝的一批藏書,計三萬卷。當時在西京(今西安)嘉則殿的藏書更一度達到37萬卷[9]:65-66。為此,朝廷先後編定了數次的目錄,如牛弘的《開皇四年四部書目》、王劭的《開皇二十年書目》等等。[9]:65當時還有一些佛經目錄,如隋文帝時期由法經等所撰的《大隋眾經錄目》、費長房撰的《開皇三寶錄》等;隋煬帝的時候有靈裕所撰的《譯經錄》、彥琮撰的《林邑所得崑崙諸經目錄》等。此外,開皇十七年(597年)許善心仿效了阮考緒的《七錄》編成了《七林》,但《隋書·經籍志》也沒有收錄,早佚[9]:66-67。
唐貞觀年間,梁、陳、北齊、周、隋五代史書修成之後,都沒有「志」,因此於貞觀十五年,唐太宗令于志寧、李淳風等篇寫《五代史志》,本是單行本,後來併入《隋書》。《隋書·經籍志》最初就是《五代史志》中的其中一篇。[12]:32-33[13]《隋書·經藉志》將以四部分類法,將書籍分作以下五個類別[12]:33-35:
- 經:大致對應本來的六藝略。收錄了經書、緯書和註釋書籍,並分作易、書、詩、禮、樂、春秋、孝經、論語、圖緯、小學十類。於《七錄》中,讖緯的書籍收於「術技錄」之中。
- 史:《隋書·經籍志》新設的分類,以收錄歷史典籍。包括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史、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譜系、略錄十三類。這標示隨着後漢以來史學的與起,史書、史學作為一個領域越見成熟。
- 子:大致對應本來的諸子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收錄了諸子百家的書籍和技術性書籍。分為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説家、兵法、天文、曆數、五行、醫方十四類。
- 集:大致對應本來的詩賦略,收錄了文學作品,分為楚辭、別集、總集三類。
- 附錄:道經、佛經,只記錄各類的卷數,而沒有記錄書名。此處記錄的佛經只包括已經翻譯的,以及是中國人撰述和佛學關連的書籍(史部雜傳、子部雜家等)。
《隋書·經籍志》一共記錄了89666卷書籍[12]:33,是現存第二部完整的目錄[12]:1。其總結了漢代以來的學術流變,具有很高的學術資料價值[12]:36。其分類方式主要繼承了阮孝縮的《七錄》[4]:75-76。《隋書·經籍志》在《漢書·藝文志》之後定立了分類標准,之後的《舊唐書》、《新唐書》在制定目錄時都以此作據。此外,日本藤原佐世所編的《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也吸收了《隋書·經籍志》中的分類法[12]:44。之後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為止,中國的目錄分類方法大致在《隋書·經籍志》的基礎之上。[12]:44
唐代另一部較為重要的目錄是開元年間編撰的《群書目錄》200卷,初由馬懷素主編,之後由元行沖、褚無量等接替後,經七八年編成,在宋代已佚[6]:107。余嘉錫認為,「其書之浩博如此,則在清修《四庫總目》以前所未嘗有也」[6]:107。毋煚在此基礎上簡化補充,編成《古今書錄》40卷。在此之後,後晉時期的《舊唐書·經籍志》又節選了《古今書錄》,並刪去了原有的大小序文及註釋[6]:109-110。基於《古今書錄》在唐初完成,因此只收錄了唐初的書籍。整體上分類大致沿襲了《隋書·經籍志》[6]:107-109。北宋歐陽修私撰的《新唐書·藝文志》同樣使用了四部分類法。在各類之中有「著錄」和「不著錄」兩種,前者是對《隋書·經籍志》或《舊唐書·經籍志》稍有修改,而後者則是按《崇文總目》、史傳文獻所載的唐代書籍,補充了《古今書錄》之後出現的唐代書籍。[14]
在《舊唐書·經籍志》和《新唐書·藝文志》中,佛經被放在子部的道家類中,反映了唐朝重道輕佛的政治背景[15]:802。在隨後的《崇文總目》中,著者反對了將將經納入道教範疇的做法,並單獨設立了"釋家"的分類[15]:803。在此之後,道教經書和佛教經書被歸入子部。[15]:804
宋代的藏書風氣相當發達。政府方面,當時政府多次鼓勵民間獻書,至開寶年間已經達到8萬多卷。在當時的一些大城市,書肆林立,文獻收集容易,因此私人藏書也是宋代的文化現象,當時的筆記中記述了很多藏書家的故事,宋代可考的藏書家有126人之多。宋代的四大書院(嵩陽書院、應天書院、白鹿洞書院和嶽麓書院)的藏書也很豐富。[2]:55-56
官修目錄方面,北宋立國之後就開始了目錄的編制,乾德六年(967年),編撰了《新定書目》4卷,又有《大宋史館書目》1卷,之後宋朝也多次編定目錄。北宋中期王堯臣所編的《崇文總目》正式定立了四部分類法,其基本序列在後來1000多年基本上沒有轉變,其設立了「經史子集」四部共45類[2]:56-57:
- 經:易、書、詩、禮、樂、春秋、孝經、論語、小學;
- 史:正史、編年、實錄、雜史、偽史、職官、儀注、刑法、地理、氏族、歲時、傳記、目錄;
- 子:儒、道、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兵、類書、算術、藝術、醫書、卜筮、天文占書、歷數、五行、道書、佛書
- 集:總集、別集、文史
南宋初期,政府也多次編定目錄,有《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2卷,《中興館閣書目》70卷,《續書目》30卷等等。淳熙五年(1178年),陳騤完成了《中興館閣書目》;嘉定十五年(1222年),張攀主編的《中興館閣續書目》完成。元朝有至正二年王士點、商企翁編撰的《秘書監志》,但是只是籠統的圖書清冊,較為不系統。[2]:57
私人藏書方面,宋朝至今可考的私人目錄約有40種。藏書目錄中,當中較為著名的有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尤袤《遂初堂書目》和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都是南宋時所作。[2]:57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的解題不拘形式,視乎書目的需要,少則十幾字,多則百餘字,可能論述書中要指,作者生平,學派源流、成書過程等,有很高的學術價值[16]:67。尤袤《遂初堂書目》只列出書名,著錄簡略,但它是中國首部紀錄不同版本的書目[17]。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原書已佚,《四庫全書》有輯佚本。書中沒有總序和大序,當中部分類目有小序。它是首部以「解題」作名的目錄[18]。元代沒有留存的私人藏書目錄。[2]:59
專門目錄在此時候得到很大的發展。個人著作目錄在此時候出現,元豐七年(1084年),呂大防編成《杜工部年譜》和《韓吏部文公集年譜》,將杜甫、韓愈的作品在年譜標出年月[10]:127。金石目錄方面,北宋歐陽修將其自藏的千餘卷金石碑文編成《集古錄跋尾》10卷。北宋末年,李清照趙明誠夫婦編成《金石錄》30卷[9]:250。推薦目錄方面,元代的程端禮編成了《朱子讀書法》,列出了讀書的要求方法和必讀和參考書目。戲曲目錄方面,南宋周密《武林舊事》已經有記述戲曲名目,而元代鍾嗣成所編的《錄鬼簿》則是中國第一部戲曲專題目錄。[2]:61-63佛經目錄方面,宋代有釋惟白《大藏經綱目指目錄》,姚名達稱之為「至高無上之解題傑作」[4]:248-250。道教目錄方面,宋真宗令人編成《大宋天宮寶藏》,天禧三年(1019年)完成,其目錄以及分類得到後代沿用。[4]:262-265
明代的出版印刷事業相較前代有所發展,以江浙地區為中心,刻書的地區遍佈全國。此外還出現了套印、餖版、拱花、銅活字印刷術等技術。[19]:25-26而當時的史學、文學、科學等都有所進步,小說、戲曲的創作也更為繁榮。[19]:23-25
官方藏書方面,藏書數量相較以宋元時期的藏書量為多,在明英宗時期,官方的藏書一度達到近百萬卷。當時朝廷為了整理這些藏書,於英宗正統六年(1441年),楊士奇等奉詔對於北京文淵閣的書目進行整理,編成了《文淵閣書目》。《文淵閣書目》以千字文作標識,估計收錄了43200冊書籍,共50櫥40餘類。[19]:77-78萬曆十三年(1605年),張萱等人奉詔編寫了《內閣藏書目錄》,對比《文淵閣書目》,當中本來存有的宋元版本大半不再存在,而收錄新存的明代文集和地方志[19]:78-79。當時的地方機關也有編成目錄,如梅鷟編成了《南雍志經籍志考》收錄了南京國子監的書籍,郭磐的《明太學經籍志》收錄了《北京國子監》的書籍。[19]:78-79
私人藏書方面,明代至今可考的私人藏書家共有245人,為其藏書編寫目錄的風氣益盛,如高儒《百川書志》20卷、《寶文堂書目》3卷、祁承㸁《澹生堂藏書目》14卷等等[19]:39。當時的專門目錄範疇更為多元。刻書目錄方面,明代中葉後,一些出版商為了推廣自己的書籍,而於出版書籍之後列出自己的出版物內容,如汪諒於嘉靖元年(1522年)刻的《文選注》後就列出出版物14部。周弘祖所編的《古今書刻》按各省書商所刻的書籍作排列,列出刻書2488種[19]:126-133。戲曲目錄方面,賈仲明的《錄鬼簿續編》基於鍾嗣成所編的《錄鬼簿》有所增補。[19]:133-134地區文獻目錄方面,有明末的曹學佺的《蜀中著作記》,收集上古至明代的四川文獻[19]:139-140。學科目錄方面,殷仲春所撰的《醫藏書目》收集了醫書共590種,將醫書分作20種,當中使用了佛教術語對於分類作命名[19]:142-143。佛經目錄方面,釋智旭有《閱藏知津》44卷,將書籍按經、律、論、雜四部分類[19]:145-146。道經目錄方面,白雲霽於天啟六年(1626年)編寫了《道藏目錄詳注》4卷,收錄各書書名,子目,以及是摘錄原書序跋[19]:148-149。個人著述目錄方面,有焦竑編寫了《升庵著述目錄》等等[19]:149-150。
清代的官方藏書目錄主要有兩部,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及是《天祿琳琅書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可謂是中國目錄的一大成,是中國古代最大的官修目錄,著錄了圖書10254種、約172860卷,當中存目(《四庫全書》未收錄者)有6793種,93551卷。當中設立了44類66屬(括號中為屬,原有「之屬」二字皆略去)[2]:84-86:
- 經:易、書、詩、禮(周禮、儀禮、禮記、三禮總義、通禮、雜禮書)、春秋、孝經、五經總義、四書、樂、小學(訓詁、字書、韻書)
- 史:正史、編年、紀事本末、雜史、別史、詔令奏議(詔令、奏議)、傳記(聖賢、名人、總錄、雜記、別錄)、史鈔、時令、地理(宮殿疏、總志、都會郡縣、河渠、邊防、山川、古蹟、雜記、游記、外記)、職官(官制、官職)、政書、目錄(經籍、金石)、史評
- 子:儒家、兵家、法家、農家、醫家、天文算法(推步、算書)、術數(數貅、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書相書、陰陽五行、雜技術)、藝術(書畫、琴譜、篆刻、雜技)、譜錄(器物、食譜、草木鳥獸蟲魚)、雜家(雜學、雜考、雜說、雜品、雜纂、雜編)、類書、小說(雜事、異聞、瑣語)、釋家、道家。
- 集:楚辭、別集、總集、詩文評、詞曲(詞集、詞選、詞話、詞譜詞韻、南北曲)。
此外有暗分子目,別集中又按時期作分類。《總目》中為每書編寫了提要,據「凡例」,其提要「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論世知人,次考本書得失,權眾說之異同,以及文字增冊,篇帙分合」。在《總目》編成之後,除了《孫氏祠堂書目》之外,大致上清代的目錄學界對於《總目》作為編寫的楷模,加以模仿,如《天一閣書目》、《愛日精蘆藏書志》、《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皕宋賴金藏書志》等都按《總目》的分類方法編寫。[2]:84-86
《孫氏祠堂書目》由孫星衍撰,成書於嘉慶五年(1800年)。此書的分類方式並不按四部分類法,而是將書籍分作12大類,44小類,包括:
- 經學第一:易、書、詩、禮、樂、春秋、孝經、論語、爾雅、孟子、經義11類
- 小學第二:字書、音學2類
- 諸子第三: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兵家9類
- 天文第四:天部、算法、五行術數3類
- 地理第五:總編、分編2類
- 醫律第六:醫學、律學2類
- 史學第七:正史、編年、紀事、雜史、傳記、故事、史論、史鈔8類
- 金石第八
- 類書第九:事類、姓類、書目3類
- 詞賦第十:總集、別集、詞、詩話4類
- 書畫第十一
- 說部第十二
其分法將本來《總目》本來二級類目的上升為一級類目,顯示孫星衍認為這些學科的發展越見成熟,或者學科上的壯大,因此將其地位有所提升。其編制書目的方式反映了西學書籍的湧入,並影響了後來的《書目答問》、《藝風堂書目》[20]。姚名達認為此分類法雖然誤合「醫學」、「律學」為一類,但是其不效法《總目》的權威,「膽敢立異,勇壯可嘉,不愧為別派之後勁矣」[4]:103。
史志目錄方面,清代有《明史·藝文志》。在清康熙十八年(1676年)至康熙二十年(1681年),黃虞稷在未進入明史館之前,已經開始編寫《千頃堂書目》,內容主要以明代著述為主,並附有一些南宋、遼、金、元人的著作,收錄着作達一萬二千餘種。在黃虞稷於康熙二十年入明史館後,他負責了編寫《明史·藝文志》的工作。當中內容大致和《千頃堂書目》相同。其後,明史館總纂王鴻緒將當中一些已經不傳以及是沒有卷帙、姓氏者作品刪去,又刪去非明代的作品,僅剩下約四千多部書目。學者大多批評,王鴻緒的編纂工作並不完善,沒有收錄明代內府歷代的著作,以及是沒法得知明代之前的作品存佚情況。張廷玉大致沒有對於《藝文志》作變動。[9]:227-231
清代的私人目錄也相當豐富,普通的藏書書目有錢謙益《絳雲樓書目》、錢曾《述古堂書目》等等。版本目錄是當時藏書家顯示自己藏書量的方法之一,如毛扆《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錢曾《述古堂書目》等等。當時的藏書家有從收集古人序跋以編成目錄的風氣,如何焯《義門讀書記》、周中孚《鄭堂讀書記》等。專門目錄方面,當時的專門目錄題材相當多元。周永年建立了《儒藏目錄》,以收集至今存世的儒家文獻;朱彝尊《經義考》則是收集經學文獻為主;章學誠的《史籍考》則是收集史學文獻為主,未成稿;周中孚的《子書考》則是收集子書;顧修的《滙刻書目》收集叢書261種,以叢書名為綱,列出子目,書名。金石目錄方面,清朝的金石目錄多達數十部,如畢沅《中州金石記》、黃叔𤩀《中州金石目》、楊鐸《中州金石記》等等。[2]:86-89
參考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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