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團

三人團為中共黨史名詞。有原「三人團」與新「三人團」的區別，分水嶺是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

舊三人團

三人團指中央蘇區遭到國民政府第五次圍剿時期到被迫放棄江西蘇區開始向湘桂黔等省轉移長征初期的軍事指揮機構。1934年5月，成立了由中央政治局常委秦邦憲（化名博古）、政治局常委兼中革軍委（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常委周恩來、以及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組成的「三人團」。

由於當時上海的中共中央已遭國民黨破獲，發生向忠發叛降等事件，蘇聯設於上海的地下電台無法正常運作，長征時期的中共中央與上海中央局、共產國際遠東局（設於上海租界）都不能電報聯繫，上海來贛人員安全也無法保證，蘇區軍事指揮決策完全由「三人團」獨斷專行。由於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長征初期又犯了「逃跑主義」錯誤，三人團的軍事指揮招致黨內高層與紅軍高層普遍不滿，1935年1月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遵義會議」對三人團的軍事指揮下了否定性結論，撤銷了三人團，解除了博古的黨務、解除了李德的指揮權，改由政治局常委會負責軍事指揮。

新三人團

遵義會議後，紅一方面軍面對川軍渡劫與中央軍重兵追擊圍堵，局勢危殆，被迫多次渡過赤水河尋找突圍機會。情況瞬息萬變，但軍事指揮要經過政治局開會集體討論才能確定，將貽誤戰機造成魯班場戰役失利，蒙受了嚴重損失。為保證黨對軍隊的領導，同時集中高效統一地軍事指揮，以順應瞬息萬變的戰爭環境和形勢，3月11日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鴨溪、苟壩附近成立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新的「三人團」全權指揮軍事。周恩來後最後責任，毛澤東輔助周決策。成立時間地點有兩種說法：

• 1935年3月17日三渡赤水河後在河畔陳福村^[1][2]
• 1935年3月31日烏江畔^[3]

1943年11月13日毛澤東在延安政治局會議上說：在打鼓新場，「洛甫提議要我為前敵總指揮……以後組成三人團（毛、周、王）領導」。周恩來在1943年11月27日的政治局會議上談到進攻打鼓新場時說：「毛主席堅決反對那個軍事計劃，後來還是停止了……自此以後成立三人團。」^[4]毛周的回憶是指毛澤東在打鼓新場被撤職，復職後，魯班場戰役失利導致在黔北建立根據地希望的破滅。1943年12月洛甫在延安寫文章回憶：「在搶渡烏江以前，澤東同志提議以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成立三人團全權指揮軍事。」^[5]陳雲在1978年5月18日回憶說：「成立三人小組是在遵義會議以後，四渡赤水時定的。」^[6]時任紅三軍團參謀長的葉劍英回憶：「成立三人小組那個會我參加了，記得正在開會，敵人飛機來炸，我和毛澤東還到一間茅草房去躲。」^[7]

1935年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鮮見軍事三人團的身影。

參考文獻

1. 孫果達：《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的《紅軍長征中新「三人團」究竟成立於何時？》
2. 張聞天夫人的《在歷史的激流中——劉英回憶錄》，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70頁記載：新三人團成立的「這段曲折，是聞天在延安時同我談的。他還說，從此以後，長征的軍事行動就完全在毛主席指揮下進行。四渡赤水，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迂迴穿插，打得十分主動」。這裏的「四渡赤水」，是指第四次渡赤水河。當時的第四次渡赤水就是搶渡烏江戰役的一部分。見：《朱德關於我軍四渡赤水河的行動部署》（1935年3月20日），《長征檔案》第2卷，第633頁。
3. 楊奎松：《關於長征途中毛澤東軍事領導地位確立問題的再考察》，《蘇區研究》2016年第4期，第4-14頁。
4. 《關於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若干情況的調查報告》（1983年2月），《中共黨史資料》第6輯，第28頁。
5. 《關於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若干情況的調查報告》（1983年2月），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中共黨史資料》第6輯，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29頁。
6. 《關於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若干情況的調查報告》（1983年2月），《中共黨史資料》第6輯，第29頁。
7. 費侃如：《三人軍事指揮小組探源》，《黨史通訊》1984年第5期，第4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