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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記者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丁文治(1921年4月26日—1997年11月22日),江蘇泰興人,地質學家丁文江之弟,曾任記者、編輯及臺灣學生書局董事長、發行人兼創辦人。
丁文治生於江蘇省泰興縣,生日1921年4月26日。少年即嚮往新聞工作,雖然就讀復旦大學政治系,依然喜歡傳播事業,常撰寫時論,投刊京滬報刊。抗戰後,參加《掃蕩報》,為上海、杭州、南京等地報刊撰寫特稿,凡地方有措施失當,莫不據實以報。[1]
1936年1月5日,丁文治在湘雅醫院三樓病房陪二兄丁文江直到生命最後一刻[2]。同月9日,他陪同丁文瀾、二兄之遺孀史久元參與其二兄入殮儀式[3]。
臺灣戰後初期,1946年4月,丁文治以上海《僑聲報》記者身份至臺灣,對當時陳儀政府官員在台灣的政風敗壞,嚴詞譴責,寫下〈看陳儀的小王國──臺灣〉、〈陳儀儼然南面王〉等十幾篇專題報導。同年6、7月間任《和平日報》臺灣版採訪課長期間,揭發專賣局長于百溪、任維鈞、臺北縣長陸桂祥等人的貪污案等,並在該報上開闢專欄「七日談」,報導陳儀官員的種種醜態與臺灣民眾生活的困苦,遂被柯遠芬軟禁,幾經轉折營救脫險,後從基隆港遣送回中國大陸,列為臺灣不受歡迎的人物。[1][4]
丁文治回到中國大陸後任《中國日報》記者,去延安、廬山等地報導國共會談新聞[1]。1949年,丁文治再度來臺,經由《經濟時報》社長黃銘介紹進入該報擔任副總編輯;妻子則在在宜蘭空軍子弟學校教課[4]。
當《經濟時報》、《全民日報》、《民族報》合併成《聯合報》時,丁文治因病在宜蘭休養不在臺北,身體康復後進臺南的《中華日報》。另一方面,丁文治和劉國瑞、唐達聰三位合辦起名為「學生書店」的出版社。[4]
1963年,《聯合報》社長范鶴言去臺南意外發現丁文治,叫他來《聯合報》。范社長令負責聯合版編輯部的《民族報》的王惕吾、總編輯關潔民見面,丁文治立即獲安排為副總編輯,負責籌備南部版,部下有劉潔、劉國瑞、吳博全、董大江等人。《聯合報》南社一年後辦理結束全部撤回臺北,安插總社。當時《聯合報》除了「人二室」是直接治安人員外,還有幾位同事兼任警總線民。其中董大江感覺到《聯合報》總社諜影幢幢,所以跳槽。[4]
過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今文傳會)掌握台灣媒體,每日對媒體下達指示,也控制媒體的人事安排。該組主任可找報社負責人;總幹事可以命令報社總編輯。媒體的採訪主任、副總編輯、總編輯會被徵召到去中國國民黨革命實踐研究院上課。[5]
一次,丁文治在《聯合報》服務時因發了一則新聞得罪當局,被警總監禁要求逼出新聞來源。《聯合報》同仁四處打聽下落,正巧在跑警總新聞的陳書中,無意中發現丁文治騎的腳踏車放在警總大門口旁邊,於是回報社報告,丁文治才被營救放了出來。[4]
夏曉華創辦《臺灣日報》,找不到適當的人擔任總編輯,於是向朋友王惕吾借將。原意是要借《聯合報》紅人劉潔,王惕吾不肯放人,另行推薦丁文治。 此時薪水仍由《聯合報》支付。夏曉華在遺作〈十年辦報一場夢〉中感謝王惕吾,允借調丁文治半年。[4]
王篤學印象中的丁文治經常一襲藍布長衫,身材修長,面容清癯,兩眼有光,說起話來倒是和藹可親。每天晚上,丁文治端坐《臺灣日報》編輯部的上方正中央,不苟言笑,極少會客,對編輯記者也無任何私下交往,一切公事公辦。在其治理下,《臺灣日報》辦得有聲有色,在中臺灣一枝獨秀,聲名遠播北臺灣。一次《臺灣日報》派記者方培敬、于枕流兩人前去臺中教師會館訪問來臺度蜜月的葉楓和凌雲,結果吃閉門羹;丁文治知道後,拍著桌子大吼:「去!去追!警告他們,不要得罪了我們《臺灣日報》!」[4]
1967年4月,《聯合報》增加姊妹報作《經濟日報》,由丁文治副總編調至作《經濟日報》首任總編輯,與戴獨行為同事[6]。阮大方也被派到《經濟日報》採訪組、綜合新聞小組任記者[4]。
對於丁文治調到《經濟日報》作總編輯,國民黨中央黨部並無異議;但丁文治認為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羅姓總幹事囂張跋扈,往往不聽指揮。該時,美國欲將琉球交還日本,中華民國政府在1967年6月28日表示遺憾。同年8月4日,美國政府重申美國承認日本對琉球的剩餘主權,可以《三藩市和約》第三條自行將琉球讓度給日本,造成中華民國政府的隱憂。此事因為日本首相佐藤榮作要在該年9月來台,而更加敏感。綜合新聞組主任劉宗周本要王景弘寫稿,分析琉球交還日本的背景與台灣立場,但王景弘沒答應;於是找王廣滇寫,遂引起政府不滿。[5]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書面通知給各新聞單位,不可炒作琉球問題。可是《經濟日報》社長閻奉璋並沒有查看中央黨部通報的文件就鎖進書桌抽屜,編輯部從未看到。阮大方在不知國民黨禁止下,寫了一系列琉球表達應該歸屬中國。但連日來其他報都沒有大肆報導,只有阮大方在《經濟日報》獨家痛批。[4]
1967年9月21日,《經濟日報》頭版刊出〈不承認日對琉球有剩餘主權,決策人士昨告立委,我立場不變〉,報導引起黨政高層震怒[7]。《中央日報》還在國民黨中常會上告狀,因此得罪當道,召見王惕吾面諭:「不要辦了!」[4]
警總同時指控《經濟日報》副刊一篇描寫情治人員一生為黨國賣命卻貧病潦倒、流落台北街頭,認為打擊民心士氣、醜化黨國,這樣罪加一等[5]。該篇文章是史習枚受耿發揚所託,在副刊刊登一篇由退伍軍官訴說臺灣監獄黑暗的文章,引起蔣經國大怒,下令追究相關人士[6]。
1967年9月,《經濟日報》停刊四日,總編輯改為劉傑[6]。當局更要求整肅相關人員,丁文治、史習枚、王廣滇被令革職永不錄用,劉宗周調職[5]。同月30日,恢復出刊不久,歐陽醇在日記以標題「經濟日報自動停刊四日」紀錄此事[8]。
因警總不讓丁文治再於臺灣報界工作,王惕吾只好安排菲律賓的《大中華日報》工作,二、三年後才返回臺灣。阮大方回憶此事,感謝王惕吾的擔當和丁文治的風骨,否則入獄者是他。[4]
國民黨政府要求永不錄用,但丁文治低調回到《聯合報》報社作副總編輯,被黨政文宣要員發現,因此王惕吾只好將丁文治安插在自己開的樹膠公司[6][7]。
該公司是由王惕吾和范鶴言合營的樹膠公司,承包軍用品製造業務。後來王惕吾將樹膠工廠賣掉,卻未對丁文治和底下的工作人員作安排。無法回新聞界的丁文治,為了維持手下工作人員的生活,繼續接訂單,工作了幾年,直到沒有業務才遣散員工。[4]
王惕吾發現學生書店卓然有成,尤其印明清古書暢銷美國,遂挖劉國瑞去專責創辦聯經出版公司,一切條件比學生書店好多倍[4]。
1975年,丁文治出任《中國書目季刊》發行人。1978年,擔任學生書局總經理,1981年升任董事長兼發行人,直到1997年3月退休。[1]
在學生書店任職期間,為表示無言的抗議,丁文治每天早晨七點鐘,獨自一人準時從仁愛路四段仁愛醫院後面的《聯合報》員工公寓步行一小時,到峨嵋街康定路《聯合報》樹膠公司辦公室;中午在已空的辦公室吃完便當後,下午才步行到和平東路的學生書店上班,主編出版年鑑。王家第二代王必成想把樹膠公司的空房子收回,但懼於丁文治的威望與父親的虧欠而作罷,這樣的冷戰持續到丁文治逝世前兩年住醫院才結束。[4]
丁文治晚年在回憶離開《經濟日報》的回憶文寫:「不眠不休勤勞工作了五個月,換來的卻是近三十年來的無奈和心酸。」[7]
丁文治父親煥輪公,在鄉梓擔任公職[1]。
二兄丁文江。丁文治在1936年1月14日寫〈我的二哥文江〉哀弔,感謝二哥負擔從小到大的教育經費。[2]
妻子張若漪,任教職。兩人育有丁若文、丁若治兩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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