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派（德語：Rote Armee Fraktion，發音：[ˌʁoː.tə aʁˈmeː fʁakˌt͡si̯oːn] （ⓘ），簡稱RAF，德語：[ɛʁʔaːˈʔɛf] （ⓘ）），別名巴德爾-邁因霍夫集團、梅茵豪幫[3]:208，是德國的一支左翼組織，主要由安德烈亞斯·巴德爾、古德倫·恩斯林、霍斯特·馬勒、烏爾麗克·邁因霍夫等人建立；他們自認為為一群共產主義者，並以南美洲的反帝國主義游擊隊（如烏拉圭的國家解放運動組織）為榜樣。他們犯下34次謀殺案，大量銀行搶劫案與爆炸襲擊，主要活動時期自1970年至1998年。在其近30年的活動過程中，造成了34人死亡和無數人受傷。1977年，其猖獗的活動導致了聯邦德國發生了大規模的社會危機，史稱「德意志之秋」。聯邦德國的政府及多數西方媒體和資料將紅軍派認定為恐怖主義組織[4][5][6][7]。該組織與其他許多左翼恐怖主義組織均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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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4月22日，該組織宣佈解散。
背景
聯邦德國在60年代時有一強大的青年世代，他們批判自己父母在國家社會主義下的態度；並對於資本主義、議會制與公民生活方式感到疑問，而當時美國的民權運動及越戰所造成部份社會的反美情緒，使疑問加深。在西歐的大學城中發生了大規模反美學運，在聯邦德國中，形成了議會外反對派（APO）運動，這對德國社會主義學生聯盟（SDS，德文：Sozialistische Deutschen Stundentenbund）產生了影響；紅軍派為此反對黨的前鋒，以及共產主義世界革命的發起者。觀察紅軍派的發展，得分成幾各不同的世代，基本上，按組機架構與理論和行動的改變，來分成三個世代。
紅軍派的自我定義應為反美帝國主義，而只有其第一代符合這項社會少數人所認知的定義；而這些少部份人的態度表現在支援行動與半合法的援助後勤上，尤以共產黨支援為主。
紅軍派為一相對較小的組織，所有三代，於70年代至90年代的直接行動者，也就是所謂的重要核心人物僅約60到80人，在這時期的援助者僅約300人。
歷史
紅軍派的背景與歷史可上溯到1968年的德國六八學運，當1967年6月3日一名學生本諾·歐內索格被警察槍殺時，為一重要關鍵點：政府當局為封閉此消息，使當時緊張的情況激烈化。1970年三月，SDS自行解散，兩個月後，聯邦德國政府對因參與APO運動而遭逮捕的學生實行了大赦，同時進行了一些社會改革，徹底瓦解了主要由中產階級出身的學生參與的APO運動。APO運動的殘餘分子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比較傾向無政府主義，組建了「六月二日運動」組織，而另一部分傾向於更嚴肅的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理論，並受到新左派哲學的影響，從這部分人中誕生了紅軍派。六二運動在其整個存在時期一直是紅軍派的盟友，它最終在八十年代與紅軍派合併。
學運後，接下來關於合法｢暴力反對事件｣的討論中，安德烈亞斯·巴德爾、古德倫·恩斯林、托瓦爾德·普羅爾（Thorwald Proll）與霍斯特·澤恩萊因（Horst Söhnlein）於1968年4月2日，於法蘭克福的兩間百貨公司縱火，目的是抗議美國在越南進行的戰爭（越戰），兩場火災共造成了70萬馬克的損失；縱火者於火災發生兩日後被逮捕，並被判三年囚禁於重刑犯監獄服刑；這場審判在當時頗受爭議，其處罰亦出乎意料地嚴重。
此組織並無正式的組成，紅軍派的生日為安德烈亞斯·巴德爾的釋放日（1970年5月14日）；同年的六月五日，於雜誌Agit 883以首次公開紅軍派計劃式的解釋。
安德烈亞斯·巴德爾、古德倫·恩斯林、霍斯特·馬勒、烏爾麗克·邁因霍夫、彼得·霍曼（Peter Homann）、布麗吉特·阿斯東克（Brigitte Asdonk）等約12人，於1970年6至8月間，到約旦接受軍事教育。民主德國曾為第一代紅軍派提供允許過境的便利，但其中一位成員Hans-Jürgen Bäcker（1971年因被懷疑告密而主動離開了RAF，1974年在審判中作證反對RAF，之後並未遭到游擊隊打擊報復）曾在第一次從約旦訓練後返回過境時被民主德國拘留、審訊。並沒有證據表明第一代紅軍派和民主德國之間存在更多的利益交換[8]。
此團體成立初期吸引了國內的目光，他們首先從事許多銀行搶劫與交通工具和文件的竊盜行為，這些行為只為了一個目標：生活基礎的完全平等，因此於該年9月29日，同時在柏林有三間銀行被搶，總損失超過20.9萬馬克。明鏡週刊報導：僅兩起搶案為紅軍派所為，於十月九日在柏林逮捕到牽涉搶案的五名犯人。
1971年5月左右，出現了兩份據說是紅軍派製作的文件：《關於西歐武裝鬥爭》（Regarding the Armed Struggle in West Europe）與《城市游擊隊概念》（The Urban Guerilla Concept）。前一個是由霍斯特·馬勒一個人在監獄中寫的，沒有其他成員參與協商，並且很快被紅軍派否定了；第二個是紅軍派的正式理論文件，在1971年的「五一」遊行中由紅軍派的支持者發放，上面印有一顆紅星和一把卡拉什尼科夫衝鋒鎗。《城市游擊隊概念》大量借鑑了APO運動中的經驗與他們所見的新左派的弱點，試圖回答人們關於紅軍派的一些問題，同時批評無政府主義圈子和西德大量的K小組，作為一份行動綱領的同時，也是一份對武裝鬥爭的號召。第一代紅軍派的第二份正式的理論文件是1972年4月發表的《為人民服務：城市游擊隊與階級鬥爭》（Serve the People: The Urban Guerilla and Class Struggle）。紅軍派試圖對上一年的事件進行分析，包括左派內部和整個西德內部的情況。他們花了很多筆墨分析1971年化工業工人不成功的鬥爭（彼時德國的化工業正因為利潤率下降向落後國家轉移資本，同時壓低本國工人工資，導致國內爆發了化工業罷工），以及合法左派在聯邦德國內部對階級壓迫的失敗回應。在這兩份以及一份不久後將發表的重要理論文件中，紅軍派一直嘗試着將發生在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鬥爭和帝國主義核心大都市的學生、工人造反運動聯繫起來[8]。
1972年紅軍派以炸彈攻擊，來反對美國軍隊整置及及國家整置，此年內的五次炸彈攻擊共有4人死亡及30人受傷；五月十一日突擊隊員佩特拉·舍爾姆（Petra Schelm）將炸彈放於Foyer des Terrace俱樂部中，美軍中尉保羅·A·布林奎斯特（Paul A. Bloomquist）被炸死、以及13人受傷；基本上於該年六月，第一代的核心人物皆被逮捕。為了瓦解西德激進分子的鬥爭意志，政府在監獄中對紅軍派的成員試驗了多種酷刑，包括感官剝奪、徹底隔離、停止供給飲水，在囚犯絕食抗議時強制給食，不給囚犯提供必需醫療致其死亡等。這些刑罰試驗成了很多現代酷刑的原型，被包括美國在內的多國採取用來鎮壓異見分子[8][9]。
1972年秋天慕尼黑慘案發生後，第一代紅軍派成員在監獄中起草了《慕尼黑「黑色九月」行動：關於反帝國主義鬥爭的戰略》（The Black September Action in Munich: Regarding the Strategy for Anti-Imperialist Struggle），此文件在西德政府對霍斯特·馬勒的第二次紅軍派審判中得到公開。同年十一月，它作為紅軍派的第三份主要出版物，被外面的支持者以雜誌的形式發行。在這份文件中，紅軍派重新審視了反帝國主義的地緣政治和第一世界革命的階級基礎，憤怒地批評了貶低武裝鬥爭的西德合法左派，表達了對「黑色九月」組織和巴勒斯坦解放鬥爭的熱烈聲援[8]。馬勒曾對「黑色九月」在慕尼黑的行動評價過：「『黑色九月』游擊隊唯一可以指責的錯誤是，他們沒有把內政部長漢斯-迪特里希·根舍作為人質。」[10]
第一代的核心人物為：安德烈亞斯·巴德爾、古德倫·恩斯林、霍爾格·邁因斯（Holger Meins）、烏爾麗克·邁因霍夫及揚-卡爾·拉斯佩（Jan-Carl Raspe）。
自大多數的第一代成員被捕後，他們在監獄中造成廣大的宣傳影響，因而產生第二代紅軍派，許多第二代的成員來自於1970年二月十二日所成立的社會主義患者集體（SPK）或由第一代的律師西格弗里德·哈格（Siegfried Haag）與克勞斯·克魯瓦桑（Klaus Croissant）所徵召的青年，這兩位律師所募集的團體，被媒體稱為哈格-邁爾幫派（Haag-Mayer-Bande），安德烈亞斯·巴德爾的律師西格弗里德·哈格，於1976年十一月三十日被捕，以及所謂的哈格-邁爾文件被找到，而布麗吉特·蒙豪普特（Brigitte Mohnhaupt）則取而代之成為紅軍派第二代領導者。
1975年四月二十四日發生了斯德哥爾摩人質挾持事件，紅軍派「霍爾格·邁恩斯突擊隊」的六名成員佔領了部份位於斯德哥爾摩西德大使館，並要求釋放被逮捕的紅軍派獄中成員，謀殺了兩名聯邦德國外交人員後，整起人質挾持事件以血腥悲劇收場，因為RAF突擊隊以炸彈襲擊整棟建築物做為要脅，但炸藥意外被引爆。紅軍派成員烏爾里希·韋塞爾（Ulrich Wessel）與聯邦德國機動特遣隊（Mobiles Einsatz Kommando，MEK）對抗時手雷從手中滑落爆炸而當場死亡，重傷的西格弗里德·豪斯納（Siegfried Hausner）將另一位突擊隊員貝恩特·羅斯納（Bernd Rössner）救出了被警察包圍的大樓，但倖存的所有突擊隊成員最終都被逮捕。嚴重燒傷住院未愈的豪斯納被德國政府從瑞典強行轉移到施塔姆海姆監獄，卻在那裏不久後死亡。
德累斯頓銀行理事會發言人于爾根·蓬托（Jürgen Ponto），於1977年七月三十日遭到殺害，紅軍派成員蘇珊·阿爾布雷希特（Susanne Albrecht）私下認識這名銀行家，因此來到他的私人住宅，並與布麗吉特·蒙豪普特等其他團員一同出現在他的別墅，將他綁架並殺害。該年的九月至十月為德國地下左翼組織活動的最高峰——德意志之秋：九月五日，德國僱主協會聯合會（BDA）會長漢斯·馬田·施萊爾（曾是SS下級突擊隊領袖，戰後經三年關押被盟軍釋放；在1960年代對西德工人抗議採取強硬態度）在科隆遭到綁架，並有四名隨扈人員被射殺，會長於四十三天後被殺害，而綁架者疑似受被監禁的第一代團員所鼓勵；同年十月，聯邦通訊限制法規定：儘可能地不要讓受刑人與其辯護人有任何對話，而這是針對紅軍派犯人所制訂的規定。
所謂的紅軍派第三代與之前差異極大，參與者不再是來自學生運動，而是完美主義者，他們透過反對核能發電廠與北約而團結一起，並擁有軍事背景且幾乎無案底與犯罪紀錄。
1985年一月，它在一周內製造3起爆炸事件；同年二月，暗殺德國大軍火商MTU航空發動機公司總裁恩斯特·齊默爾曼（Ernst Zimmermann）；1985年八月八日，美國士兵艾德華·皮門塔爾（Edward Pimental）被布麗吉特·霍格費爾德（Brigit Hogefeld）或是埃娃·豪勒（Eva Haule），以一顆子彈正中前額身亡，目的是為了得到他的身份證件。隔天，以炸彈攻擊萊茵-美因空軍基地，此攻擊中總計兩名美國人身亡和十一人受傷。
1986年七月九日，西門子集團的經理：卡爾·海因茲·貝庫爾茨（Karl Heinz Beckurts）和他的司機一同被紅軍派的炸彈攻擊所殺害；1986年十月中旬聯邦外交部第二政治司司長布勞恩米爾在波恩郊區遭槍殺。[11]
1989年十一月，德意志銀行總裁阿佛烈·赫爾豪森（Alfred Herrhausen）在上班路上，座車遭到預先埋在地下的電纜炸彈的襲擊。赫爾豪森的被殺震驚了德國和西方社會。兩年半後，「紅軍派「正式宣佈放棄20年來以恐怖手段抗擊現有社會體制的策略，因為這一策略被實踐證明「已經失敗」。
1990年十月聯邦德國與民主德國統一後，「紅軍派」展開了新一輪的恐怖活動攻勢，並將攻擊範圍擴展到原民主德國的區域內。其打擊的重點雖然仍包括德國、美國等帝國主義目標，但增加了新的對象：一是社會主義的「叛徒」，如那些出賣原民主德國利益的「上層人物」；二是把打擊對象擴展到民主德國和聯邦德國的政治人物、軍隊和警察首領、經濟界的富翁和頭面人物等。最後一次恐怖活動發生在1991年四月，德國託管局局長德特勒夫·卡斯滕·羅韋德爾（Detlev Karsten Rohwedder）在杜塞爾多夫家中被打死。但是，在德國政府的嚴厲打擊下，其活動逐漸式微，有的領導人更宣佈停止「紅軍派」的活動，到90年代中期它基本上已沒有什麼影響。[12]
紅軍派的解散
1998年8月20日，位於科隆的路透社寫了八頁紅軍派自行解散的公開報導：「28年前，也就是1970年5月14日，紅軍派在解放行動中組成，今天，我們終止這項計劃；紅軍派形式上的城市游擊隊也只是歷史。」這解釋以紀念一連串的死亡事件為結束；因紅軍派所犧牲34人未被提到，並在結尾引用了羅莎·盧森堡的一段話：「革命說：我來過，我又來到，我還將重臨！」
流行文化
- 《失落的榮譽》The Lost Honour of Katharina Blum（1975年）
- 《德意志之秋》Germany in Autumn（1978年）
- 《第三代》The Third Generation（1979年）
- 《審判》Stammheim（1986年）
- 《末路狂奔》The State I Am In（2000年）
- 《巴德爾與邁因霍夫集團》The Baader Meinhof Complex（2008年）
參見
引用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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