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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學[註 1]（英語：semiotics）是關於符號過程和意義形成的系統研究。符號過程是涉及符號的任何活動、行為或過程，其中符號是向接受者傳達某些東西（通常稱為意義）的事物。意義可以是有意表達的，例如說出的具有特定含義的詞；也可能是無意的，例如症狀是特定健康狀況的符號。符號還可以傳遞感覺（一般認為不屬於意義），並且可以在個體內部（通過思想本身）或通過任何感官（視覺、聽覺、觸覺、嗅覺或味覺）進行交流。當代符號學是研究意義生成和各種類型知識的科學分支。[1]
符號學將符號和記號[註 2]作為傳播的重要組成部分進行研究。與語言學不同的是，符號學還研究非語言符號體系。符號學的研究涵蓋了符號以及符號過程、指示、指定、相似、類比、託寓、轉喻、隱喻、象徵、意指和傳播。
通常認為，符號學具有重要的人類學和社會學維度；例如，意大利符號學家、小說家翁貝托·埃科提出，每一種文化現象都可以作為傳播來研究。[2]此外，一些符號學家也關注它的邏輯維度。其研究領域也屬於生命科學——例如生物體如何預測和適應它們在世界上的符號生態位。基礎符號學理論以符號或符號體系為研究對象；應用符號學根據文化和文化製品通過存在符號構建意義的方式來分析它們。生物體中的訊息交流則屬於生物符號學（包括動物符號學和植物符號學）領域。
需要留意的是，現代意義上的符號學（semiotics）和索緒爾的符號學（semiology）傳統並不等同，後者只是前者的一個子集。[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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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和意指的重要性在哲學和心理學的大部分歷史中都得到了認可。術語「符號學」的英文「semiotics」來自古希臘語 σημειωτικός (sēmeiōtikós)，意即：「善於觀察記號」[5]（詞根來自 σημεῖον (sēmeîon)，意即：「徵象、記號、標誌」）。[6]對於希臘人而言，「記號」（σημεῖον，sēmeîon）出現在自然世界，而「符號」（σύμβολον，súmbolon）出現在文化世界。基於此，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都探索了記號與世界之間的關係。[7]
直到希波的奧古斯丁[8]，符號的性質才在傳統體系中得到考慮。奧古斯丁提出了一個建議，即在一個更寬的「符號」（signum）的概念下將兩者結合起來，以彌合自然-文化的鴻溝，並將符號識別為只不過是signum的一種（或亞種）。[9]Manetti（1987）研究了這一問題並出版了研究專著。[10][註 3]這些理論對西方哲學產生了持久的影響，尤其是通過經院哲學。
符號的一般研究始於奧古斯丁的拉丁文作品，以1632年John Poinsot的Tractatus de Signis達到頂峰，然後在1867年查爾斯·桑德斯·皮爾士嘗試起草「新範疇表」時復興。最近，翁貝托·埃科在他的《符號學和語言哲學》中指出，大多數，甚至可能是所有重要思想家的作品中，都可能蘊含着符號學理論。
由於符號學涵蓋的範圍過於廣闊，一段時間內在西方世界的人文科學中並未得到重視，直至結構主義在二十世紀下半期興起，以《Tel Quel》雜誌為號召的哲學家，為了反對讓-保羅·薩特的存在主義，則大量引用俄羅斯在共產革命前的一系列有關符號在文化上的再現過程的研究，故此，當今所講的符號學在1960年代才正式出現（李維史陀）。符號學即一門分析符號系統如何運作的科學，探索意義如何透過符碼、記號，在人類的溝通過程中被生產與傳遞；符號學認為，溝通的基礎是傳播者之間對於這套符碼系統背後的規則與結構有共同的理解。
現代符號學一個主要源頭是上世紀初瑞士語言學泰斗索緒爾的教學講稿《普通語言學教程》（1916年），索緒爾將符號分成能指（signifier，符徵、意符）和所指（signified，符旨、意指）兩個互為表裏的聯結，真正確立了符號學的理論基礎，影響了後來李維史陀和羅蘭·巴特等法國結構主義的學者，被譽為現代符號學之父。
符號學的另一主要源頭是美國邏輯學家查爾斯·桑德斯·皮爾士發展出的邏輯形式的符號學，在當代的意義建構[11]研究中的重要性已躍居索緒爾、李維史陀、羅蘭·巴特之上，是對符號學發展影響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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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學中，將記號（sign，徵象），即是可能發生意義的事態呈現，後經過覺知而轉化為單一符號或符號系統，根據其傳播模式而分類。所傳播之意味以使用的編碼而確定，並且將符號分成能指（signifier，符徵、意符）和所指（signified，符旨、意指）兩部分。廣義上，這種能指可以是一段聲音、一個手勢、一個字符、或是一切所見所聞之事物。但是一個能指和所指的對應關係，只有在一個集體共同認可才可以形成，而通常來說，這不僅與語言中的詞彙相關，且聯繫到語法。這對應關係所代表的事或物，也可能會因為社會和文化關係而帶有隱意。
在《訊息與意味》（Messages and Meanings: An Introduction to Semiotics, 1994）一書中，馬歇爾·達耐西（Marcel Danes）提出符號學家的職責應以研究指示關係為優先，其次才是溝通交流。
以文化為研究範圍的是現代符號學的特質，當中包括民間故事分析（folklore analysis）、人類學（anthropology）、敘事學（narratology）、言說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神話符號學（semiotics of myth）、藝術符號學（semiotics of art）等領域。
符號學包括三個分支：語用學（pragmatics）、語義學（semantics）、句法學（syntactics）。
羅蘭·巴特認為，記號有三個意義化的層次：這三層意義由外在到深層隱晦依序為明示義（denotation）、隱含義（connotation）以及意識形態（ideology）。
- 第一層明示義：記號具外觀之具體、外顯且可見的明顯意義，容易轉化為符號。
- 第二層包含隱含義與迷思（myth）：一個記號的意義並不是因為他與世界中的某樣事物有絕對的對應關係，而是以彼此之間的關係來產生意義的，所以將第一層的符號化體系嵌進文化價值體系之內，而有使記號有其符號的意義。
- 第三層意識形態：反映出文化用來組織和解釋現實的廣泛規則。
| 第一層 | 明示義 | 實際出現的內容 |
|---|---|---|
| 第二層 | 隱含義 | 說明文本的權力效果 |
| 迷思 | ||
| 第三層 | 意識形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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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迪南·德·索緒爾（1857–1913）是瑞士開創現代語言學先河的語言學家。他於1907年畢業後開始授課並編講稿，本身並沒有作品傳世，目前有名的《普通語言學教程》（1916年）是來自索緒爾的講稿，由兩位學生合編而成。他創立的符號學稱為「semiology」，是按希臘語的「符號」衍生出來的用語。索緒爾建立的符號學是作為一種對人類社會使用符號的法則進行研究的科學，有別於傳統語文學對語言的歷史演變進行歷時性研究，現代語言學集中處理在當下時空之中，語言內部的指涉法則，這種共時性的研究是索緒爾開創先河的提法，往後影響了法國的結構主義語言學、奧地利哲學家維根斯坦、美國衍生語言學家諾姆·喬姆斯基等。
由於索緒爾把語言符號分成兩部份來處理，為研究文化符號或者意識型態的學者，提供了有系統的分析方法學，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間，在歐美文化批評界，符號學盛極一時。到目前為止，全球學院訓練的文化批評者仍有不少使用符號學方法進行文化現象的結構分析。
自19世紀末起，符號學興起之初是研究語言的一門學科，但目前研究語言的符號學已多用語言學指稱，現今符號學意義指稱的是結構主義符號學（structuralist semiotics）。
索緒爾符號學的特點是：
- 二元傳統：一個符號（sign）分成能指（signifier，符徵、意符）和所指（signified，符旨、意指）兩部分。能指是符號的語音形象；所指是符號的意義概念部份。由兩部分組成的一個整體，簡稱為符號。
- 符號的任意性：能指和所指兩者之間的關係存在任意性（arbitrariness），沒有必然聯繫。例如英文中的「tree」和中文的「樹」的發聲及串字組合，因約定俗成的習慣，指涉為「一種以木質枝桿為主體的葉本植物」的概念。
Thomas Sebeok[註 4]將「semiology」吸收進了更廣泛的符號學「semiotics」，將索緒爾的符號學視為符號學整體的一部分，他也參與了第一個符號研究國際期刊《Semiotica》的定名。索緒爾符號學對結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流派影響深遠。例如，雅克·德里達研究索緒爾提出的能指和所指關係時，指出能指和所指均不是固定的，遂創造「延異」（différance）一詞，表示意義的無限延遲以及「超越的所指」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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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查爾斯·桑德斯·皮爾士將他所謂的「符號學」（semiotic，他有時將其拼作「semeiotic」）定義為「准必要的或形式的符號學說」，它抽象了「必須是所有符號的特徵」所使用的符號……一種能夠通過經驗學習的智能，」[12]並且這是在符號和符號過程方面追求的哲學邏輯。[13][14]一般認為，皮爾士的符號學是符號的哲學邏輯研究（符號未必是語言或人工的符號）、符號過程、推理模式和一般探究過程。皮爾士符號學不僅涉及外部交流機制（類似索緒爾的符號學），還涉及內部表徵機器、探究符號過程、推理模式，以及一般意義的整個探究過程。
與索緒爾的二元傳統（能指、所指）不同，皮爾士的符號學是三元的，包括符號、對象、解釋項。 皮爾士符號學進一步將三元中的每一元細分為三個子類型：像似符號、指示符號、規約符號。[15]
皮爾士學派的學者和編輯Max H. Fisch（1978）[註 5]稱，符號學的「semeiotic」一詞是皮爾士個人偏好的對洛克所說的σημιωτική的翻譯。[16]查爾斯·W·莫里斯跟隨皮爾士使用了「符號學」這一叫法，並將這門學科從人類交流擴展到動物學習和信號的使用。
索緒爾的符號學是二元的（符號-句法、信號-語義），而皮爾士的符號學是三元的（符號、對象、解釋項），皮爾士是根據符號研究的哲學邏輯構思的，其中符號並不一定是語言或人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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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爾士的目標是將他的新的範疇表直接建立在由符號作用構成的經驗之上，這與亞里士多德的範疇表不同，後者旨在透過人類理解，於經驗內部闡釋存在的維度，而存在的維度不依賴於經驗，並且本身是可知的。
一般認為，皮爾士的符號學是符號的哲學邏輯研究（符號未必是語言或人工的符號）、符號過程、推理模式和一般探究過程。皮爾士符號學不僅涉及外部交流機制（類似索緒爾的符號學），還涉及內部表徵機器、探究符號過程、推理模式，以及一般意義的整個探究過程。
動物能夠解釋其感知到的環境，並形成對象的「有意義的世界」，但是這個世界（或用Jakob von Uexküll的術語說，是「客觀世界」，德語：Umwelt）[17]中僅有三種對象，即對於動物而言好（+）、不好（–）或「可安全地忽略」（0）的對象。
與動物不同，人類的理解在動物的「客觀世界」基礎上增加了一種對象內部的自我同一性關係，這種關係將所經驗的對象轉化為事物以及+、-、0對象。[18][註 6]由此，一般動物的客觀世界就變成為了人類獨有的客觀世界，即「生活世界」（Lebenswelt），其中語言交流（源於生物學上未確定的人類「內在世界」（Innenwelt））開啟了文化組織這一新的維度，而其他動物雖然也有社會組織，但其觀察能力只能處理可直接感知的客觀性實例。
人類文化之所以依賴於語言，並非首要是為了理解為交流，而是作為人類動物「內在世界」（Innenwelt）的生物學的未確定方面或特徵，這一觀點最初由Thomas A. Sebeok明確指出。[19][20]Sebeok在將皮爾士的研究帶到二十世紀符號學舞台的中心上也發揮了核心作用[註 7]，首先，他將人類符號活動（anthroposemiosis）擴展，囊括一般的動物符號活動（zoösemiosis），[註 8]然後再進一步擴展，使符號學囊括了植物符號活動（phytosemiosis）。這一創新最初是基於Martin Krampen的研究[21]，但也利用了皮爾士的觀點，即解釋項作為符號關係中的第三項，「不必是精神的」。[22][23][24]
皮爾士區分了解釋項和解釋者。解釋項是介於對象及其符號之間的內部心理表徵，而解釋者是創造解釋項的人。[25]皮爾士的「解釋項」概念開闢了理解動物生命領域以外的符號行為的方法（對"phytosemiosis植物符號活動" + "zoösemiosis 動物符號活動" + "anthroposemiosis 人類符號活動" 的研究 = biosemiotics 生物符號學），這是他超越拉丁時代符號學的第一個進步。[註 9]
符號學領域的其他早期理論家還包括查爾斯·莫里斯。[26]Jozef Maria Bochenski在1951年研究該領域時寫道：「與數理邏輯密切相關的是所謂的符號學（Charles Morris），現已被數理邏輯學家普遍採用。符號學是符號的理論，分為三個部分：（1）邏輯句法學，符號相互關係的理論，（2）邏輯語義學，符號與符號所代表的東西之間的關係的理論，以及（3）邏輯語用學，符號、符號含義和符號使用者之間的關係。」[27]Max Black認為伯特蘭·羅素的工作在該領域具有開創性意義。[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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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拉基米爾·雅可夫列維奇·普羅普
- 米哈伊爾·米哈伊洛維奇·巴赫金
- 羅曼·奧西波維奇·雅克布森
- 尼古拉·謝爾蓋耶維奇·特魯別茨柯依
- 俄國形式主義：發展時期為1910至1930，深刻影響巴赫金、洛特曼和結構主義。
- 查爾斯·桑德斯·皮爾士：他的全集中有大量著作涉及所有意義發生過程的深入討論。經過Thomas Sebeok以及Tartu學派的宣揚，已經在二十世紀末至今取得Semiotics龍頭的地位。
- 米高·希爾弗斯坦
符號學作為藝術作品研究的一門學科分支，包括研究符號的定義和該定義的成因源頭。很多時候符號學者會研究其他不同的生物作參考估計自然世界中的符號的形成。符號學學者相信以藝術作品中不起眼的個別符號作為參考對象，可以看出作者所希望傳遞的訊息。符號在藝術上的象徵性，是用來解釋畫面的一種視覺語言。較常見的如電影符號學，探討導演透過諸如場景擺設和入場音樂所反映的心態。在暢銷小說《達文西密碼》中，主角透過符號學分析達文西的畫作，揭露了耶穌擁有世俗血脈的議論性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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