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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氣燈效應（英語：Gaslighting）是一種心理操縱的形式，其方法是一個人或團體隱秘地讓受害人逐漸開始懷疑自己，使其質疑自己的記憶力、感知力或判斷力，其結果是導致受害者產生認知失調和其他變化，例如低下的自我尊重等。由於操作者使用否定、誤導、矛盾和提供錯誤資訊，煤氣燈效應使受害者心理失去穩定性，以及使受害者不再相信自己原來的信仰。在現實案例中，可以從受虐者否認先前發生過虐待事件，到虐待者意圖使受害者迷失方向等怪異事件的發生。
該術語起源於劇本《煤氣燈》（Gas Light，1938年，但最初在美國以「安吉爾街」為名稱演出）及其1940年和1944年的改編版電影。該術語已用於臨床心理學文獻[1] :31–46 [2]以及政治評論和哲學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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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術語起源於1938年的舞台劇《煤氣燈下》[4]，以及1940年和1944年[5]發行的電影改編版中，對受害者的系統性心理操縱。在故事中，丈夫試圖通過環境中的小細節操縱妻子和其他人，並堅持讓妻子認為她自己錯了，錯誤地記住事情或在指出這些變化時有妄想的可能，從而說服妻子相信是她自己瘋了。這部戲劇的主題包含「虐待」，丈夫如何在家裏故意讓煤氣燈緩慢變暗，同時又假裝什麼都沒有改變，目的是使妻子懷疑自己的看法；他還在封閉的閣樓中點燈尋找被他謀殺的女人的珠寶，他搜尋時會發出很大的聲音，包括自言自語的聲音。妻子一再要求丈夫確認她對調暗的燈光、噪音等聲音的感知，但他刻意忽視妻子提及的現實，一直堅持表示燈光沒有改變，而是妻子發瘋[6]:8；丈夫打算藉此將妻子送進精神病院，之後他將能夠獲得對她的授權書，並可以更有效地進行搜索。
自從1960年代以來，「煤氣燈下」一詞被廣泛用於描述操縱某人對現實感知的努力[7]；1970年代至今，該術語已經被文學用以描述這種行為心理分析[8]。在1980年所出版關於兒童性虐待的書籍中，弗洛倫斯·拉什根據該劇對喬治·丘克（George Cukor）的 《煤氣燈》（Gaslight，1944）進行總結寫道：「即使在今天，『煤氣燈』一詞也用來描述企圖破壞他人對現實的看法。」[9]。
煤氣燈效應涉及一個或一組加害者，以及至少第二個人（受害者），可以是有意識也可以是無意識，並且是秘密進行的，因此所產生的情感虐待不會被公開[10]。
煤氣燈效應取決於「首先說服受害者的想法是被歪曲的，其次說服受害者所接受來自加害者的想法是正確和真實的」[1]:45。煤氣燈效應在受害者中引起認知失調，通常是充滿情感的認知失調[11]，並使受害者對自己的思維、感知和現實檢驗提出質疑，從而容易引起他們的自尊低落、令人不安的想法和影響，並可能促進混亂、焦慮以及抑鬱，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導致思覺失調:33–34。當受害者對自己的心理能力失去信心並發展出一種「習得性失助」之後[12]，他們就更容易受到加害者控制:34，而受害者往往是權力和地位較低者[13]:7。
加害者或受害者的角色可以在給定的關係中搖擺，並且通常每個參與者都確信自己是受害者[14]。當一群人充當加害者時，煤氣燈效應會通過該小組成員「微小、通常看不見的行動，通過積累和加強力量而對其造成損害」[15]，個人和團體已將煤氣燈效應用於「對其他個人和團體的心理功能進行人際和社會控制」[1]:6。
認知偏差是指聽者主要由於某樣事物被頻繁重複而開始相信它的一種現象。在煤氣燈效應期間，該現象可能會發生於受害者身上[12]。
心理分析學家維克多·卡萊夫（Victor Calef）和愛德華·溫斯赫爾（Edward Weinshel）在1981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煤氣燈效應涉及從施害者到受害者心理內容的投射和注入（「轉移」）[14]，心理內容則包括情感、知覺、衝動、抵抗、幻想、妄想以及衝突。作者探討受害者為何可能「傾向於融合併吸收他人將其外部化後投射到他們身上的東西」的多種原因，並得出結論認為，煤氣燈效應可能是「一種非常複雜的高度結構化配置，其中包含許多精神因素的貢獻」。
後來，精神病醫生西奧多·多帕特（Theodore Dorpat）將此種受害者無意識心理內容的「轉移」描述為「投射性認同」的一個例子[16][1]:5–6, 40。在受害者並未意識到自己正受到煤氣燈效應影響時，投射性認同對其最有效，若受害者自身也認同「轉移」的內容（所投射的內容），則它將具有破壞性；但是，當受害人變得能夠不相信且不認同投射性認同所產生的負面內投時，這些影響就會被抵消。
社交變態者和自戀者[17]經常使用煤氣燈效應來虐待和破壞受害者的心理認知。社會變態者一貫違背社會道德規範，違反法律並利用他人，且通常也是令人信服的說謊者，有時甚至是迷人的說謊者，他們始終否認有不法行為；因此，一些受到社會變態者傷害的人可能會懷疑自己的看法[18]。一些虐待配偶身體的人可能斷然否認自己曾行使暴力，從而對伴侶產生煤氣燈效果[2]；煤氣燈效應也可以在親子關係中發生，其中父母、子女或雙方說謊並試圖破壞對方的心理知覺[19]。
在精神病人的住院設施中，患者與工作人員之間發現煤氣燈效應現象[20]。Dorpat在1996年的一本書中表示，「煤氣燈效應和其他人際關係控制方法被心理健康領域專業人士以及其他人廣泛使用」，因為它們是塑造他人行為的有效方法[1]:45；他另表示，臨床醫生使用具有威權主義態度的人際控制的秘密方法，例如煤氣燈效應:xiii–xxi，他也建議臨床醫生採取更多非指導性和平等主義的態度和方法:225，「將患者視為積極的合作者和平等夥伴」:246。
在人際關係中，加害者「需要是正確的」，以便「保留（自己的）自我意識」和「（自己）在世界上擁有權力的意識」；受害者允許加害者「定義（自身的）現實感」，以至於受害者將對方「理想化」並「尋求（對方的）認可」[6]:3。心理操縱可包括使受害者質疑自己的記憶、知覺和理智，加害者可能會使用輕蔑的語言無效化 (invalidate) 受害者的感受，比如：「你瘋了。別那麼敏感。不要偏執。我只是在開玩笑！我很擔心；我認為你身體不好。」等[3]。
心理學家吉爾·羅傑斯（Jill Rogers）和黛安·弗林斯塔德（ Diane Follingstad）表示，這種忽視可能會對心理健康產生不利影響。他們將心理虐待描述為：「通過脅迫、控制、口頭虐待、監視、孤立、威脅、嫉妒、屈辱、操縱、劣等對待、創造敵對環境，在性和忠誠方面傷害伴侶，在情感上和/或身體上對伴侶有所隱瞞等做法，以傷害他人的一系列令人厭惡的行為。」[21]。在一些婚姻不忠的案例中，人們發現煤氣燈效應現象：「治療師可能通過錯誤地標記受害者的反應加劇受害者的痛苦。配偶的煤氣燈行為可能導致某些受害者產生『神經衰弱』甚至在某些最惡劣的情況下自殺。」[19][22]。
心理學家格特魯德·澤蒙·加斯和威廉·尼科爾斯在其1988年的文章〈煤氣燈效應：婚姻綜合症〉中研究男人的婚外情及其對妻子的影響[22]，他們描述一個男人如何試圖說服妻子她在捕風捉影，而不是承認自己有外遇：「一個妻子在自己家裏接電話，卻在不經意間偷聽到丈夫在出差途中和女友幽會的計劃。」，丈夫質疑她的感知證據加以否認：「我沒有和任何女友通電話。妳一定在做夢。」。
羅傑斯（Rogers）和弗林斯坦德（Follingstand）考察女性的心理虐待經歷，這些經歷可以作為抑鬱、焦慮、軀體化、自殺意念和生活功能的症狀以及臨床水平的預測指標。他們得出結論，心理虐待會影響婦女的心理健康狀態，但是與實體的虐待相比，人們感知到的性格、關係模式和反應方式的負面變化是心理健康結果的更有效指標[21]。心理治療師斯蒂芬妮·莫爾頓·薩基斯（Stephanie Moulton Sarkis）解釋說，「保持一定程度的認知失調才能與煤氣燈效應的使用者保持連結」，而在這種情況下，「解決認知失調的最健康方法」涉及「讓自己離開或遠離操縱煤氣燈效應的人」[13]:24–25。
如帕特里夏·埃文斯（Patricia Evans）所述，觀察到的施虐者有七個「警告標誌」：[23]
- 向受害者的隱瞞訊息；
- 反擊訊息以符合施虐者的觀點；
- 冷處理訊息；
- 經常以玩笑的形式進行口頭虐待；
- 阻止和轉移受害者對外界的關注；
- 輕描淡寫（「最小化」）受害者的價值；
- 通過逐漸削弱受害者及其思維過程來破壞受害者心理認知。
埃文斯（Evans）認為有必要了解這些警告標誌，以便從該處開始治療過程[23]。
心理學家埃里諾·格林伯格（Elinor Greenberg）描述三種常見的煤氣燈效應方法：[17]
- 隱藏。虐待者可能向受害者隱瞞或掩蓋他們所做的事情。虐待者不會感到羞恥，反而會說服受害者懷疑自己對情況的看法，並把責任歸咎於自己。
- 不斷變化。濫用者感到有必要改變受害者的某些東西。無論是受害者的着裝或行為方式，他們都希望受害者融入自己的幻想中。如果受害者不遵守，虐待者可能會說服受害者認為自己實際上還不夠好。
- 關係中的控制。虐待者可能希望完全控制受害者並對其擁有控制權。在這種情況下，施虐者會試圖將他們與其他朋友和家人隔離開來，以便只有他們才能影響受害者的思想和行為。虐待者享受受害者完全受自己控制的權力感和控制感。
離婚程序教練林賽·埃里森（Lindsey Ellison）所描述的施虐者的最終目標是讓受害者重新考量自己的選擇並質疑自己的理智，使他們更加依賴施虐者[24]，當中用來降低受害者自尊心的一種策略是施虐者在無視和照顧受害者之間交替，從而使受害者降低對情感的期望，並認為自己不值得他人付出感情[查證請求]。
心理治療師斯蒂芬妮·莫爾頓·薩基斯觀察發現，煤氣燈效應存在於她所治療的約30至40％的夫妻中，她說：「男性和女性有同樣的可能性進行煤氣燈效應」[25]，並表示：「據我們所知，性別在這裏同等地表現出來。」[13]:27；她進一步解釋，我們傾向於認為使用煤氣燈效應的是男性居多，因為「男人往往更不願意（也許是不好意思）與他人談及女性伴侶的情感虐待」。:27
社會學家佩奇·斯威特（Paige Sweet）在社會不平等和舉足輕重的家庭暴力親密關係背景下研究煤氣燈效應認為，「這種策略是性別化的，因為它們依賴於女性氣質與非理性的聯繫。」[26]。
根據哲學教授凱特·艾布拉姆森（Kate Abramson）的觀點，煤氣燈效應的行為與性別歧視並沒有特別的聯繫，儘管與男性相比，女性往往更經常成為受煤氣燈效應影響的對象[3]。艾布拉姆森對此解釋認為，這是社會條件的結果，並說：「這是性別歧視結構的一部分，認為女性比男性更沒自信，對我們自身所抱持的觀點、信念、反應和看法的懷疑程度要高於男性。而煤氣燈效應旨在破壞某人的觀點、信念、反應和看法。各種形式自我懷疑的性別歧視規範導致我們更易於出現此情形。」艾布拉姆森說，煤氣燈效應的最後「階段」是嚴重的臨床抑鬱症。哲學教授希爾德·林德曼（Hilde Lindemann）特別在談及婦女時表示，在這種情況下，受害者抵抗操縱的能力取決於「她相信自身判斷的能力」，建立心理認知的「對抗區」可以幫助受害者重新獲得「普通水平的自由性」[27]。
專欄作家莫琳·道德（Maureen Dowd）是最早在政治背景下使用該術語的人之一[28]，她描述比爾·克林頓政府使用這項技術使紐特·金里奇受到小侮辱的意圖，目的是激怒他向公眾提出「歇斯底里」的投訴[29][30]。
心理學家布萊恩特·韋爾奇（Bryant Welch）在其2008年的《混亂狀態：政治操縱與對美國思想的攻擊》一書中，描述該技術在現代傳播時代開始在美國政治中的普遍性。
記者弗里達·吉蒂斯（Frida Ghitis）用「點燃汽油」一詞形容俄羅斯的全球關係。在俄羅斯特工活躍在克里米亞的同時，俄羅斯官員不斷否認相關人員的存在，並操縱對政治團體的不信任來支持他們。[31]
《紐約時報雜誌》，BBC和《青少年時尚》雜誌的記者以及心理學家布萊恩特·韋爾奇、羅伯特·費爾德曼和莉亞·麥克艾拉斯都描述當勞·特朗普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的某些行為以及他擔任總統期間的舉動[29][32][33][34][35]。新聞學教授本·雅格達（Ben Yagoda）在2017年1月《高等教育紀事報》中寫道，由於特朗普的舉動，「加油」一詞再次成為熱門話題，他說特朗普的「習慣性傾向說『X』，接著在往後的某个日子里愤愤不平。」並聲明「我沒有說『X』。實際上，我永遠也不會夢想說『X』'」，為該術語帶來新的註解[28]。
當人們做的事情導致同事對自己及其行為提出質疑，而這對當事人的職業表現評價有所損害時，便會在工作場所引起人們關注[37]；受害者在此情境中可能被排除在任職場域的討論外，成為他人討論的流言蜚語，長期受到抹黑或質疑導致其信心遭破壞，施害者可能會將相關談話轉移到感知到的錯誤上[38]。任何人都可以操縱煤氣燈效應，當施害者擁有權力時將特別有害[39]。
流行樂隊Steely Dan在其2000年發行的專輯「 Two Against Nature 」中演唱一首名為「 Gaslighting Abbie」的歌曲。
2016年的神秘和心理驚悚片《列車上的女孩》（The Girl on the Train）探索了乘汽油對主角雷切爾（Rachel）的直接影響[29]，曾身為暴力虐待者的瑞秋前夫湯姆是受害者。雷切爾患有嚴重的抑鬱症並且會酗酒，當蕾切爾喝醉時，他總是告訴瑞秋，她做了一些她不記得的可怕事情[40]。
煤氣燈效應是英國廣播公司廣播電視劇《弓箭手》中2016年情節的主題。這個故事描述海倫·阿切爾（Helen Archer）的伴侶和後來的丈夫羅布·蒂切納（Rob Titchener）在兩年期間對他們的情感虐待，引起公眾對該現象的廣泛討論[41]。
在2018年的幾個月中，煤氣燈效應是NBC電視劇《我們的生活》中的主要情節。劇中角色加比·埃爾南德斯（Gabi Hernandez）在加比因謀殺阿比蓋爾（Abigail）在該系列中所犯下的罪行而陷害後，向她最好的朋友阿比蓋爾（Abigail Deveroux）放火[42]。
2020年3月，Dixie Chicks發行一首名為「 Gaslighter 」的歌曲，這是他們即將發行的專輯Gaslighter的主打曲目，歌曲中提到「gaslighting」一詞[43]，其靈感來自於主唱娜塔莉·緬因與丈夫演員阿德里安·帕斯達爾（Adrian Pasdar）離婚[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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