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族主義（英文：Neo-nationalism或New nationalism）是一種發端於傳統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這一意識形態成熟於1980年代晚期第二波全球化浪潮之時，以其面對全球化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變化的保守態度著稱。極端情形下，新民族主義可能與不同地區風行的政治立場相聯繫，如右翼民粹主義、反全球化、 本土主義、保護主義、反移民主義、反對伊斯蘭教和穆斯林（只限西方國家或非伊斯蘭國家）、反共和歐洲懷疑主義等。據一位學者，「全球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阻力竟然是在西方政治中最有影響力的」。 2010年代中期以來，新民族主義思潮在歐洲和北美崛起，在其他地區也不同程度發展。2016年公投導致的英國脫歐，以及當勞·特朗普在2016年大選獲勝成為美國第45屆總統，這些都被視為新民族主義思潮集中表達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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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條目介紹的是2010年中期出現在北美和歐洲的右翼到極右翼民族主義的民粹主義浪潮。關於2010年中期拉丁美洲內部的右翼民粹主義浪潮，請見「保守派浪潮」。關於與西奧多·羅斯福有關的政策，請見「新民族主義 (羅斯福)」。關於新民族主義，請見「新民族主義 (消歧義)」。概覽及特徵
Michael Hirsh 在其刊載於《Politico》的文章中寫道，新民族主義是「 民粹主義對冷戰結束以來全球化精英對國際體系作用的現狀的激烈拒絕；低收入的選民堅決認為——這可以理解——（這一現狀）是不公平的。」 Michael Brendan Dougherty在《The Week》的文章寫道：新民族主義是對冷戰後政治的「廣泛、本土的反抗」，這種冷戰後政治長期以來「表現為維護自由貿易的正統性，同時發展出服務業經濟、新自由主義貿易安排和自由的移民政策」。
《經濟學人》在2016年11月中這樣論述，「新民族主義者氣勢高漲；他們承諾關閉邊界，使社會恢復過去的同質性。」克拉倫斯·佩奇在《拉斯維加斯太陽報》寫道：「自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以來，新的部落民族主義已在歐洲政治中醞釀起來，在美國的程度尚較低」。瑞恩·庫珀在《The Week》的文章和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員都將21世紀的右翼民粹主義與經濟大衰退聯繫在一起。哈佛的政治理論家Yascha Mounk認為，「中低階層白人經濟的停滯（已經）成為全球民族主義崛起的主要動力。」 根據宗教學者Mark L. Movesian的說法，新民族主義「將民族國家置於歐盟或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之類超國家的自由政體的反面，也將本土的習俗和傳統（包括宗教傳統）置於異域、外來事物大潮的反面。」
David Brog和Yoram Hazony在《國家評論》中寫道，一些保守派認為與英國脫歐和唐納德特朗普相關的新民族主義是對保守主義意識形態的背叛，同時他們將其視為「回歸」。根據保守派評論員喬納·戈德堡（Jonah Goldberg）的說法，與特朗普有關的民族主義「實際上只不過是一般白人身份政治的品牌名稱」。
Damon Linker 在為《The Week》所寫的文章中將新民族主義稱作種族主義的「胡說八道」，並繼續說「進步人士將其描述為'種族主義，仇視伊斯蘭恐懼症和仇外心理'的傾向 - 是非法化的願望任何特殊的依戀或團結形式，無論是民族，語言，宗教，領土還是種族。「
關於新民族主義，《經濟學人》描述道：「特朗普需要意識到他政策執行的背景是其他國家的嫉妒的民族主義，」，並稱民族主義本身是一個「易於操縱」的「靠不住的理念」。他們還反覆對比族群民族主義和公民民族主義，並以中國的民族主義為例，暗示新民族主義可能變得「憤怒」而難以控制。
新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的興起密切相關。
Yascha Mounk和Jordan Kyle在1990年至2018年間在33個國家執政的46名民粹主義領導人或政黨的研究發現：
- 民粹主義政府設法比非民粹主義政府更長時間地執政：平均為6年半而不是3年；
- 只有極少數「民粹主義政府通過有關國家的普通程序而離開權力，而不是彈劾或被迫辭職；
- 一半的民粹主義政府改變了國家的憲法，使他們更容易掌權，例如取消政府首腦的任期限制；
- 民粹主義政府應對「民主倒退」負責，包括新聞自由減少7％，公民自由保護減少8％，政治權利減少12％；
- 自1990年以來當選的13個右翼民粹主義政府中有5個實現了這種倒退，而15個左翼民粹主義政府中有5個確實這樣做，實際上反駁了右翼民粹主義政府的答案是左翼民粹主義政府的理論。
- 自1990年以來上台的17個民粹主義政府中，不容易被稱為右翼或左翼，5個帶來了民主的倒退，這表明民粹主義本身，而不是與其相關的意識形態，是觀察到的影響的原因。
- 儘管40％的民粹主義政府負責人阻撓調查，但他們仍因腐敗被起訴；
- 平均而言，民粹主義政府使其國家在透明國際 腐敗感知指數中下降了五位。
該研究中的許多國家最近都從專制政體轉變為民主，因此研究結果可能不一定適用於具有悠久民主政府歷史的美國等國家。
相關的政客，政黨和活動
巴西總統、社會自由黨人雅伊爾·博索納羅，別稱「熱帶特朗普」，被視為一位新民族主義的帶頭人。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執政後提出的「中國夢」概念被描述為新民族主義的表現。與反對儒家學說的建國領導人毛澤東相反，習近平的民族主義強調中國悠久的文明與歷史，其將大批新疆穆斯林關入「再教育營」的做法受到全球公民大肆抨擊。[1]
由香港地方主義運動演變而來的香港民族主義強調其獨特的、與北京政府宣傳的中國民族認同相異的香港自我認同，同時反對北京對香港政治、經濟和社會自治不斷加強的侵犯。其地方主義修辭往往與民族自決權以及針對大陸移民和遊客的反移民立場相結合，並體現與西方新民族主義相類的地方特徵和文化。
埃及總統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於2014年上任，他被描述為新民族主義者。
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2014年上任）和他的印度人民黨（BJP）被稱為新的民族主義者。莫迪是國民志願服務團（RSS）的成員，這是一個與BJP結盟的右翼準軍事組織，也被認為提倡新民族主義意識形態。[2]
印度北方邦首席部長Yogi Adityanath（2017年上任）也被視為新民族主義者。輿論認為他是該國未來總理的有力競爭者。
意大利總理、民粹主義政治聯盟「變革政府（意大利語：governo del cambiamento）」的領袖朱塞佩·康特（2018年上任），以及前任副總理兼內政部長、北方聯盟領導人馬泰奧·薩爾維尼，均被描述為新民族主義者。在任期間，薩爾維尼被一些媒體稱為該國最有權勢的政治家，是「事實上的總理」。
第63屆內閣總理大臣安倍晉三（2012年任職）是右翼組織「日本會議」的成員，他提倡新民族主義思想，他領導的日本自民黨也是如此。
墨西哥總統洛佩斯·奧夫拉多爾（2018年上任）被稱為新民族主義者，經常被媒體稱為「墨西哥特朗普」。
菲律賓總統羅德里戈·杜特爾特（2016年上任）被描述為新民族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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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第六任現任總統安傑伊·杜達（2015年8月上任）經常被認為是波蘭新民族主義運動的領軍人物。此外由雅羅斯瓦夫·卡欽斯基領導的法律與公正黨在2015年全國大選中宣揚民族主義觀點而贏得了前所未有的絕對多數。儘管沒有擔任政府職務，但卡欽斯基被描述為對波蘭所有重大政治問題進行「最後決定」的人物。
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2000年至2008年擔任俄羅斯第二任總統，2012年擔任俄羅斯第四任總統）被稱為新民族主義者。Michael Hirsh將普京描述為「這種新的、全球性的民族主義的預兆」。2008年至2013年，英國《金融時報》莫斯科分社社長查爾斯·克羅弗（Charles Clover）在2016年寫了一本名為《黑風，白雪：俄羅斯新民族主義的崛起》的書。
俄羅斯被指控支持歐洲和美國的新民族主義運動。
沙特阿拉伯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2017年上任）被阿拉伯海灣國家研究所的克里斯汀·迪萬視作「強勢的新民族主義者」。「新沙特民族主義」被用來加強對王國經濟和外交政策的支持，並代表了一種從王國早先對宗教的合法性依賴的轉變。該國2017年以來的許多外交政策行動，例如對卡塔爾的封鎖以及與加拿大的外交爭端，都被這種民族主義所激發。穆罕默德·本·薩勒曼（Mohammad bin Salman）政府的政策深受其顧問沙特·卡塔尼（Saud al-Qahtani）的影響，後者被描述為「民族主義理論家」，其角色常被與史蒂夫·班農相比較。
2014年，正義與發展黨（AKP）推動了一個新的「土耳其新生主義品牌」，該黨的領導人是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總統（2014年上任）。土耳其「新民族主義」用「自信的穆斯林」身份取代傳統形式的土耳其民族主義的世俗性。
民族主義運動黨（MHP）的領導人DevletBahçeli被描述為在2018年與埃爾多安的AKP組成人民聯盟，創造了一個「新的民族主義陣線」。MHP隸屬於灰狼的準軍事組織，埃爾多安也表示支持。
在阿布扎比王儲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納哈揚（2004年上任）的領導下，阿拉伯聯合酋長國被描述為宣傳「新的阿拉伯民族主義 」，用阿拉伯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取代舊的左派形式。更加保守的形式，通過其對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各自新領導人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和王子穆罕默德·本·薩勒曼的崛起的強烈支持，作為對抗伊朗和土耳其在阿拉伯國家的影響力的手段。
在2016年6月23日的公民投票在英國脫歐（「Brexit」）已經被描述為新的民族主義的一個里程碑。歐文馬修斯注意到支持英國退歐運動和特朗普的動機相似之處。他在「新聞周刊」上寫道，兩者的支持者都受到「渴望控制移民，扭轉全球化，通過脫離廣闊的威脅世界而恢復國家偉大」的動機。
馬特奧布萊恩寫道，英國脫歐是「席捲西方世界的新民族主義最令人震驚的成功」。所述Brexit運動的領袖，如奈傑爾·法拉奇，該歐洲懷疑論者的領導者英國獨立黨 ; 前倫敦市長和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投票離開共同召集人Michael Gove；前英國脫歐大臣戴維斯和歐洲的研究小組主席雅各布·里斯-莫格，被稱為「新國家主義」。
當勞·特朗普崛起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被廣泛描述為美國新民族主義日益增長的標誌。[3]芝加哥太陽報在編輯稱當勞·特朗普的就職典禮稱他為「我們的新民族主義的總統」。作為白宮前首席戰略家，布萊巴特新聞網的執行官史蒂夫·班農的任命被一位分析師描述為「新世界秩序」的喚醒在愛國主義和強烈要求照顧自己的衝動的推動下，這種新民族主義無休止地玷污了穆斯林，並努力扭轉自由貿易和全球化的步伐，這個世界的軍事力量遠遠超過外交和妥協「。
在特朗普當選之後，美國參議員馬可·盧比奧呼籲採取「新民族主義」來反對「以金融市場盲目信仰取代對工作尊嚴的承諾的經濟精英主義」，並將美國視為經濟體而非一個國家。
以下政客在某種程度上被描述為新的民族主義者：
- Hamz Chabat，菲斯前市長（2003-2015）和摩洛哥Istiqlal黨領袖Uhuru Kenyatta，
- 肯雅總統（2013年上任）和肯雅禧年黨領袖Mmusi Maimane，
- 反對黨領袖（南非）和民主聯盟黨領袖赫爾曼·馬沙巴，
- 約翰內斯堡市長（2016年上任）和民主聯盟成員
- 巴拉圭總統馬里奧·阿卜多·貝尼特斯（2018-）和科羅拉多黨候選人[76]
- FabricioAlvaradoMuñoz，2018年總統選舉中哥斯達黎加國家恢復黨的候選人[77]
- Maxime Bernier，國會議員和加拿大人民黨領袖（2018-）[78]
- Horacio Cartes，巴拉圭前總統（2013-2018）和科羅拉多黨候選人[79]
- IvánDuqueMárquez，哥倫比亞總統（2018年上任）和民主中心候選人[80]
- 安大略省長道格·福特（2018年任職）和安大略省進步保守黨領袖[81]
- Fuerza Popular的領導人藤森惠子，是2011年大選的總統候選人
- 胡安·奧蘭多·埃爾南德斯，洪都拉斯總統（2014年上任）和洪都拉斯國家黨候選人[82]
- 安德烈斯·查德威克，智利內政部長（2012- 2014年; 2018-）和成員獨立民主聯盟[83]
- 何塞·安東尼奧·卡斯特的成員智利眾議院（二零零二年至2018年），在獨立總統候選人2017年總統選舉的領導和共和黨的行動[84]
- FrançoisLegault，魁北克省長（2018年上任）和加拿大聯盟領導人魁北克省[85]
- Kellie Leitch，MP和2017年加拿大保守黨領導候選人[86]
- 吉米·莫拉萊斯，危地馬拉總統（2016年上任）和國家趨同陣線候選人[87]
- Kevin O'Leary，加拿大保守黨領導人， 2017年候選人[86]
- Tony Abbott，澳大利亞前總理（2013-2015），澳大利亞自由黨前領導人[88]
- 蒙古總統Khaltmaagiin Battulga（2017年上任）和蒙古民主黨候選人[89]
- 巴育·占奧差，泰國總理（上任於2014年）和的總理候選人
- Phalang Pracharat黨在2019大選[90]
- 澳大利亞內政部長Peter Dutton（2017年上任）和澳大利亞自由黨成員[91]
- 朴槿惠，韓國前總統（2013-2017）和Saenuri黨前領導人[92]
- 韓國最高領導人金正恩（2011年上任）和韓國工人黨領袖[93]
- 巴基斯坦總理伊姆蘭汗（2018年上任）和巴基斯坦Tehreek-e-Insaf領導人[94]
- 溫斯頓彼得斯，新西蘭副總理（2017年上任）和新西蘭第一[95]領導人
- 納吉，前馬來西亞總理（2009-2018）和前領導國陣和巫統[96]
- 柬埔寨總理洪森（1998年上任）和柬埔寨人民黨領袖[97]
- Prabowo Subianto，大印尼運動黨領袖和2019年總統大選候選人[98]
- Abdulla Yameen，馬爾代夫前總統（2013-2018）和馬爾代夫進步黨領袖[99]
- Santiago Abascal，巴斯克議會議員（2004-2009）和VOX領導人（2014-）[100]
- 捷克共和國總理Andrej Babis（2017年上任）和ANO 2011的領導人[101]
- Boyko Borisov，保加利亞總理（2009年上任）和GERB領導人[102]
- 羅伯特·菲科，斯洛伐克前總理（2012-2018）和方向社會民主黨領袖[48]
- 克羅地亞總統Kolinda Grabar-Kitarović（2015年上任）[103]
- Nikola Gruevski，馬其頓前總理（2006-2016）和VMRO-DPMNE前領導人[104]
- 諾伯特·霍弗，交通運輸，奧地利的創新和科技部長（假定在2017年辦公室），並從候選奧地利自由黨在2016年總統選舉中，他失去了46.2％至53.8％[3]
- JanezJanša，斯洛文尼亞前總理（2012-2013）和斯洛文尼亞民主黨領袖[105]
- Panos Kammenos，希臘前國防部長（2015-2019）和獨立希臘人領袖[106]
- Krasimir Karakachanov，保加利亞國防部長（2017年上任）和IMRO領導人- 保加利亞民族運動[107]
- 奧地利總理塞巴斯蒂安·庫爾茲（2017年上任）和奧地利人民黨領袖[108]
- 馬琳·勒龐，前法國國民陣線領導人和2017年總統大選候選人[109] [9]
- Tomio Okamura，捷克自由與直接民主的領導人[110]
- Victor Ponta，羅馬尼亞前總理（2012-2015），前社會民主黨領袖[111]
- 丹麥移民，融合和住房部長IngerStøjberg（2015年上任）[112]
- Heinz-Christian Strache，奧地利副總理（2017年上任）和奧地利自由黨領袖[113]
- 塞爾維亞總統亞歷山大·武契奇（2017年上任）和塞爾維亞進步黨領袖[114]
- 荷蘭自由黨領袖吉爾特·威爾德斯[109]
- 米洛什澤曼，捷克共和國總統（2013年上任）[48]
- 以色列總理本傑明·內塔尼亞胡（2009年上任）和利庫德集團領導人[115]
- 穆克塔達·薩德爾，伊拉克薩德里克運動領袖[116]
以下各方都以某種方式被描述為新的民族主義政黨：
一個國家，在澳大利亞參議院擁有權力平衡（自2016年起）[117]
- 德國另類選擇黨
- 在丹麥人民黨，這為議會支持在丹麥執政聯盟（自2015年）[119]
- 在芬蘭人黨的前成員在芬蘭執政聯盟（從2015年到2017年黨的分裂）[120]
- 荷蘭民主論壇[121] 的國家同盟，
- 在拉脫維亞聯合政府（自2016）[122]
- 在斯洛伐克民族黨
- 在斯洛伐克聯合政府（自2016）[48]
- 在瑞典同盟[123]
- 在瑞士人民黨的成員
- 在瑞士聯合政府（2003年起）[124] 的美國愛國者，所述的構件
- 保加利亞的聯合政府（自2014）[125]
- 佛蘭芒Vlaams Belang [119]
另請參閱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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