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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语言学家、思想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關於與「戴震」標題相近或相同的條目頁，請見「戴震 (企業家)」。戴震（1724年1月19日—1777年7月1日），字慎修，號東原，徽州府休寧縣（今安徽省黃山市屯溪區）人，中國清代語言學家、思想家。曾六次會試未中。[1]晚年因學術成就顯著，乾隆帝特招入館任《四庫全書》纂修官，賜同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
戴震生於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四（1724年1月19日），小時聰敏，過目成誦，十歲讀《大學章句》至「右經一章」以下，問私塾老師說：「此何以知其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其為『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應之曰：「此朱文公所說。」但戴震接着指出周朝離宋朝有兩千年之遙，為什麼朱子能知道這些事呢？問得老師無言以對。[2]十七歲時，戴震讀完了私塾，客居南豐。
戴震是音韻學家江永的弟子。他對經學、天文、地理、歷史、數學、機械、水利、生物及古代器物都有研究，被譽為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乾隆七年，前往徽州府婺源與江永相識，因為戴震與其表字相同，從此專字東原。二人並沒有明確的師徒關係，而是亦師亦友。乾隆十九年，往北京避難與錢大昕相識。乾隆二十年（1755年）夏，戴震初識紀昀，戴震後來幾次到京師都住在紀昀家。紀昀出資將戴震的《考工記圖》付梓，並為之作序。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設館於禮部尚書王安國家，教授王念孫讀經。次年，結識惠棟於揚州轉運使盧文弨署內。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中式舉人。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成《原善》三卷。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因紀昀的推薦為《四庫全書》纂修官。乾隆四十年（1775年），為乾隆帝特許，經殿試，賜同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未及散館授官而病卒。紀昀有詩懷念：「披肝露膽兩不疑，情話分明憶舊時。」洪榜為戴震寫行狀稱：「抱經世之才，其論治以富民為本」。
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去世，享年五十五歲。
戴震對於漢語音韻學很有研究，創立了古音九類二十五部之說以及陰陽入對轉的理論。此外，他也精通訓詁學。四十歲後開始質疑宋學，進而力抨宋代理學家。[3]以為程、朱論理摻雜佛老，不復先秦儒學宗旨，晚年所著《孟子字義疏證》，全面否定了程朱思想。
戴震在《孟子字義疏證》一書中批駁了程朱理學的「存天理，去人慾」主張，並指出，宋儒輕言天理、公義，而輕「民之飢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言雖美，而用之治人，則禍其人。」[4]於是，理學以理殺人，「適成忍而殘殺之具」，極大地壓抑了人的天性，扭曲了道德、文章：「夫詖辭邪說之深入人心，必害於事，害於政，天下披其禍而莫之能覺也。」[5]可謂是「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6]。
戴震對道學的批判，延續了清初王夫之等人的套路，在文字、考辨的基礎上，提出了人乃血氣之軀，道德也無非「不過」、「不及」之論，是人類天性的合理調節，是自然需要的合理表達，由此改變了體用兩分，倫理為體，人慾為氣，由私慾害理推導出理慾對立的本體論，恢復儒學本來面目和倫理的原初意義。
在否定了朱熹的形而上學本體論的過程中，戴震發揮了張載以來所形成「天道－性－人道」體用一體的説法，形成了「天道論」這一世界圖式。由此戴震得出結論：天道無非氣化流行之變，「氣」即「道」，體用唯一的説法：「形而上」之「道」，即「未成形質」以前之「氣」；「形而下」之器，即「已成形質」以後之物，形式與質料互為條件，陰陽消長相為基礎，理學所謂「理在事先」不過是私心自用，偏執形式而已。戴震這一對體用一體的繼承所發展出來的「天性論」充滿了人性的關懷和肯定，極大地解放了籠罩「去人慾、存天理」的理學桎梏之下的人心思想。同時，戴震與章學誠並稱清代學術史與思想史上兩大高峰，以漢學為宗，發揮了六經皆史的治學方法，開創了儒家學術思想由「尊德性」向「道問學」的歷史轉向。
章太炎是推重戴震的第一人，「銓次諸儒學術所原，不過惠、戴二宗」。[7]又說戴學源於荀子。從章太炎開始，戴震的哲學才進一步為人所注意。胡適著《戴東原的哲學》，認為戴震建立起「清朝學術全盛時代的哲學」，「可說是宋明理學的根本革命，也可以說是新理學的建設——哲學的中興。」
姚鼐與戴震共修《《四庫全書》時，欲事戴為師遭到拒絕，[8]姚鼐於是攻擊戴學「破碎不通」，甚至罵戴將「身滅絕嗣，此殆未可以為偶然也」。[9]戴震「反宋儒」、「反朱熹」，故不為錢穆所喜。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認為︰「然東原斥程朱即所以發揮程朱，實齋（章學誠）宗陸王即所以叛離陸王，取徑雖異，旨則歸一，則兩家之貌異緩和疼不能掩其心同。」戴震撰有《汾州府志》和《汾陽縣誌》，其間與章學誠發生過激烈的爭論。余英時謂：「東原謂方志當重地理沿革，這裏顯然表現出了一種狹義的考證觀點。蓋東原治《水經注》有年，即移《水經注》之法於方志之纂修也。」後世出版有《戴震文集》、《戴震集》等。
戴震從乾隆三十年（1765年）起，開始研究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直到乾隆四十年（1775年），才最終校定《水經注》，前後十年。他三次校訂《水經注》，為《水經注》總計補缺漏字2128個，刪妄增字1448個，正臆改字3715個，使得《水經注》正本清源，還其本來面貌。
戴震在四庫全書館中校勘《水經注》時，曾捲入抄襲趙一清成果的公案。段玉裁認為趙書襲戴。[13]王國維對於戴震的《水經注》是否剽竊問題，撰寫《書戴校水經注後》一文，指斥其非，王國維憤然道：「凡此等學問上可忌可恥之事，東原胥為之而不顧。」胡適則為戴震辯護，認為戴震在《水經注》研究方面沒有抄襲的嫌疑，一般認為胡適是白費二十餘年心力。楊守敬《水經註疏》每每點出：「此戴襲趙之確證。」例如卷五寫道：「趙氏不撿……而……以訂酈氏，大謬。戴氏亦不加詳考，竟依改，可哂也。」陳橋驛則認為，與其說是「氣矜」，不如說是「功名之欲」。[14]
戴震的學生有很多都是著名的文字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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