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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2至1024之間的亞平寧半島上的中世紀王國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意大利王國（拉丁語：Regnum Italiæ或Regnum Italicum）是位於意大利半島北部的政治和地理實體。自公元962年奧托一世於羅馬加冕[1]以來就併入神聖羅馬帝國[2]並與其產生法律聯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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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意大利王國融入神聖羅馬帝國體系中，意味着加洛林王朝統治時期所留下的行政系統因信任地方封建勢力的中央權力的缺失和公共群體的發展而被慢慢地破壞掉，同時也因為國王與教皇的爭吵，使得意大利的政治勢力分化為歸爾甫派和吉伯林派。
大空位時代不僅幾乎消滅了皇帝在意大利，同時也消滅了在德意志本土的有效權力，但保留了使地方政府合法化的管轄權。由於帝國內部的爭鬥，城市中的公共系統轉變為貴族統治或共和制，其中只有有能力與僱傭軍簽署協議的強勢政權，才能形成邦國來征服鄰近的城市。
法蘭西王國於1494年開始的干預改變了半島上的權力關係，並再次引起了皇帝對意大利事務的關注。儘管在1529年巴塞隆拿條約簽署時，皇帝查理五世成為了意大利的仲裁者，但意大利的統治權落到西班牙國王手中，直到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中，皇帝獲得了主導地位。在穩定了敵對的哈布斯堡王朝和波旁王朝的權力關係之後，法國大革命及其蔓延到意大利使得意大利的帝國權力遭到了清算，幾年後這一清算在德意志本土再次上演。
公元774年，法蘭克國王查理曼征服倫巴底王國並將其併入了自己的王國中。加洛林王朝對意大利的征服並沒有為其帶來移民，取而代之的是武裝部隊被引入及分配到城市及戰略要地，以此來控制陸上及河流的交通要道以及倫巴底的核心地區[4]。一個法蘭克人統治階級以從倫巴底、教會和王室財產中沒收的土地為代價在意大利建立起來[5]。但這並不意味着法蘭克統治下的意大利王國與先前的倫巴底王國就此徹底決裂了，其依舊保留有倫巴第時期的特徵[6]，帕維亞依舊是其首都[7]，以及一個具有公共性、權威性的王權以及通過公職人員將帕維亞與其他城市連接起來的行政系統被保留了很長一段時間[8]。此外，一部由倫巴底人與加洛林牧師會所起草的倫巴底法律文本（拉丁文：corpus）得以保留，倫巴底國王的立法也得到了加洛林王朝的認可[9]。在這一系統中，伯爵是中央行政的公眾代理，是國王在各伯國的代表[10][11]。官員們為獲得對他們有利的特殊利益而做出了濫用權力的行為，
但是公共權力不能給予足夠的保護來防止大地主的壓迫，這些大地主們武裝起來並靠着領土而獲益，試圖創建一個更加一致而緊湊的領土集團[12]。在這樣的情形下，附庸關係發展了起來，在這種屬於監護征賦制的體系中，一個自由人為有權勢的人服兵役以換取保護和援助；以這種方式，曾經是自由人並擁有自主地產的戰士成為領主的委託人。另一方面，公職人員們為獲得對他們有利的特殊利益做出了濫用權力的行為[13]，為了與這些公職人員對抗，國王得到了他親自委任的附庸（拉丁文：vassi dominici）的幫助[14]。除了附庸之外，國王還行使教會命令來監督公職人員、控制城市及交通路線以及獲得人民的服從，進而僱傭其擁護者來管理修道院和主教轄區[15]，這些人從同樣的軍事貴族中選出，他們得到的回報是對教會的捐贈以及豁免權[7]。國王需要教會權力的狀況在加洛林的意大利助長了主教和修道院長豁免權（拉丁文：mundeburdium）的擴大，使得沒有公職人員能夠對軍事或司法權力的行使進行干預，於是國王剝奪了自己的官員在教會領土上的權力，使得主教和院長間建立起貴族式的權威，教會秩序作為一種自治權力被建立起來[16]。
843年《凡爾登條約》簽署後加洛林帝國一分為三，加洛林國王給予大貴族家庭豁免權、特權、土地和職位以使得他們同意成為國王的附庸，他們在當地紮根並建立了自己的委託人網絡[17]。由於王國的分裂，這些貴族可能的行動及政治影響力都被限制在王國的部分地區，基於這一原因，由於路易二世死後沒有男性後裔，貴族群體召開會議選擇新的君主以維持王國的存在同時保證他們的政治權力[18]。由於國王只有在意大利本土常駐的情況下才能保衛羅馬教廷，於是王室頭銜與意大利王國的關係就被教皇建立起來[19]。伴隨着胖子查理於887年被廢黜並在次年去世，意大利王國的貴族們獲得了選舉出常駐意大利的國王的自由[20]，而國王的基本政策是以捐贈和讓權作為與權貴談判、平衡派系並建立聯盟的手段[21]，通過皇家證書（拉丁文：diplomata）的形式，特權被授予教堂及相關貴族[22]。匈牙利人於10世紀上半葉發起的襲擊期間，公共權力不能保證領土被保護，這一方面導致地區防禦工事的建立沒有世俗領主、宗教團體及城市的干預，這些干預此前需要國王的准許才可進行[23]，從而出現了被稱作城堡化（encastellation）的地方權力的私有化的現象；而另一方面，貴族中的不同派別都在尋找有競爭力的敵對國王以爭奪王位，這在隨後引發了這些王位爭奪者的武裝衝突[24]。
政治上服從於神聖羅馬帝國的意大利王國[25]保持着大的領土公國以及其他一些較小的伯國：[26][27][28][29]
10世紀中期，伊夫雷亞邊疆區被拆分為：
除了這些小型公國以外，主教們的權力也在不斷增長中。在11世紀的後三分之二時間裏，魯道夫三世（Rudolph III）於1032年去世後，阿爾勒王國的一位領主薩伏伊的亨伯特一世（Humbert I）支持新的日耳曼君主康拉德二世佔領阿爾勒王國，這使得他獲得了莫列訥和塔朗泰斯，還使得他兒子薩伏伊的奧托（Otto of Savoy）通過聯姻獲得都靈邊疆區的統治權[30]。這些財產使得薩伏伊伯爵得以控制法蘭克與意大利3條最重要的阿爾卑斯山通道：大聖伯納德山口、小聖伯納德山口和塞尼山[33]。
在倫巴第，米蘭教區開始興盛，然而在曼托瓦、科莫和克雷莫納等地，當地的伯爵與主教起了衝突。由於洛梅洛公爵（帕維亞的行宮伯爵）的衰落開始顯現，同時熱那亞藩侯——奧博托一世的家族擴張到了盧尼賈納和倫巴第[34]，米蘭邊疆區得以形成，其包括米蘭和倫巴第。與此同時，卡諾薩家族形成了包括摩德納、雷焦艾米利亞、帕爾馬、皮亞琴察、克雷莫納、貝加莫、曼托瓦、費拉拉、布雷西亞以及隨後加入的托斯卡納邊疆區的阿通尼那邊疆區（March of Attoniana）[16][35]，但並未破壞主教的權力。
在意大利王國中心的是屬於托斯卡納藩侯的富饒領土，其從維羅納邊疆區（March of Verona）跨越波河，穿過費拉拉和摩德納，一直延伸至位於翁布羅內河之上的教皇國邊界，錫耶納、佛羅倫薩和比薩坐落於此。再往南，聖彼得教產區包圍着羅馬附近（拉齊奧和薩比納）至坎帕尼亞的區域，與托斯卡納、羅馬涅（被拉文納-切爾維亞教區控制着）、斯波萊托公國（王室的干預避免了當地出現貴族血統）以及安科納邊疆區（March of Ancona，又被稱作卡梅里諾邊疆區或費爾莫邊疆區）接壤[36][37]，德意志王國通過主教控制着這一區域，這在之後成為了教皇和皇帝衝突的根源[38]。而在維羅納、弗留利和伊斯特拉半島所在的意大利東部地區，由於其與意大利王國距離較為疏遠且與德意志接壤，所以德意志的領主控制着阿爾卑斯山的隘口，使其對帝國軍隊開放[26]：951年，奧托一世授予他的弟弟巴伐利亞的亨利一世特倫托、弗留利和伊斯特拉[39][40][41][42]，並以此形成維羅納邊疆區，在次年的奧格斯堡議會上被批准[43][44][45]。以這種方式，一塊包含巴伐利亞公國、克恩頓公國和維羅納邊疆區的混雜地區被建立起來[46]。976年，奧托二世將維羅納邊疆區和克恩頓公國脫離巴伐利亞公國，並將克恩頓公國授予巴伐利亞的亨利三世[47][48]，從此以後，維羅納邊疆區成為克恩頓公國的一部分[49][50]。1164年以對抗腓特烈一世為目的的維羅納同盟（Veronese League）成立後，這個侯國停止存在，其幾乎只保留了名稱但沒有真正政治意義[51]，僅簡單地附屬於巴登藩侯國[52]。為了將維羅納邊疆區的名稱與實際區域區分開來，被稱為特雷維索邊疆區（March of Treviso）的地理名稱自12世紀起開始使用[29][53]。
意大利王國政治上從屬於德意志王國的情況暗示着其本土存在君主缺失的問題，皇帝去往意大利需要提前1年6個星期宣佈，在他短暫的停留中需要在隆卡利亞議會與王室的封建貴族會面[54]，在此接受封臣的進貢，頒佈法律及建立稅收方法[26]。但皇帝在當地短時間的停留並不能有效的統治，君主的缺失以及從990年起就丟失的推行法令及收稅的權力，都迫使他依靠有權勢的世俗貴族，如托斯卡納藩侯和斯波萊托公爵，同時通過主教來對抗他們的勢力[55]。在這種治理方式下，奧托王朝統治時期以授予主教行政職能為特徵，主教中很多是德意志人，這是因為對領土主權充滿渴望的世俗領主來說，主教們對於他們都是外國人，也就不可能將領土轉交到這些外國主教的血統中。主教們也支持皇帝的政策，合作打擊世俗領主那令人厭煩的擴張欲望。皇帝在帕爾馬、阿斯蒂、洛迪、托爾托納、皮亞琴察、拉文納和布雷西亞將伯爵的權力授予主教，使得主教的封建權力得以擴大。除此之外，皇帝對教會的控制擴展到控制對教皇的任命，使得教皇不再從屬於當地的羅馬貴族。
主教在城市及其周邊地區保有豁免權，也就是在伯爵的管轄範圍之外，因此除了如米蘭、帕維亞、都靈、曼托瓦、維羅納、特雷維索這樣的城市外，公爵、伯爵和侯爵貴族都居住在自己的領地上，而主教們居住在城市中[56]。正是在這種城市環境下，中世紀公社開始誕生[57]。
同樣的，公共權力的退化也在持續中，由於這些權貴們，不管是鄉下領地中的伯爵還是城市及周邊的主教，都發展了附庸軍隊首領（拉丁文：capitaneus）[如何翻譯]，這些首領干預了對領土及城市的管理[58]。封建軍隊的騎兵由低等級的首領領導，其下的是封臣（意大利文：valvassore）以及更低一級的低級附庸（意大利文：valvassini）[如何翻譯]，在騎兵中處在最底層的是侍從（拉丁文：scutiferi）[59]；與此同時，步兵由普通自由人（包括招募而來的和僱傭兵）和農奴組成[60]。由此在低等貴族中形成了兩個群體，兩者的本質區別是，皇帝負責審判軍隊首領，而封建領主或皇家使者負責審判封臣[61]。
公元950年意大利的洛泰爾二世去世後，他的王室頭銜被伊夫雷亞藩侯，同時也是首席顧問（拉丁文：summus consiliarius）的貝倫加爾二世繼承，他聯合自己的兒子意大利的阿達爾伯特（Adalbert of Italy）一同登上王位。貝倫加爾二世擔心洛泰爾二世的遺孀，即意大利的雅德蕾德（Adelaide of Italy），可能與一位貴族再婚而威脅到他的統治地位，因此試圖將她嫁給自己的兒子阿達爾伯特，在被拒絕後，貝倫加爾二世將其監禁。這一行為引發了對國王的反抗，尤其是忍受貝倫加爾二世苛求已久的主教們，他們成為了反抗的中堅力量，而作為雅德蕾德的哥哥，康拉德一世請求德意志國王的介入[62]。
雅德蕾德從監禁中逃脫了出來，並向德意志國王奧托一世尋求幫助，奧托一世利用這一態勢對意大利半島局勢進行了干預。奧托一世於951年9月率軍進入帕維亞，在當地被加冕為意大利國王並迎娶雅德蕾德，但他並沒有獲得羅馬皇帝的稱號，原因是斯波萊托的阿伯里克二世（Alberic II of Spoleto）不希望外國勢力介入羅馬，這樣會使得他的勢力被限制[63]。奧托一世於952年2月回到德意志王國，將女婿紅色康拉德繼續與貝倫加爾二世作戰，但雙方很快達成了協議，8月雙方於奧格斯堡在會面，奧托一世到場，貝倫加爾二世與意大利的阿達爾伯特被認可為意大利國王，但成為了奧托一世的附庸[43]，同時需將特倫托和弗留利邊疆區（及維羅納邊疆區）割讓給巴伐利亞公爵[39][40]。
回到意大利後，貝倫加爾二世開始向權貴，尤其是主教們進行報復[64]，他將摩德納的圭多（Guy of Modena）任命為首席大臣，替代了阿斯蒂的布魯寧戈（Bruningo），並利用奧托一世的長子士瓦本的魯道夫的叛亂奪回了維羅納。但隨後叛亂被鎮壓，同時在955年，馬扎爾人在第二次萊希菲爾德之戰和奧博德里斯拉夫人在雷克尼茨河戰役中均被擊潰，使得德意志國王可以再次出手干預意大利。956年夏天，奧托一世將兒子士瓦本的魯道夫送至意大利，儘管征戰十分成功，但魯道夫很快於957年9月死於瘧疾，在他死後貝倫加爾二世重新獲得了權力[65]。由於此時在意大利的行動不受任何制約，貝倫加爾二世試圖像此前意大利的雨果所嘗試的那樣創建一個強大的皇室領地及一個忠誠的附庸網絡。他佔領了斯波萊托公國並威脅到羅馬公國，此時在位的是斯波萊托的阿伯里克二世的兒子教皇若望十二世。教皇請求德意志王國的介入，於是奧托一世開始了對意大利的第二次征戰（961年-965年）。面對着主教和權貴們的叛變以及微弱的抵抗力量，貝倫加爾二世逃離了帕維亞並燒毀了皇宮，奧托一世率軍來到帕維亞，與其子奧托二世於961年9月被同時加冕為意大利國王。奧托一世沿路來到羅馬，並於962年2月2日被教皇若望十二世於聖伯多祿大殿加冕為神聖羅馬皇帝，頒佈了奧托法令（拉丁文：Diploma Ottonianum），並對817年的路易協定（拉丁文：Pactum Hludowicianum）以及824年的羅馬憲法（拉丁文：Constitutio Romana）進行了確認[66][67]。然而，由於教皇懼怕奧托一世的權力，遂與拜占庭建立反對其權勢的同盟，並讓他此前的對手托斯卡納藩侯阿達爾貝特二世（Adalbert II）來到了羅馬[68][69]。在963年11月召開的主教會議上，奧托一世將教皇廢黜，俘虜了被圍困的貝倫加爾二世，他的兒子意大利的阿達爾伯特逃往科西嘉島。儘管如此，奧托一世依舊需要多次干預羅馬，讓他指定的候選人與仍然拒絕接受失去對教皇國控制的羅馬貴族們對抗。在對意大利的第三次征戰（967年-972年）中，他成功平息了羅馬的問題狀況，讓其子奧托二世在967年加冕為共治皇帝。以這種方式，意大利的統治權被德意志王國佔有，奧托一世的繼承人同樣也是意大利國王[45]。
在確保了北意大利的皇帝頭銜之後，奧托一世與奧托二世將目光投向了意大利半島南部。在貝內文托親王潘達爾夫一世（Pandulf I）的煽動下，奧托一世在967年發起了一場對抗拜占庭的戰役，並於972年與拜占庭皇帝約翰一世達成和平。拜占庭帝國此時對進攻美索不達米亞北部的漢達尼德王朝（Hamdanid dynasty）更感興趣，所以約翰一世更願意與奧托一世簽訂協議[70]，並承認他的帝王頭銜，同時約翰一世讓自己的侄女賽奧法諾與奧托二世結婚。在回到德意志王國後，奧托一世在幾個月後於973年5月去世。然而直到奧托二世對意大利的征戰（980年-983年）晚期，982年的斯蒂洛戰役中奧托二世被西西里酋長國擊敗後，才逐漸確定帝國對南意大利的征戰以失敗告終。983年，奧托二世在維羅納召開了一次帝國議會，會議上他的兒子及繼任者奧托三世得到了德意志及意大利權貴的認可，隨後奧托二世於7個月後去世[71]。
在奧托三世未成年時，意大利的局勢主要由主教，尤其是托斯卡納藩侯雨果（Hugh of Tuscany）維持，但羅馬落入了克雷森蒂烏斯（Crescentius）家族的統治下[72]。994年，奧托三世達到了繼承的法定年齡，並於2年後在教皇若望十五世的請求下開始了對意大利的第一次遠征，若望十五世在此後不久便去世。皇帝奧托三世來到羅馬後，平定了由克雷森蒂烏斯二世（Crescentius II）領導的羅馬貴族，並讓他的表哥額我略五世成為教皇，後者在這之後於同年996年將奧托三世加冕為神聖羅馬皇帝。但羅馬貴族不願臣服於一位外國教皇，於是在997年，克雷森蒂烏斯派選舉若望十六世成為敵對教宗，使得奧托三世於998年回到羅馬，他下令切斷了若望十六世的手指並處決了克雷森蒂烏斯二世，把其屍體扔到了聖天使城堡的城牆邊。當額我略五世於999年去世時，奧托三世任命了西爾維斯特二世為新教皇並建立他在羅馬的住處，以從事復興羅馬帝國的方案，恢復君士坦丁大帝時期古羅馬帝國的輝煌。然而這項計劃並不受當地民眾的歡迎，1001年奧托三世從波蘭和亞琛朝聖歸來後，羅馬當地發生叛亂，迫使他逃到拉文納避難。奧托三世於次年1002年去世，而教皇西爾維斯特二世於1003年去世，此後羅馬的統治權被克雷森蒂烏斯家族和托斯庫魯姆家族（Tusculum）爭奪，而在意大利，另一場戰爭開始了。
奧托三世去世後，日耳曼領主們選擇亨利二世作為繼任皇帝，而在意大利，帕維亞舉行的會議選舉伊夫雷亞藩侯阿爾杜因（Arduin of Ivrea）作為意大利國王，並於1002年2月被其主教正式加冕。然而亨利二世並不接受德意志王國和意大利王國的分離，在意大利權貴雲集的隆卡利亞議會上，支持亨利二世的米蘭主教阿努爾夫二世（Arnulf II）派遣克恩頓公爵，同時也是維羅納藩侯的奧托一世對抗阿爾杜因。儘管阿爾杜因在 1003年布倫塔河附近的法布里卡戰役（Battle of Fabrica）中戰勝亨利二世，後者還是於1004年4月成功進軍意大利，集中力量反抗阿爾杜因，迫使已經被其支持者拋棄的阿爾杜因逃到了世襲的領地中。在維羅納和米蘭取得勝利後，亨利二世於1004年5月進入帕維亞，並從米蘭主教手中接手倫巴底王冠；就在加冕日的當天下午，日耳曼士兵與當地帕維亞市民之間的衝突引發了一場叛亂，亨利二世被圍困在他的宮廷中，在以嚴重損毀城市為代價後才得以逃離。亨利二世回到了德意志王國，在此後的幾年間，帕維亞的皇室秘書處停止了運作；亨利二世接見了意大利主教，並通過設立在班貝格的皇室秘書處向他們進行讓步，由此得到了米蘭、拉文納、皮亞琴察、克雷莫納和東倫巴第地區的支持[73]；然而在意大利，阿爾杜因回到了帕維亞並對亨利二世進行報復，與此同時，大片的地區不再受任何中央政權的控制。1012年，克雷森蒂烏斯家族與托斯庫魯姆家族關於各自支持的候選者對教皇地位的爭奪迫使亨利二世於1013年底再次回到意大利。亨利二世將本篤八世定為教皇，加強了後者在主教中的權威，本篤八世於此後的1014年2月將亨利二世加冕為神聖羅馬皇帝，同時亨利二世將已是斯波萊托公爵的羅曼努斯（Romanus）定為托斯卡納藩侯。亨利二世回到德意志後，阿爾杜因依舊繼續着他的進攻，然而1015年阿努爾夫二世成功擊退了他，使得他放棄了進攻並退至一家修道院內，並於不久後去世。阿爾杜因的財產及支持者被帕維亞、科莫、諾瓦拉和韋爾切利的主教們重新分配。意大利局勢的充分控制使得亨利二世得以在1021-1022年間對南意大利發動征戰。
公元9世紀下半葉，主教們不僅承擔了宗教職能，還作為皇室代表在城邦（拉丁文：civitas）及周邊區域行使公共行政職能，這些周邊區域可以延伸至城區外10千米、其中包括小貴族領地[74]。意大利當地貿易的復甦使得新的地區出現在因經濟原因而在城牆（拉丁文：forisburgus）外建造的郊區上，吸引了更多像專業工匠、商人、麵包師、屠夫或搬運工來到這裏，紡織和冶金行業也得到了發展，並增加了商家，由於商人同時也是這裏土地的擁有者並因此在城市社會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這使得他們可以憑藉着財富和土地得以與封建貴族階級建立關係[75]。
與封建觀念不同，商人們通過社會聯繫在一起，他們意識到自己的職業活動需要主導權力承認經濟自由和特權，還要求不被莊園奴役並有政治力量保護的特別管轄權，於是從11世紀開始，尋求司法權改變和限制主教的行動開始出現[76]。世俗紳士對支持這一新興的城市群體很感興趣，不管是在他們中尋求支持以對抗自己的敵人，還是通過稅收、收費和通行費的形式從公民參與的經濟活動中獲取實質性利益。通過這種方式，國王們從10世紀開始授予市政特權，首次授權發生在958年，由意大利國王貝倫加爾二世和其子意大利的阿達爾伯特授予了熱那亞。自治市鎮中的居民受益於貴族和神職人員的利益及目的的分歧，隨着額我略改革反對買賣聖職，與此同時世俗政治開始干涉教會秩序（如皇帝任命主教），這種分歧逐步擴大，因此在主教掌握政治權力的城邦中，城邦周圍的紳士開始與這些新出現的公民結盟以擺脫主教的權威並從中奪取讓步[77]。
然而並不是所有主教都有公共權力，城市公社的起源也必然在繼承權在眾多繼承人中的分配導致的封建權力分散中找到[78]。面對這種遺產分配和不動產收入減少的情況，世俗領主也加入了商業活動中，然而即便貿易為其帶來了好處，他們財富的主要來源依舊是土地不動產[75]。在1035年發生在米蘭的叛亂中，封臣中的小貴族們反抗他們的領主軍隊首領（拉丁文：capitaneus），作為結果，皇帝康拉德二世於1037年5月頒佈了封地法令（拉丁文：Edictum de Beneficiis），其中規定了權貴與保證了封地的繼承權小封建主（如封臣與低級附庸）之間的關係，防止權貴收回領地後使得其再次得以世襲。
康拉德二世以這種方式來打壓米蘭的主教和軍隊首領們的權力，以獲得下級封臣群體的忠誠。這些小封建主得到了不會被其領主剝奪財產的承諾後，在城市中聯合形成財團，與商人、法官、公證人和貨幣兌換商等城市資產階級一起，形成城市政府，成立不受主教和帝國官員管轄的中世紀公社，並提名他們自己的代表和執政官以逐漸控制城市。
公社本身作為一個法人團體，使對於資產階級的個人和土地的奴役消失了，對貴族的賦稅被公民稅，或者為資產階級法院制定城市法律所替代。公社由定期從領地貴族中挑選的執政官領導，由一個被稱作credenza的，以有權勢家族的公民組成的會議所支持（因城鎮的繁榮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這些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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