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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條目的主題是日本歷史上的幕末時代。關於司馬遼太郎撰寫的小說，請見「幕末 (小說)」。幕末，即江戶幕府末年，是指日本歷史上德川幕府統治時代（江戶時代）的末期。一般意義上的「幕末」時期始於嘉永六年（1853年）黑船來航，終於明治二年（1869年）戊辰戰爭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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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對於「幕末」的起止時間沒有統一、嚴密的定義，但一般認為始於嘉永六年六月初三日（1853年7月8日）黑船（即馬休·佩里所率領的美國海軍艦隊）來航。即使在《王政復古大號令》（1868年）中，這次「抑癸丑（1853年）以來未曾有之國難」也被看作開啟了國家體制改革的序幕。
而「幕末」的結束標誌，有觀點認為是慶應三年十月十四日（1867年11月9日）幕府征夷大將軍德川慶喜進行大政奉還，也有觀點認為應為明治元年四月十一日（1868年5月3日）江戶無血開城。此外，也有人將明治二年（1869年）箱館戰爭結束、舊幕府軍投降新政府軍，明治四年七月十四日（1871年8月29日）實行廢藩置縣、幕藩體制完全終結，以及明治政府採用西歐式太陽曆（格里高利曆）的前一天——明治五年十二月初二日（1872年12月31日）等不同時間作為幕末的結束標誌。
幕末時期，受到所謂「西洋的衝擊」，以水戶學等華夷思想為基礎，國防意識高漲，國家民族主義也逐漸興起；另一方面，德川幕府所支配的幕藩體制政治正走向解體，國內政治勢力正面臨着重組的格局，處於政治中心的是薩摩藩、長州藩、土佐藩、肥前藩等西南雄藩。在這一時期，幕府放棄了從二代將軍秀忠開始延續下來的「鎖國」政策，被迫開港，開始與外國實現自由貿易，捲入世界範圍內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與大國殖民主義的浪潮之中；德川幕府依靠會津藩、新選組及見迴組等組織來抵抗倒幕勢力的崛起。儘管不同形式的排外主義（尊王攘夷論）不斷抬頭，但當時的整個社會仍忌憚於西方列強壓倒性的軍事實力，繼而在西方文明的強烈影響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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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永六年六月初三日（1853年7月8日），美國海軍提督馬休·佩里率4艘黑船來到浦賀港[1]，並帶來了要求江戶幕府開國通商的總統國書。老中首座阿部正弘（備後福山藩藩主）向海防參與德川齊昭（前水戶藩藩主）、松平慶永（春岳、越前藩藩主）・島津齊彬（薩摩藩藩主）等親藩及外樣大名徵求對策，諸大名得以介入幕政。在這場黑船事件引起的外交風波中，12代將軍德川家慶去世，世子德川家定繼任第13代將軍。
嘉永七年正月十六日（1854年2月13日），馬休·佩里再度前來重申對幕府開國的要求。在大學頭林復齋等與佩里等進行交涉之後，於嘉永七年三月初三日（1854年3月31日）簽訂日美和親條約，德川幕府的「鎖國」體制就此終結。此後，英國皇家海軍上將詹姆士·史特靈與水野忠德在1854年（嘉永7年）10月14日簽訂日英和親條約，俄羅斯帝國海軍上將普提雅廷與川路聖謨等在1855年（安政元年）2月7日簽訂日俄和親條約，日荷和親條約也於1856年1月30日締結生效。為了在開國之後改革幕政，阿部正弘開始加大人才啟用力度，並創設高等教育設施，重整幕府軍事體制，這場從開國以前就一直持續的改革也被稱作「安政改革」。值得一提的是，勝海舟也在這次外交風波中嶄露頭角，開始登上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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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安政5年）6月4日（舊曆為4月23日），就任大老的井伊直弼（彥根藩主）意圖通過強硬手法一鼓作氣地解決所面臨的兩個幕政難題：懸而未決的將軍繼嗣問題以及愈發嚴峻的開國問題。具體而言，對於新任幕府將軍一職，就在大老就任之後的1858年（安政5年）6月11日（舊曆為5月1日），幕府將紀州藩的慶福定為次任將軍，同時慶福改名為德川家茂，進入江戶城，並於安政5年10月25日就任將軍一職。而對於條約簽署問題，井伊直弼雖然自己認為得到天皇勅許是有必要的，但由於受到松平忠固的強烈反對，遂於7月29日（安政5年6月19日），在還沒有得到天皇敕許的情況下就命井上清直與岩瀨忠震全權負責所謂「日美修好通商條約」的簽訂。此後幕府又與英、法、荷、俄四國簽署了同樣的通商條約（安政五國條約）。通商城市與港口的開放是分階段進行的（開市開港延期），但這是由井伊的後繼者安藤信正所派遣的文久遣歐使節在簽署所謂「倫敦備忘錄」時才得以實現的。
櫻田門外之變爲先河，日本國內之爭逐漸發展成爲內戰。被稱爲「夷」並反覆炮擊外國船隻的長州藩遭到了英國、法國、荷蘭、美洲等列強四國的炮擊。最近，尊王夷派志士聚集到京都，稱其爲「天誅」，暗殺反對派，治安極度惡化。因暗殺牽涉到安政大獄的九條家臣島田左近而引發的他們的恐怖行爲，使幕臣和公家陷入了恐懼之中。相反，曾經被認爲是尊攘派代表的姉小路公知被暗殺的事件（朔平門外之變）和尊攘派志士本間精一郎被暗殺的事件也發生了。隨着巖倉具視等公武合體派公家被排除在外，三條實美等尊王夷派公家發動朝議，公武合體派的勢力逐漸減弱。據悉，長州藩將8000名駐在京都的士兵包括新派士兵在內，可以動員3萬兵力。
與擔心被這樣的尊攘派進行圍剿的孝明天皇不同，尊攘派的真木和泉等人爲了實王政復古而進行了運動。
另外，1864年2月7日（文久3年12月30日）以後，德川慶喜、松平春嶽、松平容保、伊達宗城（宇和島藩主）、島津久光召開了首次諸侯會議的參預會議，討論了神奈川鎖港談判、長州藩的處理、加強大阪港的防備等議題。春嶽、久光等諸侯雖然主張「開國論」，但由於代表幕府的慶喜主張橫濱鎖港，雙方針鋒相對，最終未能如願以償，於同年（1864年）3月解散。春嶽等人回國後，參預會議體制只有幾個月。薩摩藩藉此機會加深了與幕府和慶喜的矛盾。此後，被朝廷任命爲禁裏御衛總督攝海防指揮的慶喜與京都守護職松平容保（會津藩主）、京都所司代松平定敬（桑名藩主）兄弟等人一起，半獨立於江戶幕閣（一會桑體制）。
最近，各地出現了尊卑激進分子的實力活動，但都以失敗告終。1863年9月29日（文久3年8月17日），在大和，公卿中山忠光、吉村寅太郎·池內太（土佐藩士）、松本奎堂（三河勤谷藩士）、藤本鐵石（岡山藩士）、甚至河內大地主水郡善之祐等也加入了宮闕組的變故。
接着，在水戶藩，1864年5月2日（元治元年3月27日），藤田小四郎、武田耕雲齋等天狗黨在筑波山舉兵。在受到水戶藩要求的幕府軍的追擊下，還發生了被擊潰的事件（→天狗黨之亂）。
在這種情況下，去年8月18日發生政變後影響力逐漸減弱的尊王夷派的中心長州藩內出現了"進軍京都論"。恰巧負責維持京都治安的會津藩保管的新撰組因爲池田屋事件殺害了長州藩等幾名尊卑派志士，因此火上澆油，最終長州藩兵上京。1864年8月20日（元治元年7月19日），與負責京都防守的幕府和會津薩摩軍展開了對決（→禁門之變）。在這場戰爭中，一敗塗地的長州藩成爲逆賊，被驅逐出京城，幕府派遣征伐軍，9月5日（元治元年8月5日）英國、法國、荷蘭4國遠東艦隊爲報復下關而聯合攻擊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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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下令征伐成爲逆賊的長州藩，德川慶勝（尾張藩主）被任命爲總隊長，松平茂昭（福井藩主）被任命爲副隊長，西鄉隆盛（薩摩藩士）被任命爲參謀。西鄉在元治元年9月在大坂與勝海舟舉行會談後，意識到對長州藩的實力行使不利，採取了迴避開戰，從長州藩得到道歉的方針。四國艦隊下關炮擊事件戰敗後，松下村塾派的下級藩士爲中心的夷派勢力開始退縮，以譜代家臣爲中心的俗論派開始興起。由於貫徹了向幕府恭順路線，並批准了處決負責人等西鄉提出的投降條件，所以避免了第一次長征州。
但在長州藩內，隨着舊夷派不斷被肅清，當年年底得到野村望東尼鼓勵的高杉晉作將奇兵隊等各隊聯合起來在長府功山寺舉兵。第二年年初，他攻擊了藩中樞部的荻城，擊潰了俗論派，將藩論重新奪回了反幕派。隨着藩論的轉換，對不履行既定投降條件的長州藩的焦躁情緒高漲，小笠原長行、 勘定奉行、小栗忠順等強硬派再次提出長州再徵論，將軍家茂再次提出了上洛論。
另外，圍繞在《安政條約》中明確規定但至今沒有得到朝廷許可而未能開航的兵庫（神戶港），由英國公使帕克斯主導的英法蘭聯合艦隊於1865年11月4日（慶應元年9月16日）駛向兵庫前海（兵庫開航要求事件）。出於對蝦夷派的關懷，認爲幕府故意使外交停滯的帕克斯等人主張，薩長放棄蝦夷政策時，排除障礙，要求兵庫開港或條約敕許，並施加壓力。作爲讓步案，英國還表現出了降低下關戰爭賠償金的姿態。試圖進行幕府主導外交的老中阿部正外、鬆前崇廣等對此決定單獨開港，但重視與朝廷合作的德川慶喜面露難色。對於武斷決定兵庫開港的阿部鬆前，朝廷下達了罷免老中之令，這是朝廷介入現實幕政的事態，幕臣們對慶禧的懷疑加深，引發了家茂宣佈將軍辭職等混亂。慶喜說服家茂的同時，就條約敕許、兵庫開港問題召集了在京諸藩士，11月22日（慶應元年10月5日）朝廷批准了條約敕許（兵庫開港延期）。隨着1866年6月25日（慶應2年5月13日）簽署改稅條約，大幅降低進口關稅，日本的進口劇增。日本手工業棉織品因無法與大量生產帶來的廉價棉製品相抗衡而遭受了巨大打擊。
在這種情況下，薩摩藩逐漸對幕府表現出不合作的態度，並在駐日公使哈里·帕克斯和歐內斯特·甘蔗的建議下，尋求與長州藩的合作。在薩摩藩的庇護下，土佐浪士坂本龍馬和同樣是土佐浪士，跟隨被逼到下關的三條實美的中岡慎太郎等人以周旋的形式，試圖接近薩摩長州兩藩。薩摩被指名爲逆賊，改名爲表面上無法購買武器的長州藩，經過薩摩購買武器等經濟上的合作後，1866年3月7日（慶應2年1月21日）木戶孝允、西鄉等人在京都薩摩藩宅邸內會面，簽訂了薩長同盟密約。
雖然是偶然，但幕府在薩長同盟簽訂的第二天就下令第二次征伐長州。雖然將於7月18日（慶應2年6月7日）開戰，但是與薩摩進行聯繫後，具備軍備，由大村益次郎進行西洋兵學訓練的長州諸隊壓倒了幕府軍。幕府軍在各地接連敗報，1866年8月29日（慶應2年7月20日）家茂病逝大阪城。繼承德川宗家的慶喜雖然表現出親征的意志，但轉而尋求和睦，在廣島幕府使者勝海舟和長州使者廣澤真臣井上馨等人簽訂了停戰協定，第二次長州征伐終於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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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茂死後，德川慶喜繼承了德川宗家，但拒絕擔任征夷大將軍。但是5個月後的1867年1月10日（慶應2年12月5日）終於得到將軍的宣誓，就任將軍後宣稱要通過家茂的弔唁戰壓制長州。孝明天皇非常信任慶喜，甚至處罰了反對征伐長州的大原重德等22位卿。但1月30日（慶應2年12月25日）天皇因天花駕崩。2月13日（慶應3年1月9日）睦仁親王實踐祚之行（明治天皇）。
薩摩藩的西鄉、大久保利通們爲了掌握政局的主導權，探索了雄藩聯合，並敦促島津久光、松平春嶽、伊達宗德、山內容堂（前土佐藩主）上京，從6月6日（慶應3年5月4日）開始召開了四侯會議，就兵庫開港及長州處理問題，德川舉行了四侯會議。6月26日（慶應3年5月24日），通過召集攝政二條齊敬以下衆多公卿的徹夜晨議，獲得了長期存在的兵庫開港敕許等，慶應主導權逐漸得到確立。接着，慶喜接受了法國公使羅什的建議，進行了法國式軍事訓練，並在榎本武揚等人的領導下建立了幕府海軍。以小慄忠順和慄本犁雲等人爲中心，還與法國進行了大貸款諮詢。另外，隨着老中制度被修改，以老中首領板倉勝靜爲總理，各老中兼任陸軍、海軍、國內事務、會計、外國事務等各總裁，而且次官級奉行也選拔了有能力的人才（→慶應改革)
在幕府試圖東山再起的情況下，薩摩和長州認識到，現在只能通過武力挽回局面，並試圖拉攏土佐藩和藝州藩。在土佐藩，後藤象二郎爲了避免受到阪本龍馬的影響而提出歸還大政，薩摩藩也同意了這一提議，因此將於7月23日（慶應3年6月22日）簽署薩土盟約。這是建白向德川慶喜主動交還政權，如果被拒絕就轉換爲武力施壓的方案。但是，由於山內容堂不願動用兵力，薩摩藩也以拒絕慶喜的名義認爲只能動用武力，因此，10月4日（慶應3年9月7日）的盟約被取消。最終，道佐藩於10月29日（慶應3年10月3日）單獨向山內容堂老中板倉提交了大政奉還建白書。另外，薩摩藩的大久保、西鄉等制定了以武力爲背景的政變計劃。接着，與隱居洛北的巖倉具視展開間諜活動，中山忠能（明治天皇的祖父）、中御門經之、正親町三條實愛等人於1867年11月9日（慶應3年10月14日）下達了密敕。但是德川慶喜採納了山內容容堂的進言，當天嚮明治天皇請求大政奉還，使圍幕派失去了名分。由於大政奉還，江戶幕府的政權在形式上結束了。
慶喜在1867年11月19日（慶應3年10月24日）提出了辭去將軍職務的申請，但是幕府的職務制度也暫時保留，實際上幕府的支配並沒有發生變化。巖倉和大久保等人計劃發動政變，推翻這一局面。1868年1月3日（慶應3年12月9日）發佈王政復古大口令，敕許慶喜辭去將軍職務，並廢除了幕府、攝政、關白等，宣佈建立以天皇親政爲基礎，由總裁、議定、參與等組成的新政府。當天晚上，在薩摩藩兵等的保護下舉行的御所會議上，向德川慶喜辭職及返還領地將成爲議題。雖然參加會議的山內容堂和鬆平春嶽強烈反對，但巖倉和大久保等人強行推進，最終還是決定下課。慶喜在接到決定後撤到了大阪城，但在山內容堂、鬆平春嶽、德川慶勝的斡旋下，辭官納地逐漸被清除了。因此，西鄉們召集相樂總三等浪士在江戶引起騷亂，並挑釁了舊幕府方面。負責江戶市治安的莊內藩和小慄忠順等激昂地焚燒了薩摩藩宅邸。
另外，最近由於政局不安和物價暴漲導致的生活困難等原因，頻繁發生"重整社會起義"和"瓦解社會"的現象，而且作爲社會現象，這種奇怪的流行也在廣泛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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