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獻端敬皇后(1639年—1660年9月23日),董鄂氏,亦稱董妃、董鄂妃及棟鄂妃等,均譯自滿洲音,並非漢姓董[註 1]。滿洲正白旗人[1]。內大臣鄂碩之女,死後追贈為「孝獻端敬皇后」。祖籍在遼寧佟佳江流域。和碩榮親王之生母,貞妃四服內的族姐[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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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董鄂妃的出身有各種爭議與見解,其中最為人所接受的有兩說,
- 《清史稿‧后妃傳》記載:「孝獻皇后董鄂氏,內大臣鄂碩女,年十八入侍。上眷之特厚,寵冠後宮。」[2]。順治十三年(1656年)夏旬入宮,八月二十五日[3]被冊為「賢妃」,九月二十八日晉為「皇貴妃」。這樣的升遷速度在歷史上十分罕見。同年十二月初六日,順治帝還為董鄂妃舉行了十分隆重的冊妃典禮,並且頒恩詔大赦天下。這是清朝唯一一次因冊立皇貴妃而大赦天下。
- 另一說則認為董鄂氏原為一位滿籍軍人[註 3]的夫人,因身為命婦需經常入宮朝見后妃而與福臨通姦。這位滿籍軍人申斥董鄂氏時,被福臨打了個耳摑,羞憤致死,抑或是自殺而死。《湯若望傳》只稱董鄂妃是一位滿籍軍人的夫人,後有人因《清實錄》載,「(順治十三年七月)禮部擇吉於八月十九日冊妃,上以和碩襄親王薨逝,不忍舉行,命八月後擇吉日」而提出這位滿籍軍人即為福臨異母弟襄親王博穆博果爾,惟亦有部分學者考證這位滿籍軍人並非博穆博果爾[5]。實際上並無可靠且直接的史料有關於這位滿籍軍人即為博穆博果爾的記載[6]。董鄂氏於順治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1656年10月12日)被擬立為賢妃;九月二十九日被擬立為皇貴妃;十二月初六日(1657年1月20日),福臨頒詔[7]」正式冊立其為皇貴妃。福臨後來說她「年十八,以德選入掖廷」僅為掩飾之詞。關於兄納弟婦,即所謂收繼婚本為後金習俗,因受儒家論理影響而不再奉行。順治初期,貴族尚維持舊俗,不以為惡。例如豪格於順治五年逝世後,他的福晉博爾濟吉特氏改嫁多爾袞。但有學者持不同的見解。
關於董鄂氏在宮廷內的生活,《端敬皇后行狀》有詳細的記載:
- 她生性孝順恭敬,知大體,對上謙虛退讓,對下寬仁慈愛,不會以自己身份高貴而自矜抬高自己。她無微不至地侍奉皇太后,像子女般察其言觀其行。行走在皇太后的身邊時都小步疾行,與婢女沒有什麼差別。皇太后很習慣她在身邊侍候,如果不是她侍奉就感到不樂。
- 皇太后有時也會有些不舒服,但是世祖常因有事到南苑及其他地方。因為董鄂氏在皇太后身邊,皇太后就如同世祖親自去看視她般高興。世祖便少了許多顧慮去處理外務,皇太后對董鄂氏說她侍奉得比皇帝還要殷勤用心。有次順治帝帶着皇太后去泡溫泉,董鄂氏因為生病而沒有隨行,皇太后便對世祖說可否讓董鄂氏帶病過來陪伴着她。
- 她見到世祖心緒煩亂時曾說:「陛下歸且晚,體得無倦耶?」親自把先前命人準備的膳食奉上。世祖感到飽足後叫她一起用膳時,她說:「陛下原念妾,甚幸!然孰若與諸大臣,使得奉上色笑,以沾寵惠乎?」當她得知世祖因有節日慶典而多喝了幾杯酒時,就經常教誡隨侍的侍者要好好服侍世祖安寢,寢室不要太熱。到了夜裏,她怕太監會侍奉不周到而親自到世祖的寢所整夜看護侍奉,等世祖酒勁過去才安心回宮。
- 世祖有時因奏本過多而草草翻閱就擱置一邊。她就對順治帝說:「此詎非幾務,陛下遽置之耶?」順治帝說:「無庸,故事耳。」她就進一步勸諫稱祖宗交付給世祖的江山大業至關重要,即便身體勞累,也不能草草了事。世祖就乾脆請她一起批閱奏章,她就以婦女不能干涉國政為由推辭。有天,世祖連夜批閱一批將被處決的罪犯案宗時,董鄂氏哭着要他謹慎地省察,在其中找出可寬恕的犯人,有些犯人因而發回重審。世祖時常因各大臣分幫結派之事而不快樂。當她得知後,便曾勸諫他要平心靜氣地考察,使得大臣都臣服於他。
- 她與順治帝的保母布母布哩氏等人往來時都很有禮貌,不敢看輕保母,同時亦善待諸位嬪嬙,從沒有忌妒爭寵之心,曾告訴順治帝其他妃嬪做得好的地方,當她們犯有過錯時則幫着隱瞞,不讓世祖知悉。她對於世祖所喜歡的嬪嬙,就像對自己的孩子般特別關照和體恤她,也曾讓她們一起品嘗可口的食物。她對年長者的稱呼為「媼」,同時又視年幼者為「姊」。她曾經在宮中鞠撫王女固倫端敏公主與和碩和順公主二人,以及安王女和碩柔嘉公主,對她們三人的慈愛不亞於自己所生的子女。當世祖譴責獲罪的女侍及宮監時,她必然為他們求情。董鄂氏天性慈惠,凡朕所賜賫之物必賞賜他人,故而董鄂氏封為皇貴妃數年間絕無儲蓄。
- 董鄂氏的父親鄂碩病故後,她哭着對安慰她的順治帝稱不敢過分悲哀讓他煩惱,而且她的父親鄂碩天性蠢笨且不懂大道,她能夠伺候世祖已經是鄂碩最大的榮耀,之前常憂念他心無所懼而做出不好的事情。又董鄂氏在其兄長過世時正好患病,世祖便沒有告訴她此事,怎料她發現哥哥良久沒有派遣嫂嫂來向她問安,已大約得知發生了甚麼事情。她對世祖稱她的哥哥因心高氣傲而在外面做了很多不義的事情,不僅影響她的名聲,恐怕會讓國人都說皇上因為她這樣一個微賤的女子而縱容不法之徒。幸好她的哥哥因故去世,她也不必悲傷。
順治十四年冬旬,昭聖皇太后聖體違和,董鄂氏便廢寢忘食地朝夕侍奉,而孝惠章皇后卻沒有來詢問,也沒有派人來問安。當董鄂氏聞知世祖以孝惠章皇后有違孝道為由諭令群臣議論廢后之事時,長跪且磕頭稱若世祖廢掉皇后,她必然不敢再生存下去。
順治十四年十月初七日(1657年11月12日),董鄂氏生一子榮親王,不料其子順治十五年正月二十四日(1658年2月25日)便夭折。順治追封這位尚未取名的皇子(甚至打算立他為皇太子)[8]為和碩榮親王。
孝惠章皇后於順治十五年病危時,她宮里的侍御因世祖親自服侍,才得以有些時間休息,而董鄂氏竟五天五夜沒有休息,時而為孝惠章皇后誦讀史書,或者跟孝惠章皇后談些家常來解悶。等董鄂氏剛出她的寢宮門時就含淚地說:「上委我候視,倘疾終不痊,奈何?」董鄂氏在同年悼妃薨逝時亦哭着說:「韶年入宮,胡不於上久效力,遂遽夭喪耶?」
順治十七年春旬,永壽宮有位妃嬪患病,董鄂氏因親自服侍她而三晝夜沒有休息,殷切地幫助她解除憂慮。 同年八月十九日(1660年9月23日)病逝於承乾宮,年僅二十二歲。她的週年禮等祭祀活動在順治帝命令之下均在承乾宮內進行。
董鄂氏之死對世祖的打擊極大,福臨「竟至尋死覓活,不顧一切。人們不得不晝夜看守着他,使他不得自殺[4]。」八月二十一日(9月25日)董鄂妃被追封為「孝獻莊和至德宣仁溫惠端敬皇后」,簡稱「孝獻皇后」,福臨對此「猶以無天聖二字為歉」[9]。福臨親自撰寫其《行狀》數千字,並命大學士金之俊為她作《別傳》,輟朝五日以示哀,用藍筆批答奏章四個多月[10],甚至再萌剃髮出家的念頭,經各方人士勸阻才未果。三七(陰曆九月初十日,西曆10月13日),在景山火化,由茚溪行森[11]秉燭,偈語曰:「出門須審細,不比在家時;火裏翻身轉,諸佛不能知。」
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1661年2月5日)深夜,福臨逝於養心殿。貞妃為其殉葬。康熙二年六月初六日(1663年7月10日),董鄂氏與福臨合葬孝陵[12]。根據康熙九年的底檔記載,太皇太后布木布泰下令將端敬皇后董鄂氏的一些遺物分派給包衣大臣的妻子等人,將端敬皇后生前穿過的袍、褂、朝裙和便袍總共四十件衣物給予各旗大臣以及包衣大臣的妻子們,靴子三十二雙與襪子七十五雙則分給了在內務府當差的婦女們作為遺念。端敬皇后的遺物數量較少,而等待分賞的人卻十分多,許多人因而沒有分到端敬皇后的遺物。太皇太后便把她自己的袍子和靴襪拿出來進行分賞。
清初滿洲人有一種用漢姓簡稱滿洲姓氏的習慣,而且可能在官方也這樣使用。查看《世祖章皇帝實錄(康熙本)》,在順治十三年八月立賢妃,九月立賢妃為皇貴妃的記錄中,「董鄂氏」均寫作「董氏」。在後來的乾隆本中,「董氏」則規範成了「董鄂氏」。實際上,參考檔案,當時漢文冊文里的確寫「董氏」,但是同一張紙的滿文冊文即寫作「董鄂氏」。這是當時滿漢文資料各行其事的一種表現。
至於將董鄂妃與董小宛誤作一人亦因一「董」字,孟森等人已證偽。
董鄂妃和貞妃都是正白旗魯克素的曾孫女,所以是四服內的族姐妹。家譜:魯克素生席漢、席爾泰。長子席漢生鄂碩,鄂碩生董鄂妃。次子席爾泰生巴度,巴度生貞妃。另參:《清列朝后妃傳稿》。
昭槤《嘯亭雜隸》中一條記載:「近日之棟鄂氏,冶亭制府考其宗譜,乃知其先為宋英宗越王之裔,為金時所遷,處居棟鄂,以地為氏。」
學者證偽的證據包括,《愛新覺羅宗譜》載博穆博果爾之嫡福晉並非董鄂氏,而是博爾濟吉特氏;《清世祖實錄·順治十一年四月甲子條》載和碩親王之福晉或夫人並不是命婦,無需入伺后妃;另外也沒有史料記載博穆博果爾有側福晉;清廷在博穆博果爾死後給他以特殊的尊榮,亦能找到其他的亦有說服力的原因;根據董鄂氏之父鄂碩的升遷以及其在順治十三年閏五月十二日的一次祭禮上竟能排在索尼之前等證據,推論董鄂氏應該在三月之前已經入宮,而此時距離博穆博果爾去世有四個月之久;而博穆博果爾亦有可能死於痘疹。
詔書略引如下:「朕遵聖母皇太后諭旨,思佐宮闈之化,爰慎賢淑之求,於本月初六日,封內大臣鄂碩之女董氏為皇貴妃。贊理得人,群情悅愉,逢茲慶典,恩赦特頒。
魏特《湯若望傳》。順治稱「和碩榮親王,朕之第一子也」,亦有立為皇太子之意,見於福臨《皇清和碩榮親王壙志》。
但追封董鄂妃為皇后已殊違禮數,時順治之皇后—孝惠章皇后仍在,而嬪妃卻先皇后一步得到皇后諡號,已經大大的超越禮制,日後福臨所下的罪己詔之中,便有指出此事實屬違禮。
按制,皇帝批答奏章例用硃筆,遇皇帝、皇太后大喪改用藍筆批答二十七日,皇后之喪則無此制。董鄂妃之喪禮有頗多破格之處。
茚溪行森,茚溪為號,行是行輩,森是名。茚溪行森(1614年—1677年)字茲翁,博羅人,俗姓黎,廿七歲時出家。其亦在景山壽皇殿前主持了順治大喪百日的火化儀式。
清孝陵地宮內是火葬骨罐而非梓宮。自古傳說無陪葬品,所以待三百年後,孫殿英等軍閥肆行盜墓,東西陵惟有孝陵得倖免於難。
- 楊珍·《董鄂妃的來歷及董鄂妃之死》,載於《故宮博物院院刊》1994年01期。
- 1664年,楊光先上書《請誅邪教疏》,控告洋人湯若望憑西曆計算的榮親王下葬的日子為凶日,導致董鄂妃不久也死亡,挑起清初「曆獄」大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