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美國競選財務醜聞，又稱中國門，是指控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克林頓政府前後試圖用金錢左右美國政治和克林頓政府的籌款活動的政治獻金案。對美國民主黨籌款活動的質疑最早出現於1996年9月21日《洛杉磯時報》的一篇文章[1]。之後《華盛頓郵報》刊登了鮑博·伍德沃德和布來恩·杜菲的一篇文章，宣稱美國司法部通過對籌款活動的調查，發現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工在1996年美國總統選舉前，試圖從美國以外的地方向美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直接捐獻政治獻金。這篇報道使美國公眾第一次注意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捲入了這一事件。 報道說，情報顯示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館在捐錢過程中起了協調作用[2]，而非美國公民向美國政客或政黨捐錢的行為是違反美國法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否認了這些關於政治獻金的指控。
 | 此條目需要擴充。 (2015年9月1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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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根據美國參議院的一份報告《關於1996年聯邦選舉中的非法或錯誤行為的調查》（Investigation of Illegal or Improper Activities in Connection with 1996 Federal Election Campaigns），在1995年以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美國幾乎完全通過外交途爭取利益，比如和白宮的高級官員會談。在這些會議中，中國官員會用中國的巨大市場作為籌碼來與美國政府談判。[3]美國公司也因在華業務對美國政府進行遊說。在1990年代，美國的新聞媒體把美國公司爭取同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貿易的有利政策的遊說活動稱為「新中國遊說團」（New China Lobby），以區別於為中華民國遊說的「舊中國遊說團」。新中國遊說團包括了很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重大貿易和投資利益的美國公司，比如AT&T、通用汽車、波音公司等。 而且據報道，包括幾位前美國國務卿在內的很多著名的美國人也參與了爭取加強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經貿聯繫的活動，比如前美國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喬治·舒爾茨、塞魯斯·萬斯、勞倫斯·西德尼·伊格爾伯格、亞歷山大·黑格、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布蘭特·斯考克羅夫特等人。 新中國遊說團督促美國政府保護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貿聯繫，因為美國對中國大陸的出口在迅速增加並因此給美國增添了許多工作崗位。[4][5]
美國參議院關於1996年籌款活動的調查報告顯示，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出口額度從1980年的30億美元增加到了1994年的380億美元。[6]1991年到1996年間，美國對中國大陸的出口增長了90.5%，美國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未來美國商品出口最具潛力的十大新興市場之一。[7] 兩國間的貿易總額已經從1980年的48億美元增加到了1996年的635億美元，這使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當時美國的第四大貿易夥伴。[3]
由於貿易的增長，批評者質疑美國是否應該繼續將中國視為地緣政治的競爭對手。報告提到的一個解釋，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看來，美國國會中的反華勢力在華盛頓造成了一股反華的氣氛。根據美國參議院的委員會的說法，這次調查中的情報顯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從1994年起，開始擔心美國國會的決議以及對台灣問題的立場可能會損害中國的利益。[3]
1995年初，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申請入美簽證以參加預定於1995年6月舉行的康奈爾大學畢業聚會和相關活動。同年5月，美國國會通過決議，要求克林頓總統給李登輝總統發放簽證。當美國國務院發放了簽證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迅速表示抗議，並且通過傳統的外交渠道施加壓力，中斷了正在進行的貿易談判，召回了中國駐美大使。[8]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認為台灣是一個「叛離的省」。自1995年5月15日開始，中國進行了一系列地下核試驗。[9]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情報機關在美國中央情報局駐台灣辦事處里發展了一個內線，這個內線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提供了一份機密文件，其中包含了所有美國核彈頭的設計信息。[10]之後，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同年7月開始在台灣附近水域開始了一系列的導彈試射，導致台灣海峽的局勢異常緊張。
根據美國參議院的報告，這些危機之後中國官員終於制定了一套建議，以爭取中國的利益並改善中國在美國人民心目中的形象。這些建議被稱為「中國方案」，是受到美國國會成功遊說美國總統授予李登輝簽證的啟發。美國國務卿沃倫·克里斯托弗曾向他的中國同行錢其琛保證：給予李登輝簽證是「不符合（美國與台灣的）非官方關係的」[11]，但是克林頓政府仍然接受了國會的決議，這讓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意識到：美國國會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要比以前認為的更加重要。在制定所謂的方案時，中國官員承認，比起其他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從前對於美國國會的政治決策幾乎一無所知更遑論有什麼影響力，相反，由中國國民黨運作「中國遊說團」對於美國國會中的親台派有很大的影響。[3]
根據美國參議院的報告，這份方案責成在美國的中國官員提高美國國會議員認識並增加同美國議員、公眾和媒體的接觸。據稱，該計劃對如何遊說美國官員提供了建議。[3]
多年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一再否認這些遊說活動涉及任何捐款：
美國有些人和媒體猜測……中國人參與了美國大選中的所謂的政治捐款。這是無中生有，是為了詆毀中國。（北京）從來沒有、也不會在任何時候用金錢來影響美國政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發言人，1998年5月[12]
主要籌款人物和群體
最主要的一筆境外非法捐款是崔亞琳（Yah Lin "Charlie" Trie）捐給美國總統克林頓的法律辯護基金的460000美元。這筆錢是用信封裝的，一沓1000美元，有些錢的序號相連，而且上面有同一筆跡的不同名字。[13]
崔亞琳生於台灣，1974年移民美國，並且在阿肯色州的小石城和他人共同擁有一個旅館。在小石城，他和克林頓成了朋友。除了捐款給克林頓的法律辯護基金，他和他的直系親屬還捐款220000美元給美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不過後來這一筆錢被返還了。[14]
在捐款給克林頓的辯護基金後，崔亞琳緊接着致信克林頓，表示了對美國介入因中國在台灣附近進行軍事演習而造成的緊張情勢的關切。
調查
美國司法部於1996年底成立了一個特別工作組開始着手調查對克林頓和戈爾對用於競選連任的籌款進行濫用的指控。這個小組在不久後擴大了調查範圍，擴大到包括在1996年12月比爾·克林頓的法律辯護基金的相關活動。[15]
克林頓總統在1997年2月宣佈，他認為調查報告應該做到證據有力和調查徹底，以證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確實試圖直接從海外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捐款。後來克林頓總統突然不再呼籲由獨立檢察官來調查，並稱這是美國司法部的決定。他說：
| “ | 顯然，如果哪個國家向我們之中的任何一方輸入資金，不管是什麼理由，這對美國來說將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16] | ” |
到了1997年7月，美國政府認定，沒有任何證據證實這些指控。
| “ | 我們已經收到了聯邦調查局的相關報告……我們相信，在我們對中國的政策中，這些變化是沒有基礎的。這是一個基準。[17] | ” |
| ——白宮新聞發言人邁克·麥柯里 | ||
「我們不知道這是真的還是假的」克林頓總統說，「所以，因為我不知道，所以這不可能……而且它不會影響美國人民在我們的外交政策中擁有的更大的長遠戰略利益。」[17]
兩黨在國會的議員達成的結論顯得兩極化。根據華盛頓郵報披露，參議員弗雷德·湯普森（共和黨田納西州議員）和負責調查籌款爭議的委員會的主席表示，他們相信中國有計劃性和針對性的秘密介入總統和國會的選舉。而民主黨參議員喬·利伯曼和約翰·格倫說，他們相信證據顯示出中國只針對國會的選舉。[17]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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