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電影自19世紀末電影首次被引入韓國以來至今已有百餘年歷史。1919年，韓國早期電影開拓者金陶山製作了韓國本土首部電影《義理的仇討》[3]:編者序1-2。在經歷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壓制和軍事政權的嚴酷審查制度後，韓國電影隨着民主化進程的推進在1980年代迎來了新轉機。新的人才不斷進入，特別是原有的電影審查制度的廢除，使韓國電影業的環境得到改觀。進入1990年代以後，韓國電影消化了市場開放後外國進口電影的衝擊，呈現出高速發展的態勢。1993年-2005年，韓國電影在本國市場的佔有率從15.9%上升到60%，票房翻了兩番[4]:編者序1。1999年，姜帝圭導演的《生死諜變》使韓國本土影片的票房首次超過荷里活巨片《鐵達尼號》在韓國創下的票房紀錄，引發韓國大片的熱潮。在電影觀眾數目幾何級增長的同時，韓國電影接連在三大國際電影節和其它國際電影節上獲獎。韓國電影的質量和國際化水平也得到空前提高[4]:351-353[3]:325-332。
韓國每年舉行20多個國際電影節，包括釜山國際電影節、富川國際電影節、全州國際電影節、光州國際電影節等[4]:367。其中，開始於1996年的釜山國際電影節已經發展成為亞洲最具代表性的國際電影節之一[3]:297-298。韓國主要的電影獎項有大鐘獎、青龍獎、百想藝術大賞、春史電影藝術獎等。其中，春史電影藝術獎由韓國電影工作者協會為紀念電影開拓者春史羅雲奎導演（1904-1937年）於1990年創建，完全由電影人來經營[3]:310。
1919年至2009年，韓國總共製作了6001部故事片，其中菲林存留65.7%。菲林保存率隨時間的追溯越來越小。為了收集、保存韓國電影，從1996年開始，韓國實施電影義務納本制度，電影公司義務向韓國映像資料院提供電影拷貝。1997年以後製作的韓國電影全部保存[4]:編者序2。
歷史
電影在19世紀末傳入韓國[3]:5-7。1919年10月27日[a]，金陶山引領的「新劇座」在團成社上演韓國首部連鎖劇《義理的仇討》。該片被視為韓國電影製作的起點[4]:30[3]:29-30[6]:38[5]:32。該片劇組還拍攝了韓國首部紀錄片《京城市內全景》[3]:39-40[4]:21-22。1920年代中期到1930年代中期是韓國電影的「默片全盛期」。這一時期，韓國無聲電影的製作不僅數量多而且質量高[4]:51[7]。1926年，羅雲奎撰寫、編劇、導演和主演的電影《阿里郎》獲得空前成功，開啟了民族電影的時代[4]:51-52。1930年，日本人加緊了對韓國電影的打壓，許多電影遭禁甚至被毀，韓國本土電影的創作急劇跌至近2-3部。1935年，日本電影在韓國電影市場的份額達到69%，歐美電影為27%，韓國本土電影僅為4%[5]:35。在韓國電影陷入低潮的1932年，李圭煥自編、自導了韓國無聲電影時期的另一部備受矚目的民族電影《沒有主人的渡船》[3]:108-112[4]:64-67。
1935年10月3日，韓國首部有聲電影《春香傳》在團成社上映[4]:84[3]:122[8]。該片由韓國最早期的電影技術開拓者李弼雨和他的弟弟李明雨合作製作[4]:80。1937年，韓國電影已經完全進入有聲電影時代[3]:129-130。1938年，《朝鮮日報》社舉行了韓國歷史上的首次電影節。根據當時觀眾的投票結果，羅雲奎的《阿里郎》（1926年）獲得電影節最佳默片獎；安夕影的《沈青傳》獲得最佳有聲片獎[4]:81。
1940-1945年，日本軍國主義把持韓國電影，成立「朝鮮映畫製作株式會社」，製作軍國主義御用宣傳片，迫使大部分電影公司關閉[3]:144[4]:82[9]，韓國電影幾近滅亡，韓國情節劇的拍攝下降到了5部[6]:60。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後，韓國電影恢復到原有的定位[3]:158-159[8]。1946年，李龜永導演的傳記片《安重根史記》成為光復後韓國電影界製作的第一部電影[3]:160[4]:109。日佔時期的親日派導演崔寅奎製作了有贖罪意味的「光復電影三部曲」（《自由萬歲》、《無辜的罪人》和《獨立前夕》）[3]:161。
韓戰期間，韓國電影遭到重創，但也製作了一批戰爭紀錄片，包括對比戰前戰後首爾的《曾經美麗的漢城》（1950年，李龜永）、聯和國軍收復首爾北上的《西部戰線》（1950年，尹逢春）等[3]:170[4]:124。大邱在韓戰期間一度成為韓國電影製作的中心。申相玉的處女作《惡夜》，演員孫全轉導演的第一部電影《我越過了三八線》和《恐怖的夜》，李敏主演的《花郎道》都是在大邱完成的。申敬均執導的《三千萬的花束》和全昌根導演的《洛東江》則是在馬山和慶尚南道製作完成[4]:126。
韓戰後，韓國政府為保護本國電影產業的發展在1954年3月31日修訂了《入場稅法》，免除了國產電影的入場票稅[b]，並在1959年頒佈「國產映畫製作獎勵和為了映畫娛樂純化的補償措施」[3]:174[4]:143。隨着電影業的恢復，大眾娛樂的中心從樂劇、演劇等舞台藝術轉移到了電影，從而進一步拉動了對電影的需求。韓國電影業在戰後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日趨穩定的氛圍下，開始復興[4]:144。
1955年，李奎煥導演的《春香傳》（趙美鈴、李敏主演）公映後，獲得巨大成功，成為韓國電影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作品。該片觀影人次突破18萬，發行期長達2個月，收益1億圜[c]（製作費3500萬圜），被稱為「韓國電影史上第一部賣座片」[4]:144。隨着戰後意識形態的相對自由，通俗劇成為當時重要的類型片[4]:148-149。開放的社會氛圍和保守的觀念之間尖銳的矛盾通常是通俗劇的主題[4]:149。1950年代的通俗劇也與其它類型相混合，最常見的是與犯罪片結合[4]:150-151。
喜劇片在1950年代中期的韓國電影業也開始出現熱潮。僅1956年一年就出現了《出嫁的日子》（李炳逸）、《一步登天》（洪一明）、《漢城的假日》（李庸民）、《青春雙曲線》（韓瀅模）等多部作品。《出嫁的日子》由吳泳鎮的演劇本《孟進士宅慶事》改編，刻畫了富人孟進士的貪婪，揭露了1950年代人們的對資本主義物質文化的眩惑和墜落，是部具有現實意義的喜劇片。該片上映後，獲得了觀眾和影評界的高度讚譽，並獲得了第四屆亞洲電影節最佳喜劇片獎[4]:151[3]:178[7]。1950年末期，韓國電影迎來了喜劇片的繁榮[4]:151。
韓國光復後，美國電影大批湧入韓國。進口美國電影曾佔據韓國全年上映電影數量的一半以上[4]:111。韓戰期間，韓國依然大量進口美國和法國的電影。避難地破舊的電影院上映的進口外國電影吸引了大批的觀眾，盛況空前。1954年，有30個外國電影進口公司相互競爭爭奪這一市場。1959年，韓國進口的外國電影多達212部，其中90%都是荷里活的影片。《魂斷藍橋》（1940年，默夫雲·萊羅依）、《卡莎布蘭卡》（1942年，米高·柯蒂茲）、《羅馬假日》（1953年，威廉·惠勒）等經典荷里活電影放映時影院經常滿座[4]:155-156。這些進口電影一方面讓韓國電影人有了緊迫感，迫使他們儘早製作出高質量的作品，另一方面，也為韓國電影人提供了可以學習、借鑑的契機[4]:155。
1960年，韓國開始出現以新父權家長制為中心的「家族劇」電影。申相玉執導的《浪漫爸爸》（1960年）和姜大振執導的《朴書房》（1960年）拉開了家族劇電影的熱潮。家族劇以父愛在你左右女矛盾等周遭發生的各種家族事情為素材，通過喜劇手法尖銳指出新舊秩序的對立和迫切需要建立新的家長制的狀況。在這類影片中，處於矛盾中心的人物是父親。[4]:161-163。姜大振導演的《馬夫》（1961年）描寫的是韓戰後的一位舊時代父親。他以經營現代城市不需要的馬車業務撫養四個子女，並幫助三次落榜的大兒子考上了大學。由於他思想守舊，秉持嫁雞隨雞的愚昧思想，最終將女兒趕出家門，導致其死亡。該片在第11屆柏林國際影展獲得了銀熊獎，是韓國電影史上首個在國際三大電影節獲獎的影片[3]:202[4]:163。
隨着電影數量的激增和大量影評的出現，韓國電影進入了類型片時期。1963年以後，韓國電影類型片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將已有的通俗劇、歷史劇、喜劇片等進行進化再生產，另一類則是新登場的驚慄片、青春片、文藝片等新的類型片[4]:180。《燕山君》（1962年，申相玉）、《真聖女王》（1964年，河漢洙）等歷史通俗劇以歷史為背景側重講述主人公個人故事。而《聖雄李舜臣》（1962年，俞賢穆）、《世宗大王》（1964年，安賢哲）等歷史性英雄人物傳記片則摒棄虛構的敘事，盡力忠實還原歷史[4]:191-193。受到西部片和海盜片的影響，驚慄片多為犯罪、戰爭和黑幫組織題材的非現實幻想故事[4]:194-195。1965年，受《007系列》影響，間諜動作片後成為韓國驚慄片的主流[4]:195。喜劇片在1960年代前期比較盛行以底層工薪階層、小市民、商人、工人為主角的戲劇性強的作品，1960年代後半期劇主要以喜劇明星為中心的鬧劇為主[4]:196-198。這一時期的青春片一般以年輕男女的愛情為主線，刻畫因身份差異而導致的絕望心理和身份提高帶來的虛榮心[4]:199。1960年代後期，由於政治強權推行電影企業化政策的失敗，電視的普及，韓國電影業越發不景氣。恐怖片作為低預算電影的代表開始浮出水面[4]:212-213。1960年代末期，隨着朴正熙獨裁統治的加深，社會貧富差距的加大，勞動者受着低工資、長時間勞動的折磨。這一時期的電影作品也瀰漫着人們的挫折和絕望感[4]:229。
1961年，朴正熙通過5·16政變控制韓國後，開始打着保護和培育的口號對電影業進行管控。1962年1月20日，韓國頒佈了歷史上的首部《電影法》。《電影法》的核心內容是企業化的政策和外國電影進口配額制[4]:182-185[3]:190。企業化政策只強調電影的產量，扼殺了產業的自律性和自生可發展的可能性[4]:185[7]。進口配額制度是為了保證只有國產電影製作者才能進口電影，以彌補當時韓國政府對電影業沒有實際性預算的局面[4]:182-185[3]:190。一些獲得進口配額的電影公司開始非法出售進口配額權，從中謀利，還有的電影公司為了獲得外國電影進口配額，不惜粗製濫造，與進口配額保護國產電影的初衷相違背，被報界譏諷為「豐收的饑荒」[4]:185[6]:81。與此同時，朴正熙政府還加強了對電影的審查。含有政治因素，描寫社會黑暗面，反倫理，和揭露現實社會的影片遭到了封殺[3]:192。
1970年代，韓國政治進一步走向獨裁統治。朴正熙當局打着保護國產電影的名義，通過外國電影進口配額制資助國產電影的製作，但卻導致了國產電影質量的下降。電影業准入門檻的提高和電影審查制度也扼殺了韓國電影自身發展的動力，使電影偏離了藝術發展的軌道[4]:227-228[3]:218。1969年至1976年，韓國觀影人次從1.78億銳減到三分之一都不到，人均觀片數量從原來的每年五六部下降到1.8部，全國影院數量也從659家減少到541家。與此同時，電視的普及和其它娛樂產業的發展也使韓國電影的蕭條進一步雪上加霜[4]:227[3]:225。1973年，朴正熙政府修訂《電影法》，設立映畫振興堅離地公社，並開始打着「為國產電影提供範本」的名義直接製作電影。反共影片《證言》（1973年，林權澤）是映畫振興堅離地公社製作的首部國策電影。為支持這部影片的製作，朴正熙政府將江原道的一個村莊劃為拍攝現場，派遣大規模裝甲部隊和步兵並動員大量臨時演員協助拍攝。此外，影片採取了當時最先進的特效，建造了漢江大橋、戰鬥機等道具模型。政府的大規模支持使《證言》創作出當時難得一見的視覺奇觀，上映後也取得了很好的票房成績[4]:246-247。續《證言》之後，映畫振興堅離地公社又投巨資製作了一批反共電影和多部「新鄉村電影」。但這些影片的票房都不理想，有些甚至入不敷出[4]:247。朴正熙當局不僅要求電影公司製作反共、宣傳新農村政策的電影，還要求製作忠孝、護國、克己奉公等能「確立民族主體性」和「鼓舞愛國愛民族的國民性」電影。這些電影被定為優秀電影後，會得到政府的補償。但它們其中的很多甚至都沒有公映過[4]:247-249。
在電影製作淪落成取得外國進口電影配額手段的惡劣情況下，新世代導演的登場和巨匠導演的活躍延續着1970年代韓國電影的命脈[4]:228[3]:243。這一時期巨匠導演的作品包括金綺泳的《火女》（1971年）、《蟲女》（1972年），俞賢穆的《火花》（1975年）、《雨季》（1979年），申相玉的《三日天下》（1973年），金洙容的《土地》（1974年），李晚熙的《去森浦的路》（1975年），林權澤的《雜草》（1973年）等。這些作品中有些藝術水準很高，但大多數票房慘澹[4]:228-229。與此同時，一批由新世代導演拍攝的作品在1970年紛紛出現。改編自超人氣作家崔仁浩同名小說的《星星的故鄉》，得到年輕觀眾的好評。不久《英子的全盛時代》（1975年，金鎬善）和《傻瓜的行進》（1975年，河吉鍾）的上映使新世代導演的作品持續賣座[4]:229。1975年7月18日，新世代導演金鎬善、邊仁植、李長鎬、河吉鍾、洪坡在首爾武橋洞泰和館別館大廳成立了韓國電影史上最早的電影藝術運動「映像時代」。這些三十幾歲的年輕人為了電影願意接受各種挑戰，甚至反抗[4]:229。
維新體制崩潰後的1980年代，韓國當局開始逐步放鬆制約電影業發展的各項政策。1980年文化公報部廢止了原朴正熙政權的「優秀電影獎勵制度」，優秀電影不再是為取得外國電影進口配額而製作的電影，而是真正具有思想性、藝術性，能深深打動觀眾的電影[3]:258。1984年3月，映畫振興堅離地公社設立了培養導演、攝影、編劇等專業人才的韓國映畫學院，為蕭條中的韓國電影點燃了復興的火花[3]:271。 同年，韓國第五次修訂《電影法》。原來電影業的許可制被登記制所取代，准入門檻的降低使自由製作成為可能。此外，新修訂的《電影法》將電影的製作業務和進口業務進行了分離。原來少數電影製作公司壟斷韓國電影的局面被瓦解[4]:291-292[3]:256-257。1986年，韓國在美國的壓力下第六次修訂《電影法》。原來對外國進口電影的限制被廢除，外國電影公司可以在韓國建立分支機構直接經營電影業。1988年1月，聯合國際影業和20世紀霍士影業公司率先在韓國設立分支機構，搶灘韓國市場。9月24日，聯合國際影業的第一部直配電影《致命誘惑》在韓國影院上映。電影政策的變化一方面使電影製作自由化，另一方面對外國進口影片限制的廢除也使原本在政府保護傘下生存的韓國電影業受到巨大的衝擊。同時，1980年12月1日開始的電視節目彩色化也給電影業的發展帶來不小的衝擊[4]:291-292[3]:256-257。
在朴正熙被暗殺身亡後的1980年代初，過渡政府管理下的韓國出現了短暫的民主時期。《人之子》（1980年，俞賢穆）、《有風的好日子》（1980年，李長鎬）、《曼陀羅》（1981年，林權澤）、《底層市民》（1982年，裴昶浩）、《傻瓜宣言》（1983年，李長鎬）等以敏銳眼光批評現實生活嚴峻問題的影片得以成功規避略為寬鬆的審查制度的檢查而上映[6]:100[10]。1980年代初，中堅力量引導着韓國電影。1980年，李斗鏞導演的《避幕》獲得威尼斯影展ISDAP獎。之後，他又執導了《最後的證人》（1980年）、《欲望的沼澤》（1982年）、《長子》（1984年）、《石孩》（1985年）等。1984年，李斗鏞以描寫朝鮮王朝殘酷舊習俗的《女性殘酷史：紡車，紡車》在韓國電影史上首次入選康城影展「一種注視」單元。1980年代初，武俠片、喜劇片和愛情片佔據了票房榜的前列[3]:276-277[8]。1982年3月，在光州事件的旋風中登場的全斗煥政府，為了分散民眾對政治的注意力，開放了深夜劇場[4]:279。3月下旬，鄭仁燁執導的《愛瑪夫人》成為第一部深夜劇場影片，引發了情色片製作的熱潮。午夜劇場也成為受年輕戀人歡迎的約會場所[4]:281[3]:264。
1980年代，隨着電影製作環境的改善，韓國電影接連在國際電影節上獲獎。1980年，李斗鏞執導的異色電影《避幕》受邀參加威尼斯影展獲得ISDAP獎，標誌着韓國電影真正進入國際市場。1983年，金惠子以其首部作品《晚秋》[d]在第2屆馬尼拉國際電影節上摘得最佳女演員的桂冠。1984年，裴昶浩導演的《赤道之花》在泰國曼谷舉行的第29屆亞太影展上獲得最佳導演獎。他導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年冬天很溫暖》在南特三大洲電影節獲得了評委會特別獎。1985年，河明中自編自導的《烈日》入圍第35屆柏林影展主競賽單元，擔任該片攝影的鄭光石在第21屆芝加哥電影節榮獲最佳攝影獎。林權澤執導的《種女》在第32屆亞太國際影展上獲得了最佳影片、最佳導演和最佳女配角獎。片中的扮演女主角的姜受延在1987年第44屆威尼斯國際影展摘得影后的桂冠，這是韓國電影第一在威尼斯影展上獲獎。1988年，在林權澤導演的《阿達達》擔任女主角的申恵琇在第12屆蒙特利爾國際電影節上獲得了最佳女演員獎。李長鎬的《浪子途中不休息》獲得了第38屆柏林影展卡里加利獎。1989年，曾獲威尼斯影展影后桂冠的姜受延憑藉其在林權澤執導的另一部電影《上升》中的表現再次捧得第16屆莫斯科國際電影節最佳女主角獎[4]:297[3]:283-284。1989年，繪畫專業出身的裴鏞均自編、自導的處女作《達摩為何東渡》在康城影展入圍「一種注視」單元，並在第42屆盧卡諾國際影展上獲得最佳影片獎、最佳導演獎、最佳攝影獎等獎項[3]:271-273。
1990年代和21世紀是韓國電影在開放中重獲新生的時代。根據韓美的電影協商，自1989年1月1日開始韓國電影公司無需經政府批准就可以進口外國電影，外國電影也無需經過審查，韓國逐年放寬對外國電影進口拷貝數目的限制，直到1994年完全廢除[4]:402-403。外國進口電影對韓國電影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衝擊。1980年代，韓國電影的佔有率曾上升到30%，但在1993年已經下降到了歷史最低的15.9%。1998年，韓國國產電影的數量由1990年前後的100-120部，縮減到43部。而進口外國電影則由1984年的25部，激增到1996年的405部[4]:403[4]:356。
1990年，韓國電影出現了一部賣座片林權澤執導的《將軍的兒子》，時隔13年刷新韓國電影史上最高票房紀錄。《將軍的兒子》摒棄刀槍而使用拳腳，開創了韓國動作片的先河，給蕭條的韓國電影業帶來轉機[3]:324-325[10][8]。1993年，林權澤導演的《西便制》再次在韓國電影界颳起票房旋風。該片在首爾地區的票房首次突破100萬，使韓國電影從此進入百萬時代[3]:325[11]。該片包攬了青龍獎、大鐘獎、電影評論獎、春史電影藝術獎在內的韓國諸多大獎，並在當年10月舉行的首屆上海國際電影節上獲得最佳導演獎和最佳女演員獎[3]:325。
1996年，韓國憲法法院就「長山串鷹」對公演倫理委員會執行的電影審查制度的違憲申訴作出了違憲判決，宣佈《電影法》所規定的電影上映前必須接受公演倫理委員會審查的規定，違背《韓國憲法》第121條第一款「所有國民享有言論、出版的自由和集會、結社的自由」所賦予的公民權利[e]。與此同時，韓國憲法法院還明確有必要禁止青少年接觸色情、暴力電影，提出電影界建立自律的「分級制」。同年，韓國修訂了《電影振興法》[f]，成立了韓國公演藝術振興協會用於取替原有的公演倫理委員會，並對電影實行全體可觀看、12歲以上可觀看、15歲以上可觀看、18歲以上可觀看四個等級分類制度[3]:296-297。[g]
1996年以後，韓國電影開始保持快速增長的勢頭，市場佔有率由1996年的23%提高到1998年的35.8%，2001年更是超過了50%。韓國電影的觀影人次也開始呈幾何級增長[4]:351。1999年，《生死諜變》的上映拉開了韓國大片的時代，其觀影人次達到580萬，一舉刷新1990年代初《西便制》所創下的百萬人次紀錄，並超過當時荷里活巨片《鐵達尼號》在韓國的票房。此後，韓國電影的票房紀錄每年都被刷新。2000年，朴贊郁執導的《共同警備區》票房突破600萬，不僅成功入圍2001年第51屆柏林國際影展，還以200萬美元出口到日本等海外市場[3]:328-330。2001年，《朋友》票房達到818萬。之後，2003年的《實尾島》和2004年的《太極旗飄揚》票房相繼突破1000萬，使韓國電影進入千萬時代[4]:376-377。韓國大片的成功使得韓國國產電影的市場佔有率在2001年提高到了50%以上，並成功擴大了觀眾層和海外市場的銷路[3]:332[4]:351。
與此同時，韓國電影也實現了質的飛躍。韓國電影在世界三大國際電影節上取得驕人的成績，並湧現出一批優秀電影導演。釜山國際電影節、全州國際電影節、富川國際奇幻電影節等相繼在韓國舉辦。其中，1996年開始的釜山國際電影節已經發展成為亞洲代表性的電影節[4]:352-353。2000年，林權澤執導的《春香傳》（2000年）入圍康城影展主競賽單元，這是第一部入圍康城影展金棕櫚獎的韓國電影。2002年，林權澤憑藉《醉畫仙》榮獲康城影展最佳導演獎。同年，李滄東的《綠洲》拿下了威尼斯影展特別導演獎和馬切羅·馬斯羅楊尼獎。2004年，金基德導演的《撒瑪利亞女孩》（2003年）和《空房間》（2004年）連續摘得柏林影展和威尼斯影展的最佳導演獎，一舉成為國際知名導演。同年朴贊郁的《老男孩》（2003年）贏得了第57屆康城影展評委會大獎[4]:352。2005年，韓國的兩部影片《那時那些人》和《哭泣的拳頭》獲得第58屆康城影展導演雙周大獎[12]。
2011年，朴贊郁和弟弟朴贊慶所執導的短片電影《波瀾萬丈》是世界上首部在影院上映的智能手機電影，使用iPhone 4拍攝，在第61屆柏林影展獲得短片競爭單元大獎——最佳短片金熊獎[13]。2012年，金基德執導的《聖殤》在第69屆威尼斯影展贏得金獅獎[14][15]。2010年，李滄東的《詩》獲康城最佳劇本獎。2019年，奉俊昊執導的《上流寄生族》獲康城影展最高獎項——金棕櫚獎[16]。2020年2月，該片在第92屆奧斯卡金像獎上斬獲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原創、國際電影4大獎項，是首部贏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的非英語電影[17]。2022年，宋康昊和朴贊郁在第75屆康城影展分獲最佳男演員和導演獎[18]。
韓國電影獎項
韓國國際電影節
韓國電影院
- 首爾劇院
- 電影立體方（CINECUBE）
- 東崇影院
- CGV明洞
- 大韓劇場
- 綠色劇院
- CGV江邊
- Megabox
- 城市劇院（CINECITY）
- Cineplus
- City 劇院
- Central 6 Cinema
- CGV 仁川
- CGV 往十里
| 年份 | 票房收入（韓元）[2] | 觀影人次[2] | 電影院數[19][1] | 銀幕數[19][1] |
|---|---|---|---|---|
| 2004 | 440,728,906,206 | 69,254,626 | 1,451 | |
| 2005 | 780,364,979,467 | 123,352,059 | 1,648 | |
| 2006 | 892,442,138,000 | 144,256,035 | 321 | 1,880 |
| 2007 | 965,486,624,538 | 152,022,992 | 314 | 1,975 |
| 2008 | 961,453,297,251 | 147,428,639 | 309 | 2,004 |
| 2009 | 1,083,196,004,950 | 155,398,654 | 305 | 2,055 |
| 2010 | 1,157,254,738,250 | 147,759,214 | 301 | 2,003 |
| 2011 | 1,235,799,464,200 | 159,724,465 | 292 | 1,974 |
| 2012 | 1,455,140,354,435 | 194,890,587 | 314 | 2,081 |
| 2013 | 1,551,351,984,721 | 213,351,030 | 333 | 2,184 |
| 2014 | 1,664,232,549,160 | 215,068,958 | 356 | 2,281 |
| 2015 | 1,715,501,571,678 | 217,299,523 | 388 | 2,424 |
| 2016 | 1,743,194,424,370 | 217,026,182 | 417 | 2,575 |
| 2017 | 1,756,577,851,113 | 219,876,227 | 452 | 2,766 |
| 2018 | 1,813,963,809,238 | 216,385,269 | 483 | 2,937 |
| 2019 | 1,913,989,080,068 | 226,678,777 | 513 | 3,079 |
| 2020 | 510,375,222,191 | 59,524,093 | 474 | 3,015 |
| 2021 | 584,488,528,900 | 60,528,224 |
參看
註釋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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