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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外交是大韓民國在國際關係中以和平的手段對外行使主權的交往或交涉活動。韓國外交是韓國內政的延伸，以內政為基礎，是其國家主權在國際關係中的體現和行為，也是維護和發展其國家利益，實施其國際戰略和對外政策的手段。韓國目前與世界上193個國家建立有外交關係，是聯合國、世貿組織、經合組織（OECD）、亞太經合組織（APEC）、20國集團的成員國，也是亞太經合組織和東亞峰會創始國之一。
大韓民國實際控制領土
承認並與大韓民國建交的國家
承認大韓民國的存在但與韓國不具外交關係的國家
爭議地區
冷戰時期，韓國外交主要是以韓美關係為核心，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發展關係。20世紀70年代初，韓國開始與社會主義國家陣營接觸。1988年，盧泰愚當選韓國總統後，開始推行「北方政策」，積極與社會主義國家發展外交關係。1993年，金泳三文人政府開始提出「世界化、民間化、多邊化、多元化、區域合作和面向未來」的外交政策。在金泳三之後的韓國各界政府也都積極推行了多邊外交政策。目前，韓國外交基本形成了以韓美同盟為基軸，中美日俄四國為主線，積極參與地區和國際事務的多層次、全方位的外交格局。
韓國外交部是負責韓國外交和其它對外事務的最高政府機關。為了綜合開展對外經濟與通商交涉，1998年2月28日，時任韓國總統金大中將外交部改組為「外交通商部」。2013年3月23日，韓國外交通商部正式更名為韓國「外交部」。韓國外交部的主要職責包括：制定和實施外交政策；多邊、雙邊外交及國際經濟合作；制定、施行和調整對外經濟貿易政策；文化合作和對外宣傳等；海外僑民政策的制定及駐外國民的保護與援助事宜；國際形勢的調查與分析以及有關移民的相關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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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8月15日，朝鮮半島南部在美國的扶植下，成立了大韓民國。9月9日，北部成立了前蘇聯扶植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朝鮮半島形成南北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對峙[1]:120[2]:255。建國初期，韓國的外交基本是「對美一邊倒」，主要是謀求國際社會的承認，與更多國家建立外交關係。在韓戰爆發前，韓國已經先後與美國、退守臺澎金馬的中華民國、英國、法國、菲律賓等25個資本主義國家或地區建立了外交關係[2]:256[1]:148[3]:215。為應對來自北方的威脅和試圖通過武力統一朝鮮半島，李承晚曾向美國提議建立韓美軍事同盟，但美國出於戰略上的考慮沒有接受李承晚的建議。1950年1月，美國國務卿迪安·艾奇遜宣佈「艾奇遜防線」時，韓國並沒有列在美國太平洋地區防線之內[4]:52-53[1]:151-152。
韓戰爆發後，美國對韓國的政策發生了重大的轉折。為挽救剛剛扶植起來的李承晚政權，以美國為首的16個歐美西方國家在聯合國的名義下投入了戰爭。戰爭停火後，韓國與美國的軍事、經濟和政治關係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與其它資本主義國家的交流也日益增加，對社會主義陣營則採取敵視態度[2]:256[1]:152-153。1953年10月，韓美簽署《韓美共同防禦條約》，開始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韓美同盟合作體制的序幕。韓國成為美國反蘇反共的前哨陣地和續日本之後美國在亞洲的第二大軍事同盟，美軍開始長期駐紮韓國。韓國除得到美國的安保外，也獲得了美國大量的經濟援助。20世紀50年代，韓國是世界上獲得美國援助最多的國家之一[4]:53[1]:15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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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5月16日，陸軍少將朴正熙發動五一六軍事政變，控制了韓國政權，開始了韓國長達26年的軍政威權統治[2]:77。發展經濟，擺脫貧困是朴正熙政權的頭等大事，韓國外交在朴正熙掌權期間也側重於經濟方面的考量。由於美國無償援助的大幅減少，朴正熙將目光轉向了日本[2]:256[1]:167-168。為尋求發展經濟所需要的資金和技術，朴正熙政府1964年啟動了與日本邦交正常化的第六輪談判。美國原本對靠軍事政變上台的朴正熙不存好感，但韓日邦交正常化符合美國在東亞的戰略利益，這使得美國開始轉為支持朴正熙[5]:88-92。1965年6月22日，朴正熙不顧韓國國內的強烈反對與日本簽訂了《韓日基本條約》，正式建立外交關係，東北亞地區的美日韓同盟正式確立[2]:257[1]:171-172。
1965年，韓國通過派兵參加越南戰爭，進一步拉近了與美國的同盟關係。在韓國向越南派兵不久，朴正熙便被美國約翰遜總統邀請訪美，受到了兄弟國家領導人的最高禮遇。韓國也從向越南派兵受益，藉助美日的援助，以及軍工產業的繁榮，韓國經濟的年增長率超過了10%。1965-1969年也成了朴正熙執政的鼎盛時期[5]:93-95[2]:256。除美日外，朴正熙政府還大力發展與其它國家的多邊經濟外交。在以出口為導向的發展戰略下，韓國各駐外機構主要以為韓國產品開拓市場服務。各駐外使館每個月都要提出吸引外資，推動出口的具體方案和建議[2]:256[3]:228。
隨着冷戰格局的結束，特別是中國與美國、日本關係的改善。朴正熙政府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實施門戶開放政策，與社會主義陣營進行接觸。1973年6月23日，朴正熙發表了《和平統一外交政策特別宣言》，即「六二三宣言」，表示願意尋求與朝鮮同時加入聯合國，並在互惠平等的原則下與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開放門戶，從而開闢了韓國外交的一片新天地[2]:257。1973年8月，韓國派團參加了在蘇聯莫斯科舉行的世界大學生運動會。此後，兩國人員交往和貿易往來都有所增加[2]:258[3]: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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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80年代，韓國進一步加強了與社會主義陣營的外交關係。1983年9月，由於蘇聯擊落韓國KAL007客機，兩國關係一度中斷。但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台後，雙邊關係開始緩和[3]:235[2]:258。1988年，盧泰愚出任韓國總統後，藉助1988年奧運會的有利時機積極推進「北方政策」。1988年7月7日，盧泰愚發表《為爭取民族自尊和統一繁榮的特別宣言》，表示韓國應在超越意識形態上的世界和解合作時代，積極改善與蘇聯、中國和其它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1988年奧運會後，韓國和蘇聯分別在莫斯科和漢城（今首爾）建立了貿易辦事處和領事處。1990年9月，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2]:258[3]:236-237。
韓國與中國政府的正式接觸開始於1983年5月的中國民航296號航班劫機事件[3]:234[2]:258[1]:195。1986年和1988年，中國分別派出大規模的體育代表團參加在首爾舉行的亞運會和奧運會。之後，兩國人員往來激增[1]:195[4]:139。在盧泰愚政府的積極推動下，韓中兩國最終在1992年8月24日正式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結束了多年的敵對狀態，開啟了兩國雙邊關係的新紀元[1]:207[3]:238。
隨着國際冷戰鐵幕的落幕，韓國政府將朝鮮半島和解與合作當成外交的重要內容。20世紀70年代，朴正熙政府就開始試圖推動韓朝和解[3]:226-227[2]:258。1991年9月17日，韓國和朝鮮最終同時加入聯合國。1998年，金大中執政後對朝鮮實行了「陽光政策」，並在2000年6月與金正日舉行了具有歷史性意義的首次韓朝首腦會談，南北關係得到空前緩和與發展。盧武鉉執政時期，南北關係得到了進一步的改善。但李明博上台後，韓朝關係開始走向對峙[2]:259。朴槿惠執政後，韓朝關係略有改善[3]:308-310。不過由於朝鮮第四次核試驗和發射「光明星4號」衛星，雙方關係重新陷入僵局。2016年2月10日，韓國宣佈全面中斷了韓朝僅存的經濟合作項目開城工業園區[6]。2018年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期間，韓朝關係得到緩和[7]。 同年4月27日，文在寅與金正恩在韓朝邊境的板門店「和平之家」舉行了首腦會談，並簽署了《板門店宣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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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半島南北分裂後，韓朝雙方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處於相互敵對的狀態。李承晚執政期間，雙方都試圖通過武力實現南北統一，最終導致了韓戰的爆發[1]:265[2]:265。朴正熙執政期間，韓國主要是通過發展經濟實現「勝共統一」。經過近10年代追趕式發展，韓國經濟指標在20世紀70年代初基本達到了與朝鮮持平的水平[2]:265。隨着東西方國際形勢的緩和，南北方迎來了首次接觸。1971年，南北方通過紅十字會進行了首次接觸，討論南北離散家屬問題。1972年5月至6月，雙方實現了部長級的互訪，並於1972年7月4日發表了《南北聯合聲明》。不過，《南北聯合聲明》發表後，雙方關係並沒有順利發展，沒有達成任何協議。1978年，雙方紅十字會的會談也被中斷[3]:226-228[2]:265[1]:273-276。20世紀80年代，韓朝雙方進行了零星的、時斷時續的各級別接觸[3]:232-233[2]:267[1]:276-277。
進入90年代後，韓朝雙方接觸日益頻繁，高層會談明顯增多。1990年，雙方在漢城舉行了首次南北高級會談。此後，南北高級會談於平壤和漢城輪流舉行。1991年12月，雙方在第5次南北高級會談中簽署了《南北和解、互不侵犯和交流與合作協議》。1992年2月，雙方在第6次南北高級會談中正式簽訂了《朝鮮半島無核化共同宣言》[2]:267[3]:240-241[1]:279。在南北和解的氣氛下，首腦會晤也被提上議事日程。1994年6月，時任美國總統吉米·卡特分別出訪了平壤和漢城，並拜會金日成和金泳三，向後者轉達了金日成隨時隨地無條件舉行首腦會晤的口信。雙方商定於7月25-27日在平壤舉行首腦會晤。不過，金日成7月8日突然去世，使得南北首腦會晤計劃擱淺。之後，由於朝核問題的惡化，朝鮮半島南北關係開始出現陰影，直到1994年朝鮮和美國簽訂《核框架協議》，緊張的核問題才告一段落[2]:267[3]:247-248。
1998年金大中就任韓國總統後，對朝推行「陽光政策」，旨在以強有力的安保為基礎，實現韓朝和解、交流、合作，實現朝鮮半島和平。1998年2月，朝鮮政黨團體聯席會議致信韓國各政黨，呼籲促進朝韓關係和解與團結。4月，南北雙方在北京舉行了副部長級的會談[2]:267-268。1998年6月16日，現代集團名譽會長鄭周永趕着500頭黃牛穿越板門店進入朝鮮，開啟了著名的「黃牛外交」，也拉開了南北經濟合作的序幕[5]:446[2]:268。之後，雖然發生了1998年的潛水艇事件和1999年的「第一次延坪海戰」，雙方的接觸與交流仍然繼續。2000年6月13-15日，金大中正式出訪平壤與朝鮮國防委員會委員長金正日舉行了歷史性的首次南北韓首腦會談，並聯合發表了《南北共同宣言》。雙方宣佈自主解決國家統一，加強雙方在經濟、社會、文化、體育、衛生、環境等各個領域的合作與交流[2]:553-575[5]:268[9]。金大中的陽光政策使朝鮮半島南北關係得到空前和解。2000年8月15日光復節，南北雙方時隔15年再次舉行了離散家屬團聚[5]:589。同年9月15日，在悉尼奧運會開幕式上，韓朝雙方體育代表團高舉朝鮮半島旗幟首次共同入場[1]:285[5]:595。9月24日，朝鮮人民武裝力量部部長金一哲率領的由13人組成的朝鮮代表團越過板門店，參加在濟州島舉行的南北國防部長會談。會談結束後，金大中在青瓦台接見了金一哲一行。這是朝鮮軍方首腦首次穿越軍事分界線和到訪青瓦台[5]:597。
2003年開始的盧武鉉政府在金大中的「陽光政策」基礎上推行「和平繁榮政策」，將韓朝關係上升到了迎接「東北亞新時代」的高度[1]:286-287[10]:168。儘管朝核危機的升級給「和平繁榮政策」的實施製造了障礙，盧武鉉仍然堅持通過和平對話解決朝核問題[10]:169-170。2003年，雙方舉行了多次部長級會談、軍事會談和離散家屬會面。6月，雙方舉行了南北鐵路連接和開城工業園區的動工儀式。8月，朝鮮還派出了200餘人的體育代表團和300餘人的拉拉隊參加韓國大邱第22屆世界大學生運動會。[2]:269-2702004年6月30日，現代峨山集團和韓國土地公社舉行了開城工業園區首期工程的完工儀式，約280家韓國公司進入了工業園區[11]:178-179。2005年，韓朝雙方人員往來多達88341人次，南北貿易總額首次突破10億美圓，增至10.55億美元。韓國成為續中國之後的朝鮮第二大貿易夥伴[11]:182[12]。1000多名韓國人每天通過新開放的陸路跨越軍事分界線前往朝鮮旅遊。2006年3月15日，連接首爾和新義州的京義線與東海線鐵路終於完工，日運輸能力達12000人[11]:182[13]。2007年10月，盧武鉉與金正日舉行了韓朝首腦會晤，並發表了《南北關係發展與和平繁榮宣言》。[2]:270[1]:290
李明博執政期間，韓國調整了對朝政策，用「實用主義」的「無核、開放、3000構想」取代了前兩屆政府對朝鮮的友好政策。「無核、開放、3000構想」政策的基本含義是在朝鮮放棄核武，對外開放的條件下，韓國將在今後的10年內幫助朝鮮將國民人均收入提高到3000美元。李明博對前兩屆政府與朝鮮簽訂的《南北共同宣言》和《南北關係發展與和平繁榮宣言》持保留和否定態度，在對朝問題上與美國保持一致的強硬立場，雙邊關係出現倒退[3]:289。2008年，一名韓國遊客因在金剛山旅遊越過警戒線而被朝方槍擊身亡[3]:290。2010年3月26日，天安號事件使韓朝關係陷入嚴重危機中[3]:291。同年11月23日，韓朝雙方在延坪島發生交火，雙方都指責是對方先開的火，雙方關係進一步惡化[3]:292。朴槿惠上台後，對朝推行「朝鮮半島信任進程」，而不是像李明博那樣一味地傾向於強硬態度。不過，朝鮮認為朴槿惠的政策只是李明博「無核、開放、3000構想」政策的翻版[3]:308。2016年1月6日，朝鮮進行了第四次核試驗，並宣稱成功進行氫彈試驗[14]。之後，朝鮮又在2月7日，利用彈道導彈技術發射「光明星4號」衛星。為此，韓國在2月10日宣佈全面中斷韓朝僅存的經濟合作項目開城工業園區，雙方關係陷入僵局[6]。2018年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期間，韓朝關係得到迅速緩和[7]。同年4月27日，文在寅與金正恩在韓朝邊境的板門店「和平之家」舉行了首腦會談，並簽署了《板門店宣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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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8年8月15日韓國在美國的扶植下成立以來，韓美關係一直是韓國外交的核心。1949年1月1日，美國第一個與韓國建立了正式外交關係[1]:148[2]:260[3]:215。韓戰後，兩國於1953年10月簽署《韓美共同防禦條約》，正式確立雙方的軍事同盟關係。從此，韓國成為美國反蘇反共的前哨陣地，美軍開始長期駐紮韓國[4]:53[1]:153。朴正熙執政期間，雖然倡導民主的美國對通過軍事政變上台的朴正熙政權起初並不存好感，但在韓日關係、越南戰爭、發展經濟等方面，朴正熙與美國高度一致，因此韓美關係又進入了甜蜜的「蜜月期」[2]:261。
理查德·尼克遜執政期間，美國提出希望亞洲國家負責自己國家的國防。此後，美國決定將駐韓美軍的數量從6.1萬人裁減到4萬多人，並停止對韓的無償軍事援助[2]:261[1]:187-188。卡特總統上台後，美國對韓國國內的民主與人權問題變得更加關注。「維新憲法」的頒佈和朴正熙政權對民主陣營的鎮壓，使韓美關係產生了陰影。1976年10月24日，美國媒體曝出「韓國門事件」，[a]。韓美關係因此雪上加霜。1977年3月，卡特宣佈將在未來4-5年內全部撤走駐韓美軍[b]，使韓美關係降到歷史低點[2]:262[3]:224。1976年，美國基本結束了對韓國的無償軍事援助，韓國從受援助國變成美國的軍需物資消費國。1978年11月7日，韓美聯合軍司令部成立，兩國軍事關係開始由縱向統帥關係轉變為橫向合作關係[2]:262。
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韓國在軍事方面開始承擔起越來越多的責任，逐漸形成了由韓國主導美國支援的防禦體系[2]:262。「第2次栗谷計劃」（1982-1986年）和「8·18計劃」的實施使得韓國軍事實力大幅提升，從對朝鮮的劣勢變為朝的優勢[4]:140。1994年12月1日，駐韓美軍將和平時期的指揮權轉交給韓國[2]:262。盧泰愚執政期間，美國開始要求韓國分擔駐韓美軍的費用。1990年，韓國分擔的駐韓美軍費用為0.7億美元，以後韓國分擔的額度逐年增加[2]:263。盧武鉉執政時期，韓國推出了「自主國防」政策。盧武鉉堅決反對美國對朝鮮進行制裁和封鎖，主張修改駐韓美軍地位協定，要求美軍撤出首爾，收回戰時指揮權，打造自主國防[10]:189-198。2006年，駐韓美軍的數量已經降到韓戰後歷史性的2.95萬人低值[10]:207。2008年，保守派的大國家黨重新執政韓國政權，韓美關係得到了恢復。2008年4月，時任韓國總統李明博在訪美期間，雙方宣佈建立面向21世紀的韓美戰略同盟關係[2]:264。朴槿惠擔任韓國總統後，韓美關係繼續得到鞏固。2013年5月，朴槿惠對美國進行了國事訪問，雙方發表了《紀念韓美同盟60周年聯歡宣言》，標誌着兩國全方位、多層次的戰略聯盟的深化與發展[3]: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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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後，韓日間的問題通過美軍政當局來協調。日本在韓國的遺留財產被美軍政府沒收後，轉交給了新成立的韓國政府[2]:276。1945年8月27日，駐日盟軍最高統帥設定了「麥克阿瑟線」。在韓國新政府成立前，韓國對越線的日本漁船進行扣留，並將其轉交釜山美軍政機關處理。大韓民國成立後，韓國對越線日本漁船態度更加強硬，甚至發生過炮擊事件[2]:276。
隨着韓戰的爆發和冷戰格局在亞洲的形成，美國對日本的政策迅速從壓制轉變為扶植其成為美國的重要盟友。在制定《三藩市和約》時，美國模糊了獨島的主權歸屬。此後，兩國對獨島的主權問題爭論不休。對於日本對其在韓財產及其財產請求權問題的處理，《三藩市和約》也沒做明確的規定，而是要雙方協商解決。在韓日邦交正常化的談判過程中，日本為此提出了將韓國對日請求權與韓國取得的在韓日本財產相互抵消的「抵消論」，使韓國在談判中處於不利地位。美國出於對冷戰的考慮，將日本確定為其在亞洲政策的核心目標，從而在姌和條約中偏袒日本，限制韓國的要求，使韓日糾紛失去了一次重要的解決機會。[2]:277-278
為實現以日本為中心的亞洲冷戰佈局，美國積極調解韓日這兩個亞洲盟國的關係。1951年10月，韓日雙方在美國的敦促下，開始了邦交正常化的預備性會談。但由於雙方分歧太大，前五輪的會談進展緩慢。朴正熙上台後，韓國政治文化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對日問題上也採取了更為務實的態度。不過，在第六輪談判中，韓日兩國國內的反對聲音高漲。迫於壓力，第六輪韓日會談被迫中斷。1964年11月，佐藤榮作就任日本首相。雙方在邦交正常化方面表現出更加積極和務實的態度[2]:278。1965年6月22日，韓日雙方在經歷了13年零8個月的談判後，最終簽署了《韓日基本關係條約》，建立了外交關係[1]:172[2]:280。
2005年1月17日，韓國公開了韓日會談記錄等外交文件。在第六輪會談時，韓方為包括930,081名倖存者、77,603名死難者家屬、25,000名傷者的總計1,032,684名被徵用者，向日方提出了總計3.64億美元的補償款。補償額度為倖存者每人200美元，死者家屬1,650美元，傷者2,000美元[2]:283。雙方最終商定，日本提供3億美元無償援助、2億美元有償援助，以及3億美元商業貸款，「一次性解決」受害者索賠問題。韓國政府放棄「索賠權」，接受「經濟合作」[2]:282。不過，朴正熙政府並沒有將賠償金發放給受害者，而是用來發展經濟，無償援助主要被投向農、林、漁和原材料部門，貸款則被用於建設鋼鐵和高速公路等基礎設施項目上。1975-1977年，朴正熙當局只是根據《對日民間索賠補償法》等相關法律，在有限的範圍內發放了少量的補償金[2]:283。
1965年，韓日建交後，兩國關係得到了很大的發展。20世紀70年代，由於金大中綁架事件和韓裔日本人文世光刺殺朴正熙未遂事件，兩國關係走入低谷。後經美國的調解和雙方努力，兩國關係得到了恢復。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殖民統治時期受害者賠償問題又使得兩國關係迅速轉冷到幾乎是自70年代以來的低點。日本謀求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進一步加劇了雙方的矛盾。[2]:276
2008年2月，時任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在出席李明博就職典禮時，雙方表示重啟首腦定期會晤機制。2008年4月，在李明博訪日期間，雙方確定開創「更加成熟的夥伴關係」新時代[3]:281[2]:297。2011年8月，李明博在國內壓力下，首次向日本提出慰安婦歷史遺留問題。但在李明博12月份訪日期間，日本對此沒有做出具體答覆[3]:298-299。2012年8月10日，時任韓國總統李明博在韓國光復節紀念日前夕登上獨島，引發新一輪的日韓領土之爭。2013年2月22日，日本島根縣舉行「竹島日」紀念活動，使韓日關係變得更為緊張[3]:313。朴槿惠出任韓國總統後，強調歷史認識對雙方建立面向未來的合作關係至關重要。2015年12月28日，兩國達成《韓日慰安婦協議》。不過，此協議因沒能將日本強征慰安婦定性為戰爭罪行而遭到韓國慰安婦組織和媒體的批評[15]。
文在寅執政期間，兩國對歷史遺留問題的爭議越演越烈。2018年10月30日，韓國大法院判決兩起日本企業賠償二戰強征的韓國勞工[16]。同年11月，韓國政府解散和解與治癒基金會迫使《韓日慰安婦協議》實質性凍結[17]。2019年度爆發2019年日韓貿易戰[18]。同年8月22日，韓國決定作廢韓日《軍事情報保護協定》（GSOMIA）。9月27日，日本2019年版《防衛白皮書》將韓國的排序從2018版中第二降至第四[19]。韓國的《2020國防白皮書》則將對日本的描述從夥伴降為鄰國[20]。
朝鮮半島分裂後，處在冷戰不同陣營的韓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直長期處在互不承認的敵對狀態。兩國除了在韓戰中直接對抗外，在黃海海域也多次發生海事衝突，兩國雖然相距很近但關係緊張[2]:271[21]:64-65[22]:816-818。以此相反，韓國在建國後不久便與中華民國政府建交，互設大使館[3]:221[23]。1949年8月，蔣介石曾應李承晚的邀請訪問韓國。1953年11月27日，李承晚訪問台灣期間還與蔣介石發表了「聯合聲明」，倡議建立亞洲「反共聯合戰線」[3]:221。1966年，朴正熙也曾以韓國總統的身份訪問台灣[24]。
20世紀70年代，隨着國際局勢的變化，中國先後與日本、美國建立了外交關係，朝韓關係日趨和緩，韓中兩國關係也得到緩和[2]:271[21]:64-65[22]:818-819。1982年，日本出現右翼篡改歷史教科書的事件，韓中兩國同時對日本政府提出了抗議交涉，雖然兩國主觀上不能相互溝通，但在行動上不約而同地聯合對日本施壓，迫使其最終修正錯誤。兩國媒體的相互報道使兩國國民找到了共同語言，感情上開始發生變化[21]:100-106。
1983年5月5日，中國大陸發生中國民航客機被劫持到韓國春川的事件，這使兩國官方開始最初的接觸。全斗煥政府頂住中華民國政府的壓力，就劫機事件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提供了幫助。雙方在此次談判的備忘錄中首次使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大韓民國」的國名[2]:271[21]:107-113[22]:822[3]:234。此後，兩國在經濟、文化、體育等各領域的交流日益頻繁。1986年和198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分別派出體育代表團參加韓國主辦的第10屆亞運會和第24屆夏季奧運會。1988年奧運會後，兩國的雙邊經濟交流迅速升溫。1991年1月，韓國在北京設立「大韓貿易振興公社駐北京代表處」。同年4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漢城建立「中國國際商會駐漢城代表處」。1991年9月17日，韓朝兩國同時加入聯合國，為中韓建交創造條件[21]:271[2]:137-143。1992年8月23日，韓國發表聲明，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與中華民國中止外交關係。次日，韓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國正式建立了大使級外交關係，開啟了兩國雙邊關係的新時代[21]:183-185[2]:271[22]:828-829。
韓中正式建交後，兩國關係即進入蜜月期。1992年9月27日，時任韓國總統盧泰愚在兩國建交僅1個月後，便率龐大訪華團出訪中華人民共和國。雙方在北京發表了《中韓新聞公報》，並簽署了《中韓貿易協定》、《中韓投資保護協定》、《中韓關於設立經濟、貿易、技術聯合委員會協定》、《中韓科學技術協定》[21]:183-185[22]:832-834。自建交以來，韓中關係不斷提高，雙方高層互訪頻繁，經貿、文化、人員往來迅猛發展。1997年12月，金大中總統訪華期間，兩國關係被提升為「面向21世紀的合作夥伴關係」[21]:247-251[22]:841。2003年，兩國關係又被提升為「面向21世紀的全面合作夥伴關係」[21]:287[22]:847。2008年5月，時任韓國總統李明博訪華時，兩國關係被再次提升為「中韓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使雙邊關係走向成熟[21]:350-352[22]:841。2017年，韓美決定在韓部署薩德反導彈系統，引發韓中關係惡化[25]。文在寅當選韓國總統後，兩國關係得到改善。2017年12月，文在寅對中國進行了為期四天三夜的訪問[26]。
20世紀70年代，隨着國際冷戰局勢的緩和，韓國與蘇聯開始了民間交流。1973年，韓國派團參加莫斯科舉辦的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後，兩國外交官開始逐步進行接觸。1983年9月，由於蘇聯擊落韓國KAL007客機，兩國關係一度中斷。但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台後提出「外交新思維」，確立了與資本主義長期和平共處的外交理念，雙邊關係開始緩和[2]:284[3]:235。此時的韓國正在利用1988年奧運會的機會大力推行「北方政策」，積極與社會主義陣營發展關係，雙方建交成為大勢所趨。1990年6月，時任韓國總統盧泰愚和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在美國洛杉磯舉行會晤，就兩國關係正常化交換了意見。同年9月30日，兩國外長在美國紐約舉行會談，發表了建交公佈，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2]:285。
1991年蘇聯解體後，韓國與俄羅斯繼承了外交關係。1992年11月，時任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出訪韓國，雙方簽署了《韓俄基本關係條約》，宣佈將兩國關係發展成為尊重自由、民主、人權和重視市場經濟原則的夥伴關係。葉利欽還表示支持韓朝在和平、民主、統一的原則下進行對話，並表示對朝蘇友好條約中的不符合現實的部分進行修改。1994年6月，時任韓國總統金泳三對俄羅斯進行了國事訪問，雙方發表了《莫斯科共同宣言》，宣佈將兩國關係發展成為「建設性的互補夥伴關係」。1999年和2001年，時任韓國總統金大中和俄羅斯總統普京進行了互訪。[2]:285
2004年9月，時任韓國總統盧武鉉訪問了俄羅斯，雙方首腦簽署了《共同宣言》，將韓俄關係由「建設性的互補夥伴關係」升級為「相互信賴的全面夥伴關係」[2]:285。訪問期間，韓國與俄羅斯簽訂了一系列的經貿、能源合作協議。通過將購買俄羅斯現成石油和勘探開採油氣項目相結合，韓國開拓了能源進口的新渠道，為經濟安全發展提供了保障[11]:164。2008年2月，李明博在韓俄建交18周年之際出訪俄羅斯。他與時任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將兩國關係從「全面合作夥伴」提升至「戰略合作夥伴」[3]:302-305。
韓國與歐盟國家長期以來保持着良好的關係。韓戰期間，英國、法國、荷蘭、比利時、希臘、土耳其、意大利、盧森堡等歐洲國家曾派兵參加了韓戰。戰爭結束後，這些歐盟國家也成為了韓國對歐外交的主要對象，其中英國、法國和德國分別在1949年、1949年和1955年與韓國建立了外交關係，是歐盟國家中較早與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2]:286
20世紀80年代，韓國在新的國際形勢下大力推行「北方政策」，與東歐國家的關係得到改善。1989年2月，東歐國家匈牙利率先與韓國建立外交關係。隨後，波蘭、南斯拉夫、捷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國家相繼與韓國建立了外交關係。[2]:286
韓國與歐盟的關係在歐洲一體化的過程中得到了加強。1996年，韓國與歐盟簽訂了《韓國歐盟基本合作協定》，將雙方的合作從原來的經濟領域擴大到政治、安保領域。1997年9月，歐盟成為朝鮮半島能源開發組織（KEDO）的執行理事國，參與了朝鮮核問題的解決。[2]:286
歐洲國家中，韓國與德國的貿易量是最大的，並保持着快速增長的態勢。1980年，韓德兩國的雙邊貿易額就超過了10億美元，2000年達到近100億美元。韓國對德貿易在前期一直處於逆差，1998年起開始轉為順差。韓國主要向德國出口電子產品、家電、機械、運輸設備等，從德國進口機械、運輸設備、化學製品、電子電器零部件等，產業內貿易很強。德國同時也是韓國重要的外資來源國。[2]:286
韓國與印度於1973年建立正式的大使級外交關係。由於印度同時也與朝鮮建立了外交關係，韓印關係在建交後一直比較冷淡。冷戰結束後，雙方關係開始升溫[27]。20世紀90年代初，印度拉奧政府提出面向東亞與東盟國家的「東向」外交戰略。而此時的韓國金泳三政府也在積極推行全球化、多元化的外交戰略。1993年9月，時任印度總理拉奧率先訪韓，成為韓印關係發展的轉折點[28][27]。1996年時任韓國總統金泳三回訪印度後，兩國關係的發展得到進一步的推動[29]。
進入21世紀後，韓印兩國高層互訪變得非常頻繁。2004年10月時任韓國總統盧武鉉訪問印度時，雙方建立起「面向和平繁榮的長期合作夥伴關係」[27][29]。李明博就任韓國總統後推出了「新亞洲外交」的策略，並於2010年作為主賓出席了印度國慶。在他訪印期間，兩國關係被提升為「戰略夥伴關係」[30][31]。2014年莫迪就任印度總理後，「東向」外交戰略被進一步的付諸實施[32]。2015年5月莫迪訪韓期間，兩國關係提升為「特別戰略夥伴關係」[33]。文在寅出任韓國總統後提出了以印度為主要對象國之一的「新南方政策」。2018年7月和2019年2月，文在寅與莫迪進行了互訪[34]。
韓印兩國在2009年8月簽署了同於自貿協定的《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議》（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CEPT）。這是印度與經合組織（OECD）國家首次簽訂自貿協議，也是韓國簽訂的第8個自貿協議[30][31]。此外，兩國在防務領域也有着很好的合作。印度是韓國重要的武器出口目的地國[30]。2011年，兩國還簽署了《核能合作協議》[31]。
韓國與澳大利亞於1961年建立外交關係。朴正熙執政期間，兩國曾進行高層互訪。1999年9月，時任韓國總統金大中對澳大利亞進行了國事訪問，訪問期間雙方宣佈將兩國關係發展成為「面向21世紀的新夥伴關係」。2000年5月，時任澳大利亞總理霍華德對韓國進行了回訪。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是韓國重要的資源進口國，韓國長期保持貿易逆差。[2]:287
1970年代，韓國開始大舉參進入中東地區的基建工程。中東同時也是韓國主要的原油來源地[35]。其中沙特為韓國的第一大原油進口國，第一大對外投資目的地國，也韓國在中東地區最大的貿易夥伴。韓國是沙特阿拉伯2030年願景的戰略合作夥伴[36][37][38]。雙方還簽署有《國防合作協定》[39]
韓國與拉美國家的關係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自2024年與古巴建交，韓國已與拉丁美洲所有的聯合國成員國建立了正式外交關係[40]。2002年10月，韓國與智利簽署了韓國首個自由貿易協定。2004年4月1日，韓智FTA正式生效後，韓國對智利的出口大幅增長，超過韓國對外出口增長率的2倍，而對韓國農業只是造成局部的負面影響。韓智FTA的效果遠超預期。韓智FTA的成功，也增強了韓國進一步開發市場，與更多國家簽訂FTA的信心。拉美地區的巴西、墨西哥也是韓國重要的貿易夥伴國。[2]:288
韓國與非洲國家的關係並不密切。韓戰期間，南非和埃塞俄比亞曾分別派出空軍和地面部隊參加聯合國軍。20世紀60年代，隨着越來越多的非洲國家擺脫殖民統治，韓國也積極與這些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也進行高層互訪。不過雙邊關係主要以政治為主，經濟合作與貿易一直處在次要位置。[2]:287
目前，聯合國成員國中只有朝鮮不承認韓國。敘利亞雖承認韓國，但因韓國在以巴衝突中支持以色列而從未與韓國建交。此外，在非聯合國成員國中，韓國承認科索沃為獨立國家，但尚未建交[41][42]。而作為聯合國觀察員國的巴勒斯坦國則不受韓國政府承認，但韓國承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43]。
韓國與日本對獨島（日本稱「竹島」）的主權存在爭議。獨島原為韓國東海（日本海）的一個無人島，面積18.6平方公里，距韓國鬱陵島49海里，離日本隱岐群島86海里。17世紀，韓日漁民開始對獨島主權爭議。20世紀初，日本吞併了包括獨島在內朝鮮半島及其周邊島嶼。1946年1月29日，聯合國總司令部依據SCAPIN第677號文件，剝奪了日本對獨島的主權。之後，美國為了聯合日本對付蘇聯和中國，開始模糊獨島主權的歸屬。1952年1月18日，時任韓國總統李承晚發表「關於毗連海域主權的總統聲明」，將獨島劃歸為韓國領海管轄。1953年5月，在韓戰期間，日本曾派兵一度佔領了獨島，但被韓國鬱陵島居民組成的「獨島義勇守備隊」趕走。至此，獨島完全在韓國的實際控制之下。1956年，韓國政府開始派出守衛獨島的海上守備隊，1957年開始陸續在獨島上修建永久性建築物。[44][45]
韓國與中國就蘇岩礁（韓國稱「離於島」）的專屬經濟區歸屬問題存在爭議。蘇岩礁位於中韓專屬經濟區主張重疊區，距離韓國濟州島149公里，與中國領海基點海礁的距離約為247公里。由於蘇岩礁是暗礁不是島嶼，中韓雙方就蘇岩礁不是領土有共識。不過雙方在專屬經濟區歸屬上有分歧，韓方主張以中間線作為劃界標準將蘇岩礁劃為韓國專屬經濟區，而中方則主張依據大陸岸線原則將其劃為中國專屬經濟區。雙方對黃海劃界問題，目前處在談判階段。[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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