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巳生（1892年6月17日—1953年8月3日）[1]，浙江海寧人，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家、政治人物，中國民主促進會的發起人之一[2][3][4]。
生平
1893年，陳巳生生於浙江海寧一個書香門第，父親陳汝康是清朝翰林院庶吉士，曾參加「公車上書」。陳汝康病逝時，陳巳生年僅6歲。因父親陳汝康常年旅居北京，所以幼年陳巳生的教育由叔父陳汝楨照應，陳汝楨為陳巳生聘請他們家的姻親王國維為私塾教師。癸卯學制頒行，陳巳生進入本鄉的公立學校念小學。父親病逝後，陳家家道逐漸衰落，陳巳生小學沒有畢業便不得不棄學，1908年到上海其表叔開設的同興洋貨行當學徒。其間，進入上海基督教青年會夜校學習英文，後受洗成為基督徒。後來經父執張元濟介紹，到上海商務印書館當學徒學習銅板刻鑄。在商務印書館工廠兩年，他參加並組織了各種工人業餘活動，在此期間還受基督教青年會影響，正式受洗成為基督徒。1915年，上海基督教青年會將陳巳生聘到該會工作，八年內由練習幹事升到主任幹事。1915年至1927年，他一直在上海基督教青年會任職。其間，1924年被派往鄭州基督教青年會任總幹事，任至1929年，因為會務活動而與駐軍河南的「基督將軍」馮玉祥結識。1927年，經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委員會總幹事余日章推薦，陳巳生到歐美多國遊歷和留學。自美國俄亥俄大學肄業。1930年回國，任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委員會助理總幹事[4][5][2][3]。
1934年，陳巳生經族親介紹，到上海平安輪船公司任副經理，從此進入工商界。平安輪船公司創辦自清朝宣統二年（1910年），初名平安輪船局，後更名為平安輪船公司。該公司先後購買了平安、新寶華、平陽、寶華、康泰、平文等輪船，在長江及沿海航線行駛。陳巳生任職時，正值該公司興盛時期。1937年八一三事變爆發，行駛在長江及沿海的平陽、新寶華、寶華3輪先後被日軍擄扣、沉失。陳巳生因為不肯向日偽當局登記而脫離平安輪船公司[4][5]。
1937年八一三事變中，大批難民湧入上海租界。陳巳生、趙朴初等人組織社會各方救援，並主持難民收容所的工作。陳巳生讓妻子徐劍英到紅十字會為難民服務，讓胞妹陳祖芬到趙朴初的淨業教養院為難童服務。日軍攻佔上海後，日本憲兵隊曾因此而將陳巳生傳去責問。陳巳生據理力爭。當時陳巳生是上海宗教界、工商界上層人物，日方有所顧忌，將其釋放[5]。
1940年末，陳巳生應胡詠琪的邀請，到寧紹人壽保險公司任副總經理。寧紹人壽保險公司的謝壽天是中共地下黨員，和陳巳生關係很好，常共同參加社會活動。他們還與鄭振鐸、許廣平、王任叔、雷潔瓊、趙朴初等人聚餐。與此同時，陳巳生還參加了工商界人士盛丕華、蕢延芳等人組織的「星五聚餐會」，在聚餐會上談論國事。1940年，陳巳生參加了憲政促進會[4]。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開進上海租界[4]。此時，陳巳生向在公司里任職的中共地下黨員謝壽天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要求，中共江蘇省委立即批准了其入黨申請[5]。當時上海的社會游資急尋出路，美國、英國、法國籍的保險公司均被日本接管，而日資保險公司一時還無法代替它們的作用。陳巳生、謝壽天以寧紹人壽保險公司為基礎，發起在上海的華商各保險公司，成立了大安物產保險公司。1944年，中共黨組織用金條作為出資，讓陳巳生以大安保險公司的名義投資關勒銘金筆廠，並任總經理。陳巳生將該廠分紅全部用於中共黨組織的活動經費，還推薦中共江蘇省委書記劉曉（化名劉鏡清，當時上海中共地下黨組織歸中共江蘇省委領導）任該廠常務董事，安排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部長王堯山任該廠職員，從而為二人取得了職業掩護。關勒銘金筆廠自此成為上海中共地下黨組織的重要據點[4]。
1945年，由中共地下黨組織出資大部分，陳巳生出資一部分，成立安通運輸公司，陳巳生任總經理。安通運輸公司擁有若干小拖輪、小鐵駁，以及十多輛汽車[4]。
抗日戰爭勝利後，陳巳生於1945年與馬敘倫、許廣平、雷潔瓊等發起成立中國民主促進會，參加了中國民主促進會成立大會，並當選為常務理事[5]。陳巳生是經馬敘倫介紹才參加到發起成立中國民主促進會的活動中。後來陳巳生曾任中國民主促進會全國委員會中央委員，中國民主促進會上海分會常務理事[4]。
1945年民主建國會（簡稱「民建」）成立後不久，便推派常務理事楊衛玉到上海發展會員，先後發展了盛丕華、張絅伯、包達三、陳巳生、徐永祚、盛康年、沈子槎、李正文、潘公昭、莫藝昌、陳維稷、朱德禽、周肇基、顧留馨、郝玲星、秦柳方、笪移今等人加入民建。陳巳生是在1946年經楊衛玉、王卻塵介紹加入民建[4]。
1946年1月10日，民建總會函請在上海的理事、監事推動上海會務工作。1946年1月27日，民建在滬會員舉行第一次大會，盛丕華、王卻塵、陳巳生、胡西園、楊衛玉等21人任上海分會籌備委員。後來中國人民解放軍攻佔上海後，民建上海臨時工作委員會成立，陳巳生被推選為常務委員，同時任組織委員會主任委員。1949年12月，施復亮離開上海赴北京，陳巳生接任臨工委的第三召集人（第一召集人為盛丕華，第二召集人為胡厥文）。1953年3月，民建上海市分會成立，陳巳生當選為副主任委員[4]。
1946年6月，蔣介石發動第二次國共內戰，上海各界人民團體紛紛表示抗議，決定推派代表到首都南京，向國、共、美國馬歇爾三方面呼籲和平。代表團11位成員之一是陳巳生次子陳震中（上海聖約翰大學醫科學生），是學生代表。1946年6月23日，上海5萬多（一說10萬）群眾及各界人士集會，集會後遊行。遊行隊伍的開道車便是陳巳生派遣的安通運輸公司的汽車。當時趙朴初的華通運輸公司也參與，因為華通運輸公司與安通運輸公司在廣東路同一處辦公。集會遊行當天沿街散發的傳單，也是由陳巳生投資的另一家公司中國文化投資公司印刷。當晚，上海人民和平請願團抵達南京下關火車站時，遭國民黨特務毆打5小時，請願團成員馬敘倫、雷潔瓊、閻寶航、陳震中受重傷，此即「下關慘案」。中共代表周恩來聞訊後即與董必武、鄧穎超到醫院慰問傷者，並向國民黨當局抗議[4]。
1949年9月，陳巳生和次子陳震中分別作為民建代表和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代表，赴北京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陳巳生與胡厥文、劉曉、潘漢年、周信芳、梅蘭芳等18位上海代表當選為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1949年10月1日，陳巳生、陳震中父子在天安門城樓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5]。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陳巳生任上海基督教青年會董事長、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兼人民監察委員會副主任等職[2][3][4]。他是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第一屆常委和第二、三屆委員[4]。
在抗美援朝運動中，陳巳生任華東抗美援朝總分會第二副主席，還任第一屆中國人民赴朝慰問團華東暨上海慰問分團團長，1951年隨團赴朝鮮慰問參加抗美援朝戰爭的中國人民志願軍。1951年3月，慰問團團長廖承志和陳沂等人一起，與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和政治部的人員談了許多問題，突出地感到中國人民志願軍急需飛機、大炮。廖承志和陳沂等人共同商量，特別是和慰問團的工商界人士商量稱，慰問團回國後是否可以開展一個捐獻飛機大炮運動。慰問團的陳巳生乃在彭德懷為慰問團舉行的宴會上率先公開提出了這一倡議。由陳巳生首先提出的該倡議此後獲得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的響應，後來成為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發佈的六一號召的一項內容[4]。
家庭
參考文獻
Wikiwand in your browser!
Seamless Wikipedia browsing. On steroids.
Every time you click a link to Wikipedia, Wiktionary or Wikiquote in your browser's search results, it will show the modern Wikiwand interface.
Wikiwand extension is a five stars, simple, with minimum permission required to keep your browsing private, safe and transpar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