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隴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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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隴集團,又稱關隴世族、關隴門閥、關隴軍事貴族、關隴胡漢集團、武川集團。關隴集團一詞由陳寅恪所創,是指北朝的西魏、北周至隋、唐期間,籍貫為陝西關中和甘肅隴山周圍的門閥士族,範圍為陝西、甘肅、寧夏、內蒙古陰山周圍,漢胡混血、文武合流是其。在鮮卑拓跋部統治下,他們佔據了當時的統治階層。關隴集團不但以武川人為濫觴,數個朝代的肇造者亦出於武川,或武川人後代。清代考據學史家趙翼所著的《廿二史箚記‧卷十五》提到:「北周隋唐皆出自武川。」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曾如此形容關隴集團:「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他並多次引用《庾子山集》,證明關隴士族與鮮卑胡姓的關係。
北魏太武皇帝延和年間,為了防禦柔然南侵,在首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北側的長城沿線(今內蒙古南部至河北省北部一線)設置了許多鎮,其中最為重要的是懷朔鎮(今內蒙古固陽縣西南)、武川鎮(今內蒙古武川縣西)、撫冥鎮(今內蒙古四子王旗東南)、柔玄鎮(今內蒙古興和縣西北)、沃野鎮(今內蒙古鄂爾多斯右翼旗)、懷荒鎮(今河北省張北縣),合稱六鎮,又稱北鎮。由於北魏與柔然關係緊張,雙方不時發生軍事衝突。北魏朝廷將部分被編入軍戶的鮮卑貴族遷至六鎮,令之為鎮民兼軍士,「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並設有鎮將總攬當地軍政。彼時六鎮地位崇高,被譽為「國之肺腑」,身為六鎮之民是相當尊榮的,且擁有仕宦(升遷做官)、復除(免除賦役)等特權,「當時人物,忻慕為之」。六鎮之民多為鮮卑貴族,後來還有一部分漢人豪強。
然而到了孝文帝太和年間,柔然和高車對抗,北魏的北面國防壓力大減。孝文帝欲向南經營,不久便遷都洛陽遠離邊境,政治、經濟與外交重心隨之南移,使六鎮的戰略地位大不如前。六鎮之民遠在邊境,漢化遲滯,逐漸與洛陽的鮮卑貴族在文化上形成差距,經濟上亦處於弱勢。隨着孝文帝改革一系列漢化政策的深入,六鎮之民被轉為府戶,軍戶身分被免除,特權被取消,社會地位大幅下降,受內地人歧視,「有司乖實,號曰府戶,役同廝養」。朝廷甚至將罪犯發配六鎮為兵,形同流放之地;當地對於改革的反感不斷累積,保留鮮卑舊俗的六鎮鮮卑與漢化的洛陽鮮卑之間的矛盾亦不斷激化。宣武帝時,六鎮飢荒,終於引爆六鎮之亂,北魏全國陷入嚴重動盪。後權臣爾朱榮平六鎮之亂後起而掌控朝權,孝莊帝又殺死爾朱榮。之後爾朱家族在晉陽合兵,推元曄登帝位。殺死孝莊帝。三年(531年),廢元曄改立廣陵王恭,是為節閔帝。同年,鮮卑化漢人高歡於信都為孝莊帝舉喪,聲討爾朱氏,並奉元朗為帝,發兵殺入洛陽。後又改立平陽王修,這就是孝武帝。孝武帝無法忍受成為高歡傀儡,乃與關中鎮將賀拔岳聯繫,被高歡發現。高歡先發制人,於中大通六年(534年)殺賀拔岳。孝武帝讓宇文泰繼續統帥賀拔岳軍,鎮守關中。同年,孝武帝下詔歷數高歡罪狀。高歡聞知後派兵進攻洛陽,孝武帝逃入長安,投奔宇文泰。高歡只能改立元善見,是為東魏孝靜帝,並遷都於鄴。孝武帝西逃長安後,不久為宇文泰所弒,宇文泰改立元寶炬為帝,是為西魏文帝。至此,北魏分為東魏、西魏,最終分為「漢化鮮卑人」宇文泰、「鮮卑化漢人」高歡兩大集團,皇帝成為傀儡,不久更為二者所篡。
從這場動亂中崛起的有鮮卑化漢人高歡與敕勒人賀拔岳[註 1]。北魏大權盡歸高歡,而賀拔岳控關中、隴西地區,並統領着一批前武川鎮將士。後來高歡用計令侯莫陳悅殺死賀拔岳,並派侯景去接收賀拔岳的部隊。不料,賀拔岳的部下奉戴武川鎮出身的宇文泰為主,侯景無功而返。自此,高歡和宇文泰兩人各自擁立皇帝,使北魏分裂為東魏和西魏。由於西魏政權主要割據關隴地區,國土人口遠遜於佔有廣大山東地區(包括今山西省、河南省、河北省及山東省)的東魏和南方的南梁。宇文泰推動胡化政策[1],集西魏之鮮卑貴族與漢人士族為一個緊密的胡漢同盟,「物資上應處同一利害之環境,精神上亦必俱同出一淵源之信仰,同受一文化之薰習,始能安內反側,外禦強敵」。宇文泰創立府兵制,設置八柱國,督十二大將軍及二十四開府,各職位兼容鮮卑人與漢人;同時採軍政合一,八柱國和十二大將軍既是軍隊統帥,也是政治核心。宇文泰又採蘇綽建議,奉行關中本位政策,就割據之土依附古昔,強調關中地區為漢文化正統,「不復以山東、江左為漢化之中心也[2]」。仿《周禮》建立六官,施政以儒家學說為根本,「先治心、敦教化、盡地利、擢賢良、恤獄訟、均賦役」。除了重用關隴當地士族,更將西遷避禍的鮮卑貴族和原籍山東的士族均改易郡望為關隴,以斷絕其思鄉之情及地域歧見;同時鼓勵胡漢通婚,消除民族隔閡,逐漸形成一支新的關中士族(以京兆韋氏、河東裴氏、河東柳氏、河東薛氏、弘農楊氏、京兆杜氏為大姓)。八柱國、十二大將軍與關中士族,這便是關隴集團的基礎。八柱國家族以宇文家族為首,對抗東魏、篡西魏建立北周、滅北齊統一北方,戰功彪炳。到了唐代,人們仍然津津樂道八柱國家族的榮耀,曰:「今之稱門閥者,咸推八柱國家;當時榮耀,莫與能比!」
北周武帝攻滅北齊,統一了華北,卻在統一全國前病逝。其子北周宣帝行事乖戾,繼位後不久即禪讓予七歲幼子北周靜帝,自詡為太上皇而耽於遊樂,政事全交給天元皇后楊麗華的父親,外戚楊堅(即後來的隋文帝)。北周末期,軍事將領已由漢人佔多數,楊堅得以輕易地篡奪政權,建立隋朝。楊堅之父楊忠為武川人,北周十二大將軍之一(後晉升八柱國之一),楊堅之妻獨孤伽羅(即後來的獨孤皇后)則是八柱國之一獨孤信的七女。可見此時期關隴集團各家族之間藉由通婚強化了聯繫,政治影響力更形提高。隋取北周而代之,不過是關隴集團內部的一次權力轉移,由同為武川出身的楊氏取代宇文氏。
隋朝末期兵亂四起,李淵(即後來的唐高祖)之祖父李虎亦出於武川,西魏八柱國之一,父李昞則為北周八柱國之一。而李淵之母是獨孤信的四女,李淵同時也是隋文帝楊堅的妻甥、隋煬帝楊廣的姨表兄。可見李唐皇室與楊隋皇室同為關隴集團,先祖皆出於武川,彼此之間又有着親屬關係。李淵之所以能夠輕易攻陷大興(長安),討平諸侯一統天下,爭取到關隴集團其他成員的支持是很重要的因素。陳寅恪曾評價道:「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統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創業至高宗統御之前期,其將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來世業,即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下所結集團體之後裔也。[2]」關隴集團作為核心,基本上主導了隋至唐初期的政治格局和走向。這段時期門閥政治的特徵十分明顯,改朝換代並不影響關隴集團的政治地位。隋代雖已開始實行科舉制度,寒門與庶族士人得以參與政治,但多不居顯位,難有大作為。
自南北朝以來,社會便流行以門閥評定一個人的地位高低。唐初世族主要有四大門閥且各有所尚:山東士族尚婚姻;江左士族尚人物;關中士族尚冠冕,代北士族尚貴戚。[3]眾多世族大家之中,以山東七姓十家(太原王氏、范陽盧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隴西李氏、趙郡李氏、滎陽鄭氏)最為顯貴,就連唐初名臣房玄齡、魏徵、李昉等人均爭相與山東士族聯姻。以李唐皇室為代表的關隴集團為了鞏固地位,着意改組世族大家排名。唐太宗李世民繼位後,在閱覽編成的《氏族志》時不滿道:「我於崔、盧、李、鄭無嫌,顧其世衰,不復冠冕,猶恃舊地以取貲,不肖子偃然自高,販鬻松檟,不解人間何為貴之?[4]」於是命高士廉編著《氏族志》,將天下氏族分為九等,第一等為李唐皇族,第二等是外戚;表示皇族才是最高等,以貶斥士族,壓抑舊有的門閥勢力。
唐太宗死後,關隴集團的首腦長孫無忌自恃擁立唐高宗之功,專橫排斥政敵。而武則天則以美色討好高宗,高宗也出於自身加強皇權的需要,利用「廢王立武」等連續事件使長孫無忌倒台,離開政權核心。武則天雖係關隴集團出身,卻是疏遠的家系,祖籍并州文水縣(今山西省文水縣),並非關隴集團的傳統地理範圍;其母楊氏雖出身於隋朝宗室,但其父武士彠原只是商人,因追隨李淵開國有功而受封,並無關隴集團背景。故在武周時期,武則天為了鞏固政權,着手瓦解原李唐核心的關隴集團,採用酷吏、崇尚進士文詞詩賦之科、使文武分流、延攬不滿關隴集團大權在握的外地士族。科舉制雖然在隋代便已實行,但中舉的考生少有登高位者,主要權位還是為關隴集團所掌控。直到武則天積極任用舉人、進士及第,以鞏固武周政權,才打破此一局面。武則天病重,張柬之等人乘機發動神龍革命,推翻武周政權,李唐皇室復位。
唐玄宗在開元時期多繼續任用武周晉升的舉人,但在天寶以後便漸漸提拔李林甫等關中士族上位,一定程度上恢復了關隴集團的統治。直到安史之亂、牛李黨爭,關隴集團的優越地位迅速下降,科舉出身者位居朝廷要職的情況愈來愈普遍;加上唐代後期宦官干政甚至掌握兵權、殺廢皇帝,這些都嚴重地削弱了關隴集團的影響力。黃巢之亂後,數百年以來的社會階級隨着唐朝滅亡一同瓦解,傳統士族死傷殆盡,地方藩鎮勢力崛起,門閥政治無以為繼,關隴集團也不復存在了。
為了在關隴地區鞏固西魏政權,對抗國力較為強大的東魏和南梁,宇文泰奉行蘇綽的關中本位政策。該政策宣傳關中地區自周朝以來的文化正統性,將外來菁英的郡望一律改易關隴,重用關中士族與儒家學說;同時沿襲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政策,鼓勵鮮卑貴族同漢人士族聯姻。胡漢融合的結果,西遷的鮮卑貴族及鮮卑化漢人最終漢化,而關中士族也感染了前者的剽悍尚武。胡漢混血、文武合流成為關隴集團的一大特色,「融冶關隴胡漢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其人「入則為相,出則為將,自無文武分徒之事」。加上關隴集團原先並非北魏最顯赫尊貴的強宗豪族,門第之見不那麼嚴重,亦重視才能和功勳,大大加速了此一融合過程。關隴集團得以迅速整合為一個強大的菁英集團,使西魏北周興盛不輟,統一北方;又於隋唐兩度統一全國,始終佔據統治階層。此一時期頗有「武人政治」色彩,和後來宋朝的「文人政治」、「官僚政治」有着明顯的不同。這種重視士人文武兼修的風氣,直到武周時期科舉抬頭後逐漸衰退。
岑仲勉反對曰:「況隨宇文泰入關之北族,雖暫改河南郡望為京兆,但至唐時已大都恢復其河南郡望,唐室如真出自趙郡,又何礙於隴西而堅持不改?陳氏之說,殊未可信。」[5]「陳氏必要把僧孺、令狐楚排出於西魏以來關隴集團之外,無非歪曲史實以遷就其臆見。」[6]汪榮祖《陳寅恪評傳》則認為岑氏對於陳說趙州昭慶二陵及《光業寺碑》未能提出反證,無法動搖陳說。
黃永年認為關隴集團只存在於西魏、北周和隋初期,隋煬帝時因把政治中心東移,並引入原南朝官僚來制衡北方官僚而逐漸衰落解體,唐初已不復存在。唐高祖時期的功臣和宰相出身關隴的不及半數,並不足以稱為一個集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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