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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1912年沉沒於北大西洋的英國郵輪鐵達尼號相關的流行文化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1912年的鐵達尼號沉沒事故,多年來一直是公眾感興趣的話題,圍繞該事件湧現出大量相關書籍、電影、歌曲、詩歌和藝術作品。鐵達尼號的災難啟發了許多道德、社會和政治隱喻,並經常被援用為人類野心與大自然對抗的警世故事。
鐵達尼號沉沒事故已經成為一種文化現象,藝術家、電影製片、作家、畫家、作曲家、音樂家和舞蹈家從沉沒之後至今,各個文化領域都在紀念這一段歷史事件[1]。正如作家布萊恩·安德森(Brian D. Anderson)所說的那樣:「鐵達尼號已經成為我們神話的一部分,牢牢佔據了集體意識,這些故事將不斷重演,不是因為需要重新渲染它們,而是因為我們需要(將這個故事)傳遞下去」[2]。
鐵達尼號災難的公眾利益在其直接後果中的強度,可歸因於它對公眾的深刻心理影響,特別是在英語世界。心理學家溫·克雷格·韋德(Wynn Craig Wade)評論說:「在美國,對這起災難的劇烈反應只能和林肯與甘迺迪的總統刺殺案相提並論,整個英語世界都為之動搖。至少對我們來說,這起災難悲劇可以看作是19世紀和20世紀之間的分水嶺」[3]。文學評論家約翰·威森·福斯特將鐵達尼號沉沒描述為「一個信心和樂觀時代的結束,感覺邁入全然不同的階段」[4]。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邦表示,事故僅兩年多後,人類歷史過了19個世紀後,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5]。
20世紀後期,鐵達尼號曾有三到四次公共興趣浪潮。第一次在沉沒之後立即出現,但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而突然結束,戰爭這對大多數人來說是一個更大、更直接的問題。第二次是1955年沃爾特·路德的著作《此夜永難忘》出版。1985年羅伯·巴拉德發現了鐵達尼號殘骸,引發了一股持續至今的興趣浪潮[4]。此外,1997年占士·金馬倫發行賣座電影《鐵達尼號》、2012年歌詩達協和號觸礁事故(鐵達尼號沉沒事故一百週年前的幾個月),也使鐵達尼號再度成為流行文化的熱門主題。
即使在1912年,公眾對災難的高度興趣也在某些方面產生了強烈的反對意見。小說家約瑟夫·康拉德(他自己也是一名退休的水手)寫道:「我不會被那個事件的虛假、寫作、戲劇方面所困擾,這既不是戲劇,也不是通俗劇,也不是悲劇,而是暴露狂妄自大的愚蠢」[6]。然而,正如約翰·威森·福斯特所指出的那樣,鐵達尼號本身可以視為一個舞台,從船艙的嚴格階級分離、內部宏偉的建築裝修,以及首航本身都有戲劇性的色彩;提前宣傳並突顯了這艘世界上最大船隻首航的歷史性質,並且有大量乘客專門為此次航行而登船。乘客和船員可以被視為許多角色的原型,約翰·威森·福斯特總結為「富人、社交名流、無名英雄、懦夫、烈士、懺悔者、擅離職守者、堅守崗位者、窮人移民、顯性英雄等」[4]。
在這樣的解釋中,鐵達尼號的故事可以視為一種道德劇。根據約翰·威森·福斯特的觀點,另一種觀點認為鐵達尼號位於古典希臘悲劇之間——傲慢的主題、財富和虛榮、在最後的災難中遭遇冷漠的命運。這個故事也與伊利沙伯時代的悲劇人物樣板相匹配,包括英雄主義、喜劇、諷刺、多愁善感和最終的悲劇。簡而言之,鐵達尼號的故事很適合各式各樣已建立的戲劇樣板,使得流行文化很難不以這些方式解釋它[7]。作家史蒂芬妮·巴切夫斯基(Stephanie Barczewski)將這場災難形容為「人類歷史上最令人着迷的單一事件之一」,她也指出鐵達尼號沉沒故事會持續流行的諸多因素:「建造出這艘巨船,象徵着人類聰明才智以及獨創性的標誌。在與大自然力量短暫的抗衡中,巨船毀滅則代表人類失敗的可能性」。人性方面也是公眾迷戀的主因,不同的人以不同方式——對死亡的威脅做出反應 ——有人接受命運、有人為生存而戰。船上的許多人不得不在他們的人際關係中作出不可能的選擇:與丈夫和兒子待在船上,或獨自搭上救生艇生存下來,但是要一個人面對不確定的未來。她總結說,這個故事讓世人擺脫了傲慢和自滿:「它的核心是讓我們想起人類的局限性」[8]。
這場災難稱為「一齣悲慘事件像鐘錶般斷然的凍結時間,成為一個令人難以忘懷的隱喻」[2]——鐵達尼號不僅僅是一種比喻,她能代表更多意義;文化歷史學家史蒂芬·比爾(Steven Biel)描述為「相互矛盾的隱喻,每個人都在爭論災難的社會和政治意義,堅持認為這是真正的意義、真正的教訓」[9]。鐵達尼號的沉沒在很多方面得到了解釋,有些人用宗教方式將其視為神聖審判的隱喻,因為他們所看到的是富裕乘客的貪婪、自大和奢侈。其他人則為留在船上的人解釋為「展示自我犧牲,以便婦孺可以逃脫的基督徒道德」。從社會角度來看,它可以傳達關於階級或性別關係的訊息。似乎有一些「女人和小孩優先」原則確認了俠義男子氣概,以及女性從屬於男性「自然」狀態,這種觀點受到女權主義運動者抵制。此外,諸如千萬富豪約翰·雅各·阿斯特四世和本傑明·古根海姆的自我犧牲,證明了富人和強者的慷慨和道德優越,而三等艙乘客和船員高度的死亡人數,成為工人階級的低重要性標誌;這種觀點主要認為英美乘客和船員的行為證明了「盎格魯-撒克遜價值觀」在危機中的優越性、船東和英美精英的傲慢和狂妄導致災難,或者是人類對技術進步及過度自滿的愚蠢行為。解釋方式和角度如此廣泛,因此讓這場災難經過許多年後仍是民眾爭論和着迷的主題[10]。
鐵達尼號發生災難後,出現了大量的輓歌和相關詩句,美國雜誌《當代文學》表示,該雜誌的編輯們一致認為「在日報專欄中,沒有任何歷史事件能引起這麼多詩歌創作」[11]。各種報紙都可見到紀念這場災難的詩歌,內容包括從中吸取的教訓、沉沒期間和之後發生的具體事件。其他詩人也發行了創作作品,例如艾德溫·德魯(Edwin Drew)搶先出版一本詩集《沉沒的鐵達尼號船長》[12]。他把作品寄給美國總統威廉·霍華·塔虎脫(現存於美國國會圖書館)和英國國王佐治五世[13]。有幾個乘客經常受到特別紀念,並且在一些情況下成為典範,例如千萬富翁約翰·雅各·阿斯特四世因為英勇赴死而受到表彰[12]。查爾斯·漢森·托(Charles Hanson Towne)是這類詩人的典型,他頌揚了「男人在沉船時的俠義行為」[14]。
根據美國民俗學家當奴·威格斯的說法:「鐵達尼號的災難似乎啟發了最多首歌曲,可能超越了所有美國歷史事件」。僅在1912年至1931年間,美國已經出版了一百多首相關歌曲。在災難發生後僅十天,公眾領域中第一首有關鐵達尼號的商業歌曲就受到著作權保護。隨後市場上也出現許多主題相關的樂譜和黑膠唱片。在許多情況下,它們不僅僅是對悲劇的商業性剝削(儘管這確實存在),也是對這起災難引發許多當代政治、道德、社會、宗教和其他事件的深刻反應。他們從災難中吸取了各種教訓,如貧富差距在災難中的流平效應、善與惡在死亡面前的平等、富人漠視大自然得到的報應、罹難男子的英雄主義、人類自傲如何造成了災難等等[15]。許多更世俗的歌曲則讚揚隨船沉沒的勇敢男性,他們經常強調頭等艙男乘客的高度社會地位和財富,並將其與自我犧牲和道德價值相混淆[16]。
鐵達尼號災難成為美國南部藍調、藍草音樂、鄉村音樂和謠曲歌手們的熱門主題。1924年,藍調音樂家歐內斯特·斯通曼憑單曲〈鐵達尼號〉取得商業成功,售出超過100萬張,成為1920年代最暢銷的歌曲之一[17]。許多作曲家也以音樂描述了相關主題,音樂會是災後籌款活動的主要部分;英國作曲家愛德華·艾爾加曾在皇家亞厘畢音樂廳指揮一個由500名音樂家組成的超級管弦樂團演奏,為罹難者家屬籌集資金。在沉沒事故後不久,一首鋼琴獨奏曲以葬身大海的場景為主題,使聽者想起鐵達尼號的悲慘災難。甚至在當時流行的舞蹈熱潮中,還衍生出一個鐵達尼號的舞步[18]。有幾部音樂劇是根據鐵達尼號的故事而製作,最著名的或許是1960年《永不沉沒的布朗夫人》,由梅里迪斯·威爾遜編劇和創作歌詞,靈感來自傑納·福勒1949年的著作《永不沉沒的布朗夫人》和頭等艙乘客瑪格麗特·布朗在救生艇上的故事[18]。1997年百老匯音樂劇《鐵達尼號》製作一個傾斜舞台來模擬沉船[19],獲得成功票房,贏得五項東尼獎;除了在百老匯演出兩年、舉行美國巡演,也至德國、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亞演出[20]。
鐵達尼號一直是大量書籍的靈感來源,正如作家史蒂芬·比爾(Steven Biel)的評論:「有史以來最受關注的三個主題是耶穌、(美國)內戰和鐵達尼號的災難」[21]。首批書籍在沉沒後不久出版,兩名生還乘客當時發表了自己的經歷——勞倫斯·貝斯利寫了《殞命的鐵達尼號》(The Loss of the S.S. Titanic)、阿奇博·格雷西四世寫了《關於鐵達尼號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the Titanic)。勞倫斯·貝斯利在獲救後不久就開始寫書,並補充對其他生還者的採訪。阿奇博·格雷西四世進行廣泛的研究和採訪,並參加美國參議院對沉沒事故的調查,但是由於船難中的生理傷害,他在書本出版之前就去世了[22]。鐵達尼號二副查爾斯·萊托勒在其1935年出版的《鐵達尼號和其他的船》(Titanic and Other Ships)一書中發表關於沉船經歷的敘述[23]。1997年,在乘務員維奧萊特·傑索普死後出版的《鐵達尼號生還者》(Titanic Survivor)中公佈了簡短的第一手資料[24]。其他許多作者發表了新聞報導、訪談和生還者證詞的彙編[25]。英國作家費爾森·楊著作的《鐵達尼號》是災難後的首批出版物之一,但內容的真實性較低[26]。
1955年,第一本記載精確史實的著作《此夜永難忘》出版[27],作者沃爾特·路德是一名鐵達尼號故事的愛好者,他採訪了60位生還者,並藉鑑了以前的著作和研究成果[28];這本書取得巨大的成功,出版兩個月內銷售6萬本,而且連續六個月銷量第一名[29]。這本書也從未絕版,1998年達到第50版,並翻譯成十幾種語言[29][30]。1968年,英國海軍歷史學家傑佛瑞·馬庫斯(Geoffrey Marcus)出版《首航之旅》(The Maiden Voyage),該書從乘客出發到公開調查都進行探討和敘述。作者自稱此書全面滲透了事件始末,指責船長史密夫和白星航運導致這場災難,並譴責英國調查的「官方謊言」和「推諉責任」。1986年,沃爾特·路德再次思考舊作內容後,出版《此夜永難忘》的續集《那一夜的生命》(The Night Lives On);《巴爾的摩太陽報》編輯米高·斯拉戈指出:「沃爾特·路德想知道二副查爾斯·萊托勒是否過度執行女人和小孩優先的原則」[31]。
1985年,鐵達尼號殘骸的發現激發了第三批出版潮,在1997年占士·金馬倫的賣座電影和2012年一百周年紀念後又出版了更多書籍。羅伯·巴拉德在1987年出版的《發現鐵達尼號》(The Discovery of the Titanic)一書中闡述他的搜索和發現過程,成為暢銷書[32]。約翰·伊頓(John P. Eaton)和查爾斯·哈斯(Charles A. Haas)在1986年製作了《鐵達尼號的成功和悲劇:字畫編年史》(Titanic: Triumph and Tragedy: A Chronicle in Words and Pictures),這是一本長達320頁的插圖集,詳細講述鐵達尼號的故事、裝備、首航、災難和善後;採用許多歷史照片和藝術插圖的大量視覺手法呈現;作家布萊恩·安德森(Brian D. Anderson)描述它是「百科全書式、完美的鐵達尼號指南」[33]。溫·韋德(Wyn Wade)1992年的書《鐵達尼號:世紀災難》(The Titanic: Disaster of a Century)講述航運融資、建造以及卡柏菲亞號拯救生還者的故事[34]。1997年,歷史學家唐·林奇出版《鐵達尼號的內幕》(Inside the Titanic),展示船隻和災難的概況,並收錄插畫藝術家肯·馬歇爾演繹的繪畫作品[35]。蘇珊·威爾斯(Susan Wels)1997年的著作《鐵達尼號:世界最偉大遠洋班輪的遺產》(Titanic: Legacy of the World's Greatest Ocean Liner)記錄了皇家郵輪鐵達尼號公司搶救殘骸的工作,歷史學家丹尼爾·阿倫·巴特勒於1998年出版《永不沉沒:鐵達尼號的完整故事》(Unsinkable: The Full Story of the RMS Titanic),提出學術考察。作家羅賓·加丁納則在1995年出版《鐵達尼號的謎團》(Riddle of the Titanic)、1998年出版《鐵達尼號:永不沉沒之船》(Titanic: The Ship that Never Sank),他在這兩本書中提出一個陰謀論,指現存的海底殘骸實際上是奧林匹克號,而白星航運將這兩艘船掉包作為保險騙局的一部分[36]。
以鐵達尼號為主題的各種小說多年來都有陸續出版。最早的是德國作家羅拔·弗里德倫德爾-普雷希特爾的《鐵達尼號》,1937年首次在德國出版、1938年在英國出版、1940年在美國出版;小說主角是約翰·雅各·阿斯特四世,探討的重點是救贖[37]。它被認為是第一部嚴肅的鐵達尼號小說[38]。1975年,英國小說家亞瑟·查理斯·克拉克出版科幻小說《地球帝國》,杜撰23世紀時,鐵達尼號殘骸已經安置在紐約的博物館內展覽[39]。1976年,美國小說家克萊夫·卡斯勒的《拯救鐵達尼號》在出版四年後,授權翻拍成高成本電影[40]。1990年,亞瑟·查理斯·克拉克又寫了一本《大淺灘幽魂》,杜撰兩組探險隊試圖打撈鐵達尼號的殘骸[41][37]。其他小說家各自杜撰了不同情節,例如丹妮爾·斯蒂爾《無盡的愛》(Palomino)[42]、馬克斯·艾倫·科林斯《鐵達尼號謀殺案》(The Titanic Murders)[37]和貝里爾·博布瑞奇《各自逃命》(Every Man for Himself)[43]。
但是在所有小說中,最著名的卻是事故發生前出版的作品。1898年,美國作家摩根·羅伯遜出版一本中篇小說,名為《泰坦殘骸》,講述一艘虛構的英國大型郵輪「泰坦號」,從美國橫渡北大西洋前往英國途中撞上冰山沉沒,因為攜帶的救生艇不夠,船上2500人只有13人生還。小說情節和14年後發生的鐵達尼號沉沒事故具有許多相似之處,「泰坦號」與鐵達尼號名稱相似、船體尺寸相似、都有3個螺旋槳、都有最新技術的水密艙室、都號稱「永不沉沒」、都是世界上最大的海上船舶、都是人類最偉大的工業作品、救生艇數量都按照法律的最低要求、都在4月份接近半夜的時間沉沒等,因此成為一樁受到頻繁評論的文學巧合[44]。這本書在鐵達尼號沉沒事故後不久就重新出版,並且又陸續發行了幾個版本[45]。
1912年5月14日,美國無聲電影《拯救鐵達尼號》首映,這是第一部關於鐵達尼號災難的電影,在沉沒事故後僅29天就問世了,並且有一名真正的生還者擔任該片女主角——女演員朵洛西·吉布森[46],她甚至穿着在鐵達尼號沉沒時的衣服演出[47]。這部電影當時在國際上獲得成功,不過其唯一的電影膠片於1914年3月的火災中燒毀,成了散失電影[48]。1912年8月,德國無聲電影《在黑夜與冰山》首映,該片在蘇格蘭皇后號拍攝一部分遠景,並使用6.1公尺長的鐵達尼號模型來模擬冰山碰撞畫面[49]。其後的四十年間,陸續有多部以鐵達尼號為主題的電影推出,雖然都不是小成本製作,但在拍攝細節與史實考證上並不嚴謹,例如《海洋戲劇》(Et Drama på Havet,1912年)、[50]、《亞特蘭提斯》(Atlantis,1913年)[50]、《冰洋遇險》(1929年)[51]、《鐵達尼號》(1943年)[52],特別是1953年的《鐵達尼郵船遇險記》幾乎沒有考慮任何歷史準確性,成了一部通俗劇[53][54]。
1958年7月3日首映的英國電影《冰海沉船記》仍然受到公認是描寫史實最準確的鐵達尼號電影[55],該片以1955年記載精確史實的著作《此夜永難忘》為考證來源,側重於災難歷史,並以紀錄片方式呈現細節。導演是羅伊·沃德·貝克,由肯尼斯·莫爾主演[56]。劇組聘請鐵達尼號四副約瑟·博士爾和生還乘客勞倫斯·貝斯利擔任顧問[56],且以60萬英鎊的製作成本打破英國影史紀錄[57]。它贏得了無數獎項和好評,包括金球獎和大西洋兩岸的影評討論[58]。此外,該片也成為災難片的典範之一,啟發了《海神號》、《沖天大火災》等電影[58]。1980年的《鐵達尼郵船重見天日》成為成本高昂的失敗電影,該片由傑瑞·詹姆森執導,根據克萊夫·卡斯勒的小說《拯救鐵達尼號》改編,製作成本超過4,000萬美元,但票房僅有1,000萬美元[59]。
1997年的《鐵達尼號》是第一部實際拍攝鐵達尼號殘骸視像的電影,導演占士·金馬倫於1995年夏天組織了12次潛水,使用俄羅斯製造的深海潛艇和平號進行拍攝[60]。該片也是關於這艘沉船最成功的商業電影,於1997年12月19日上映九週後打破了美國票房紀錄,一週後成為全球第一部達到10億美元票房的電影。至1998年3月,締造超過12億美元的票房紀錄[61],直到2009年由該片導演的下一部電影《阿凡達》超越[62]。該片圍繞頭等艙乘客蘿絲·狄威特·布克特(琦·溫斯莉飾演)與三等艙乘客傑克·道森(里安納度·狄卡比奧飾演)之間的戀情[63]。導演表示,他將兩位主角設計為為「觀眾情緒避雷針」的角色,使災難的悲劇更加直接。美國心理醫生彼得·克萊默對此表示,愛情故事旨在將災難人性化,而這場災難讓愛情故事昇華為神話故事[64]。該片的製作成本為2億美元,成為當時的史上最昂貴電影[65];其中大部分場景是在一座幾乎完整的鐵達尼號右舷複製品上拍攝[66]。1998年,該片在第70屆奧斯卡金像獎頒獎典禮上獲得11座獎項,包括最佳影片獎、最佳導演獎和最佳攝影獎等[67]。為配合鐵達尼號的一百周年紀念,又投資1,800萬美元將原始底片轉換為3D電影[68],於2012年4月4日重新上映[69]。
鐵達尼號沉沒了幾天後,美國和歐洲許多戲院都在放映相關的新聞紀錄片或幻燈片,而且相當賣座。到1912年4月底,至少有9家美國公司已經發行了鐵達尼號幻燈片,可以在公開場合購買或租借,並附有海報、大廳照片、腳本和樂譜[70]。他們試圖將幻燈片與短片、漫畫和風景片結合在一起[71]。由於幾乎沒有任何鐵達尼號的影片存在,所以任何關於鐵達尼號災難的紀錄片都難以製作。鐵達尼號在1911年5月31日下水儀式的幾秒鐘畫面是由貝爾法斯特的電影有限公司(Films Limited)拍攝[72],而專題預算公司(Topical Budget Company)似乎曾在南安普敦港拍攝了一些鏡頭——但是資料已經失蹤了[73]。除此之外,所有存在的檔案都是照片,這些照片在影片中的用途非常有限。像法國的高蒙電影公司便擁有這樣的新聞片段,利用沉沒後的拍攝來剪接成新材料,彌補船隻本身視像的不足;其中包括卡柏菲亞號抵達紐約的畫面、鐵達尼號生還者下船、在白星航運辦公室外聚集等待名單公佈的群眾[74]。由於掌握到最多的視像,高蒙電影公司的鐵達尼號紀錄片便取得了巨大成功,在世界各地大賣[75];但是在法國的商業表現相對較差,可能是因為當地新聞不是由鐵達尼號主導,而是無政府主義幫派邦諾幫遭警方掃蕩逮捕的新聞更加熱門[76]。早在4月27日,第一部鐵達尼號新聞紀錄片就出現在澳大利亞;而德國電影製片人馬丁·登特勒還保證他發表的鐵達尼號新聞片將會「座無虛席」[77]。
一些電影公司試圖擷取其他電影的畫面,彌補匱乏的鐵達尼號視像,或者將鐵達尼號的下水儀式片段誤導為沉沒畫面。紐約34街上一家戲院老闆多次遭到憤怒的顧客毆打,這些顧客都是類似這種騙局的受害者。《紐約戲劇鏡報》報導了該戲院老闆的狀況:「兩隻眼睛都黑了、掉了幾顆牙齒、還有藍黑色的瘀傷......現在他整張臉的下半部幾乎都是瘀青。他毫不猶豫的說『即使我付了五百元去看醫生和牙醫,我仍然要聲明這些廣告中沒有不實字眼,沒人可以指責我是個騙子』」[78]。1912年4月26日,一家在貝永的戲院發生暴動,因為它宣傳並播放了偽紀錄片,以「鐵達尼號沉沒及拯救生還者」為片名誘使觀眾買票。在《紐約世界報》報導的第二天,當地警方不得不介入,警方表示:「觀眾以為能看到一些轟動的片段,結果發出強烈的抗議聲,那家戲院裏的椅子都被撕裂了」[79]。最後,當地警察局長禁止了播映。由於鐵達尼號災難偽紀錄片的擴散,造成類似的公眾憤怒和混亂,促使田納西州孟菲斯市長下令「禁止播放任何描繪鐵達尼號災難或其任何階段的影片」[78]。費城市長和波士頓市長很快也跟着宣佈這項政令[80]。到了1912年8月份,鐵達尼號的新聞紀錄片已經沒人想看了,許多商業報紙都報導指出,鐵達尼號與冰山的紀錄片段「不再吸引觀眾」[49]。
鐵達尼號沉沒後促使商人製作各種收藏品和紀念品,其中許多具有明顯的宗教色彩。愛德華時代的英格蘭對收藏明信片的需求量很大;在國內電話稀少的20世紀初,人們以明信片寄送短訊相當於現代的短訊或推文[81]。在鐵達尼號沉沒之前,已經有一些明信片的圖樣是鐵達尼號正在施工或新建成,後來成為非常熱門的收藏品[82]。不過對收藏家來說,更值得收藏的是鐵達尼號首航期間在船上寫的少量明信片,這些文物通常是在瑟堡和皇后鎮的港口寄出[83]。沉沒後,出版商發行了大量紀念明信片作為災難的遺物,圖樣通常衍生自19世紀的宗教藝術,表現出悲傷少女的形態,同時寫上宗教口號[83]。對於許多虔誠的基督徒來說,這場災難帶來令人不安的宗教影響;溫徹斯特主教將其描繪成「對人類放肆行為的警告和遺跡」,而其他人則認為這是神的懲罰:「上帝教訓人類,就跟挪亞發生的一樣」。鐵達尼號在深度超過3,700公尺的最終位置,也讓一些人解釋為地獄和煉獄,或隱喻為基督教的深淵[84]。有民間傳說認為,音樂家們在鐵達尼號即將沉沒時演奏基督教讚美詩〈與主更親近〉[85],這成為虔誠的象徵。商人為了銘記這次災難而發售許多紀念品,〈與主更親近〉和相關口號也一直重複出現[86]。班佛公司在英格蘭發行了一系列非常受歡迎的明信片,其中印刷了〈與主更親近〉的歌詞、哀悼的女人和背景中沉沒的鐵達尼號[87]。
鐵達尼號留下來的照片數量非常有限,因此一些不擇手段的明信片出版商用盡手法來滿足公眾需求,經常以姐妹艦奧林匹克號的照片頂替鐵達尼號,這些假照片中常見的錯誤是船上第四根煙囪冒着滾滾煙霧;事實上,第四根煙囪是裝飾物,純粹是為了美學而加裝。冠達航運旗下的船隻盧西塔尼亞號和毛里塔尼亞號,以及卡柏菲亞號的照片也都經常遭商人修飾為鐵達尼號[88]。其他明信片則讚頌男性乘客和船員,特別是船上音樂家的英勇[82]。市面上也出現其他各式各樣的收藏品,從錫製糖果盒、紀念瓷盤到威士忌量酒器都有[89]。黑色泰迪熊是最不尋常的鐵達尼號紀念品之一,德國製造商史黛芙公司在1907年曾推出原型黑色泰迪熊,但是銷量不佳,消費者不喜歡黑熊的陰沉外觀。在鐵達尼號災難發生後,該公司限量製作了494隻黑色「哀悼小熊」,在倫敦商店櫥窗展示。這些玩具迅速售罄,在1917年至1919年之間還生產了161隻,是所有泰迪熊中最搶手的[90]。2000年12月,倫敦佳士得拍賣會的一隻「哀悼小熊」以9.18萬英鎊拍出,遠遠超過人們的預期[91][92]。
自1984年以來,市面上已經出現數十款以鐵達尼號為主題的電玩遊戲,其中大部分內容都是關於沉沒倒數中的鐵達尼號,而玩家扮演在船上試圖逃生的乘客,或者是扮演探勘潛水員搜索,可能還要試圖打撈沉船[93]。1984年,第一款電玩遊戲《鐵達尼號:冒險開始》(Titanic: The Adventure Begins...)發行,玩家要扮演深海淘金探險隊,搜索殘骸內四百多個房間[94]。其餘遊戲內容包括《超越鐵達尼號》(Beyond the Titanic,1986年),玩家扮演試圖在災難中活命的乘客[95]、《鐵達尼號:打撈任務》(Titanic: The Recovery Mission,1986年),玩家扮演尋找殘骸文物的考古團隊[96]、《搜尋鐵達尼號》(Search for the Titanic,1989年),玩家扮演海洋學家探索殘骸[97]、《鐵達尼號:時光冒險》(1996年),玩家扮演在船上執行任務的英國特務[98]、《1912:鐵達尼號之謎》(1912: Titanic Mystery,2009年),玩家必須找出藏在船上的炸彈[99]、《拯救鐵達尼號》(Save the Titanic,2012年),玩家扮演避免撞上冰山的船長[100]。2012年,《鐵達尼號:榮耀》進行開發,根據開發商表示,這款遊戲將具有可互動郵輪及南安普敦港口的功能,以及遊覽模式和重現船難模式[101][102][103]。
在日本動畫數碼寶貝大冒險第一季第17集《冒牌船長,巨雞獸》中出現的豪華遊輪雖然並沒有顯示名稱,但由船上的設施,包括仿照鐵達尼號之大樓梯可以推斷出該遊輪乃影射鐵達尼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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