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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飄萍（1886年10月11日—1926年4月26日），原名新成，學名錫康，後改作鏡清，字振青、新成，號飄萍，筆名阿平、素昧平生等。男，浙江省金華縣人，中國新聞工作者，中共秘密黨員，1918年創辦《京報》。被稱為新聞界全才。早年任《申報》的特約通訊員，後任《漢民日報》主編，1913被捕入獄，1914年至日本創辦東京通訊社，專為京、滬報紙提供東京通訊。1916年回國後，為《申報》等多家報社撰寫時評。根據他的講義出版的《實際應用新聞學》是中國第一部新聞採訪學專著。1926年，被北洋政府處決。
邵飄萍生於浙江省金華縣芝英考寓（今浙江省金華市樵樓巷[2]）。5歲起即隨父在私塾讀書，14歲進秀才。父親邵坦懋（邵桂林），清代廩貢生，以開設「歇家」（當時打官司人的寓所）和教私塾為業，兼營養鹿，家境漸裕。
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21歲考入浙江高等學堂師範科。1909年畢業返回金華，任金華府立中學堂國文和歷史教員[3]。與反清革命黨人秋瑾、徐錫麟等人來往。秋瑾就義前有書信給他。
民國元年（1912年）赴杭州與杭辛齋合辦《漢民日報》，任主編，被推為省報界工會幹事長
民國二年（1913年）2月，以二次革命嫌疑罪被捕，《漢民日報》遭封。
民國三年（1914年）營救出獄，東渡日本，入法政學校，組織東京通訊社。
民國五年（1916年）春回國，主持《時事新報》筆政，繼應申報社長史量才之邀，繼黃遠庸之後，北上來京擔任《申報》駐京特派記者，同時創辦通訊社「新聞編譯社」，並自辦昭明印刷廠。同年，經邵瑞彭介紹入南社。
民國七年（1918年）正式辭去《申報》聘約。10月獨資創辦《京報》。同年10月5日，《京報》在前門外三眼井胡同38號創刊。在編輯部親手書寫「鐵肩棘手」（「棘手」一作「辣手」）四個字，摘自於明代楊繼盛的「鐵肩擔道義，棘手著文章」臨刑詩句。1918年10月客座講學時倡導成立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蔡元培聘他為導師，這是中國新聞教育的開端。當時《京報》剛剛創立，工作非常繁忙，但一直堅持每周上二小時的課。提出記者要「主持公道，不怕犧牲」，品性要完全獨立，有操守人格，做到「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於前，麋鹿興於左而志不亂」。強調記者要「探究事實不欺閱者」。還講授了大量新聞學的基本知識（如採訪、組稿、編輯、校對等），並指導創辦了《新聞周刊》。1919年10月，得到一年結業證書的有23人，得到半年證書的有32人。名單中有不少人是中共最早的領袖級人物，如毛澤東、高君宇、譚平山、陳公博、羅章龍、楊晦、譚植棠等等，還有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區聲白等人。可見其影響的深遠。時任北大圖書館的圖書管理員毛澤東除了課堂聽邵飄萍生講課外，還常去邵飄萍家討教，據邵飄萍夫人回憶：「那時，毛主席是北大職員，平易近人，到我家裏來，很有禮貌，叫飄萍為先生，叫俺邵師娘。」毛澤東1936年對斯諾回憶：「但是我並不失望。我參加了哲學會、新聞學會，為着能夠旁聽大學裏的功課。在新聞學會裏我遇見了同樣的旁聽生，象陳公博，他現在是南京的一個大官了；譚平山，他後來變成了共產黨，再以後又變成所謂「第三黨」的一份子；還有邵飄萍。特別是邵氏，幫助我很多的。他是新聞學會的講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充滿了熱烈理想和良好性格的人。一九二六年他被張作霖槍決了。」毛澤東運用他在北京所學到的知識，以新聞為武器，在家鄉創辦了《湘江評論》、《新湖南》等刊物以及平民通訊社等報刊和通訊社，又充任湖南大公報》記者。毛澤東也因《湘江評論》而聲名鵲起。1920年8月，毛澤東等在長沙又創辦了「文化書社」，在毛澤東起草的《組織大綱中，稱「本社以運銷中外各種有價值之書報為主旨」，其中就有邵飄萍的《新俄國之研究》等，隨後毛澤東等還成立了湖南俄羅斯研究會。此外，邵飄萍的一些新聞學論著也是該社社員學習的書籍之一。湖南新民學會的會員討論「個人生活方法」時，毛澤東表示說：「我可願做的工作：一教書，一新聞記者，將來多半要賴這兩項工作的月薪來生活。」。
民國八年(1919年)積極參加五四運動。同年8月，遭受通緝，報館《京報》被查封。赴日避難，受聘於大阪《朝日新聞》社特約記者。流亡期間，撰寫五萬字的《新俄國之研究》一書，向國人介紹十月革命、馬克思主義，以及布爾什維克、列寧和蘇維埃政權。並系統考察和研究日本新聞事業。
1920年直皖戰爭後，安福系政府垮台，重返北京並復刊。新址在騾馬市大街魏染胡同30號。贊助羅章龍編的《非宗教論》一書的印刷。
1925年積極報道五卅運動，在此運動中，多次發表署名評論。又聯合同仁拒登英日廣告，發起募捐，救恤難胞。
1926年積極報道三·一八慘案被政府通緝。
辦報過程中與李大釗、羅章龍、魯迅、馮玉祥過往密切。馮玉祥曾言：飄萍一枝筆，抵過十萬軍。 反奉戰爭中，支持馮玉祥策動奉軍主力郭松齡倒戈。
邵飄萍促成了1925年11月24日東北軍郭松齡倒戈的灤州事變和郭(松齡)馮(玉祥)聯合。邵在《京報》發表了大量支持他們的新聞、評論。1925年12月7日，邵出了一大張二整版的《京報特刊》，全是最近時局重要人物的照片，每個人物後面都有邵飄萍的評語。邵不斷發表報道、時評讚頌郭松齡，歷數張作霖的罪狀，甚至撰文鼓勵張學良「父讓子繼」。邵曾和家人說：「張作霖出三十萬元買我，這種錢我不要，槍斃我也不要!」12月24日，郭松齡在日本關東軍和張作霖的聯合夾攻下，兵敗被殺。邵飄萍把事件的真相公諸於世，引起了北方民眾反日、反張運動。
1926年4月，張作霖、吳佩孚又拉了閻錫山三面夾攻馮玉祥的國民軍，馮部被迫撤出北京。4月18日奉軍入京，邵飄萍未聽鹿鍾麟三次敦促，留在北京，後躲入東交民巷六國飯店避難。4月22日，在《京報》發表了最後一篇文章《飄萍啟事》，仍然嬉笑怒罵。後聽信舊交《大陸報》社長張翰舉（被奉系以造幣廠廠長之職和２萬塊大洋收買[4]）之謊言，稱「張作霖懼怕國際干涉，不敢殺他」；並說自己已向張學良疏通，張允諾《京報》可以照出等。邵飄萍於4月24日下午回到報館，１小時後即被捕，偵緝隊聲稱搜出了馮玉祥聘請邵飄萍為軍事顧問的聘書、軍事電報密碼一本、以及他與馮玉祥的合影等，作為邵飄萍犯罪的物證。[5]
4月25日，北京各界組織營救。張學良出面接見代表時，毫無隱諱地說：「逮捕飄萍一事，老帥與子玉（「子玉」即吳佩孚，「老帥」即張作霖）及各將領早已有此種決定，並一經捕到，即時就地槍決。此時飄萍是否尚在人世，且不可知。余與飄萍私交亦不淺，時有函札往來。惟此次……礙難挽回。而事又經各方決定，餘一人亦難做主」，「飄萍雖死，已可揚名，諸君何必如此，強我所難」，「此事實無挽回餘地」。[6]
4月26日凌晨1時許，「直奉聯軍總執法處」對邵飄萍草草進行了２個多小時的審訊後即宣判他死刑。4時30分邵飄萍被綁赴天橋先農壇二道壇門刑場槍決。在北京政府總執法處張貼的佈告中，宣佈其罪名如下：
邵飄萍死後，當局不准家屬收屍，把遺體塞在「舍材」（為槍決者粗製的薄皮棺材）中埋入槍決現場。不久，其夫人湯修慧尋到葬地永定門外二郎廟起出。據載「開棺後看到飄萍屍體。子彈從後腦進入，從前面左頰部位穿出，呈小三角形。他頭髮蓬亂，血跡斑斑，身穿華絲葛長衫，黑色紗馬褂，絲光襪，紅皮底黑色緞面鞋。」湯修慧、祝文秀母女及壽南、飄萍堂弟邵泛萍、侄子邵逸軒，還有《京報》館同仁，共同擔負起喪葬重任。京劇藝人馬連良等友人亦在邵飄萍死後籌辦治喪，後遭受威脅，草草安葬於廣安門外天寧寺旁荒地。邵飄萍整容後的遺容，照片上，他飲彈犧牲後左眼下的彈洞清晰可見。年幼的子女為免受害，亦未能參加喪禮[7]。為防遭「斬草除根」，將邵飄萍的２個兒子貴生和祥生隱藏了起來，由其侄邵逸軒代替披麻戴孝。[8]
邵飄萍死後，《京報》一度停刊，後又恢復出版，由他的夫人湯修慧繼承編輯。
1928年6月29日，北京各界新聞機構80位知名人士組成「邵飄萍、林白水追悼大會籌備會」，於1928年8月19日在下斜街全浙館召開追悼大會，由北平第一任市長何其鞏主持。
1936年，南京國民政府否決對邵飄萍的撫恤，他的同窗劭元沖認為原因是「飄萍私行，實多可議」。
1949年4月21日，毛澤東寫信給邵飄萍的家屬，確認他為革命烈士。
1951年，邵飄萍由其原籍浙江省人民政府追認革命烈士，毛澤東主席還批示北京市人民政府照顧和安排好烈士家屬的生活，以紀念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中國新聞事業作出的貢獻。邵飄萍的遺孀湯修慧在毛澤東的親自關懷下得到了妥善的安置。
1983年5月10日民政部頒發邵飄萍被批准為「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中壯烈犧牲的革命烈士」。
1984年宣武區騾馬市大街魏染胡同30號京報館舊址被列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1919年12月毛澤東第二次到北京（邵飄萍此時已被迫第二次亡命日本），還在已被封閉的《京報》館內住了１個多月。
1986年7月10日，中共中央組織部正式確認了邵飄萍的確是中共秘密黨員，入黨時間是1925年，入黨介紹人是李大釗、羅章龍。[9]根據中共早期領導人羅章龍的晚年回憶錄說，「邵飄萍是中共秘密黨員，不斷向我們黨組織提供了關於北洋軍閥政府方面的主要軍事、政治、經濟等一系列情報資料，以及經常從駐北京的外國通訊社那裏取得特殊重要的新聞消息」……此後，羅章龍在接受方漢奇等人的採訪中也確認邵飄萍入黨是經過中共北方區委討論通過以及中央批准的。
京報館舊址（包括邵飄萍故居）已於2021年6月1日對公眾開放參觀[10]。
在北大新聞研究會學習的半年，是毛澤東在北大期間獲益最大的幾件事之一，影響了毛澤東後來的政治與思想觀。北京一別後二人再無面緣，但毛澤東終生多次在會見外賓以及其他場合提到過邵飄萍，毛澤東不承認是胡適的學生，說胡吹牛；承認說自己是邵飄萍的學生。晚年的毛澤東在1974年仍稱：「我是邵飄萍的學生。」
邵飄萍有三位夫人（伴侶）：沈小乃（沈小仍）、湯修慧和祝文秀。
邵飄萍三女二子皆沈小乃所生[7]，次子邵薔生曾正式過繼給湯修慧[11]。
1909年秋，邵飄萍與沈小乃結婚，兩人婚姻屬於當時常見的包辦婚姻[4]。1912年，再娶湯修慧。1919年2月起，邵飄萍與祝文秀同居。1923年，沈小乃逝世。1926年，邵飄萍逝世後，湯修慧和祝文秀皆未改嫁。邵飄萍與沈小乃的子女由湯修慧撫養。邵飄萍逝世後的1927年8月，祝文秀收養一子邵華[13]。自1980年代起，無錫地區民政局認可祝文秀為邵飄萍烈士的遺屬。
1984年，華德韓等人寫作《邵飄萍傳略》，因將祝文秀稱作邵飄萍的第三位夫人，引起邵飄萍子女及其他親屬的異議。1986年，湯修慧逝世，與邵飄萍同葬北京市八寶山革命公墓[4]。1988年，祝文秀逝世。此後，華德韓在《邵飄萍傳》中，刪去祝文秀、邵飄萍舉行婚禮的內容及改稱祝文秀為「邵飄萍的親屬友好」、「祝文秀女士」。此舉使祝文秀的養子邵華認為《邵飄萍傳》侵害了祝文秀的名譽，於2001年在無錫地區法院提起名譽侵權訴訟，後被法院駁回。
2001年12月，吳躍鋼撰寫的介紹2001年官司的《邵飄萍兒子狀告〈邵飄萍傳〉作者》一文，因稱祝文秀為「邵飄萍夫人」、「1919年2月在北京大同公寓結婚」等內容。被邵飄萍的女兒邵乃思提起訴訟，要求吳躍鋼與邵華賠禮道歉、消除影響、恢復名譽。2004年，浙江金華地區法院駁回邵乃思的訴訟請求。[14]
《實際應用新聞學》，中國最早的新聞採訪專著之一。還有《新聞學總論》，這兩本書可說是中國新聞事業的開山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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