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南起（中國朝鮮語：조남기，1927年4月20日—2018年6月17日[1]），男，朝鮮族，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將，原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兼黨委書記，中央軍委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院長，第九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2]:2[3]
| 趙南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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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軍委委員、解放軍總後勤部第五任部長 | |||||||||||
| 任期 1987年11月 – 1992年10月 | |||||||||||
|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第五任院長 | |||||||||||
| 任期 1992年10月 - 1995年7月 | |||||||||||
| 第九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 |||||||||||
| 任期 1998年3月 - 2003年3月 | |||||||||||
| 個人資料 | |||||||||||
| 性別 | 男 | ||||||||||
| 出生 | 1927年4月20日 日治朝鮮忠清北道清州郡（今  南韓忠清北道清州市） | ||||||||||
| 逝世 | 2018年6月17日（91歲） 中國北京市 | ||||||||||
| 國籍 | 中華人民共和國 | ||||||||||
| 語言 | 漢語、韓語 | ||||||||||
| 政黨 |  中國共產黨 | ||||||||||
| 軍銜 | 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將 | ||||||||||
| 親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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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 | |||||||||||
| 漢語名稱 | |||||||||||
| 繁體字 | 趙南起 | ||||||||||
| 簡化字 | 赵南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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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語名稱 | |||||||||||
| 諺文 | 조남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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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趙南起1927年4月20日出生於日佔朝鮮忠清北道清原郡[4]的一個農民家庭，本貫豐壤趙氏[5]。在家中排行第四。他的祖父趙東植是清原郡1919年三一運動的籌劃和組織者之一。由於清原郡地處京畿道、忠清北道、忠清南道三道交界處，趙東植發起的反日運動影響到三個道，並震動京城，是當時轟動一時的大事。三一運動被日本人鎮壓後，趙東植被關押在漢城大同門監獄。面對日本人的嚴刑拷打和威脅利誘，他始終不背叛信仰。經過長期關押迫害後，釋放後，趙東植一言一行都被日本人監視，並多次被拘留。[2]:3-4[6]
日本統治下的朝鮮學實行的是日式教育。趙東植對此不屑一顧，將長子趙龍九（趙南起的父親）送進朝鮮私塾學習[2]:4。趙南起8歲開始上學。在當時日本統治下的朝鮮學校，學生每天上課的第一件事就是唱日本國歌，趙南起每次都站着閉口不唱。韓語在學校也被禁止使用，學生說韓語就會被罰款。趙南起學習很用心，但每次課上回答問題他都只說韓語，因此總是被罰款，但他也從不屈服。最終，家人讓他退了學，進入可以說韓語的私塾學習。但沒多久，日本人為了徹底消滅朝鮮民族文化下令關閉了所有朝鮮私塾。他因此被迫輟學。但朝鮮鄉間還是有許多夜校，他就白天在田裏幹活，晚上在夜校學習[2]:6-7[6]。
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朝鮮，趙龍九一家生活日趨貧困。1939年冬，趙龍九的家已經是負債纍纍。全家人先是在京城的親戚家躲了一陣。當時日本人在佔領中國東北後，成立了開拓團，大量遷移朝鮮人到東北務農。1940年初，趙龍九一家渡過鴨綠江進入中國東北，幾經漂泊，最終在吉林省永吉縣岔路河的佛堂村安頓下來。佛堂村是個朝鮮族為主的村落，熱情的村民使趙龍九一家重新點燃了生活的希望。當時趙南起13歲[2]:8-9。年逾七旬的趙東植來到中國後卻更加思念故土，情緒越發低落，身體每況愈下。他原本以為，在中國東北會不見或少見到日本人，可是東北也是日本人的天下。半年後，趙東植決定返回朝鮮。趙龍九很講孝道，不敢違背老人的意見，於是讓趙南起的弟弟趙南元陪老人回到了朝鮮。趙東植回到朝鮮不久病逝。幾十年後，韓國政府在其墓地豎立了「獨立運動功勳紀念碑」，並在國家獨立紀念館開設了其領導「三一運動」的專欄[2]:10[6]。
留在中國東北的趙南起又重新讀了兩年書，並在家裏幫助干農活。之後，他在鎮上的商業聯社當了一名夥計。早年顛沛流離的生活磨難使趙南起比同齡人成熟很多，得到店主的賞識而很快被轉為正式的店員，負責承辦商業聯社與各村的聯繫工作。[2]:10-11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後，東北地區在一段時間內處於無政府狀態。國民黨在美國的支持下重兵出關，並派大量接收人員進入東北，同時收羅偽滿警察、憲兵、特務、地主武裝、土匪發展反共勢力，迫害朝鮮族。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在東北抗日聯軍和東北黨組織的配合下，開赴東北在解放區建立人民政府[2]:10-11。當時，趙南起聽說吉林市有個以解放包括朝鮮族在內的各族人民為宗旨，讓各族人民翻身做主人的共產黨外圍組織「吉林民族解放同盟」。1945年9月，他步行100里來到吉林市找到「吉林民族解放同盟」總部，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和東北民主聯軍的要求。一位叫梁煥俊的幹部熱情地接待了他，並介紹他加入了「吉林民族解放同盟」。趙南起當時是岔路河口地區的唯一一位民族解放同盟盟員，分配給他的任務是在岔路河口地區發動、組織群眾，迎接東北民主聯軍隊伍[2]:13-14。
岔路河口地區當時是政治真空地帶，但國民黨勢力較強，土匪成了國民黨的別動隊，無惡不作，對傾向於共產黨的人格殺勿論。剛剛擺脫日滿殖民統治的民眾又陷入新的災難。回到岔路河口後，趙南起以「吉林民族解放同盟」的名義建立起了維護群眾安全的自衛隊。當時土匪早就放出風「誰敢組織自衛隊，就要誰的命，而且要殺他全家」。但他還是利用自己在商業聯社的人脈建立起100多人的自衛隊。通過收集日本人和偽滿警察丟棄的武器，自衛隊成員把自己武裝起來，在各朝鮮族村落巡邏，對小股兒的土匪起到了震懾作用，並在群眾中建立起了威信。[2]:14-15
1945年10月，東北民主聯軍的隊伍開始進入岔路河口地區，共產黨員高山等人在岔路河地區建立了秘密的共產黨地下區委。趙南起馬上與高山建立了聯繫，將自己組建的自衛隊置於岔路河區委領導之下。當時的東北民主聯軍剛剛從長春被迫撤出，處境比較困難，人地兩生，加之群眾對民主聯軍能否堅持下去存在疑慮，部隊糧食供給嚴重短缺，經常出現斷糧的現象。趙南起得知此事後，主動提出到朝鮮族村落為部隊籌糧20萬斤大米。當時部隊派專人籌糧能搞回千把斤雜糧就是很不錯了，因此高山對趙南起很驚愕。他決定讓趙南起試試，並囑咐不要搞平均攤派。當年岔路河地區的水稻收成不錯，趙南起在朝鮮族群眾中提出了「迎親人，獻糧表心意」的口號，結果在岔路河和周邊8個村子200多戶的朝鮮族居民中籌集了25萬公斤的大米。這在當時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對於東北民主聯軍來說是雪中送炭。趙南起也開始得到各級領導的注意。[2]:16-17
1945年12月，吉林省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在岔路河召開。東北民主聯軍副司令周保中將軍主持了會議，並被選舉為吉林省政府主席。大會還舉行了岔路河地區最後一批大米的捐獻儀式。當晚，周保中會見了趙南起，並同意趙南起和他的自衛隊加入民主聯軍。之後，趙南起的自衛隊被編入吉林軍區警衛團。周保中還將趙南起保送到東北軍政大學學習。在東北軍政大學，趙南起學到了什麼是階級、剝削，解開了從小困惑他的問題，世界觀和人生觀都發生了變化。學習期間，他還苦學漢語，使漢語水平得到極大的提高。1946年12月，趙南起被選為首批5名優秀學員之一，提前半年結束了軍校的學習，投身到土地革命的運動中去。[2]:19-211947年2月，趙南起加入中國共產黨[3]。 px|
1950年韓戰爆發後，趙南起隨首批抗美援朝志願軍入朝參戰，擔任志願軍司令部作戰處參謀[2]:27-28。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當時也是志願軍司令部作戰處的參謀。兩人分別擔任彭德懷司令的俄語和韓語翻譯，直到毛岸英被美軍飛機投放的凝固汽油彈焚燒而死[2]:32-35。
第五次戰役，美軍經歷了志願軍的攻勢，同時也發現了中方後勤供應困難的短處。為此，志願軍總部決定將總部分為前線和後勤兩個司令部。彭德懷的得力助手洪學智副司令員，點名將趙南起調到後勤司令部，計劃運輸部門。後勤在韓戰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敵軍採取「天上點燈，地上撒鐵釘，地下炸出坑」等各種方法阻止志願軍後方汽車運輸。1951年夏，朝鮮發生了40年不遇的大洪水，60%的物資無法運輸。1951年8月，敵軍集中80%的空中力量對志願軍的後方交通進行「空中絞殺」。趙南起經過研究發現，運輸環節的關鍵困難是運輸物資在橋樑受阻。為此，他提出了「短途接力運輸」的方法，即物資過鴨綠江後，分區段，利用各種力量、各種路線和時機，將前線急需物資送到第一線。一條「截不斷、炸不爛的鋼鐵運輸線」開始在志願軍後方形成。志願軍的汽車損失率由原來的40%減少到百分之零點幾。[2]:37-39
1952年10月，美軍對志願軍在上甘嶺發動了大規模的「金化戰役」。應戰的志願軍15軍，彈藥、藥品消耗驚人。10月27日上午10時，志願軍後勤司令部收到了限28日拂曉前必須為15軍補充2萬枚手榴彈的緊急任務，趙南起負責組織、調度這一緊急運輸任務。當時朝鮮境內的手榴彈的儲備在秋季反擊戰中已經消耗無幾，從中國調運最少也需3天的時間，而他卻只有20個小時。當時丹東有8萬手榴彈正在待運，火車運輸沒有把握，也難以保證時間。鑑於當晚天氣較陰沉，趙南起提出換駕駛員不換車的方式分三段進行接力奔跑運輸，沿途優先讓行的方案。結果28日凌晨5時多15輛軍車將3萬枚手榴彈及時運到的15軍。趙南起20多個小時沒有離開電話機，一直全程注視運輸全過程。[2]:40
韓戰期間，趙南起先後擔任了計劃運輸科長、處長，經歷了無數的困難，1958年，隨志願軍最後一批回國。回國後，他作為志願軍的代表之一，受到了毛澤東和其他國家領導人的接見。[2]:40-42
趙南起回國後，一直在吉林省軍區延邊軍分區做政治工作，1959年起擔任過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政委和軍分區政委。1964年，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全國範圍展開。中共吉林省委組成社教工作團在琿春進行試點工作。趙南起主動要求擔任敬信公社社教工作隊黨委書記兼隊長。上級提出一手搞運動，一手搞生產，重點在前者的偏左方針[2]:42-44。
在敬信公社，趙南起發現擔任基層幹部的都是生活最貧困的人，對黨的事業無比忠誠，不存在「階級界限不清」、「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在一些大隊，由於人們都不願意當幹部，甚至出現「輪流坐莊」的現象。此外，群眾生活也令人寒心。延邊解放近20年，敬信公社社員的生活還達不到一人一床被子，社員們吃的不是大米，而是類似野草的稗子[2]:43-45。在其它公社，基層幹部被一個個第撤職或被審查，而在敬信公社，基層幹部卻被趙南起一個個地解放。兩個月後，趙南起宣佈對所有幹部的審查都已結束，95%以上的社隊幹部繼續留任，只更換了一些年老體弱的幹部。趙南起根據敬信公社的實際情況將運動和生產有機結合起來，力爭在短時間內改善群眾生活水平[2]:46。
趙南起的做法當時被一些人指責是「右傾」。社教隊的一位領導還專門找他談話，批評他右傾錯誤。但他還是頂住壓力，根據敬信地區的實際情況，實事求是。敬信地區由於地勢低洼，地下水水位高，被稱為種水稻的「禁區」。農民怕水稻被淹死，而不敢種水稻而是靠種稗子度日。趙南起經過調查研究後，組織有關人員制定了詳細的水利計劃，發動群眾建設了排澇、防洪、電灌初步配套設施，使敬信地區有了7,700多畝的水田，占公社耕地的20%，結束了敬信不能種水稻的歷史。趙南起的工作不僅得到了基層群眾和幹部的認可，也使上級領導意識到了農村社教運動存在的問題，要求糾正全盤否認基層幹部，偏重運動，忽視生產的傾向。[2]:46-47
1938年發生的張鼓峰事件，殃及了圖們江口防川地區的中國居民，村民都被迫外遷。1957年，因圖們江洪水泛濫，防川與中國內地的陸路交通完全斷絕，成為一塊無人居住的飛地。20世紀60年代初，根據趙南起的建議，延邊軍分區所屬邊防團進駐防川，18戶居民也隨之遷往該地，防川逐步發展成一個新的村落。通過此次防川移民，中國通過圖們江出海的通道得以保全。[7]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時，趙南起是延邊軍分區政委、延邊軍管會副主任兼生產辦公室主任，主管全州生產。當時毛遠新化名周進帶領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學生進入延邊造反。由於文化大革命由毛主席親自發起，並且毛遠新有特殊的身份，趙南起最初對文化大革命持擁護的態度。但過了一段時間，趙南起發現造反派砸爛一切，各級黨政機構癱瘓，開始認識到這不是革命，而是對共產黨和人民事業的破壞。當時，趙南起完全可以當局外人，憑藉朝鮮族幹部、軍隊幹部這兩塊牌子和主管生產的名義，只要不與毛遠新作對，就可以穩保自己的位置。但他認為這樣做不是共產黨員的作風，也是領導幹部不稱職的表現。[2]:48
時任延邊第一書記兼州長朱德海是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為開闢和鞏固東北根據地作出重要貢獻，並在延邊建設取得出色成績的老黨員、老革命家，曾多次受到周恩來總理的表揚。但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他卻被毛遠新一夥誣陷成「走資派」、「三反分子」、「賣國賊」、「地方民族主義分子」，把他置於死地[2]:48-49。面對造反分子通過毫無根據地寫假報告，欺騙組織和中央的行為，趙南起毅然予以制止和批評。他因此被毛遠新橫加了「保皇派總頭目」的罪行，並被撤銷了軍管會的職務。趙南起也很清楚單憑自己的力量是不能改變既成局面的，但他並不肯低頭。1967年11月，他被隔離審查。他的家被抄過幾十次，幾十本日記和個人相冊也被抄走。他的夫人身心受到摧殘，得了神經官能症，並被下放農村勞動。他的子女也遭到不公平待遇。造反派甚至用匕首刺傷了他年僅9歲的女兒。對趙南起的審查直到1972年4日才結束。之後，他被重新安排工作[2]:49-52。
延邊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災區之一，原本的民族政策遭到嚴重破壞，朝鮮族與漢族之間產形成了某些隔閡。文革結束後，群眾的對立情緒也很濃。1978年4月，當時已經被提拔為吉林省軍區副政委的趙南起被派到延邊以中共延邊自治州委員會第一書記、延邊軍分區第一政委的身份主管撥亂反正工作。他在工作中根據延邊的實際情況，採取了「一碗水端平」的政策，在着重反對大漢族主義的同時，也反對地方民族主義，有效結束了延邊群眾的派別鬥爭，消除了文革遺留的餘悸。延邊的做法後來被中央組織部在全國範圍推廣。[2]:53-57
1983年4月，趙南起由延邊州委書記調任吉林省委書記（當時設有第一書記）。當時吉林的農村改革，特別是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困難重重，落在其它省份的後面。吉林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的阻力主要來自下面的中層幹部，農民當時有個順口溜：「上邊放，下邊望，中間有個頂門槓。」為此，趙南起在上任後的4個月中，足跡踏遍全省幾乎所有縣市，與地縣幹部、基層幹部和農民座談，要求各級幹部解放思想，按照中央一號文件的精神切將聯產承包責任制落定實處。1983年夏，趙南起在九台縣一個推廣聯產承包責任製取得明顯成效的生產隊，主持召開了全省農村工作經驗交流現場會，使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從此在吉林省全面展開。農民高興地說：「過去我們對包產到戶是望眼欲穿，可是有勁使不上。現在好了，『上邊放，下邊望，中間領着我們干』。這次是真的要包產到戶了。」1983年，吉林省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普及程度從1982年的30%迅速提高到95.5%，是吉林農村改革步伐邁得最大的一年。[2]:60-62
農村改革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先富起來的「萬元戶」。當時有人指責他們是搞資本主義，一些群眾也對此有「紅眼病」，部分基層幹部對「萬元戶」也不敢支持甚至限制。1984年4月11-15日，趙南起召開了全省農村「兩戶」先進人物座談會，為「兩戶」正名。吉林省「兩戶」的「冒尖人物」幾乎都參加了會議。中共吉林省委領導接見了與會的全體代表，併合影留念，對「兩戶」提供精神支持[2]:62-65。之後，趙南起又主持起草了當時頗具突破性的《關於農村專業戶、重點戶發展若干問題的規定》，並於1984年8月7日由吉林省委、省政府專門下達執行，為「兩戶」發展提供政策上的保障和支持[2]:66。
趙南起在推行農村改革過程中還鼓勵農業技術的研發。他在各種場合經常強調「沒有科學技術的進步，農業現代化就是一句空話」。他要求徹底改變農業科研機制中的「大鍋飯」弊端，對有突出貢獻的科技人員予以重獎。當時四平地區農業科技研究所經過長期培育出一種玉米高產穩產新品種，使吉林的玉米產量增加了幾十億斤。趙南起對主要科研人員每人重獎了1萬元。在1980年代，1萬元相當於一個科研人員甚至領導幹部全年工資的數倍[2]:66-67。1983年，吉林糧食總產量較1982年增長了42%，創下糧食產量、商品糧供應量、人均糧食佔有量、農業投入產出比增幅全國四項第一[2]:69。
土地承包期的問題在1983年底變得尤為突出，成為農村改革能否繼續深入發展的關鍵。趙南起在全省經濟工作座談會上指出：「土地承包時間短，肯定不利於穩定民心，不利於農田基本建設，同時容易造成對土地的掠奪性使用… …土地承包的年限到底多長合適… …應當尊重農民的意願… …農民什麼時候要求變，就什麼時候變，不然就不變，把主動權交給群眾。」 [2]:701983年12月，中共召開全國農村工作會議，會議原本準備出台比如支農工業品漲價，飼料糧漲價，搞社隊企業八級累進稅，農村集資等新政策。當時趙南起在會上發言，明確表示反對這些措施。他說目前農民最擔心的就是搞「孫悟空政策」——多變，中央的兩個一號文件表明黨的農村政策是穩定的，我們應該給農民吃「定心丸」，而不是「傷心丸」。他同時主張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對農村土地承包的年限作出明確的規定，並具體提出承包15年的建議。與會代表對他的發言反映強烈，特別是來自各省市的代表都贊同他的觀點。大會專門就他的發言做了簡報。1984年初，中央再次發出1號文件，明確規定：「土地承包期一般在15年以上。生產周期長的和開發性的項目，如果樹、林木、荒山、荒地等承包期應當更長些。」[2]:70-72
在趙南起的領導下，吉林省1984年糧食產量續1983年創下歷史最高的275億斤後，首次突破300億斤，達到324億斤，使吉林提前16年完成了原定在2000年糧食產量突破300億斤大關的計劃目標。[2]:74
1985年4月，趙南起被調任總後勤部副部長兼副政治委員，1987年11月，趙南起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上當選中央軍委委員並出任總後勤部部長、總後勤部黨委書記，成為解放軍高級領導人之一。1988年9月，人民解放軍正式恢復軍銜制，趙南起被授予上將軍銜，是首批被授予上將軍銜的17名將軍中唯一一位少數民族上將[2]:2-3。趙南起出任總後勤部長時期正值中國全面改革開放時期。由於軍費預算的增長趕不上物價的上漲，軍費的實際數額出現負增長。總後勤部黨委就此進行了多次討論，趙南起表示：「錢少了要把事情辦好。」他提出「對師以上機關少『錦上添花』，對團一下部隊多搞『雪中送炭』」的方針，把對基層的保障放在突出位置上。出任總後勤部長後，趙南起每年都用三分之一的時間到基層做調查研究[2]:75。
1980年代中後期，營房破舊成為影響基層部隊建設的突出問題之一。許多部隊住在1950年代建的「干打壘」房屋，有些部隊甚至仍然住在日偽時期的營房。由於年久失修，這些營房破舊不堪，在嚴寒地區，一些部隊戰士冬天晚上要穿着棉衣、棉鞋睡覺。趙南起了解到這個情況後，總後勤部從1988年開始每年投入幾億元的經費用於營以下部隊營房的建設。在他任職期間，總後勤部對營以下部隊營房和設施的綜合治理的投入高達幾十個億，全軍一半以上的建制營住進了新營房。一些部隊的官兵搬入新營房時都高興地放起了鞭炮，流下熱淚。[2]:76-77
在解決部隊居住問題的同時，趙南起還很關注部隊的生活保障。一些邊疆、邊海地區的放哨所、雷達站、觀通站和導彈分隊等長期存在吃水難、看病難、吃菜難、洗澡難、取暖難等問題。部隊官兵常年吃不上新鮮蔬菜，只能吃「雞毛菜（脫水蔬菜）」、罐頭、凍肉，健康受到影響。總後勤除在經費和物資供應方面對邊遠和艱苦地區實施傾斜政策外，每年拿出幾億元專款用於改善新疆、西藏部隊和全軍2,000多個「小、散、偏、遠、苦」基層單位幹部戰士的生活補助標準，生活設施。與此同時，趙南起還着手讓邊遠地區的部隊在營區附近種植蔬菜、飼養家畜，與地方政府和科研機構合作建立副食品生產基地，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經過努力，到趙南起離任時，邊遠地區部隊吃水難、洗澡難、看病難、取暖難的問題基本得到解決。高寒地區部隊的蔬菜、肉和蛋的供應有了明顯的改善。其中，駐南疆地區部隊的蔬菜自給率達到了84%，肉食自給率達到76%，蛋、魚自給率達到62%。[2]:77-79
趙南起在任總後勤部部長期間，總後勤部有幾十個三線工廠。這些工廠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下面臨着各種問題，效益受到很大影響，人才流失嚴重。為幫助這些企業擺脫困境，他做了一年多的調查研究工作。1988年，他帶領工作組在承德實地考察總後勤部在那裏的幾個三線工廠，並準備以此為突破口，全面啟動將總後勤部系統三線工廠從內地向沿海發展地區轉移的戰略。承德的幾個三線工廠建在遠離市區的山溝里，信息不靈、產品和原材料運輸成本高。以前，工廠的一切都由國家和軍隊包下來，但在新的市場經濟環境下，無法與開放城市的工廠競爭。趙南起為他們提出了先在大城市開分廠，站穩腳跟後逐漸擴大分廠規模，最終使分廠變成總廠的解決方案。承德被服加工廠轉移到秦皇島後，產值利稅成倍增長，產品也很快打入國際市場。[2]:80-81
邯鄲鋼鐵廠是總後勤部最大的直屬企業之一。為提高企業的競爭力，趙南起親自領導了邯鄲鋼鐵廠的技術改造。總後勤部給予該廠6年不用上繳利潤（1億元）的「放水養魚」政策，用於技術改造投資。經過三年多的時間，邯鋼鋼產量由1987年的10萬噸提高到30萬噸，鐵產量由15萬噸提高到36萬噸，成為全軍創利大戶。產品質量和企業技術水平發生了根本變化。但趙南起對此並沒有滿足，說：「從長遠考慮，這個廠的危機仍然沒有消除，必須進行第二次創業。」在國家計委的幫助下，工廠引進了世界上只有很少幾個國家可以生產的高技術、高附加值的球墨離心鑄鐵管生產線。1993年5月，該生產線建成投產後，邯鋼在這一領域成為國內的老大，並將產品出口到19個國家和地區。「八五計劃」以來，邯鋼國有資產年均遞增29.7%，利稅總額年均遞增47%，五年創利等12項重要指標居全國57家地方鋼鐵骨幹企業之首。[2]:81-82
1992年10月，趙南起離任總後勤部部長，到軍事科學院擔任院長。他在任職期間組織人員對抗美援朝戰爭的歷史及其對未來的影響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並積極支持大型軍事文獻教育片《較量》的攝製。他還為反映彭德懷司令在韓戰經歷的《北緯38度線》一書作序，並支持將該書改編拍攝成電影。1995年7月，趙南起正式退役。在軍事科學院全院幹部大會上，所有的幹部以長時間的鼓掌向將軍致敬。[2]:87-88
1998年3月，趙南起在全國政協九屆一次會議上被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成為副國級領導人。在出任政協副主席時期期間，他對防治荒漠化、保護森林資源、保護生態環境作出了不懈的努力。1999年春，趙南起開始潛心學習、研究荒漠化的相關資料，在與專家舉行座談後，親自赴內蒙古、寧夏、甘肅、青海的荒漠化地區調研。經過這次行程5,000公里的艱苦考察，他向國務院保送了《關於我國防治荒漠化面臨的嚴峻形勢及對策建議》的調查報告。報告第一次提出濫墾、濫牧、濫采、濫伐、濫用水資源是荒漠化的直接原因。他提出防治荒漠化的關鍵是要針對「五濫」進行治理。[2]:89-90
同年9月，趙南起又在新疆阿爾泰山區和塔里木河進行了5,000公里的實地考察。之後，向中央提交了《關於新疆森林資源保護與生態環境建設情況的調查報告》及《五點建議》。他建議將防止荒漠化列為國土整治重點工程，儘早制定《防沙制沙法》，以及將新疆天然林保護納入國家天然林保護工程，向塔里木河調水以保護胡楊林等重要建議，得到黨中央和國務院的高度重視。[2]:90-91
中國荒漠化問題專家慈龍駿教授稱趙南起對荒漠化問題研究的很深，是行家裏手。在此一年後，沙塵暴肆虐華北，殃及華南，甚至漂洋過海之時，「荒漠化」這個詞才頻頻出現在媒體中。這表明趙南起對荒漠化問題投入了很大的心血[2]:91。1999年7月27日，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全國綠化委員會、國際林業局、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中國綠化基金會、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在趙南起的提議下聯合成立了「關注森林」活動組委會，他親自出任組委會主任[2]:94。
2000年，趙南起率調研組在廣西跋涉4,000餘公里，先後在桂林、柳州、百色、北海、南寧等地考察調研。之後，他向中央提出了生態移民和發展農村沼氣的兩項重要建議。國務院有關部門將生態移民和農村沼氣建設列為生態建設的兩項關鍵措施，並大幅增加投資力度。[2]:91
2000年4月，時年73歲的趙南起以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身份率團訪問韓國，期間造訪了他的家鄉忠清北道清源郡，這也是趙南起在12歲離開家鄉後首次回鄉造訪。[8]
2001年秋，趙南起先後在湖南懷化，吉林通化、白山，內蒙古伊克昭盟等地開展關注森林宣傳調研活動。他提出農民增收不僅要靠農業，還有着眼於林業。將農村剩餘勞動力、宜林荒山荒沙荒地、高價值樹種三大資源充分利用起來，能成為中國農村的又一次革命。趙南起還考察了素有「死亡之海」之稱的庫布齊沙漠和東達蒙古王集團的治沙基地，對企業參與治沙給予了肯定。[2]:95
2002年7月，趙南起在從河北塞罕壩的紅山軍馬場考察綠化回京後，與國家林業局、全軍綠化委員會、北京軍區的有關負責人，對為如何讓部隊參與國土綠化創造更好的條件進行了專題研究。之後，他提交了《關於新形勢下部隊進一步參與國土綠化的建議》，並被相關部門很快落實。[2]:94
通過調研、考察、呼籲和各種形式的宣傳，趙南起與各級領導和部門對荒漠化問題達成了共識。荒漠化治理被提到國家經濟工作的重要議事日程。2003年1月14日，在關注森林總結表彰大會上，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對趙南起說：「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一件永遠都沒有錯的事。」 [2]:96
2003年3月，75歲的趙南起在全國政協十屆一次會議後卸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以副國級領導人級別退休。
趙南起曾推動電影《北緯三十八度線》的拍攝，但因中國政府為避免刺激美國封禁電影，自2001年911事件後，韓戰題材作品在中國大陸成為禁忌。2013年，趙南起上書建議拍攝《彭德懷》。此後作為涉及韓戰的電視劇《彭德懷元帥》，因得到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批准，得以播出。趙南起擔任此片的總顧問。最終在2016年，電視劇《三八線》打破了這種政治禁忌[9]。
2018年6月17日23時12分，趙南起在北京逝世，享年91歲。官方評價他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傑出的民族工作領導人，我軍現代後勤建設的領導者」。6月25日，趙南起遺體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強、栗戰書、汪洋、王滬寧、趙樂際、韓正和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等前往送別[10]。同日，新華社發佈趙南起同志生平。《生平》高度評價了趙南起的一生，稱他「始終保持我黨我軍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贏得了全軍官兵和人民群眾的尊敬和愛戴」[11]。
廉政作風
趙南起認為廉潔、公正、一心為公、不謀私利是共產黨員的基本標準，對於領導幹部至關重要。趙南起工作調動頻繁，但每次調動工作，他都不允許搞歡迎活動和歡送宴會。1983年4月，他從延邊州委書記調任吉林省委書記時，延邊各地組織、群眾都要他過來與大家見見面告個別。他對此很不安，他說：「從感情上講，要離開延邊了，確實有些戀戀不捨，應該與這裏的幹部群眾打個招呼。可是，如果要到各單位告別，就免不了要吃飯、喝酒，而且去了這個單位，不去那個單位，又會擺不平。走一個單位吃一頓飯，一路吃喝下來，就會在群眾中造成惡劣影響。」最終，他決定不到任何單位告別，直到要離開延邊的前一天才告訴司機，檢查下車輛，加滿油，把車徑直開往長春。1985年，趙南起從吉林省委書記調任總後勤部副部長時，他也是不到任何單位吃一頓飯，獨自低調乘坐火車去了北京。1992年，他離開總後勤部到中國軍事科學院時，也是如此。[2]:85-86
作為領導幹部，趙南起難免會遇到別人送禮求他辦事。他對此的原則是辦不辦事主要看事情本身合不合理。確實應該辦的事情，無論是什麼人都要盡力去辦。如果是違背原則的事，則堅決不辦。除了親屬、親友送的禮物，他對於送上門的禮品都一律退還。如果無法退還，是錢，他就以送禮者的名字暫存在銀行，有機會就連本帶息一併返還；是物，則送到總後勤部直屬分隊給戰士改善生活。對於保存期很短的食品，他就按價格折合成現金返還本人或上交組織。1992年，他離開總後勤部時，他還專門清理了下欠賬，將1,000元現金，1,000多斤糧票、一架照相機作為特殊黨費上交組織。[2]:87
參考文獻
參見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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