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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階級自由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政治詞語，指反對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主張實行類似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制度的思想或行為。中共的「四項基本原則」中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和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在理論和執行上必須反對「自由化」，由此衍生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概念和運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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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在中國共產黨的官方說法，「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概念最早是鄧小平提出的：1980年12月25日，他在《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的講話中指出，「要批判和反對崇拜資本主義、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2][3]
該提法首次出現於國家主席劉少奇1959年《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勝利》一文，當時中蘇論戰已經起來，蘇聯指責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中國發起的「雙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認為這是實行資產階級「自由化」政策，劉少奇主席於是在文中回應：「有人說，我們採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就是採取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政策，即所謂『自由化』的政策。……我們採取這個方針，絕不是實行資產階級的『自由化』政策，而是實行無產階級的極端堅定的階級政策。」以辯護中國共產黨發動「雙百」運動的目的和性質，否認實行資產階級自由化。
由於「文化大革命」時期，這個提法也常被用來批鬥被錯劃成右派的人，因此「文革」被徹底否定後，中共內部有不少人反對繼續使用這一名詞，擔心被用來進行文革式的極左攻擊。1985年，為了解決市場經濟改革和共產主義路線綱領的矛盾，1985年9月2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議定十二屆六中全會的一項議程是「討論通過精神文明建設決定」，即編寫《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1986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負責主持這個文件的起草，該文件的修訂自始至終有2個問題的爭議集中，其中一個涉及是否保留「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說法，為此，胡耀邦和文件起草組的參與人認真調查了該名詞的黨史文獻來源，以求明確該詞的含義，並就是否保留該詞徵求鄧小平（中共元老代表）的意見。胡耀邦最終堅持該詞予以保留，並結合鄧小平對該詞的多次論述，在9月19日主持編寫的《精神文明建設決議(徵求意見稿)的討論和修改情況(草稿)》（後改名為《簡要說明》）中做了特別說明：[4]
| “ | (四)有些同志主張不再用「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提法，因為這個提法把自由都歸到資產階級名下去了。看來這個提法，確有可以推敲的地方，但是這次修改仍然加以保留。理由如下：
這個提法的涵義已經有了明確的界說。決議稿指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主張資本主義制度，是根本違背人民利益和歷史潮流，現實生活中確實仍然存在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主張資本主義制度的錯誤思想。這次文件保留這個提法，有利於安定團結局面的鞏固。 我們全黨在正確處理意識形態領域各種矛盾方面，已經總結了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保留這個提法，不會導致過火鬥爭，帶來危險。 附帶說明，「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提法，在少奇同志一九五九年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勝利》一文中使用過，當時是為了答覆國內外對雙百方針的歪曲，指出雙百方針「決不是實行資產階級的『自由化』政策」。「文革」中，這個提法被用來打擊堅持正確路線的同志。撥亂反正以後，中央針對「文革」遺毒、製造動亂和否定社會主義的錯誤言行，使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提法，同「文革」時的情況已經根本不同。 |
” |
對此，鄧小平答覆：[5]
| “ |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粉碎「四人幫」以後，全國人大在一九八○年通過一個議案，取消憲法中的關於「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一條。為什麼做這件事？因為有一股自由化思潮。搞自由化，就會破壞我們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沒有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設。
自由化本身就是資產階級的，沒有什麼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對我們現行政策、現行制度的對抗，或者叫反對，或者叫修改。實際情況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所以我們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提法。管什麼這裏用過、那裏用過，無關重要，現實政治要求我們在決議中寫這個。我主張用。 |
” |
在後來的中共黨史文獻研究中，目前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概念，被確定為由鄧小平首次提出。1980年12月25日，他在《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的講話中指出，「要批判和反對崇拜資本主義、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正式提出了資產階級自由化概念。[2]
該詞被鄧小平多次使用，在《鄧小平文選》第3卷中有52篇涉及，佔43.7%，幾乎佔到一半。其它如1985年5月20日鄧小平會見台灣大學教授陳鼓應時的談話。
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對應的「顛覆國家政權罪」（第105、113、56條）對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行規定了最高可至無期徒刑的刑事處罰。
鄧小平於1980年12月25日，在《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中論述：[6]
同時，要批判和反對崇拜資本主義、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批判和反對資產階級損人利己、唯利是圖、「一切向錢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對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
胡喬木1981年8月8日，在《當前思想戰線的若干問題》中提到[7]：
這裏我想簡略地說一說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含義問題。為什麼我們把目前社會上存在的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社會思潮叫做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大家知道，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那裏的首要的自由，就是資本家進行僱傭剝削的自由，維護資產階級私有制的自由。這是資產階級自由的最本質的東西，資產階級的其他各種自由包括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競選自由，兩黨或多黨輪流執政的自由等等，歸根到底都是由這種自由派生出來，並為它服務的。而當前我們社會上出現的這種思潮，它的特徵正是極力宣揚、鼓吹和追求資產階級的自由，想把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兩黨制、競選制，資產階級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和一定範圍內的無政府主義，資產階級的金錢崇拜、唯利是圖的思想和行為，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低級趣味，資產階級的道德標準和藝術標準，對於資本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世界的崇拜，等等，「引進」到或滲入到我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活中來，而從原則上否認、反對和破壞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否認、反對和破壞中國共產黨對於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這種思潮的社會實質，就是自覺不自覺地要求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領域內擺脫社會主義的軌道和實行資產階級的所謂自由制度。所以，我們把它稱之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
此論述認為，資本主義制度下最首要的自由是「僱傭剝削的自由」與「私有制的自由」，而其他種種自由皆由此衍生而來。此談話亦認定《苦戀》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典型。
鄧小平於在共產黨中央委員全體會議上發言，收錄於《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中[8]：
「雙百」方針的目的是促進社會主義文化的繁榮。毛澤東同志說過：「真理是在同謬誤作鬥爭中間發展起來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有些人把「雙百」方針理解為鳴放絕對自由，甚至只讓錯誤的東西放，不讓馬克思主義爭。這還叫什麼百家爭鳴？這就把「雙百」方針這個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的方針，歪曲為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方針了。毛澤東同志的《反對自由主義》，是一篇馬克思主義的好文章。建議各級領導同志，特別是思想戰線的同志認真學習一下，並且按照文章的精神辦事。
而毛澤東在所作的《反對自由主義》之中，列出了十一種「自由主義」作風，認為「自由主義」是一種「機會主義」，是消極的，不積極維護「革命利益」、不敢於鬥爭、將個人利益置於第一位。
鄧小平於1985年5月20日與陳鼓應得談話時說到[9]：
中國在粉碎「四人幫」以後出現一種思潮，叫資產階級自由化，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會主義。這不行。中國要搞現代化，絕不能搞自由化，絕不能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對搞資產階級自由化並且觸犯了刑律的人，不嚴肅處理是不行的。因為他們搞的這一套無非是大鳴、大放、大字報，出非法刊物，實際上是一種動亂，是「文化大革命」遺留下來的做法。不能讓這股風颳起來。全國人大一九八○年專門做了決議，廢除憲法中肯定「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條款，這個條款是「文化大革命」中寫進憲法的。那些崇拜西方「民主」的人總想搞這個「四大」。中國經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訓，再不能那樣幹了。中國要堅持社會主義制度，要發展社會主義經濟，要實現四個現代化，沒有理想是不行的，沒有紀律也是不行的。
此論述將資產階級自由化認定為「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即是與「文化大革命」相近的動亂。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意義，在於建立安定的政治環境，避免動亂，專注建設。
鄧小平1992年2月的南巡講話中，提到了資產階級自由化：[10]
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十二屆六中全會我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要搞二十年，現在看起來還不只二十年。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後果極其嚴重。
並還提到
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把希望寄托在我們以後的幾代人身上⋯⋯對這個問題要清醒，要注意培養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標準，選拔德才兼備的人進班子⋯⋯「文革」結束，我出來後，就注意這個問題。我們發現靠我們這老一代解決不了長治久安的問題，於是我們推薦別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但是沒有解決問題，兩個人都失敗了，而且不是在經濟上出現問題，都是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栽跟頭。這就不能讓了⋯⋯
此論述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相提並論，並提到胡耀邦與趙紫陽皆是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栽跟頭」，觸及了防範和平演變不力這一「不能讓」的根本問題。
《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規定[11]：
第四十五條 通過網絡、廣播、電視、報刊、傳單、書籍等，或者利用講座、論壇、報告會、座談會等方式，公開發表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反對四項基本原則，反對黨的改革開放決策的文章、演說、宣言、聲明等的，給予開除黨籍處分。
此論述將資產階級自由化視作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一種具體形式。
1986年12月初起，安徽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學生因基層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選舉不民主而舉行示威抗議活動，示威後來擴散到上海、北京、天津等地高校，即八六學潮，被有關當局鎮壓下來。當時中共認為這些學生的活動不是自發，而是有人在幕後指使。這些幕後人包括了後來於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被逼去美國的方勵之夫婦。事後，有關當局發表宣言，指責這一種「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潮。文章指：「『資產階級自由化』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會主義。」並指有關活動「無非是大鳴、大放、大字報，出非法刊物，實際上是一種動亂，是『文化大革命』遺留下來的做法。不能讓這股風颳起來。」
這件事結果使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1987年1月辭職下台，同時開除幾位黨內主張民主化之人士如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等，並使中共黨內保守派得勢，以及李鵬得以接任國務院總理。這次事件亦被視作為後來1989年六四事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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