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福生（1886年？—1935年10月4日）[1]英文名Francis Zia，廣東南海人，長於煙臺[2]，中華民國記者、翻譯家。
生平
1911年，嚴獨鶴從江西上饒廣信中學堂辭職回到上海後，先任中華書局編輯，後又由沈知方初創的世界書局邀請嚴獨鶴、平海瀾、謝福生等人同編英文刊物。[3]在世界書局，謝福生曾編《世界英華周報》。[4]
民國八年（1919年）10月2日《張元濟日記》載，「鄺先生來言，謝福生系粵人，年三十三歲，長於煙臺，在教會學堂畢業。通英、法文。曾充威海衛港赫德翻譯。現在青年會教授英文。擬令在外幫撰《英文雜誌》用稿。余允之。又交來英文自薦信一封，即送仙華閱看。編譯約惺存、伯訓、拔可商議伯俞提出包辦意見。」[2]本來商務印書館是約謝福生擔任英文期刊的特約撰述，後來改為毎日到館辦事半日，到1919年10月30日，張元濟就打算給謝福生月薪二百元，先由王仙華和謝福生商洽，大概謝福生也很滿意。以1919年上海的生活水平看，二百元已是上中等待遇，等於知名的銀行副經理的薪水。[5]1919年，商務印書館為謝福生定月薪200圓。[6]
1920年7月21日，謝福生致信張元濟介紹「一個葡國女子，任速寫及打字之役」。7月27日《張元濟日記》載，「謝為要求試用半年，兩月前通知。約鄺商，鄺亦謂可行，但不必兩月前通知，仍以一月為期，能早即早。已告拔翁。」日記中的「謝」指謝福生。[7]
謝福生在英文教學方面頗有名氣，主張「多讀英文，少看文法」。謝福生曾任上海總商會英文秘書，只要有英美人士來上海演說，都由謝福生同歩口譯。[8]1921年11月21日，《申報》館佈置一新，館內懸掛中國、英國國徽以及萬國旗，陳列了多種菊花，以歡迎英國《每日郵報》創辦人、《泰晤士報》主人北岩勳爵來訪，貴賓王儒堂、聶雲台、沈信卿、錢新之以及《密勒氏評論報》主筆鮑威爾等人也應邀前來歡迎歡迎北岩勳爵，當時恰逢史量才因為公事而離開上海，由陳冷、張竹平攜汪英賓、李嵩生及翻譯謝福生等人予以招待。[9]
民國11年（1922年）7月9日，上海新聞記者聯歡會舉行第二屆會員大會，出席者32人，大會修改了章程，並且選出謝福生、潘公展、嚴獨鶴、周孝庵、張靜廬、戈公振、嚴諤聲等7人為領導機構成員。[10]
民國15年（1926年），謝福生創辦了英文《公論西報》（又作《公論報》）。[11]同年，孫傳芳在江西敗給國民革命軍，該報在孫傳芳的照片下題有英文「The setting sun」（沒落的太陽），再加上謝福生平時不肯忍氣吞聲，從而招致孫傳芳忌恨，密令淞滬警備司令李寶璋將謝福生拘押至軍署，擬處以死刑。幸虧上海日報公會主席史量才等人向孫傳芳力保，才使謝福生免遭槍決，但仍遭拘禁。1927年，國民革命軍北伐佔領上海後，謝福生方才獲釋。[12][13]
1927年3月22日，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第二次上海市民代表會議在南市新舞台召開，成立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政府，選舉產生19名臨時市政府委員，其中中國共產黨黨員羅亦農、汪壽華、林鈞、何洛、丁曉先、侯紹裘、李震瀛、王景雲、顧順章等9人為委員，其他10名委員為白崇禧、鈕永建、楊杏佛、王曉籟、虞洽卿、陳光甫、陸文韶、王漢良、鄭毓秀、謝福生。[14][15]
1927年3月26日，在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政府委員會上，批准了兩名委員鈕永建、陳光甫的辭職。第四次上海市民代表大會補選兩人孫科、薛岳（實際二人都未到任）。3月29日以後，在蔣介石的壓力下，又有幾位委員提出辭職或請假。4月1日，在執行委員會上，只批准兩名委員謝福生、鄭毓秀辭職，對於另外兩位委員王曉籟、楊杏佛則繼續爭取挽留。[16]
著作
- F. M. Jefferson 謝福生，A Collection of Chinese Family Maxims 名賢集，1915
參考文獻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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