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蓮花》（法語：Le Lotus bleu），是經典連環漫畫專輯《丁丁歷險記》系列中的第五本，作者和畫者為艾爾吉，於1934年8月9日起在比利時的《小二十世紀日報》（法語：Le Petit Vingtième）中連載，每週四刊出，至1935年10月17日共刊出42期，該書完成於1936年，之後出版畫冊。故事的主要發生地為中國，「藍蓮花」係當時中國上海一間鴉片館的名稱。這本書實際上是本系列中上一本《法老的雪茄》之續集。這本書被認為是《丁丁歷險記》開始成熟的標誌。在本書中，艾爾吉突破了以往的固有模式以及鬆散的故事結構，轉而追求地理和文化上的準確描繪。《丁丁歷險記》自此以後開始聲名大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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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畫冊中提及日本侵華的事件，當時日本駐比利時使館曾向比利時政府和報社抗議，但未受理會。畫冊中的中國插圖，部分由留比雕塑家張充仁協助繪製。[1]
「丁丁」的名字原文是Tintin，在法語中的發音類似「丹丹」。「丁丁」為他的正式中文翻譯名字之根據，乃是出自《藍蓮花》內所出現的一張通緝公報上之文字，公報上以中文寫着「懸賞捉拿兇手丁丁」以及「歡迎丁丁」「丁丁萬歲」海報遊行的描述[2]。
故事概要
在《法老的雪茄》，丁丁在中東地區和印度發現了一個國際性販毒集團。丁丁勇敢地破獲了販毒集團，抓獲了這個卡特爾的大多數成員，但是販毒集團的首領卻消失在山谷之中。看來丁丁可以和拉哈普達拉邦（Gaipajama）邦主共度假期了。一天，突然有一位中國人前來拜訪丁丁，不料卻被浸過致瘋毒藥拉賈亞（Rajaijah）的飛鏢射中，只來得及在變瘋前拜託丁丁去上海，並說出了一個人名——三平渡。於是丁丁動身來到了中國上海——一個之前他完全不了解的地方，而販毒集團佈置的刺客早已恭候多時。
幸運的是，兩次針對丁丁的刺殺陰謀均被一位中國青年挫敗。這位青年和丁丁相約在一僻靜場所會面，然而丁丁在會面地點卻發現這位青年已經被致瘋毒藥弄瘋了。
丁丁也保護了一位中國黃包車夫不受吉本（Gibbons）——一個西方商人和種族主義惡霸，也是上海公共租界腐敗的警察總長道森（Dawson）的朋友——的欺負。被激怒的吉本和道森決定給丁丁點顏色看看。
丁丁去會見日本商人三平渡，後者勸丁丁離開上海回到印度以保護拉哈普達拉邦邦主。丁丁決定離開上海，卻在返回印度的客輪上被打昏，醒來時發現自己和米路躺在上海的王仁傑家。王仁傑是名叫「龍之子」的反鴉片兄弟會的領導人，其子迪迪(是否乳名不得而知)正是前不久救過丁丁兩次、現已發瘋的青年。青年時常拿着刀要砍別人的腦袋，只有在其威嚴的父親王仁傑面前方有所收斂。
王仁傑向丁丁介紹說，三平渡其實是一個日本間諜兼毒品走私販。丁丁跟蹤三平渡並目睹他炸毀鐵路（該情節模擬了九·一八事變）。日本企圖以此嫁禍中國並作為侵略中國的藉口。三平渡抓住了丁丁，並讓手下給丁丁注射拉贾賈。幸虧其手下乃「龍之子」成員，襄助丁丁逃出了魔爪。
丁丁帶着拉贾賈的樣品逃回已被日軍佔領的上海，試圖尋找精神病專家方世英教授為迪迪治療。不料方教授已經被販毒集團綁架，很可能是為防止他研究出針對拉贾賈的解藥來。綁匪留下紙條，要求到位於虹口城的古廟裏交付贖金。丁丁在被上海日軍短暫囚禁後逃出(囚禁時差點面對被砍頭的厄運)乘火車趕往虹口。半途因鐵軌被洪水沖斷，所有乘客被迫下車。丁丁在步行途中在揚子江中救了一位落水的中國青年張充仁，他們成了朋友。後來熱心善良的張充仁幫丁丁從應道森之命抓捕丁丁的杜邦兄弟的手中逃脫，三平渡通過道森進行的抓捕計劃沒有得逞。張充仁和丁丁終於來到了綁匪指定的交贖金地點，並確認就是三平渡指使人綁架了方教授。
丁丁趕回上海後發現王仁傑夫婦已經被三平渡抓走了。為了打探消息，丁丁潛入藍蓮花鴉片館，藏身桶中，卻不幸被三平渡抓獲，和王仁傑夫婦關在一處。鴉片走私集團的頭目拉普洛斯（Rastapopoulos）終於出現在丁丁和王仁傑夫婦面前。他放出了揮舞着大刀的迪迪，企圖借刀殺人。正在千鈞一髮之際，「龍之子」的成員和張充仁突然現身，擒獲了三平渡與拉普洛斯，販毒集團終於被一網打盡。三平渡切腹自殺。他捲入販毒集團以及日本間諜活動的政治影響導致了日本退出國際聯盟。
最後，王仁傑收張充仁為養子，迪迪也被治癒好了(動畫版的他還為之前發瘋一事作了打油詩自嘲)，丁丁也功成身退返回歐洲。這次是丁丁第一次在離別時哭泣...
發展
以他筆名艾爾吉（Hergé）更廣為人知的比利時漫畫家喬治·勒米（Georges Remi），受聘於《二十世紀報》，擔任報紙的編輯和插畫家[3][4]。《小二十世紀報》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發行，是《二十世紀報》（Le Vingtième Siècle）針對少年兒童而出版的報紙副刊，它由修道院長諾伯特·沃雷（Norbert Wallez）創辦。該報也是一類對羅馬天主教忠誠、帶有社會保守主義性質的報刊。1929年艾爾吉開始在報上發表他的漫畫，講述了一個關於他虛構的、來自比利時年輕記者丁丁英勇事跡的故事。沃雷吩咐艾爾吉將丁丁第一個行程安排為前往蘇聯，通過這一故事來在少年兒童中傳播反社會主義思想（《丁丁在蘇聯》）[5][6]。接着要讓丁丁去非洲的比屬剛果探險，以此來助長民眾的殖民情緒（《丁丁在剛果》）[7][8]。而第三次則讓丁丁前往美國來揭發該國資本主義的罪惡（《丁丁在美洲》）[9]。
艾爾吉就像不了解蘇聯或者剛果一樣，對中國也知之甚少[10]，在那時大多數比利時人對中國持負面的刻板印象，並有「一個遙遠大陸的國家，野蠻、人口過密、神秘莫測」的看法，他也長期對這種觀點信以為真[11]。在艾爾吉之前的兩部作品中出現過中國人角色，都是根據歐洲傳統的老生常談的例子來描繪的。在《丁丁在蘇聯》中，有兩位由布爾什維克黨派來拷打丁丁的蓄辮的中國人；在《丁丁在美洲》初版中有兩位中國歹徒預謀吃掉丁丁的小狗米路[10][12]。艾爾吉在一次記者訪談中也談論到此：「在創作《藍蓮花》時，我發現了一個新的世界。對我而言，在過去我認為中國是一個由有細長眼、迷迷糊糊而又十分殘忍的種族聚居的國家，他們會吃燕窩、留髮辮而且還會把小孩扔進河裏……我受到了有關義和團運動的圖片和故事的影響，因為這起事件，使人們關注的總是黃種人的殘暴，這也對我產生了深深的影響[13]。」
艾爾吉編寫《藍蓮花》的起因主要有二：一是《法老的雪茄》故事尚未完全結束；更重要的是艾爾吉在布魯塞爾皇家美術學院認識了一位中國學生—張充仁。在得知艾爾吉將讓丁丁在中國展開遠東之行時，自稱是魯汶天主教大學一位中國學生的指導神父的萊昂·戈塞特通過寫信聯繫上了艾爾吉。他在信中稱要讓艾爾吉對於這個國家的描繪要謹慎行事，需要多多了解。神父的學生讀過小二十世紀報後認為如果艾爾吉固執己見，按老的那一套，帶着偏見與刻板印象去描繪中國。會產生適得其反的結果。艾爾吉善解人意，神父也接着讓艾爾吉與他兩個學生中的一位以及這位學生的妻子相接觸和聯繫，並給了艾爾吉一位學生即張充仁的住址[14][15][16]。自此艾爾吉認識了張充仁，這個在創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個人。張為艾爾吉介紹了一個他過去完全不認識的中國。張教授給艾爾吉有關中國的美術風格，以及漢字。並送給了他一隻毛筆，向他介紹中國畫中的單線白描技巧和中國書法，又同時闡明道教的教義。張有關藝術和哲學的雙重教導對艾爾吉將會有深遠的影響[17][18]。張在後來也說到他與艾爾吉關係變得密切如「兩兄弟般」[19]。 艾爾吉也與一位名叫愛德華·紐特（Édouard Neut）的神父有過接觸，紐特客旅在一家位於比利時布呂赫的隱修院。紐特對中國有一分特殊的興趣。他對艾爾吉的最近一部冒險作品感到刺激，並評論道這可能對「一個關於跨種族的理解和在東方人（Orientals）和白人之間建立真正友情的工作。」作出貢獻[20][21][22]。紐特曾送給艾爾吉兩本書，一本來自另一個神父的《論與滿族衝突的起源》，另一本為關於中國家庭生活的第一手資料《我的母親》[20][21][22]。在1932年他寄給艾爾吉一篇討論關於中日文化相比較的文章[20][21][22]。在這期間原北洋政府外交部長陸徵祥移民至比利時，愛德華·紐特則為他擔任助理。陸撰寫了一本講述日軍侵佔東三省的書[20]。在這一時期西方國家的輿論普遍都贊同日本的軍事行動，表示日本此舉是為了抵禦來自蘇聯的威脅[23]。
19世紀40年代，在上海外港吳淞曾有空開販賣鴉片的現象。1843年11月上海開埠，英國在華最大商行怡和洋行在上海開設分公司，其中有一專管鴉片購買與批發的買辦部門。至1860年上海鴉片貿易佔到全國鴉片貿易的60%，在20世紀初期的上海已有一千五百餘家鴉片館。在上海公共租界開設的鴉片館的外國商人里，有來自印度加爾各答的鴉片商人，因印度鴉片質量好過中國產使其價格在上海飛漲。雖然國內清政府、上海工部局以及國際上的英國、美國皆為禁煙做出了巨大努力，但因鴉片的巨額利益，並且上海鴉片貿易因受各路軍閥、青幫、大鴉片商人保護壟斷轉，上海鴉片貿易屢禁不絕，並成為了國民政府在上海維持統治的支柱[2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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